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解放戰爭時期是我黨情報工作發展的最高峰

    主持人：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潛伏》引起了人們對戰爭年代我黨情報工作的興趣。我曾看到一則材料說，這一時期我黨情報工作發展到了最高峰。能否詳細介紹一下有關情況？

    劉晶芳(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博導)：我黨情報工作始于上世紀20年代，是在周恩來領導下建立的。早期情報工作對黨的發展和民主革命的推進做出了重大貢獻。人們對這段歷史了解的較多，而對解放戰爭時期我黨的情報工作情況了解的較少。

    從新中國成立前黨的情報工作歷史看，解放戰爭時期確實可以說是我黨情報工作發展的最高峰。整個情報係統為揭穿蔣介石提出重慶談判的和談騙局提供了重要依據，為配合軍事作戰，特別是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奪取三大戰役、渡江戰役的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

    當時，情報工作主要的領導機構為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中央社會部1939年10月成立，康生任部長，孔原、潘漢年、李克農任副部長。1941年7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情報部，9月中央軍委參謀部情報部門並入，部長康生兼，副部長葉劍英、李克農兼。中央情報部和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實為一套機構，兩個牌子。1946年10月，康生去隴東參加土改工作後，中情部由李克農負責。1948年5月，中央進行人事調整，李克農任中央社會部代理部長（部長康生在山東）、中央情報部部長，副部長為譚政文、陳剛、劉少文。

    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這個時期中情部和中社部加緊部署情報工作，重點加強了東北、華北、上海、南京的情報係統建設。這些係統之間沒有橫的聯係，主要有負責上海、南京的潘漢年情報係統、吳克堅情報係統；負責上海的劉少文情報係統及王石堅北方情報係統。其中，吳克堅情報係統是1946年我黨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報組織，由吳克堅負責，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該係統在三大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等關鍵時刻，獲得過國民黨大量重要情報，被周恩來讚為情報“迅速、準確”。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沈安娜就是吳克堅情報係統的成員。

    ■歷史上，由國民黨特務主動轉變為紅色特工的情形並不少見

    主持人：《潛伏》中，“軍統”特務余則成主動轉變立場，成為紅色特工，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發生的多嗎？余則成的歷史原型是誰？

    孫果達(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這種情況歷史上並不少見。譬如，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站長余某就是主動成為一名紅色諜報員的。他主管的站共設政治、社會和經濟三個小組，讓我地下黨員擔任社會組組長，使他可以直接閱看軍統對所屬區、站的各種指令、通報及通知等重要文件，與《潛伏》中余則成在軍統天津站的日常工作非常相似。還有率領中國代表團在芷江接受日軍投降的謝某，曾在抗戰中率部與日軍浴血奮戰，後因為不滿國民黨發動內戰和特務的橫行而主動成為紅色諜報員，最後在1947年9月，因為我北平地下黨的秘密電臺被偵破、電臺臺長的叛變而被捕犧牲。要說原型的話，我覺得上面兩人都可以算。

　　■“無限不重復式”密碼的奧秘

    主持人：情報工作中，密碼是一個很重要的機密，這裏面有何奧秘？

    孫果達：余則成用來翻譯電碼的是一本書，這是一本普通的書，又是一本奇妙的密碼書。這種以一部長篇小說為底本的密碼叫“無限不重復式”密碼，即已經用過的密碼決不再用，這就保證了通訊的安全性。其主要方式是通訊雙方都有一部相同版本的書，事先約定以某一或某一組阿拉伯數字為書中某幾頁中某幾行的首字，這樣收聽方只要確定了對方傳來數字所對應的第一個文字，就可以依照來電的阿拉伯數字逐個從書本中找出相對應的文字，再拼湊起來就是電報完整的內容。要破譯這樣微妙的無線電通訊密碼是非常困難的。抗日戰爭期間，日本隱藏在重慶的間諜就曾經用這種密碼指揮日機對重慶的轟炸，給重慶造成了嚴重損失。為此，當時重慶方面還專門從美國請來了破譯專家。

    王錦輝(中央黨校黨史部博士研究生)：與密碼直接相關的就是電臺工作，電臺是情報工作的重要陣地。我黨在國統區建立的電臺多為秘密電臺。上海和北平分別建立了地下秘密電臺係統。

    上海有三個秘密電臺，其中之一是李白所用電臺。李白是黨在情報通訊戰線上的卓越戰士，先後三次被捕，堅貞不屈。為了不讓敵人測出電臺，他奇跡般地用僅有7瓦功率的電臺保持著與黨中央的聯絡，傳達了黨中央對上海局的一些指示，將國民黨陸軍的部署、序列，海軍的各艦駐地，長江江防計劃及國民黨空軍少尉俞渤在共產黨策動下駕機起義的計劃等情報發送中央。上海解放前夕，被蔣介石親批“堅不吐實，處以極刑”。1958年拍攝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就是依據李白烈士的事跡而編成的。

    1947年，在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的具體指導下，北平成立了由三個報務員組成的秘密電臺，建立了北平地下電臺與解放區的聯係。為保護電臺，三個電臺輪換作業，電臺的波長、呼號和密碼經常變換，報務員不斷變更住地。1948年10月，傅作義準備偷襲石家莊、西柏坡，電臺及時將情報發送出去。平津戰役開始後，地下黨幾乎每天都向解放區發送如敵軍調動、敵軍軍用列車去向的情報。同時，為平津前線司令部提供了許多有關城墻、城門的資料，有效保證了平津戰役的勝利。

　　■陜甘寧邊區的一件特大要案

    主持人：《潛伏》中有一個情節，由于余則成的努力而破獲了潛伏在延安的“軍統”特務“佛龕”。歷史上確有此事嗎？

    孫果達：確有此事。自1939年以來，戴笠就千方百計地派特務去延安, 還利用叛徒張國燾辦特種訓練班，專門訓練派到延安去的特工人員。這些活動雖然收效不大，但還是有人混入我重要軍事機關，混到我邊區政府主要領導人身邊當秘書，甚至很深地潛伏進了我軍高度保密的神經中樞軍委二局。這些特務小組的破獲是當時陜甘寧邊區的一件特大要案，共逮捕特務43名，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劇中關于“佛龕”被抓後與我黨地下交通站被捕的負責人秋掌櫃交換一事也有歷史依據。1947年10月，我情報工作發生一起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重大事件。我黨當時負責情報工作的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的一個規模較大、涉及華北、西北、東北地區，有五部地下秘密電臺的王石堅情報係統被敵人破壞，王石堅等44名情報幹部被捕，牽連被捕的達123人。過度的痛苦和焦慮使李克農像大病一場。我黨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功勳卓著的熊向暉，在回憶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說周恩來曾經對他表示：“要考慮選一個被我們抓到的軍統頭目，把王石堅換回來。”後來因為王石堅的叛變而沒有實施交換行動。
■熊向暉的地下情報工作是我黨情報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主持人：解放戰爭時期，我黨主動派出特工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王錦輝：在情報戰線，有一批秘密黨員接受黨組織的指示，長期潛伏在國民黨的要害部門並被委以重任，如蔣介石、白崇禧、胡宗南、傅作義、李宗仁、孔祥熙等人身邊，都有我黨的情報人員。他(她)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獲取了許多極其重要的情報。熊向暉、沈安娜、謝和賡、金山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熊向暉是周恩來早在抗戰初期就布下的“閒棋冷子”，受地下黨委派打入胡宗南部，深受胡宗南的賞識和信任，成了胡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在地下黨員陳忠經和申健的協助下，為黨提供了許多機密情報。早在1943年夏，蔣介石密令胡宗南閃擊延安，熊向暉及時將情報送交中央，從而挽救了中央危局，挫敗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7年3月，蔣介石又密令胡宗南于當月10日向延安發動進攻，熊向暉由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電臺一字不漏地將《攻略延安方案》拍發到了延安，使黨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就做了中央各機關的撤離和群眾的疏散。後來，蔣介石又密電胡宗南，將進攻日期推遲3天。這一情報，又被熊向暉及時拍發到毛澤東的手裏。之後，胡宗南搞來美國最新偵測電臺位置的設備，偵得了我黨首腦部在興縣，熊將此情況反映到了黨中央，中央電臺為此停止工作三天，各野戰軍不用無線電傳達。在黨中央轉戰陜北中，熊向暉多次將胡部的情報密報到黨中央，為保衛黨中央做出了特殊貢獻。毛澤東稱讚熊向暉一個人“能頂幾個師”，“熊向暉的地下情報工作是我黨情報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1949年6月，周恩來在北京見到熊向暉時，把他同陳忠經和申健譽為我黨情報戰線上的“後三傑”。

    受周恩來、董必武等派遣打入國民黨中央核心機關的沈安娜，被人們稱為“抓住國民黨脈搏的人”。從1938年秋到1949年春，她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速記員達十多年之久，得以參加國民黨歷屆中央全體會議、中央常委會議、國防委員會會議等高級軍政會議，把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的言行及許多絕密情報通過其丈夫華明之轉送延安。而沈的身份從來沒有引起懷疑。1946年1月舊政協會議期間，晚上她為國民黨代表團會議作記錄，連夜把記錄整理出來交給黨的地下組織，使周恩來在會議上能始終掌握主動權。1946年3、4月，蔣介石兩次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策劃內戰，確定軍事部署和兵力調配。沈安娜及時報告，黨中央公開揭露了敵人準備發動內戰的陰謀，使國民黨陷于被動。

    謝和賡，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打入桂係，成為蔣介石大本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的機要秘書，並兼任國民黨國防會議上校秘書。謝和賡在桂係工作了10多年，卻未被號稱“小諸葛”的白崇禧發覺。他先後為中央提供了桂係以及國民黨國防會議許多高層次的機密情報。

    ■情報人員獲得的城防圖，為解放大城市立下大功

    主持人：《潛伏》中關于獲取城防圖的情節很是激動人心，歷史上真實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孫果達：劇中偷送城防圖的細節，基本都可以從歷史事實中找到痕跡。當年天津地下黨獲取和偷送天津城防圖的過程是相當驚險的。整個行動由多人合作完成。先是由負責城防施工的天津城建部門的地下黨員設法獲取分為十個工程段的十張施工圖紙，然後再把十張圖紙合繪成一，並把那張圖紙翻拍成相片制作到兩幅大尺寸的男女老人照片背面，再進行隱形處理，最後再以送遺像辦喪事的名義過封鎖線出天津城。正是這張寶貴的城防圖，使得天津的頑抗之敵很快土崩瓦解，天津百姓的生命財產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1959年1月，在紀念天津解放10周年時，曾任天津前線指揮部司令員的劉亞樓在《人民日報》撰文道：“應該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麼位置，敵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圍的情況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地下黨對天津戰役的貢獻是大的。”

    ■閻又文被毛澤東稱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

    主持人：解放戰爭期間，很多國民黨將領棄暗投明，這裏是不是也有潛伏人員、情報人員的一份功勞？

    劉晶芳：確實如此。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1948年，中情部按照中央的指示，開始主管對敵策動起義工作。代理部長李克農指示各情報係統開展這一工作，爭取了國民黨陸海空軍多起起義，如策動傅作義、程潛起義，國民黨江陰要塞守軍起義、國民黨“兩航”起義等。

    當時擔任傅作義機要秘書的閻又文是1938年陜甘寧邊區保衛處派往傅作義部的一名情報人員。1947年，閻又文歸中共中央情報部領導，與之聯係的情工人員王玉被調入情報部。閻又文將《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戰計劃》、傅作義的思想鬥爭、蔣傅矛盾等情報交與王玉，這對中央及時掌握傅作義的情況，採取相應的策反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閻被毛澤東稱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同時，為爭取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率部起義，吳克堅情報係統派周竹安到長沙，通過朋友聯係，做程潛和陳明仁的工作。中共華東局社會部也派人去長沙做程潛、陳明仁起義的聯絡工作，對消除程的疑慮起了很大作用。最終，湖南重鎮長沙和平解放。

    在渡江作戰中，由于我黨組織在江陰要塞裏已有兩年多的工作基礎，使得江陰要塞的炮兵總臺、守備總隊、遊動炮團三支武裝的實權，基本上都被幾位我黨情報工作人員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

    我黨情報工作對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毛澤東稱讚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鄧小平1975年接見當年軍委二局局長戴鏡元時，也稱讚解放戰爭時期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敵人情況了解得很清楚，情報非常及時、準確，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沒有看到新中國的黎明曙光就倒下了。歷史應該記住他們，人民應該記住他們。

　來源：北京日報   2009年04月30日

(原題:我黨對敵情報戰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