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讓我搞導彈

    錢學森（曾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原七機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國不久，在科學院工作。科學院領導說：“你剛回來先去看看中國的工業吧，中國工業最好的是東北。”我說東北我還沒去過，就這樣到東北去學習。後來轉來轉去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安排我跟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陳賡大將見面。

    陳賡接見了我，還吃了頓晚飯。陳賡問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我說：“為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大將說：“好！”事後人家告訴我：陳賡那天上午從北京趕到哈爾濱就是為了晚上接見我，我聽了很感動。

    後來，他也是很積極，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說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麼組織一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花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那天開完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

    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基礎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而直接領導者、組織者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

    我們的科技人員愛國是一貫的，是有光榮傳統的。聶老總有句評語說：“中國科學家不笨！”的確如此。我還要說，中國的科學家聰明得很！而且中國科技人員都是拼命幹的，外國人少有像中國人這樣拼命幹的。

    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麼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麼什麼，限什麼時間完成……也不說為什麼，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麼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導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麼行呢？當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進行一係列體制改革，什麼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說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經一段時間有那麼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是個錯誤，花那麼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產。這還不是個別人的意見。我總是解釋說：“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搞‘兩彈’花錢比外國少，因為有黨的領導，具體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在領導我們。再就是中國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損失最小，花費最少。”

    當然，也不能說我們沒有錯誤，也不是說一點冤枉錢都沒花。中國的工業、科技那樣落後，我還算是在國外接觸了一點火箭、導彈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說不是沒有犯錯誤，不能說一點錢沒浪費，這是學費。但是總的看要比國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講的兩個方面。我還說：“你說不該搞，那好；如果不搞，沒有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那中國是什麼地位？你要搞經濟建設也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和平環境。”

  回憶“第五研究院”的倣制工作

    梁守槃（曾任中國海防導彈武器係統首任總設計師、航空航天部總工程師，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中國航天科工集團高級技術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國一百多項重大工業的建設，都是以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為基礎的。因此，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技術水平低，不可能獨立起步進行工業建設。

    一種意見認為：過去各項工業建設都是由蘇聯幫助建設的。導彈技術在國際上又是新興項目，國內的技術人員除錢學森外，都沒有看見過導彈。勉強上馬，必然造成浪費，不如暫停。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任何新的技術產品，都是由“沒有人看見過”的狀態開始的。例如德國的V-2導彈，在開始研制時，它的總設計師布勞恩也一定沒看見過實物，而只是提成論證報告，經批準後進行工作。他從1936年開始，六年後初次發射成功。我國雖然技術落後，但中國技術人員在1956年的水平，不會比德國人二十年前的水平差。而且已經知道，V-2導彈是可以制成的，不是科技人員的空想，只要下定決心，共同努力，我們也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同時國外報刊雜志，也發出消息說，美國人已獲得了德國V-2導彈的技術資料和科技人員，倣制成功，並制成了新的“紅石”和“潘興”導彈。

    聶榮臻元帥在聽取各方面意見後，向黨中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條原則：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經毛主席批準，明確了五院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夏，蘇聯政府又照會中國政府，願意提供幾種導彈的全部技術資料，並派遣專家來華協助倣制工作。

    聶帥對此特別指示說：“有了蘇聯圖紙和技術資料，可以加速導彈事業的發展，但我們不要忘記‘自力更生’。在倣制每一類型導彈（彈道、防空、海防）時，要吃透它的設計理論。倣制成功後立即開展自行設計戰術指標更高的同類國產導彈。”

    1960年夏，赫魯曉夫突然撕毀對中國的貿易合同，撤回來華專家。有關專家在臨走前，也不再答復各種技術問題。導彈倣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響。五院的技術人員，團結努力，共同討論，解決了各種問題。

    由這一段歷史來看，可見中央批準的五院建院三原則是完全必要的。而在爭取到了外援之後，如果放棄了自力更生的原則，滿足于“不斷倣制”，不按照科學理論來吃透蘇聯產品的設計精神，則一切都要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在蘇聯撤回專家時就要迷失方向。在自行設計新產品時，如果不考慮資本主義國家已有成果，則一切新的設計思想和理論分析也將難以發揚，自主創新也無法落實了。

    憶“風雲一號”氣象衛星

    任新民（曾任七機部副部長、航天工業部科技委主任，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風雲一號”氣象衛星工程，包括衛星、運載火箭、發射場、測控通信和地面應用五個係統。其中，“風雲一號”衛星是我國第一顆具有可見光和紅外波段的光學遙感衛星；“長徵四號”甲運載火箭是第一次發射太陽同步軌道衛星；發射“風雲一號”是太原衛星發射中心首次執行的衛星發射任務；“風雲一號”地面應用係統是我國衛星使用部門中最早建成的大型資料接收處理係統。

    “風雲一號”氣象衛星工程，一直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早在1969年1月29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中央氣象局代表時就強調指出：“應該搞我們自己的氣象衛星。”1970年2月16日周總理又親自簽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下達了研制氣象衛星的任務。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及時作出研制氣象衛星、支撐氣象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

    粉碎“四人幫”以後，由于暫時的困難，國家對國民經濟計劃曾有過幾次大的調整，包括減少基本建設投資，甚至減少軍費等。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仍然批準了包括“風雲一號”在內的一批重大項目的發展。

    1996年1月17日江澤民考察中央氣象局，在看到氣象衛星在國民經濟各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時，對氣象衛星的發展給予充分的肯定。1999年9月25日他在考察航天科技集團八院時，曾高興地舉起“風雲一號”C星的模型，表示高度讚賞。

    李鵬對發展我國自己的氣象衛星一直十分重視，1984年以來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特別強調“氣象衛星我們是下決心要搞下去的，我們中國要有自己的氣象衛星”，“我們中國現在財政經濟各方面還不是那麼富足，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和國務院考慮到氣象工作的重要性，我們還是盡一切力量，促使這兩種衛星（指極軌和對地靜止氣象衛星）發展”。

    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裏，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都先後對“風雲一號”氣象衛星的發展作過指示，幫助解決“風雲一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遠程運載火箭控制係統研制始末

梁思禮（曾任航天部總工程師，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科技委高級技術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我國導彈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八年四彈”規劃中的第四彈，就是遠程運載火箭。它的研制成功，解決了有無問題，使我國有了還手之力。

    正如張愛萍將軍所說：“遠程運載火箭，生于亂世，先天不足。”1965年遠程火箭開始論證方案，一年後“文革”開始，七機部就開始大亂。雖然大部分科研人員仍能堅持在工作崗位上，但工作還是受了很大的幹擾。

    粉碎“四人幫”以後，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愛萍同志提出了“三抓”。這是繼“八年四彈”規劃以後又一係列新的奮鬥目標。“三抓”的第一抓，就是在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的定型試驗，也就是“580試驗”。按國際慣例向公海發射火箭，要事先公布劃定海域的經緯度和發射時段。這等于我國在全世界舞臺上公開表演我們的航天科技。對我們搞制導係統的隊伍壓力特別大。

    由12所和13所共同組成9人精度分析小組，我任組長。我們從設計、工藝、環境、可靠性做了大量細致的精度分析工作，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我國還向太平洋派出兩艘“遠望號”測量船和一支有相當規模的護航艦隊，一方面測量彈道參數，打撈測量儀器艙，另一方面也是海軍的一次遠洋編隊演習。“580試驗”是一次重大歷史事件。鄧小平、聶榮臻等中央領導都來到總指揮部觀看和指導。

    我作為技術顧問也在總指揮部值班。前方報告美國和西方許多軍艦都排列在我國預報的海域附近觀察，看我們的火箭能否落入預定的框內。1980年5月18日淩晨遠程火箭在酒泉基地點火起飛，奔向太平洋，經過約30分鐘飛行火箭準確地落入預定的海域框內。打撈船上的直升機迅速起飛很快就到達落點。在茫茫蔚藍的海面上涂上一片由染色劑染出的翠綠色，當直升機飛抵落點的上空，其旋翼吹起粼粼碧波。這美妙絕倫的景色永遠刻在我的記憶中。打撈員從直升飛機拽繩而下，把測量儀器艙從水中撈起，整個“580試驗”取得圓滿成功。標志著中國真正成為核俱樂部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員。

    研制固體運載火箭

  黃緯祿（黃緯祿：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科技委高級技術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1970年4月22日，我從液體火箭控制係統研究所調到固體火箭總體設計部，這次調動是我工作中的一個大轉變，從此，我的工作從液體火箭走向固體火箭，從地地火箭走向潛地火箭，從控制係統走向了火箭總體。
固體潛地火箭是潛艇從水下一定深度發射出來的固體火箭，有許多不同于陸基液體火箭的特點和關鍵技術。這種火箭原名“巨龍”，經院一位主管領導傳話：在周總理主持的一次中央專委會上要我們考慮新名字，原因是毛澤東主席對龍不感興趣，且曾把龍比作邪惡之物，如“今日長纓在手，何日縛住蒼龍”就是一例，因而我們就尊重毛主席的意見，避免使用“龍”字，把“巨龍”改成了“巨浪”。

    後來因一院型號較多，為加快研制的進展，1979年此型號任務又從一院調整至二院，我也跟著又回到二院並擔任該型號的總設計師。那時，由于很多重要協作單位都在院外或部外，為加強管理，每周在二院召開一次協調會，檢查上周計劃執行情況並安排下周任務，有七機部副部長程連昌，科研局局長錢維松與邵錦成及國防科委三局副局長丁衡高與汪永肅等參加。凡是二院無法解決的問題，七機部和國防科委都幫助解決，因此，工作進展比較順利。

    第一次海上潛艇水下發射，需要動用近百艘艦船，參試人員上萬人。試驗日期確定為1982年10月7日－12日，全體參試人員以及艦艇各就各位，領導同志和指揮人員均聚集在海邊山坡上的指揮所內，執行對各方面的聯絡指揮，潛艇啟航駛往預定海區。

    一切準備就緒，全體人員心情緊張、全神貫注。指揮員下達預令口令後，揚聲器中傳來艇長倒數的口令：“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發射！”全體目光都定在浮筏燈亮方向的海面上，那是多麼“漫長”的三四秒鐘啊！突然，一條噴火的蛟龍騰躍出水面，帶著龐大的水柱直上雲霄，大家的心也隨之飛上長空，個個興高採烈。

    只聽得喇叭中不斷地傳出令人喜悅的聲音：“××區發現目標，××站跟蹤正常，二級點火，兩級分離、頭體分離。”每一個信息都扣動著成千上萬人的心弦。數百秒鐘後，一個振奮人心的捷報像慶典時的禮炮爆發出來了：“末區發現目標。”全體人員歡呼雀躍、熱淚盈眶，這是多少人多少年來奮鬥拼搏的成就，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結果。飛行試驗獲得圓滿成功！我國成為世界上能自己研制潛地火箭並掌握水下發射技術的國家。（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