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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保下了“右派”王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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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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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短短几个月间,全国有50余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以“敢言”著称的王芸生却幸免于难。对此,王芸生感到纳闷,不解其中原由。直到1960年,王芸生才从他的党内联系人杨东莼(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那里得知,当时是毛泽东发了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毛泽东为什么要保下王芸生呢?从历史上王
 
芸生同毛泽东的交往,似可窥见其中原委。

    “只有你们拿我们当人”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曾通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共匪”,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匪军”。《大公报》没有照办,反而派记者范长江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和其他战地采访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如此,《大公报》出版部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报道,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并7次再版;抗战初期,又出版了范长江介绍陕北根据地情况的通信集《塞上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王芸生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参与了范长江采访稿件的刊用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此时已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派记者孔昭恺前往。12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入席前,毛泽东让孔昭恺坐在首席,孔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坚持要孔上座,孔只得不安地坐下了。席间,毛泽东举杯对孔大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9月1日,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握着王的手,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新村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3个小时。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只是说:“来渝5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王芸生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经过几次与毛泽东长谈,王芸生对中共的主张有了不少了解,但对蒋介石仍存在幻想。在晚宴上,毛泽东再次对王芸生做了说服工作,并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最后,在王芸生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大公报》得以保留

    1948年10月30日,正在上海的王芸生接到上海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到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新政协会议。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心情无比激动,惟有对《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心中无底,因为此时《大公报》天津版已改名为《进步日报》了。他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大公报》的报名。周恩来对他说:“此事我们已请示过毛主席,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涉。”

    周恩来诚挚的话语,使王芸生深受感动。9月21日至30日,王芸生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五届常务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

    1952年,王芸生又开始为上海《大公报》的生存担忧。当时,党报有绝对的威信,读者对党外报纸不屑一顾,因而报纸的销售量下降,广告收入骤减,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王芸生考虑,政治的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报社迁到北京,报纸的影响和销售量就有可能扩大。因此,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迁京。经过反复思考,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给毛泽东。信发出仅一周,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王芸生立即进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王芸生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就由彭真、胡乔木陪同,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当他们来到丰泽园,刚游完泳的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在藤椅上。毛泽东听完王芸生的汇报,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毛主席见状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1953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迁京,继续出版北京《大公报》,王芸生担任报社社长,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北京《大公报》停刊。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了《大公报》,1957年又阻止了划王芸生为“右派”。这是否因为历史上《大公报》和王芸生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些好印象?至今没人说得清楚。(《扬子晚报》3.26 王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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