中國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會場

 2007年4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一項任命案，其中55歲的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同濟大學校長萬鋼出任科技部部長。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媒體及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埃菲社報道說:“這是毛澤東時代以後首次任命一位非中共人士擔任政府部長。”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發表題為《中國打破新部長的鑄模》的文章，認為“任命萬鋼為中國新的科技部部長，對中國具有開創性意義”。無論是“首次”還是“打破”、“開創”，這些評語都離不開一個前提，即它們所涵蓋的，是自1972年以來的一段時間裏程。在新中國58年的歷程中，黨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長，萬鋼既不是首例，也不是個例。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建國初期政治局面的一種再現或恢復。

    開國大典的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懷仁堂閉幕。閉幕前，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六位副主席中，黨外人士佔了半數。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第三次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對政務院組成人員的任命，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長中，有10位是黨外人士。他們是：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郵電部部長朱學范、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部長梁希、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司法部部長史良。    

    新政府傳遞出的信息

    建國前夕，毛澤東曾在各種場合一再提到，要安排黨外人士在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中擔任職務。

    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在從西柏坡進駐北平途中，毛澤東又對周恩來說: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裏安排職務。

    新中國成立後，在政務院組成人員中，黨外人士確如毛澤東所說，佔了相當的比例。四位副總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中，有兩人是黨外人士；21名政務委員中，有11人是黨外人士；政務院下屬34個機構的109名正副職位中，黨外人士佔49個，這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長。1949年10月21日，周恩來總理召開第一次擴大的政務會議，宣告政務院成立，政務院總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下屬34個機構的領導人正式就職。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題為《關于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幹部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說明:“政府正在草創中，政權機關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務院及其所屬機構工作人員由三部分組成:一是長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國民政府的舊職員；三是在舊社會裏被埋沒的知識分子和新教育出來的學生。”從上面的數字和說明中，都不難看出，新中國第一屆政府，是名副其實的民主的人民的政府。

    眾多黨外人士任職新中國的政府機構，當時在黨內黨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對于來自黨內的一些不同看法，各級負責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時任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回憶說:

    記得在開國大典之後不久，我曾根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針對著一些同志認為對民主人士、起義將領安排高位是否右傾的想法，幾次在華北局幹部會上指出:毛主席常說，我們不能再長徵了，我們要千秋萬代長坐北京，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們(如傅作義、程潛)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還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

    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裏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前幾天不是就從香港飛來12架飛機嗎？這是對革命有利的。

    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

    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要反對“麻煩說”、“搗亂說”、“吃飯說”，要反對關門主義。

    正如薄一波所估計的那樣，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得到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好評。曾出席一屆政協會議的孫曉村後來也回憶說:“我回到上海，朋友們都講共產黨的確偉大，打下了天下，但不統統用自己人。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黨外人士都是在社會上經過幾十年考驗的中華民族的精英。”“當時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部長以上職務佔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強。他們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這些事情，我深感這樣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用人唯賢的楷模。”

  他們是怎樣走馬上任的

    擔任政府部長的10位黨外人士，來自不同的方面，也有著不同的閱歷:傅作義是國民黨起義將領，黃炎培、史良、馬敘倫、朱學范等是著名民主人士和社會活動家，梁希是學者型的專家……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他們或在各個歷史階段對黨的事業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幫助，或對新中國的誕生做出過這樣或那樣的貢獻。那麼，他們是怎樣走馬上任的，當中的一些細節，應該能引起關注這段歷史的讀者的興趣。

    茅盾(沈雁冰)作為著名作家，原本無意擔當政府職務。他是在毛澤東的親自勸說下就職的。他的子女在《父親茅盾的晚年》一書中，有比較細致的回顧:

    還在建國之初，周總理動員他出任文化部長時，他就婉言推辭，說他不會做官，打算繼續他的創作生涯。媽媽更有她的如意算盤:她想在西湖邊買一棟房子，定居杭州，讓爸爸從從容容地寫作。她說，自從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們一直在國民黨的通緝和盯梢之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現在可以安安定定地住下來，讓爸爸把沒有寫完的幾部長篇小說完成。後來毛主席親自出面找爸爸談話，說文化部長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爸爸問:“為何不請郭老擔任？”毛主席說:“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經擔任了兩個職務，一個是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一個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長，別人更有意見了。”又說:“聽說你不願意做官，這好解決，你可以挂個名，我們給你配個得力的助手，實際工作由他去做。”……這樣，爸爸就當上了文化部長，一幹就幹了15年……

    從程序上看，所有政府部長，都經過周恩來總理的提名；從實際情況看，幾乎所有黨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長，也都經過周恩來的直接過問甚至是耐心的勸說。

    梁希的心態與茅盾有些近似，林墾部是在他的提議下成立的，但他並不想當部長。梁希是著名的林學專家，建國前長期擔任中央大學森林係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屆政協會議上，梁希提議成立林墾部。周恩來採納了他的意見，並提名他為林墾部部長。梁希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周恩來:“年近七十，才力不堪勝任，仍以回南京教書為宜。”周恩來看後也提筆寫了一句話:“為人民服務，當仁不讓。”梁希看了回條，頗為激動，又寫下“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的條子，交給周恩來。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這樣走上了林業領導崗位並傾注了全部心血，他為新中國林業建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黃炎培以前曾多次拒絕擔任舊政府的高官，新中國成立後，他依然無意當官。周恩來親往其家中拜訪，誠懇地請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職。黃炎培初衷不改地說:“1946年我才68歲，已覺得年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72歲了，還能做官嗎？”周恩來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于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制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臺唱呢？”經過兩個小時的懇切交談，黃炎培終于松口，表示要考慮一下。第二天晚上，周恩來再次登門聽取黃炎培的答復，黃炎培這次明確告訴周恩來，願意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李書城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會員，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開的，後來他也做過不少進步的和有益于革命事業的事情。周恩來提議他擔任農業部長時，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來親自做工作，介紹他的經歷，說明這樣安排，體現了照顧民主人士的各個方面。周恩來還派薄一波找李書城談話，他對薄一波說:“他有這麼一個歷史，要照顧這個歷史，你去跟他談，說要提他為農業部長。”經周恩來協調，李書城擔任了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部長。

    在擔任部長的黨外人士中，傅作義是唯一一位起義將領，大概也是唯一一位主動“請纓”的部長。錢正英曾撰文憶及當中的緣由:

    籌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時，周恩來總理徵求他的意願，他自告奮勇出任水利部長，因為他深知中國人民對治水的渴望，他曾多次告訴我們，在他的家鄉山西省萬榮縣的一個農村，光緒年間大旱時，全村人口死亡殆盡，只有幾戶幸存，為此在村裏立了一個碑，告誡子孫永遠不忘。他在綏遠駐軍時，曾大力倡導水利。

    不僅傅作義本人的意願得到了尊重，他所推薦的張含英(原國民政府黃河治理委員會的技術專家)、劉瑤章(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北平市長)，也都進入水利部的領導班子。    

    有職，也有權     

    在共產黨打下的天下當部長，對于黨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職有權嗎？還是只能成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擺設”？這恐怕是許多人心中的疑問。

    從建國初期的具體形勢看，戰爭年代剛剛過去，國家百廢待舉，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長期處于戰爭環境中，在黨內，不可能做到在所有國家建設領域都人才濟濟，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從職業結構上看，這10位部長中，至少有5人屬于“業務對口”:梁希、馬敘倫都是業內的名家，郵電部長朱學范是郵務生出身，司法部長史良的本行是律師，文化部長茅盾是著名作家。另外5人擔任部長，或許含有周恩來所說“要照顧這個歷史”的理由，但他們在工作中究竟有沒有實權，也要看一看當年的事實。

    據史料披露，多數擔任部長的黨外人士，無論是否業內專家，在本職工作中都為新中國的初創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貢獻，而並非在充當一個可有可無或有職無權的“閒差”角色。

    從國民黨將領到新中國的水利部長，傅作義的“行業跨度”應該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長中任職時間最長(23年)的一位黨外人士。據傅作義的秘書回憶，傅作義每年有大約1/4的時間到現場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災嚴重地區去，了解規劃、設計和施工情況，慰問受災地區群眾。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許多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建設三門峽水電站時，他從黃河下遊一直視察到潼關，走到陜縣，當時氣溫高達40攝氏度，屋裏的家具都燙手，坐著不動也是一身汗，傅作義以年近花甲的高齡，仍然不願多休息一會兒，堅持按計劃視察，晚上曾露宿在三門峽附近的沙灘上。薄一波回憶說:“我曾把毛澤東主席鼓勵宜生先生的一句話轉達于他:‘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把這句話作為座右銘，身體力行。”正是憑著一股幹勁和“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傅作義很快就進入“角色”，對水利工作有了非常深入和細致的了解。他發表的有關水利的意見，既綜合了大家的見解，又有自己的構想。有一次毛澤東聽完傅作義的工作匯報後，對他說:“你鑽進去了。”針對“民主人士只是一塊招牌，有職無權”的說法，傅作義曾站出來現身說法:“我這個部長就是有職有權，水利部黨組李葆華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華同志，我們互相商量，肝膽相照，沒有什麼隔閡。”錢正英也曾回憶說:“在長期合作共事中，他與水利部的許多中共黨員，建立了親密的關係。1974年4月，他在北京醫院臨終時，深情地緊握我的手，使我深深體會到這種肝膽相照的真誠友誼。”

    衛生部長李德全上任後，迅速打開局面。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員會，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議下成立的；她號召並帶頭把衛生工作和婦女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促使婦幼衛生保健工作取得顯著成就，這是她對人民衛生事業和婦女解放事業的一大貢獻；在她任職期間，在全國范圍內先後消滅了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亂、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蟲病、麻風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國在較短的時間裏新增數以萬計的病床。有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例:當年山西平陸61個農民集體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電話後，深夜起來召集會議，組織緊急救援措施。經有關部門的協助配合，出動飛機夜間投藥，使中毒農民得以及時脫險。後來被拍成電影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再現了這一場面。顯然，這不是一個“挂名”部長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後，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徐運北回憶說:“她當的是實職的部長，既不是有職無權的挂名部長，也不是與黨爭權。她很尊重黨組，黨組也尊重她。她有不同意見也敢提出。她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不搞特殊化，一貫艱苦樸素。她是很難得的女領導人。”

    早在北洋政府時期，馬敘倫就做過教育部次長，可謂資深教育家。就任新中國教育部長時，他已年過六十。他上任幾個月後，就創辦了《人民教育》雜志，一年多後又創辦了旨在推動掃盲運動的《學文化》半月刊。應馬敘倫之請，毛澤東分別為這兩個刊物題了詞和刊名。毛澤東在《人民教育》創刊號上的題詞是“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曾多次給馬敘倫寫信或復信，就相關工作交換意見，如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致信馬敘倫:“關于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採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問題。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一件付上請察閱，其中第三項即談到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請與各副部長同志商酌處理為盼！”從這封信的字裏行間，看得出來，毛澤東作為黨內最高領導人，對擔任部長的黨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說的“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職能的權利。    

    結　語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民主人士所說的“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在建國初期這些擔任部長的黨外人士身上，都得到了具體的落實，這是有目共睹的一個事實。同時也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是說話算數的。以後，又陸續有黨外人士擔任政府部長，如李四光、劉文輝、章乃器等。他們當中，也有人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盡管自1972年以後，不再有黨外人士擔任政府部長，但黨的統戰政策並沒有改變，黨外人士同樣發揮著參政議政的作用，同樣在各個崗位上行使著職能和權利。2007年，萬鋼、陳竺先後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和衛生部部長，這是時隔35年後，黨外人士再一次出任政府部長。這既是對建國初期那一段歷史面貌的恢復和延續，同時在新的歷史時期，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加強、深化和完善。不論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這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一種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