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人民民主的最经典形式与划时代文学艺术改革成果。　　

文革中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的最经典形式，是工农兵管理学校和工农兵管理国家机关。　　

教育领域，数千年来是一个从来就不可能让工农，更不可能让军人去管理的“圣域”，甚至连想象都不敢。但是，文化革命期间，这一点完完全全做到了。知识分子既然应当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事实证明确实应如此），那么，工农兵管理学校也就理所当然。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也都有工农兵参与管理，模范工人和农民直接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与了国家管理，但却继续领取工人水平的工资。比如陈永贵、吴桂贤等。在学校，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学校领导　和　老师则成为了学生的“仆人”。我们特别认为，“工农兵管理学校”，是文化革命在人类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这一伟大创举还包括“开门办学”和彻底废除考试。　　

“尽管师生间生硬的权力逆转制造了紧张气氛，可一些学生和教师却说他们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亲密的关系。方学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华上学，现在任教于此，她把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较。"　那时　老师的地位不如现在高--说起来，那时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在旧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他们不像现在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不过师生关系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读于清华，毕业后留校教书，他对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的师生关系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不过彼此等级分明--学生　和　老师是低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也充满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老师感情很深，也很亲。老师花费心血教导他们，他　　

们真的是心存感激。”（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译  转自：华夏文摘，乌有之乡）　　

文革改革文学艺术的划时代成果是“革命样板戏”，把统治了中国戏剧舞台几百年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赶下了影视戏剧舞台，让广大劳动人民——工农兵占领了影视戏剧舞台。这一伟大成果，将远远超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文学艺术成果以崭新意义而永载人类文明史册。　　

12，    文革的威力。　　

文革是正义对于一切邪恶、是革命派对反动派、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对一切反动的统治者保持的一种张力，是悬在走资派、特权派、官老爷派、豪强恶霸和一切邪魔鬼怪头上的利剑。　　

文革，是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深入、最具创造性、最民主自由的重要形式，因此，文革永远是属于最广大劳动人民随时能利用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锐利武器。　　

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文化革命与近三十年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毛泽东、人民、新中国、文革、人民民主专政这几个伟大符号（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完美的整体，几者缺一不可，一存俱存，一亡俱亡。如去毛泽东或去人民，中国共产党最终必亡。　　

13，      去文革的巨大危害。　　

去文革就是去毛泽东，去人民民主专政，最终就是去中国共产党，去新中国，去人民；同样，去毛泽东，也必然去文革，……最终结果也是去新中国，去人民。新中国60年来的全部历史种种铁和血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去文革的要害就是去正义、去平等，去共产党，去新中国，就是法西斯和分裂势力上台。就是通过去文革强制取消人民对于压迫与剥削的反抗斗争权力，为了扩大和维护等级，保护极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的罪恶的等级特权制度。一句话，就是使劳动人民对于压迫与剥削造反无理！用反人民反人类“精英”的话说就是“多数人暴政！”。但文革恰恰与此相反，是多数人自由、多数人权利、多数人民主——人民民主，大众民主。　　

去文革的秘诀就是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去自由组织的社会团体，去劳动人民群众代表人物，把他们送上特别法庭，最终彻底将劳动人民群众排斥在一切权力之外，而后便以国家的名义，用暴力机器压迫人民。这一点，反文革的反动派们比文革派更加心领神会，所以，当他们一旦掌握权力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的权利。　　

14，      文革是政治风向标。　　

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是判定一个人是服务于人民还是反人民反人类立场的试金石，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分水岭，是社会前进或倒退的风向标，是测试一个人的公心与私心升降程度的温度计，是测试一个人有无良知的PH试剂，就像如何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一样。　　

文革，是衡量人类社会正义度与平等度的一把标尺。　　

因此，　　

去文革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在资改派的误导和掌控下走了邪路的直接起点；是三十年来改什么，劳动人民就失去什么，改什么，极少数人就超速超额地获得什么的直接开端；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当代中国私有化泛滥的前奏，是官僚、资本、殖民者联合抢劫和掠夺劳动人民的开始；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贪污腐败、腐化堕落、挥霍浪费、投降卖国的直接源头；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一样是压迫、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是劳动人民下岗、贫穷、苦难、黄赌毒、血汗工厂、黑窑奴、童工、教师猥亵幼女、恶棍拐卖妇女儿童、一个接一个的、没有止境的、惨不忍睹的矿难、走私、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瘦肉精、苏丹红、吊白粉、三聚氰胺、结石婴儿、二奶、不劳而获、挥金如土、崇洋媚外、封建迷信死灰复燃、文化堕落、道德沦丧……等等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先声。　　

正如张宏良最近著文所说：“文革被镇压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单方面的胜利，既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单方面的胜利，同样也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单方面的胜利，而是所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分子的胜利，是所有权贵富豪的胜利，是所有贪官污吏的胜利，是所有恶霸豪强的胜利，是所有黑道流氓的胜利，是所有魔鬼的胜利，是所有黑暗的胜利，是所有大屠杀刽子手的胜利，是所有买办汉奸卖国贼的胜利。正是由于它是所有邪恶势力的共同胜利，所以才导致了所有腐朽文化的集中泛滥，把中国变成了封建腐朽文化和西方兽性文化的万兽园。　　

“在这个万兽园里，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有过的、现在具有的以及未来可能会有的邪恶事物，无一遗漏地全部冒了出来，整个八十年代中国上空就回荡着一个口号：翻案！第一是翻案！第二是翻案！第三还是翻案！为剥削翻案，为压迫翻案，为屠杀翻案，为侵略翻案，为卖国翻案，为汉奸翻案，为抢劫翻案，为嫖娼翻案，为贪官污吏翻案，为流氓恶霸翻案。你不是说“翻案不得人心”吗？他妈的老子就专门翻案！不但老子这些人要翻案，还要把知识分子这帮贱货也弄得一天到晚就知道翻案！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几乎变成了“翻案大队”，人人眼里闪着绿光，个个兴奋得浑身发抖，如蝇似蛆般在历史垃圾堆里翻滚嗡鸣，将所有历史恶臭全部翻了出来，把中国变成了奇臭无比的历史化粪池和文化泔水桶，无论你躲到华夏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摆脱不掉那污天熏地的腥臊恶臭。八十年代铺天盖地再次掀起的翻案风，彻底毁掉了中国。把人类数千年文明建立起来的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标准，完全颠倒过来了；把英雄和汉奸、战士和懦夫、爱国和买办、人性和兽性之间的不同本质，也完全颠倒过来了；造成了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彻底崩溃。中国人的精神天空，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丧失了道德的阳光。”　　

15，定律与经验　　

文革的灵魂不存，在中国，一切邪秽与罪恶就泛滥，新中国就会跟着垮塌；反之，只要文革的精神还在民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人民的富裕与幸福，民族的崛起与强大就有希望。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越彻底，贪污腐败就越骇人听闻，劳动人民就越是陷于灭顶之灾。　　

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就必然失去创造力与先进生产力。文革期间广大人民群众有许许多多的创造性，以工代干、以农代干、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工农兵知识分子相结合、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不要钱还发生活费，抓革命、促生产，人造卫星上天，“运十”大飞机，导弹驱逐舰，核潜艇，领先世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葛洲坝水电枢纽工程……等等。去文革与妖魔化毛泽东，结果就去掉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彻底失掉了先进生产力，而“发展”也就不得不靠吃老本、大量借债和大卖特卖一切来维持和掩盖，上世纪60年代在高科技方面就落后于我国40余年的印度而今也赶上了我们。　　

三十年来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新形势下文革派同走资派与封建余孽、同卖国贼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是劳动人民同一切压迫与剥削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投降派斗争的继续。实践证明，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投降派，汉奸卖国派及殖民主义者的走狗。　　

从今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任何一个领导者正确对待和借鉴文革经验了，劳动人民就有了新的希望；相反，如果有人开始公开否定甚至编造谣言极力诽谤文革，就证明反动派们将要得势，劳动人民就要开始遭殃了；去文革越彻底，污蔑诽谤越恶毒，就证明劳动人民的灾难越深重，中华民族就越危险。　　

这将成为一个定律：只要一旦出现去毛泽东或者去文革现象，都是同一意义：对内，反人民的还乡团回来了，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开始遭殃；对外，殖民主义者这条狼一定能自由出入中国这个大家园了，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走狗是没有脊梁的，而且此时的人民已一盘散沙，预示着国家从此变得软弱无力，就要遭抢劫，被掠夺，甚至被瓜分了；在精神和文化道德上就开始了堕落与沦丧。而且，这也将成为一条世界定律。　　

历史的经验证明：文革是把利刃，是治贪、治腐、治恶、治邪、治一切人间恶魔的最具神力的法宝。一切邪魔鬼怪听到这个名字就发抖，就恨之入骨，就惊恐万状。一遇到他就现出其凶恶丑陋卑劣猥琐的原形。所以，一切邪魔想要伪装自己正确，为非作歹，坑害人民，就必然会想尽千方百计造谣诬蔑，恶毒诽谤文革，歇斯底里地诅咒文革，完全彻底地去除文革，消除文革对于人们的一切影响和痕迹。　　

但是，人民能答应吗？历史会同意吗？人类智慧与正义能坐视不管吗？　　

历史的经验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一个政党和国家，能够允许人民群众大造其反的时代，一定是社会平等程度最高的时代；一定是人类发展史上国家公务人员最廉洁奉公的时代；一定是教育与科技及其社会生产力以最低成本发展最快捷的时代；也必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任何敌人都不可战胜的国家。　　

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和他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全国人民能够举国造反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国家。　　

16，文革精神　　

文革精神就是完全彻底的平等、透明，和劳动人民对于一切压迫与剥削的反抗以及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没有等级、没有特权、没有不可公开的私人财产和隐私，无论你是国家主席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揭发，即便是皇帝——中央的“皇帝”还是地方的土“皇帝”，都可以被拉下马。这种精神是平等正义对于一切邪恶保持的张力。　　

结   论：　　

1，文革是政治分水岭。赞同和拥护文革这种大众政治取向的，是革命派，劳动人民派和社会进步派；反之，反对和诬蔑诽谤文革这种大众政治取向的，其一部分是顽固的彻底的反革命、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是残酷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一部分是心地自私狭隘、见识浅薄的左右摇摆之徒。　　

2，对于这样一部特写的旷世人民圣典和群体英雄史诗，具有不可复制性，更难以超越。没有强大道德魅力、天才智慧和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民领袖与数亿有觉悟的劳动人民的结合，要造就这样彻底的群众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　　

3，保持文革精神，社会就走向光明，人类就走向平等；反之，就走向黑暗，走向衰落。　　

4，“四大”虽然被某些害怕劳动人民的人从宪法中取消了，文革虽然具有不可复制性，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实现，互联网络舆论正在兴起，而且，将不可阻挡地替代甚至在效率方面超越以往的“四大”形式。这是世界科技进步赋予人民的新式武器和新权力，这个武器和权力与造反有理（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等）相结合的形式，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推动中国与世界进步的主要形式。这种舆论形式是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都极其恐惧的形式。　　

5，文革的精华与营养，将使人类受益无穷。正如美国人从我国文化革命中吸取其有益的大众民主性精华于他们的政治建筑中所做的那样，我们自身及其世世代代的人类子孙将一定会从中吸取无尽的思想精华与政治营养，并使之不断升华；大众政治的民主形式或迟或早必将首先在中国、而且也必将在全人类逐渐发扬光大，开花结果！　　

因此，文革这部旷世人民民主圣典和宣言的宿命必将是、也只能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　　

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2009年2月28日　——6月26日 多次修改　　

                           骆玉涛　

來源：烏有之鄉　

6，          文革的基本形式。　　

文斗，反对武斗，是文革的基本形式。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大字报、分批连续接见全国的红卫兵、成立专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动员和领导这场文化革命运动。　　

他认为工作组同样有官僚主义性质和官僚主义行为。所以，在文革开始之初，L、D派出工作组，打击了革命师生和群众。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下令撤出了工作组，创造性地利用了他个人的超凡魅力——人民的信赖，发表他《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对于来自全国的1100万红卫兵的分批接见形式，充分动员起全国人民积极参加这场文化革命斗争。　　

他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尖锐批评了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动员：蒯（蒯大富，文革初期阶段的著名学生代表——引者注）向我解释道：　　

　　“我不喜欢工作组的方式。报上说这应当是一场学生的运动，但工作组想控制学校的方方面面。毛没有让这样做，刘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刘认为大学里出现混乱，派工作组试图控制这种局面。实际上工作组是在用反右运动的方式来压制学生。　　

　　“6月24日工作组在校园召开对蒯的批判大会，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学生应邀主持会议，一位是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涛，另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顽固的蒯诋毁工作组，赢得将近一半听众的喝彩。　　

“工作组被召回后，清华的学生组成战斗队，联合为两股势力。一方是官方的红卫兵，由高干子弟领导，替代撤离校园的工作组；另一方联合自由的学生反对工作组。”　　

7，          文革的主要对象。　　

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革除不利于新人物、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生长和不利于发扬独立自主精神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洋奴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进行的过程既具有创造性，又取得了伟大成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为什么要对于曾经的革命者进行再革命？　　

“从他（毛泽东——引者注）56岁那年开始，在还没有代表人民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开始，他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晚年更是直截了当地动员国人自下而上地开展了以清除阴暗面建立新社会为主的文化革命，但是由于党内在此之前就已经积淀下的几个大派别的分子们，时[左]时右的恶性干扰，这场革命的确远未达到[毛主席、周恩来]体制的政府期望的目标。所以，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内，在得到了适宜的气候的时候，干部队伍的腐败堕落终于明目张胆地发展和蔓延起来，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重创。人民心灵上的痛楚，已经难以言表。”（王均甫：万古警醒的伟大祖训）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1965年文革前夕，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小五界”里的领导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当时的判断，在经过了40多年之后回头再看则是近于完全正确的。　　

M·卢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种类型称之为“高层与底层联合对抗权力结构的中间层”。在毛和追随他的造反派看来，运动的政治日程并不是简单撤换党的少数领导干部，而是破坏官僚权力的基础。　　

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毁灭旧知识分子的特殊权力，而在文革中的目标是摧毁党的官僚主义权力。　　

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领域的改造一直比较滞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化领域的现象一直存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充满了封建士大夫和封建文人的恶劣习气。占领文化阵地的极右分子依然存在。他们的阶级意识十分明确，压迫与剥削阶级的阶级行为也很露骨。在北京出现了一个‘三家村’。其主要领军人物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以《燕山夜话》、《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等为阵地，写了大量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危害，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左派势力反击。　　

中国要前进，绕不开“文革”一文描述了老舍之死的真相：“老舍，是新中国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以积极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据批斗老舍的北京女八中部分学生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18’前后，已被贵族红卫兵（即“联动”）控制。”——可是现在别有用心之徒，把走资当权派的子弟逼死人的罪行，也统统算在了毛泽东主席头上！　　

黄纪苏在提到发动文革原因时说道：“看历史，[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规律。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造反。今天的吏治跟毛时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　　

黄纪苏把毛泽东发动这样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归结为一种无奈之举，是有道理的。但还需要补充：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并不完全是无奈之举，即不是完全被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是他一生追求改造黑暗世界追求“大本大源”，追求劳动人民彻底解放和自我解放运动与民族独立富强的自觉探索与伟大实践。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一些个人的体会：　　

王震在临终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看远50年啊！”。其实，毛泽东何止比我们只看远五十年呢？可能会至少超出常人们的见识几千年吧。　　

“……我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来，我研究佛教，发现佛陀的精神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多么的相似啊！人要解脱、觉悟，就一定要消灭[私心]，甚至连[我]也要[消灭]。我在禅堂参禅时，老师常常香板警策。有时并未犯错，也要被打，每天都有一次[普打]，就是每人都要受老和尚打一香板。这就是[警策]，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魔鬼——[私欲]，他虽然暂时隐蔽起来，一有机会，他就会吞食我们的真如本性。毛泽东真是用他的悲心在度化众生，从人的心灵深处，将[私性]的恶魔消灭。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解放。”（云门禅人）　　

日本著名学者野村浩一说：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文革群众运动，是“一出壮观的历史剧，……在这里，有红卫兵出场，有武斗，有夺权，有刘少奇被打倒，还有林彪的鼎盛和衰落，邓小平的东山再起……”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183页）　　

我国明代海瑞骂当朝皇帝，被作为历史奇闻流传了几百年。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对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和开展严肃的斗争，什么曾经不可一世的“学霸”、“权威”，个个都一扫往日的威风和霸气，乖乖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种现象远不是海瑞骂皇帝所能望及的，是空前绝后的。看看今天那些“学霸”、“权威”们的嚣张气焰，就知道文化革命的正确性、必要性与伟大意义了。　　

8，          文革的根本目的。　　

文革就是通过革命的群众运动，消灭“少数人暴政”，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永远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文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一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通过文革形式的不断运用，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或形式，最终消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彻底实现人类平等、社会和谐的共产主义理想。　　

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关于这场运动的目的这样写道：“当前我们的目的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而打碎它们，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学、艺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有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一卷，东方书店，100页）　　

宇太这样描述文革的目的：“灭等级、灭特权、灭压迫、灭阶级、灭自私、灭邪恶，以便为顺利通向共产主义扫平一切障碍，以便尽快【合道】，尽快使人类走向正史。”　　　　

文革通过深入的群众性批判斗争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压迫和特权，反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平等的旧观念、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及一切不合理规章制度，反对洋奴思想和投降主义，以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至最终连文革形式本身也寿终正寝，到阶级的彻底消灭，扫除分明的等级制度，干部特权、奴隶主义和庞大的官僚主义管理机构，实现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保证劳动者永久地得到平等和“最大的权利”。　　

这种对于人类存在的不平等的反抗斗争，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懈地进行的，也是他一生的全部生活。文化革命斗争，只是这位智慧勇敢的老人反抗斗争生活的最富于哲学色彩、最富于浪漫气质、最富于创造性和最富于传奇性的顶峰。　　

9，          文革的理论与社会基础。　　

文革的理论基础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众政治理论；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说由两部分组成，即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组成。人民，是毛泽东内心的根，是他的“上帝”，是他开展一切运动和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人生而平等、人民创造历史是文革的重要理论基础。由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所谓的精英是不存在的。不管你是权贵还是皇帝，不管你是师长还是校长，不管你是权威还是专家，不管你过去是有功劳还是没有功劳，不管你是省长部长还是书记，只要你现在做官当老爷，不替人民办事，危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人民就可以批评你，就可以开你的斗争会，让你停职反省，罢免你，甚至打倒你，送你去“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有罪就关进监狱。认真理不认权力，认事实不认地位。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曾以个人的名义给全体党员写信（发到农村支部）明确提出，“对于违害人民利益的领导不能服从要坚决抵制”。这就是讲平等；后来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样是教人们不要有压迫和剥削的思想与行为，同样是在贯彻平等思想。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没有等级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全民族的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孩子，是父亲还是儿子，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元帅还是战士，是干部还是群众，为了一个问题，可以在任何场合进行激烈的争论。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权势或权威压服他人。相反，所谓的权威常常被批得灰溜溜的。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地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一直在担心人民政权改变颜色，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压迫人民的问题，解放初期判刘青山、张子善死刑起，这种担心就开始了。到了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作秘密报告反斯大林，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又出现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他的这种担心就更加沉重起来。1956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讲：“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有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也正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使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8页）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一部分革命成功后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同路人的存在。　　

渡痴禅师 网友说道：“看着原来的战友，一步一步的走向传统，一步一步的走回历史，看着千百年来的执政格局又要重新形成，他无奈。看着他一手建立的“人民”政权走向精英政治，他感受到了孤独。原来和他一起努力的战友们，在传统的力量下，满怀居高临下的怜悯，准备去为“他们的”人民谋“利”益。这时候，他知道，“人民万岁”并没有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什么。……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具体的，而是千百年来人们的文化习惯，是千百年来的统治构架。而这文化传统习惯却是体现在他原来那些同生共死的战友身上，而这些手里掌握着权力的战友们，随时都可能替代他们以前共同的敌人，重新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所以他孤独寂寞又无可奈何。好在还有支持他的人民，于是，他让劳动人民去体现他们的力量，用实际行动去给他的战友们上课。”说得多好啊，文革，就是毛泽东让劳动人民以实际行动为他的战友们上课！　　

我们知道，　孙中山　先生率领国民党在取得了国民革命基本成功后，为什么后来又对于他的老盟友们大发脾气，坚持要搞第二次革命？难道他也是为了一己之私，个人权力而要玩“人整人”这一套所谓的权术？那又怎么解释他曾把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这一历史性举动？他最终还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果断地进行了二次革命，并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革命胜利后的果实，又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所篡夺，但这个历史过程和现象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胜利的革命者在夺取了政权之后，除非是真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导师和领袖人物，总是不免发生部分或大部分的蜕化变质。　　

那么，追随毛泽东革命的人，曾经是革命的，甚至是坚定的革命分子，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在夺得政权，一个个作了高官之后，他们就都能抵御更大权力的诱惑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吗？何况还有一些人只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同路人，还有在这场革命即将成功时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有因形势发展需要大量新提拔上来的，既未经过革命洗礼，又没有经过革命教育的一部分人呢？而所有的这些人们，又都生活在一个历经2000多年封建历史，血管里又都流淌着含有封建毒素的血液，和处于世界殖民主义包围的环境里，又如何保证这些掌握着各种权力的人们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不会变质？何况他们自身也都是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一员。　　

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存在。　　

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是一个以及数亿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而每日每时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余孽、社会渣滓、潜伏的反动派和殖民主义者坚定不移、一直不断的对于我国人民政权的颠覆活动的社会环境。　　

关于这几大社会基础，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他们在去文革之后，又都成了“还乡团”，一个个都耀武扬威地重新登场了。　　

10，      文革的实质。　　

文革的实质就是反对一切压迫与剥削，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文革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经典形式；是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参与国家大事管理的划时代创造和最高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崇高道德的最普遍和最伟大的实践；是人民自我锻炼、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运动的理想形式；是当时条件下真正人民政权的最高体现；是国家管理人员廉洁奉公的最高效监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是爱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完美结合和体现；是社会主义时期不断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推动社会

我们怎样初步理解文革的伟大意义。　　

一，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启示。　　

我们知道，毛泽东自己对于亲手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他自己谦虚地有过三七开的评价，但在遗嘱中仍将文革定为他一生中只做了两件大事中的一件，而且强调这件事还没有完。他，作为一位智慧的哲人，中国5000年灿烂文明的化身，一位近代以来人间真正的佛（毛泽东是真正的佛，张宏良语），一个为人民利益终身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的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跋涉过无数高山大川，亲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以及许多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事件，写过数千万字的文字和数百万字的理论著作，有过许许多多的发现、创造和伟大成就，却在遗嘱中强调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而又把文革作为两件事中的一件，与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件开天辟地的划时代大事并列，本身就表明了文革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他如此看重文革，并强调这件事还没有完，在于提醒我们：就像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仅仅只是开始一样，文革，也同样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仅仅是开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乃至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讨论群体最广泛、争论最深入的主义之争，路线与道路之争，原则之争，真理之争的不得不争；是为了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毕生精力乃至生命的先烈们血不白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告慰，能够安息；因此，文革是社会主义长征的宣言书；文革就是劳动人民反官僚主义压迫与特权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演习；文革就是宣示劳动人民造反有理；文革与新中国共存，与社会主义共存，与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共存；去文革，与去社会主义、去新中国、去阶级斗争、去人民民主专政具同样性质，整个国家就会在去文革的不知不觉中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会在麻醉中丧失已经拥有的一切，就会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最近，老田撰文说：“由于共产党干部群体中间的右翼激进主义，一贯指向复苏旧统治阶级的科层化管理模式，从而更多地肯定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毛泽东与此斗争了数十年，经验老到，最终于1959年形成一个预测性的认识——在中国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将缺乏制度依托，干部们及（急——引者改）于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其狭隘利益指向与蒋介石和慈禧太后完全一致，都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而且新统治阶级的产生将经由两个阶段：先是实现垄断政治权力排斥群众参与，第二步是垄断经济权力。文革的小学课本中间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三十多年来，事实是怎样的呢？　　

一切都已真相大白。迟了四十多年我们才能有所理解：　　

文革，是毛泽东一生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升华，是他一生所实现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是他人生辉煌的顶点，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对于全人类表示出最深切人文关怀的、最伟大的创举和最杰出贡献！是人类难以翻越的一座高峰！　　

正如张宏良所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文革符号就是不断前进中的、更加完美、更加崇高、更加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另一种表述。　　

二，30年来反面教员以实际行动“耐心教育”的结果。　　

在去文革三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从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派和殖民主义者对于文革的污蔑谩骂恶毒攻击、彻底否认和长期不遗余力凶恶疯狂地围剿中；从封建主义残余的死灰复燃中；从当代资产阶级与殖民主义及其走狗和黑社会的横行霸道、邪恶与残忍中；从企图恢复惨无人道的奴隶制的藏独分子、旧奴隶主达赖与腐化堕落的特权阶级也奢谈人权民主自由的卑鄙无耻中；从黄赌毒的再次卷土重来中；从古今中外都绝无仅有的贪污腐败和挥霍浪费中；从中华民族5000年来遭到最惨重的、必将贻害子孙百代的资源破坏性掠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污染大国、资源匮乏大国、食品药品不安全大国、贫富悬殊大国”（齐淮均）新“四大”中；从令人惊心动魄的文化堕落，道德沦丧，代表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家园的严重毁坏中；从殖民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的泛滥与猖獗中；从那些文革中曾经受到过群众批判斗争的封建余孽、某些高官和几个“权威”人物的后裔一面在今天不劳而获享受着高官与拼命聚敛财富，一面腐化堕落，为所欲为，一面仍耿耿于怀，污蔑文革是个人恩怨的“人整人”的权力斗争的浅薄无耻的言论中；从劳动者的后代成为三聚氰胺类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结石宝宝和大头娃娃中；从一切反人民的封建余孽、殖民主义及其走狗、落后颓废的的流氓文痞和贪腐变质的特权阶级长期不遗余力凶恶疯狂地围剿文革中；从极少数人的“不种芝麻他吃油，不种桑树他穿绸，穷人血汗他喝尽”（壮族山歌）的不劳而获的一夜暴富中；从举报腐败命丧上访路、有“鬼”不捉的黑暗中；从劳动人民在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等种种权力，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又重新陷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陷于贫穷困苦的非人地位，全社会充满了劳动人民的血和泪的活生生的、铁一般的现实中，使我们受到了远比书本理论深刻1000倍的教育，而深刻认识了文革这部特写的宣言书和教科书的伟大意义和深厚而丰富的内涵。　　

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否认，一切伟大的新生事物初次降生到人类世界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相对于人类世界早已存在着的旧势力，又总是弱小的。毛泽东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一样，尽管还有着孩子般的顽皮和稚气，比如“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无论文革对于极少数坏人（也包括有些好人）给以了怎样的伤害，对于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给以了怎样的损毁，它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一部特写的和不朽的社会主义长征宣言书和最伟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经典教科书！　　

三，反思文革重大内容的理解。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了他的名字，并说道“要武嘛”，她从此就改名为宋要武。这件事激励了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个个热血沸腾，都要争当红卫兵上北京见毛主席，就象当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一切爱国、爱和平的革命青年向导延安见毛主席一样急切。多少年后，他们回忆起来，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因此，毛主席不得不分8次连续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1100万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毛主席那张针对L、D派工作组把部分学生　和　老师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极端错误做法，而写的205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在红卫兵小将们的欢呼声和一遍又一遍的毛主席万岁声中，开始了这部人类最伟大的人民圣典的集体创作！一个古老而又获得了新生的民族全都沸腾了起来，包括光着赤脚扛着扁担也走上了街头造反的广大农民！　　

从这时起，红卫兵就开始冲出校园，实行全国大串连，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走资派”。　　

那是一个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甚至包括中华民族几乎是全体年逾古稀的老人！　　

“汉大赋”网友在一次讨论中说，文革，“应该说勾勒出人类的未来，那正是人类成圣成佛的必经之路。”　　

1，         这场革命的灵魂：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灵魂（而绝不是象那些浅薄之徒所说是什么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是这场文化革命的灵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革命是所有劳动者（包括学生们）反抗官僚主义、反抗特权、反对权威、反抗一切压迫与剥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是每一个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劳动者都应有的第一权力！即便父母打骂孩子，也同样可以反抗，毛泽东在他孩提时代，对于他父亲的压迫，就是这样反抗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造反有理，就是告诉我们要不停地改造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造反有理，是令人类社会中一切妖魔鬼怪都害怕的东西。　　

《安舟文稿》之“超非凡魅力型动员”中写道：我感觉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心情矛盾……自从1966年毛泽东主席领导了普遍批判共产党领导干部的革命潮流之后，完全听命于传统党政机构威严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安舟子所道出的是历史的真实。　　

2，          文革的核心：斗私批修与灭资兴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革就是触及人的灵魂的一场改造和救赎运动，是对于人类自身利益的长远而又最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为了造就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是为了创造一种人人平等的新文化和新社会；就是要“灭等级、灭特权、灭压迫、灭阶级、灭自私、灭邪恶……”（宇太）　　

“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张宏良）。　　

“毛泽东的革命内含着不可阻遏的精神力量，要冲破一切网罗的束缚，而达到极大的解放，这种解放没有边界，缺乏大气度大境界的人无法承受。所以，在毛泽东式革命的面前，心胸开阔、精神崇高的人会体验到极大的幸福，而人欲深重、鸡肠鼠肚的人会感到极大的压抑。”（　潘　老师）　　

毛泽东的灵魂救赎式的革命，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通过思想改造和批判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人们逐步地与私有制观念决裂。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最鲜明，体现最集中的基本主旨。尽管有些人借机搞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少有重大原则性错误的人，甚至有些曾经对人民有罪的人，如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犯也依然被保护了起来。否则，就不会还能够活着在近三十年来，丧尽天良地铆足了劲，头发都熬白了，还在那里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造谣诬蔑谩骂毛泽东和文革；就不可能三十年来毫无休止地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诉文革的“苦”；就不可能有进入80年代对于文革派的大清算；就不可能在近三十年来一面大搞贪污受贿，盗窃国家巨额资产，腐化堕落，残酷掠夺劳动人民，拼命聚敛巨额财富，一面却在那里奢谈人权民主自由，颠倒黑白地攻击文革是个人权力之争和“人整人”。　　

文革中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与斗私是紧密结合的整体，反修防修就是反对和防止一部分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部分小资们退回到封建主义特权和资本主义法权的道路上去，就是防止他们这些人走上对内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对外投降卖国的法西斯道路上去，并且改变全社会人民的精神风貌。　　

3，         文革的要诀。　　

文革的要诀是自由的社团组织（成立社团组织无需任何机构批准和登记）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本策略是以党中央的特别领导小组——文革领导小组和基层民众的合力对抗处于二者间的官僚与“精英”集团。　　

任何人都可以以个人的名义与其他个人自由地组织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就可以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向反动“学术权威”宣战，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这些自由的社团组织，如果不是革命派，也会很快被其他群众团体所识破，如果他要进行反革命活动，便立即会遭到所有进步的社团组织的围攻而灭亡。因此，文革是一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彻底最深入的人民民主专政运动。　　

实际上，在文革中，实行的不是“四大”，而是“五大”：前面提到的四大之外，还有“大串联”。大串联在1967 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当时交通通信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充分发动群众，开阔红卫兵小将的眼界，促进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极其重大作用。但在1974年宪法中只确立了前四大。现在看来，不将“大串联”写进宪法，也是富有远见的。因为科技进步，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就远比当时的大串联要快捷，省时省力省财省物。　　

文革中，无论激进派或温和派，都是由学生、工人、教师和部分农民组成的红卫兵战斗队。总体分为保守派（保皇派、也可叫保资派）和革命派。红卫兵战斗或独立，或联合以一省构成大红卫兵团的基本单位。其成员可随意加入或退出某一红卫兵组织，他们规模小，政治观点鲜明，有纪律但不严格，具有易变性；政治、或集会、或开批判大会或写大字报使这些组织活动的基本内容与方式。也可以说是所有战斗队的全部工作。　　

大串联期间，他们跑遍全国，既有争论，也有武斗发生，他们从武装部门夺得武器或自己能够制造简单武器武装自己。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如何开展人民民主，防止压迫与剥削现象重演的、最文明、最彻底、最理想、最伟大的形式创造。因此，他被写进了《文革宪法》。这一意义，象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样，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和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它是人类文明伟大进步的一座高耸的崭新的里程碑。　　

文革之初由刘、邓主政期间，指示各地派驻大专院校的工作组把造反的学生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收押入监，所以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慨，1966年7月，毛泽东一回到北京，严厉地批评了刘、邓，28日就下令撤销工作组，解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师生；并严正指出，派遣工作组打击造反师生，“是方向性错误”，“……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185页）.这一年的8月5 日，才会有毛泽东主席那张石破天惊、流芳万古、永载史册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文化革命中，“四大”的作用才真正发挥到了极致。早在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对于群众创造的这种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还说“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针对有人怕“四大”，毛泽东说，“四大”，“归根结蒂，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对于文革民主化形式所达到的高度，张宏良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一文中这样评价：“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　　

韩德强指出：“文革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来讨论政治，每一个老百姓来关心政治。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社会政治透明度最高的时候，还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乱，但是特别透明，把所有将军、元帅、领袖的隐私，和他们谁对谁说的话，通通都通过大字报、小字报都给张贴出来了”。　　

《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第1523页这样写道：“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这是毛泽东为制止全国武斗现象，与北京学生造反派头目谈话中的几句，一位身经百战的常胜统帅、已经70多岁高龄、当时具有全国最高权威的领袖能如此坐下来平等地开导几位学生代表，这样的执政者真正是前无古人！

修改第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