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閻又文（右一）隨傅作義（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來的接見。

    1946年6月，閻又文 （左二）在《綏遠和平協議》上簽字。

    閻又文：北平和平解放的隱蔽戰士，替傅作義致信毛澤東

    六十年前的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宣告古都和平解放。1月19日，北京檔案館展出“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展廳內，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劉厚同、何思源、傅冬菊、閻又文置于顯著位置。閻又文，一個陌生的名字。據黨史研究專家稱，如果說傅作義作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毛澤東語)被廣為人知，那麼閻又文則是鮮為人知的大功臣。

    閻又文，傅作義機要秘書。有關部門在《無名豐碑》中這樣評價1938年至1962年的閻又文：“閻又文一直保持雙重身份。解放前，他名為國民黨高級軍官，實為黨的情工人員；解放後，他名為國民黨起義將領，實為黨的統戰工作者。”

    時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際，閻又文的女兒向本報獨家披露了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鮮為人知及不能忘卻的歷史，同時，給了享受革命成果的後人一個記住閻又文這個無名英雄的機會。

    閻又文的子女都被一瓢“政審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參軍、入黨、提幹、婚戀的正常路徑

    閻又文有六個子女。他去世時，老大24歲，小六8歲。閻又文生前逝後，閻家六子女填寫家庭出身時皆為“革幹”(革命幹部)並以此為傲。然而，六子女及配偶的政治生命皆因政審後出現逆轉，都是在風華正茂、青春舒展的年代，一瓢“政審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他們參軍、入黨、提幹、婚戀的正常路徑，甚至一生的人生安排。職業生涯中順理成章的上行軌道被迫向下向下……不可逆轉，直至退休。“一外調就卡殼”，老六閻頤蘭感嘆。

    老大閻恩蘭的入團入黨屢屢受挫。老二閻綏蘭曾就職某機關，後被調離。老三閻綏平畢業于哈軍工，本可就職國防科工委，後被分配到張家口一民用工廠當爐前工。閻綏平未婚妻是他同學，畢業後分配到空軍。結婚前夕，空軍叫她在婚姻及繼續服役之間作出選擇，未婚妻經考慮後決定復員。老四閻海蘭畢業于師大女附中，高中即被列為發展對象。清華大學與優等生的她簽訂了報考意向。“當科學家”，心氣高遠的閻海蘭自認該夢已不遙遠，然而她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廠當工人。心高氣傲的她不死心，屢交入黨申請書，終在49歲時遂願，翌年便退休。老五閻京蘭立志參軍，但命運不僅讓她無緣軍營，還剝奪了去生產建設兵團的資格，她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隊。老六閻頤蘭15歲半入伍，17歲成代理排長，部隊領導只等她滿18歲後入黨提幹。閻頤蘭所在的成都軍區向農業部發出商調函，回復是“閻又文同志歷史問題不清楚”，于是，閻頤蘭頻寄航空信催促家人“搞清楚”，部隊連發四封商調函，然而農業部從中組部處獲取的信息極其有限。無奈，為閻頤蘭準備的支部大會被迫取消。閻頤蘭服役八年，最後以“兵”的身份復員到地方，24歲的她一切從頭開始。

    閻又文妻子丁宴秋與其子女一樣在追求進步的道路上屢屢受挫。在街道工作的她要求入黨幾十年，遺憾的是，最終沒遂願。惟一順遂的一件事是了卻了她與丈夫同穴的夙願。

 橫亙在閻家人面前的“歷史不清楚”，即特指1939年至1945年間，閻又文的脫黨問題及不清楚他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父親去世後，閻海蘭記憶中“不願回家，家裏氣氛非常非常壓抑。母親老哭，周恩來送的絹花花圈，擺在家裏好幾年”、“一次回家時，家裏黑著燈，以為家裏沒人，原來母親在黑暗中抹淚”……

    閻家人不僅承受著“歷史不清楚”的煎熬，而且還要承受歧視、侮辱及誤解，如有人對閻綏蘭說：“像你這種家庭出身(國民黨反動軍官)的人，必須在思想上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有人給“文革”期間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寫信，說丁宴秋是反動軍官太太。閻又文的一個地下黨同事出差北京，路過閻門而不入。不入原因即閻又文替傅作義撰寫了《致毛澤東的公開信》。“文革”中，閻又文墓碑上的照片被砸碎。

    “歷史不清楚”煎熬著家族每一個成員。

    “父親到底是黑(國民黨)是白(共產黨)，”閻家子女苦苦求索。他們遍尋有關部門，但沒有一個部門給出答案。閻家子女由此得出結論“父親被包得很嚴，只有極高層極少數的人知道父親的真實身份”。

    “你爸這一輩子就沒風光過”，閻又文妻子丁宴秋生前對子女評說丈夫。閻家子女明白父親的特殊身份、特殊工作、特殊使命注定不能風光，注定默默奉獻，注定任勞任怨，注定承受犧牲，這種犧牲不見外傷，其內傷又不足向外人道。

    記者採訪了一位解放前的地下情報人員。她以自己經歷的白色恐怖詮釋閻又文甘願犧牲的支撐力——“對黨絕對忠誠，精幹內行，甘當無名英雄”。她說拋頭顱灑熱血是一種犧牲，還有一種犧牲叫忍辱負重。

    曾任外交學院副院長的王玉解開了閻家子女“父親到底是黑是白”的謎團

    1993年春，閻家人求索的路上出現拐點。

    曾任外交學院副院長的王玉，即解放戰爭期間與閻又文保持單線聯係的他在與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光人的一次晤面中提及尋找閻又文妻小的夙願，很快，王玉夙願得到滿足。閻海蘭記得見到王玉的那一天，他說:“我一直在找你們，就是找不到。”王玉的出現解開了閻家子女“父親到底是黑是白”的謎團。王玉的破解與上述《傅作義身邊的隱蔽戰士閻又文》一文基本相同。隨後，王玉帶閻家六子女面見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1941年至1949年，羅青長任延安中央情報部秘書、科長、主任)。一次，羅青長特意對安全部落辦(落實政策辦公室)強調閻又文的“白皮紅心”。

    1993年春夏之交，農業部分別向閻家六子女單位發去公函。如給閻海蘭單位的公函是：“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運用擔任傅秘書的有利條件，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貢獻。以上情況已向中央主管部門正式證明。

“過去，因閻又文同志黨員身份未公開，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應有的影響，現在特函告，請予消除，並按照黨的政策給予改正為盼。1993年5月31日。”

    王玉、羅青長的出現與證明終結了閻家子女“還父親真相”的不盡奔波。然而，證明僅局限六子女單位，並沒影響社會對閻又文的結論性評價。所以，1995年播出的電視劇《第二條戰線》對閻又文的描寫有悖史實。針對此，羅青長于1997年7月10日在《北京日報》發表《丹心一片照後人——懷念戰友閻又文同志》——

    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除了公開戰場上的搏殺外，還有隱蔽戰線上的較量。同許多隱蔽戰線的無名英雄一樣，閻又文這個名字無論同時代人還是當今人們都是陌生的。我的戰友閻又文是隱蔽戰線上的一位傑出戰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真正做到了“白皮紅心”。

    1939年下半年，被破壞了的地下黨組織來不及作出妥當安排，與閻又文失去聯係。與黨失去聯係的閻又文依然執行著隱蔽戰線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時機出現在1948年。

    1948年10月初，我第四野戰軍即將進關，為殲滅傅作義集團，中央情報部部長李克農要我(時任主管秘密情報業務的主任)派王玉絕密單線聯係閻又文，要閻又文搞到傅的作戰計劃。閻又文不負重托，一周時間，王玉便將情報交給我。這次獲取的情報是取得平津戰役勝利的關鍵一環。毛澤東為隱蔽戰線題詞“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1949年1月10日，李克農再次指示我讓王玉聯係閻又文，要他摸清傅作義思想動態並做攻心工作。閻又文安排王玉住進北京飯店，每日向王玉提供書面報告。

    1949年2月22日，鄧寶珊、閻又文陪同傅作義到達西柏坡。我隨楊尚昆迎接他們。毛澤東見到傅作義便說：“你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你不愧是中國人民的血性男兒。”毛澤東又對閻又文說：“好啊！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生動啊。”(指傅作義痛斥毛澤東的《致毛澤東的公開信》。原來，閻又文得到為傅作義起草電報的任務後，曾請示組織，周恩來指示：公開電要罵得狠些，要能夠激起解放區軍民義憤，要能夠導致傅作義狂妄自大！)

    傅作義回到北平後精神大振。他要閻又文起草一個表明自己態度的政治宣言。1949年4月1日，該宣言通電全國。通電中有這樣的話“願在毛主席領導下，實行新民主主義，建設新中國”。

    解放後，按照黨的安排，閻又文共產黨員身份不公開並繼續在傅作義身邊工作。閻又文丹心素裹，默默奉獻到生命最後一刻。我和他共事多年，這個人才華出眾，文筆鋒銳，行必踏實，事繁勿慌，和若春風，外圓內方。

    在又文同志誕辰83周年之際，我借毛主席的《咏梅》詞懷念他“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羅青長發表該文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劉光人在《金盾》雜志撰文《隱蔽在傅作義身邊的共產黨員》(1995年)，該文首次公開披露閻又文的真實身份。

 解放前他名為國民黨高級軍官，實為黨的情工人員。解放後他名為國民黨起義將領，實為黨的統戰工作者。

    2008年第三期《保密工作》刊登了《傅作義身邊的隱蔽戰士閻又文》一文——

    1936年，就讀于山西大學法學院的閻又文投筆從戎，在傅作義處擔任文書，以博學與才華為傅賞識，遂升任傅秘書。1938年，在傅作義部隊的我黨地下黨員潘紀文經長時間觀察閻又文後將其秘密發展為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冬，國民黨搜捕共產黨員，破壞地下組織。由于當時形勢危急，地下黨組織來不及妥當安排，與閻又文失去聯係。

    1945年，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傅作義被蔣介石任命為華北“剿總”總司令，閻又文為“剿總”司令部的新聞發言人。此時，我黨急需獲取傅作義部隊軍事情報。于是，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派王玉設法尋找閻又文，閻又文自此與黨組織接上關係。

    閻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園漪瀾堂召開新聞發布會。他安排王玉以記者身份參會，其間將情報交與王玉。閻又文收集的情報包括作戰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戰計劃》及詳細地圖和軍事實力、將領概況、傅蔣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鬥爭等，對中央決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

    1949年1月，解放軍一舉攻克天津，切斷了傅作義海上逃跑路線。10日，閻又文接到王玉指示：了解傅作義動向。組織很快從王玉處得知傅作義設計的三條道路：一、南逃會蔣；二、往西投靠馬家軍；三、固守北平，繼續頑抗。究竟傾向哪一條路，決心難下。于是，閻又文力勸傅，我部非蔣嫡係，投靠蔣絕非上策，如今丟掉整個華北，老蔣怎能放過你。與馬會和，如今整個北平被共軍百萬大軍包圍，所以此路不通。第三條道路更不可採納。如果對抗共軍，北平文化古城將遭到毀滅性破壞，你將成千古罪人。最終，閻又文指出第四條道路——跟共產黨談判。

    根據黨的指示，閻又文對傅作義展開大力度攻心工作——爭取傅作義起義。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為給傅施加影響，閻又文邊給其閱讀邊講解，但傅作義堅持“我死也不能敗在青年娃娃手裏(指聶榮臻和林彪)”。閻又文力勸：“連委員長都敗在毛澤東手下，我們又何必計較呢。”閻又文每日向王玉匯報傅作義動態，甚至上午發生之事下午組織便已掌握，然後擬成電文，直報中央社會部，社會部再轉給前線總指揮。情報的及時與準確受到前線司令員聶榮臻表揚。

    為配合北平和平解放，閻又文與華北“剿總”副秘書長王克俊相商，由他向傅建議委派副總司令鄧寶珊與解放軍談判，以確認共產黨對傅作義的態度。傅作義斟酌再三，最終接受王克俊建言。1949年1月，以鄧寶珊為團長，何思源、閻又文等成員組成的和談代表團出城與葉劍英談判。閻又文遵照傅作義囑托，對談判內容作了詳細記錄。傅作義閱讀記錄後思慮良久：“事到如今也只有放下武器這條出路了。”

    經過多輪談判，1月21日，我黨終和傅作義達成《關于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1月31日，解放軍開進北平。文化古城幸免于戰火。1月22日下午6時30分，閻又文宣布北平和平協議及傅作義文告。

    北平解放後，中央社會部指示閻又文繼續留在傅作義身邊。

    《李克農》(1996年)中的《平津戰役》一章提及閻又文：“李克農領導的情報人員準確掌握傅作義的作戰部署、政治動向及思想情緒等，及時向中央和平津前線司令部報告，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柏坡“國家安全教育館”這樣介紹閻又文的重要貢獻：“平津戰役期間，閻又文根據上級指示提供了大量關于華北‘剿總’的情報，使黨中央準確掌握了傅作義情況，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針奠定了基礎。天津戰役後，他及時掌握並上報傅作義的思想動態，積極施加影響，為最終促成傅作義起義、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貢獻。”

    就“繼續留在傅作義身邊工作”，有關部門的內部出版物《無名豐碑》作了較為清晰的解讀：“北平解放後，按照中央安排，不公開閻又文真實身份，繼續在傅作義身邊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任水利部長，調閻又文任水利部局長。因革命工作需要，閻又文一直保持著雙重身份。解放前，他名為國民黨高級軍官，實為黨的情工人員；解放後，他名為國民黨起義將領，實為黨的統戰工作者。”

    1961年，閻又文調農業部。

    1962年9月25日，閻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僅48歲，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閻又文臨終前囑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組織”。周恩來敬贈挽聯“閻又文委員千古”、薄一波的挽聯是“閻又文同志千古”。《人民日報》發表簡短訃告。

    農業部撰寫碑文：“閻又文同志曾任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中國共產黨黨員……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閻又文周圍墓碑碑文皆有參加革命時間，入黨時間，而獨他是空白。對碑文措辭及空白，當年閻又文子女尚都年少，按他們的說法是“不懂”。而今真相大白後，面對如此碑文，他們提出修正意願。目的是為了還歷史以真相並對歷史持有細致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