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疆場上，中國犧牲的第一位軍長是誰？

    郝夢齡，這位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會戰”中壯烈殉國的將軍，湮沒在搜索引擎的角落裏。

    而在女兒郝慧英眼裏，父親郝夢齡永遠挺拔地活在心中。今年7月，幾經輾轉，從湖北武漢前往陜西寶雞妹妹郝慧蘭家中小住的郝慧英老人與妹妹一起回眸往事。70余年過去了，當年15歲的妙齡少女如今已是88歲的耄耋老人。

    “一個人要愛國家，愛百姓，要不愛財，不怕死！”在這位父親最喜愛、與父親相處時間最長的大女兒記憶中，父親的這句話雖歷盡70余載，依然字字清晰如昨。

    “我愛你們，但更愛國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的郝夢齡正在應召去四川陸軍大學學習的途中。得知消息，他立即自重慶返回部隊，請求北上抗日。

    他在報告中說：“我是軍人，半生光打內戰，對國家毫無利益。現在日寇要滅亡中國，我們國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應該去抗戰，應該去與敵人拼。”

    經過再三上書請纓，國民政府批準他率部北上。

    郝夢齡在北上抗日出發之前，已下定以死報國的決心。“父親經過武漢時，回來與家人告別。那天起床後，母親告訴我：你爸爸一夜沒睡，寫了撕，撕了又寫，不知在寫什麼東西。我拉開抽屜，發現一封信，上面寫著‘留給慧英兒，二十七年拆閱’。”

    郝慧英說：“那時候年紀小，才15歲，不懂事。晚上父親一回來，我就拿著信問他，為什麼要到明年看？說著就要拆信。父親不說話，一把奪過去，我和他搶來搶去，那封信最後被他撕掉，丟進痰盂裏。”

    父親出去後，郝慧英把痰盂抱進廁所，撈出那些紙片用水衝過後，拼出信上的內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犧牲。萬一陣亡，你等要聽母親的調教，孝順汝祖母，關于你等上學，我個人是沒有錢，將來國家戰勝，你等可進遺族學校……留于慧英、慧蘭、蔭槐、前楠、蔭森五兒，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這是一封遺囑。郝慧英頓時淚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團，不想讓他走。但父親決心已定。”

    郝夢齡與家人告別，對兒女們說：“我愛你們，但更愛我們的國家。現在敵人天天在屠殺我們的同胞，大家都應該去殺敵人。如果國家亡了，你們也沒有好日子過了。”

    此時，平津失陷，日軍先佔領察哈爾後又奪河北中部，直逼山西。郝夢齡接到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軍令後，一刻都不想耽誤，星夜趕往山西前線，郝慧英送別父親時的情景歷歷在目。

    1937年9月17日下午，郝夢齡前往火車站。“我們家離車站很近，父親前面走，我後面就跟著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郝慧英送父親到火車站，那裏全部都是兵，黑壓壓的一大片，慧英看了一眼父親，心想父親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但是在父親的臉上，她沒有看出來一點父親對家裏怎麼留戀，她看到的是一種即將奔赴戰場的軍人所透露出的決心與氣勢。

 “瓦罐不離井口破，大將難免陣前亡”

    忻口是日軍從晉北通向太原的最後一道防線。1937年9月底，日軍在平型關遭八路軍115師重創後全線撤退，集結在代縣附近，準備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郝夢齡率部抵達忻口。當夜，他在布防前召集營以上軍官講話時說：“此次抗戰是民族戰爭，勝則國存，敗則國亡，所以只許勝，不許敗。軍人的天職是保國衛民，現在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就是我輩軍人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實感可恥……現在大敵當前，我決心與全體官兵同生死，共患難，並肩戰鬥。”

    10月10日淩晨2時半，郝部前沿陣地與敵人接火，守軍擊退了日軍的裝甲車、坦克，並燒毀了日軍的汽車。

    當日，39歲的郝夢齡在忻口前線寫下陣中日記：“今日為‘國慶’紀念日，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 。”

    10月11日拂曉，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徵四郎派5000步兵，以飛機、重炮、坦克作掩護，連續猛攻忻口西北側南懷化陣地。當時援助忻口的軍隊大部還在途中，郝夢齡即到前沿陣地指揮。

    在敵人飛機、大炮轟炸時，他指揮部隊躲入掩蔽處，待炮火一停，馬上出擊，用步兵武器狠狠打擊日軍。雙方多次展開白刃肉搏，近距離互擲手榴彈。

    郝慧英說：“面對強大的敵人，我父親帶的都是臨時集結的部隊。而且有一些軍隊還沒到。但父親反覆強調‘人人都應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決心與敵拼殺’。”

    10月12日，南懷化被日軍佔領，敵我雙方在忻口西北、南懷化東北高地展開激烈的爭奪戰。日軍在我陣地進行肆無忌憚的狂轟濫炸，平均每日造成傷亡一千多人，最激烈時一天傷亡達數千人。但第九軍官兵頑強阻擊敵人，每天爭奪戰多達十幾次。

    郝夢齡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往日見傷兵多愛惜，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此次戰爭為民族存亡之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卻，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哪有長官？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

 10月15日，郝夢齡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當天夜裏，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增派七個旅交郝夢齡軍長指揮，由正面襲擊，左右兩側同時出擊策應，以期夾擊敵人。他最後一次寫日記：“10月16日淩晨兩點，對南懷化之總攻打響。”

    16日淩晨，中國軍隊分數路撲向日軍陣地。時任郝夢齡參謀處長的李文沼回憶：這時敵已發現我軍動向，機槍小炮一齊射來，我請他進指揮所洞內休息。郝軍長說，“我在前線督戰是自己的任務，是自己的本份，豈能畏縮不前？”

    官兵們再三勸阻，郝夢齡只是說：“瓦罐不離井口破，大將難免陣前亡”。

    淩晨五時，他率領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立五旅旅長鄭廷珍等將領繼續帶兵前衝。日軍潰退以猛烈火力掩護逃跑。此時郝夢齡等將領已深入敵人散兵之前，終不幸腰部連中二彈殉國。

    郝夢齡年僅39歲的生命就此定格。

    他殉國後，士兵在其衣袋裏，發現一封尚未發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敵，國既付以重任，視我實不薄，故余亦決不惜一死以殉國，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戰，誓當以沙場為歸宿。”

    父親殉國的消息傳到武漢時，郝慧英正在學校裏上課。“教導主任說，你還來上學幹嗎，趕快回去，你父親已經犧牲了。”

    郝慧英一回去，剛走到門口，就聽見屋裏哭聲一片，“幾個老太太哭成一片，我母親哭得很傷心。”

    10月24日，郝夢齡的靈柩由太原運至武漢。1937年11月16日武漢各界舉行公祭，後以國葬儀式將郝夢齡遺體安葬在武昌，一萬多人參加了葬禮。

    隨同靈柩一同抵達武漢的還有郝夢齡寫的第二封遺書《與妻書》，這封裝在小箱子裏的遺書寫于在忻口戰役打響前一天。書中，郝夢齡對夫人劇紉秋說：“余自武漢出發時，留有遺囑與諸子女等。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我即犧牲後，只要國家存在，諸子女教育當然不成問題。別無所念……倘吾犧牲後，望汝好好孝順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對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撫。故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對國際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書與紉秋賢內助，拙夫齡字。雙十節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國民政府追贈郝夢齡為陸軍上將。蔣介石寫下祭文：“嬌嬌郝君，一軍獨領，身先士卒，縱橫馳騁。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無我，人同此心。仗茲精誠，虜入吾掌，一尊妥殮，尚其來享。”

    漢口《大公報》報道說，民國以來，軍長之因督戰，而在沙場殉職者，實以郝將軍為第一人。

    1938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郝夢齡“給了中國人民以崇高偉大的模范”。

    1941年，郝夢齡將軍殉國4周年紀念日，馮玉祥將軍著文稱讚他為“國民的模范、軍人的模范、革命黨員的模范”，音樂家冼星海也專門作《郝夢齡將軍悼歌》。

    1946年，漢口日租界吉林路被命名為“郝夢齡路”。

    1983年，民政部追認郝夢齡為革命烈士。

    馮玉祥救困郝家

    1939年夏，重慶馮玉祥住處外，一陣男童清脆的叫賣聲吸引了過往的路人，同時也吸引了正在散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的注意。他舉目望去，兩個衣衫破舊的小男孩正提著壺在街上叫賣茶水，高大的馮玉祥走過去俯身與兩個孩子聊了起來。

    “那是我兩個弟弟。馮將軍問你們是哪的人，姓什麼。”郝慧英說。

    “河北藁城縣莊合村人，姓郝”。

    孩子的回答讓馮玉祥憶起往事：“你們那兒有一個姓郝的，叫郝夢齡，你們認不認得？”

    “認得，他是我爸爸。”

    馮玉祥問：“你們為啥在外面賣茶？往防空洞裏頭送茶？”

    “我弟弟們就說賣茶攢錢交學費。”郝慧英說。

    無意間的這次對話讓馮玉祥大吃一驚：剛剛犧牲的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的孩子就在眼前。在走訪了解到了郝家艱難的生活條件後，“馮將軍就叫秘書寫了個報告，後來蔣介石給我們批了兩萬元錢。”

    哀榮等身的郝夢齡家人為何落到如此境地呢？

 原來，1938年武漢淪陷後，郝慧英與母親輾轉到了重慶，失去父親後，郝慧英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頓。父親遺書上說的遺族學校並沒有上成，而是進了重慶一家私立中學。由于戰事紛擾，生活處處沒著落。

    走投無路的一家人不得不為生計而奔波。“暑假時，我們就出去賺學費，茶水、西瓜都賣過”。

    所幸，馮玉祥找國民政府批了個條子，“我們每學期開學後，可以拿交學費的收據去向國民政府報銷。就這樣，我們的念書問題得到解決，姐弟四人後來都讀了大學。”對郝慧英、郝慧蘭來說，這也是完成了父親的遺願。

    在武漢的郝夢齡一家，在經歷了長達七年痛苦流亡生活後，終于在1945年8月15日等來了抗戰勝利的消息。郝慧英、郝慧蘭回憶說：“聽到消息後，我那個時候高興得不得了，跑進了城，心裏想可以回家啦。但是仔細一想，回哪去？沒有家可回。”

    建國後，郝慧英一直沒有領什麼撫恤費，直到文革後落實政策，才漸漸領了一些慰問金。

    還有一件事情在郝慧英心中一直都是抹不去的傷痕。那就是“文革”時，父親的墓被鏟平，直到1969年，郝慧英和妹妹一起給父親上墳，發現父親的墓已經不在了，墳邊養花的老人告訴她們父親的墳墓已經被鏟平了，她們只好對著坑給父親上了墳，回去後郝慧英沒敢告訴母親這件事情。

    辛亥革命70周年時(1981年)，郝慧英發現，陵園所有的墳都修成了辛亥革命烈士的，“我們去上墳發現，父親的墓坑變成了1911年病逝獄中的曾任黎元洪秘書的劉靜庵的墓了。經過三番五次的找民政部門，才把劉靜庵的墓碑換成了我父親的。辛亥革命80周年、90周年時，我父親墓又重新修了，今年清明我去上墳的時候看到現在又在大修。”

    如今，88歲的郝慧英老人住在漢口解放公園路一棟教師宿舍樓裏。退休前，她在武漢第十七中學擔任生物教師。當了一輩子教師的郝慧英同樣忘不了父親對她的最初的啟蒙，4歲時，父親教她背《總理遺囑》，給他講文天祥、岳飛的故事。但是，教師郝慧英卻從不主動講父親精忠報國的故事。

    “無論別人曾經怎麼去評判父親，父親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英雄，我相信他的英雄事跡終究會公正客觀且全面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郝慧英、郝慧蘭講述父親生平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周海濱 實習生 郭存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