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们聚会，回忆起艰难战斗的岁月，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想起陶勇同志，甚至慨叹道：“唉，如果陶勇在这儿，多好！”是的，陶勇同志乐观豁达，生龙活虎，有他在，便会热闹得多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陶勇同志已在１６年前，牺牲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

　　（一）

　　陶勇，原名张道庸，１９１１年生于安徽霍丘县，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当了几年窑工。１９２９年，当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他的家乡时，他便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从普通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战将。历任红军团长、代理师长；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团长、苏皖支队司令、三纵队司令、三旅旅长、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华野四纵队司令，二十三军军长，九兵团副司令；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他相识的。１９３９年春，他由周恩来同志营救出狱，经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听说他在皖南军部时期，对军部个别领导人的右倾颇有意见，心情很不愉快，一再地要求到苏南前线来。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两支队已挺进江南敌后，在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建立起茅山抗日根据地，并依照党中央指示，开始向江北发展。陶勇同志来到敌后，远非株守皖南时所能相比，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为了工作便利，需改名字，陈毅同志说：“道庸，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粟裕同志说：“把姓去掉，就叫陶勇吧。”他欣然同意了。从此以后，陶勇同志便率领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于大江南北，使敌、伪、顽闻风丧胆。

　　１９３９年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我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经陈毅同志策划，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有利时机，派陶勇和卢胜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在那里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陶勇同志率部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两个连，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日军大为震惊，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的县大队５００余人亦隐蔽于月塘集西侧，企图趁火打劫。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伪、顽军，陶勇同志毫无畏惧，指挥若定。他悄悄将部队拉出了月塘集，设伏移居集，亲自带领第四连１００余人扼守正面，将日、伪军放至离阵地一二十米的近距离，出其不意地以猛烈火力予以杀伤，第五、第六连同时从两翼出击，一举击溃了敌军。陶勇同志又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月塘集。此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１月下旬，为粉碎日伪对我皖东根据地的“扫荡”，陶勇同志奉命率部队顶风冒雪，星夜北上，进至天长以南横山地区，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和挺进纵队反“扫荡”；３月上旬，又率苏皖支队主力越过津浦路，配合我皖东部队进行“反顽”战役；３月下旬，再与我挺进纵队东西对进，星夜驰援津浦路东根据地中心半塔集的“反顽”战斗，都取得了出色的战果。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陶勇同志率领所部积极作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憾了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支援了兄弟部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苏皖支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１９４１年２月，我新四军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同志率部攻克姜堰后，向西北方向横扫过去，一路追歼溃逃之敌，至泰州城附近，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陶勇同志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带头扑下河去，部队人人争先恐后，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

　　陶勇同志勇敢作战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战争初期，他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初到山东，一次行军途中与国民党第五军遭遇，受到敌人坦克的冲击。当时，部队缺乏打坦克的经验，措手不及，边打边撤，队形混乱，正碰上赶往前沿的陶勇同志。战士们呼喊：“师长，坦克挡不住，赶快撤！”他听了，往路边谷场上的石磙上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厉声喝道：“我陶勇坐在这里，哪个敢撤？”战士们立刻镇静下来，纷纷互相鼓励：“陶师长就在这里，怕啥？”战士们返身冲杀过去，先炸坦克履带，再抓俘虏，一举击毁敌坦克３辆。

　　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英勇事迹；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不顾身为党为人民顽强作战的精神，贯穿在他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在战斗发起前，他会换上便衣，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在战斗的紧急关头，他往往会将上衣一脱，举起大刀，率领战士去拚搏；他也曾多次孤胆深入虎穴，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劝降或联络起义，收编改造各种武装；他还曾骑着快马，冒着敌机的追踪扫射，去第一线的部队指挥作战……。他是指挥员，又始终是队列中的普通一兵。

　　对他这种勇猛的战斗风格，领导上常常是喜忧参半的。有时候也不得不批评他，不要做“拚命三郎”。他却有自己的想法，“我的部队底子薄啊！队伍发展快，成份复杂，又没时间整训，只有靠打仗时练兵，只有靠我们指挥员带着战士冲啊……”

　　陶勇同志所带的部队，具有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集体荣誉感，以勇猛顽强著称，以接受艰巨的任务、争先杀敌为荣。但在组建伊始，比起其它一些兄弟主力部队，基础确是差一些。红军老战士少，收编的各种地方武装多，无论战斗经验、士气、装备都不算强，但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无敌劲旅，是和陶勇同志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

　　（二）

　　陶勇同志无论在哪一级的岗位上，总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参加了上级召开的重要会议，很难有完整的笔记，却能毫不走样地传达，一丝不苟地执行。同志们佩服他的强记善解。其实，强记善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会前会后，他抓紧时间向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讨教，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气力。正是这种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鞭策着他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杰出的将领。

　　他平时就熟悉自己的部队，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战时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紧靠前线的地方，亲自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善于理解上级的指挥意图，从不消极地执行命令，当战场出现错综复杂、凶险危急的情况，能够依据战役的要求，结合当面的情况，当机立断，临机处置。

　　在苏中战役的第四次战斗中，他率一师担任攻歼李堡守敌的任务。部队从一仓河出发，行至中途，得悉敌情起了变化，李堡和海安之敌正在换防，敌新七旅旅部率十九团已到达李堡，敌一○五旅旅部率一四八团尚未离开，敌守军兵力增加一倍，武器装备又优于我军，我军进攻兵力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会不会打成胶着状态而失去了奇袭作用？陶勇同志分析说：“敌兵力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换防之际必然混乱而疏于防范，该走的已交卸守备责任必无斗志，刚来的又不熟悉情况难于坚守，敌军建制不同便会互相牵制，这正是我军发动攻击的大好时机。”于是仍按原计划发起攻击，顺利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整团，生俘敌少将旅长、副旅长各一名。

　　他能够灵活运用我军传统的战略战术，又能够不拘陈式，创造新的打法。他善于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打游击战他善于隐蔽行动，出敌不意，来去自如，速战速决；打运动战，他善于高度机动，勇猛穿插，寻找战机，连续作战，干净利索地夺取胜利。我军善于夜战，攻击敌占城堡，一般都在夜间。有一次他指挥的部队夜间攻城，没有得手，团长正要把部队撤回来，第二夜再攻。他对团长说：“白天隐蔽在城下，会有伤亡，但是现在天已亮了，从城下经过开阔地撤回来，也会有伤亡，晚上还要通过开阔地再攻，加起来伤亡更大。不如就地隐蔽，等天晚了，就地发起攻击。”果然当晚攻击立即奏效。另一次敌军自以为掌握了我军规律，夜晚防守严密，白天睡觉，他就索性于白天发起攻击，一举攻克该城。

　　鲁南战役中，陶勇同志的部队担负攻打枣庄的任务。当时这支部队对城市攻坚还缺乏经验，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不会爆破，进展不快。陶勇同志积极向兄弟部队学习，认真组织战场练兵，使部队迅速掌握了攻坚爆破的战术、技术，胜利地完成了攻克枣庄的任务。

　　他关注战争的全局，清楚地了解自己担负的任务对战争形势的影响，自觉地把上级的命令转化成指战员们坚不可摧的决心。１９４７年夏，为了打破敌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同志奉命率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与兄弟部队第一纵队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敌急调７个整编师１２万之众对我围追堵截。当时部队因进入新区，供应极端困难，以野菜、南瓜充饥，还经常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遍地泥泞，部队有时竟日在水深齐腰的泛滥区行军作战，有时接连几天在没膝的泥沙中跋涉，鞋袜走破了，背包霉坏了，双脚溃烂了。看着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行军、作战，性格刚强的陶勇同志也心痛得流下了热泪。在强敌当前，处境险峻的情况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干部带头，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争先仿行，都把自己的鞋袜、粮食送到连队，把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团营干部分别下到连队，他亲自抬着担架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和一纵队领导同志一起带领部队忽南忽北，时西时东，打打走走，拖着敌军１２万人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滦河、泗水，与第三、八、十纵队会师，跨过运河，最后甩掉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陶勇同志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１９４０年６月下旬，苏北顽首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十三个团及保安三旅，对我挺纵驻地郭村形成合围态势。陈毅同志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上升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２００多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陶勇同志用手量了一下地图，很果断地说：“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旋即下令：“克服一切困难，必须尽速赶到！”

　　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他亲率侦察分队先行，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扬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是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他说：“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部队遭到了日军袭击，三营长郭明生同志牺牲了，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他说：“不行，赶往郭村要紧！”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

　　解放战争中的诸战役，差不多都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他从不打滑头仗，愿意拣硬骨头啃，争挑重担子，在战役进展的重要关头，出大力，吃大苦，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赏。

　　更难能可贵的是陶勇同志打仗，不叫困难，不怕伤亡，为了全局的胜利，勇于承担本部队的最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打的硬仗、恶仗比较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手上谈不上有预备队，机动力量也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取得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有时一次战役中常常使用一个部队两次至三次；临时变动、增加任务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不论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伤亡多么严重，为了全局的胜利，陶勇同志总是二话不说地去完成。一场硬仗、恶仗打下来，不管部队损失有多大，他总是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部队传统的战斗作风一茬又一茬地继承下来了，而且越战越强。这是他杰出的带兵艺术的表现，也是他的坚强党性的表现。

　　在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里，陶勇同志一直率部奋战在战争的第一线，驰骋于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场，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历次重要的战役，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他率领的部队以辉煌的战果，在我军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陈毅同志高度赞扬了陶勇同志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善于河川水网、夜间和运动作战，善于阻击攻坚，到山东后，又善于野战，战术比较全面，在华东战场做出了贡献。”

　　１９４９年底，部队入朝前，朱德总司令来视察。他紧紧地握住陶勇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好哇，你就是陶勇，久闻你的大名！”由衷地表达了对陶勇同志的喜爱和赞赏。

　　（三）

　　陶勇同志具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家的头脑，他不仅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也善于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下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他的这一政治才干，在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的黄桥决战，歼灭了苏北反共最烈的韩德勤的主力，顽、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的变化，苏北的抗战局面，大大改观了。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国民党军势力，慑于我军军威，不得不和我们达成协议，同意让路给我军抗日，按三三制改组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为了把这一重要地区迅速建成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派陶勇同志立即率第三纵队进军黄海之滨。

　　任务是陈毅同志亲自向陶勇下达的。陈毅同志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命令我新四军“向一切敌占区发展”的指示，精辟地分析了形势，交代了政策和策略手段，特别强调了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合作，准备自卫”、“又打又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下午，陶勇同志向我们辞行时，陈毅同志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他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任凭是刀山火海，在所不惧，东进！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

　　这个地区国民党军总数有３５，０００余人。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利，同日寇和平相处，对群众欺压荼毒，成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主要障碍。我军的力量，在三纵进入后，连同原由我地方党控制和领导的少量抗日武装，只有３，５００余人。是一与十之比。而且从政治上看，双方既已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我军的斗争自不宜超出自卫的原则。

　　面对这种形势，陶勇同志分析了具体情况，认为：第一，从全局来看，黄桥决战胜利后，我党已在苏中取得了政治、军事的决定性优势，使开辟四分区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后盾；第二，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江苏省委派了少数干部来这个地区开展工作，虽然在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之前，基本上是秘密工作，但已有了一些基础；第三，国民党军总数虽然较多，但分属各个派系，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征战不休。而且尽管他们欺压群众，谋取私利的情况基本上一样，但在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还是少数。陶勇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我方在全局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和地方上层人物的工作。他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亲自带头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士绅中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在酒席、牌桌上了解情况，建立感情，宣传抗日，团结各阶层爱国的有识之士，争取了部分上层人物与我达成实行民主改革，推行抗战法令的具体协议，动摇了顽固派的反共联盟的基础。

　　１９４０年冬，顽军第六纵队徐承德部乘陶勇同志率领三纵主力第七团远赴海安待命参加曹甸战役之机，倾巢围攻我三纵队留守机关和地方党政首脑机关驻地掘港；保安一旅詹长佑部也陈兵于掘港以北环镇地区，与徐承德部对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形势十分危急。情报传来，陈毅同志急命陶勇同志率七团星夜回援。陶勇同志从他对国民党军已有的了解，认为真正的顽固派是徐承德，对詹长佑还可以争取。于是他一面指挥部队水陆并进，一面独自带了几个警卫员，不顾危险，登上汽艇顺流直下，通过敌情复杂的地区，接着又亲自驾着摩托车直赴詹长佑的旅部驻地马塘。车进马塘时，哨兵问：“谁？”他大喝一声：“我是陶勇！”哨兵吓愣了，连人也没看清楚，车已直驶而过，陶勇同志单骑闯入詹长佑的住所，向詹长佑晓以大义，示以利害。詹长佑被陶勇同志大无畏的精神所慑服，答应掉转枪口，协同我军歼灭徐承德部。我军因此得以集中兵力，将徐顽第六纵队击溃，并乘胜追击，将其主力歼灭于汇龙镇。

　　此时，南通县长兼南通常备旅旅长，已经在密谋投敌叛国，密切注视着我军行动。我军如对他稍有动作，不仅他会立即率部悉数投敌，且会波及到其它部队。陶勇同志和地方党委各同志再三权衡，决定利用我党的政治优势，首先通过各阶层代表会议，委任我方的一位同志为县长，单人独马地去南通上任；然后派一个连以保护县长为名进驻县城，稳住了该旅。继而利用该旅内部矛盾，扣押了顽旅长和顽副旅长，兵不血刃地控制了这支部队。

　　这两次事件的处理，我军有理、有利、有节，对扩大我党的影响，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进步人士起了关键的作用。就这样，对国民党军部队，根据不同的情况，以对待日寇和对待人民的态度为基本界限，按照党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手段，有的予以歼灭；有的解除武装，遣散回乡；有的派人加强和改造；有的由我军改编和指挥。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较妥善地解决了国民党军１１个团，约两万人，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力量，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影响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沿海的海匪为乱。从长江口到连云港的黄海近海区，自古以来海匪为患。我军建立通、如、启、海根据地后，海匪一度很嚣张，扬言“四老爷有种海上见”，量我们不能下海，经常骚扰我军，欺压渔民群众。

　　陶勇同志对海匪的武装进行了调查分析，抽调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渔霸王明中部队，通过统战关系，联络改编了陆州舫部，又定计设伏，抓住了海匪头目孙二虎。陶勇同志全面地分析了孙二虎的情况，认为他出身贫苦，讲义气，也有一些民族意识，是可以争取教育的。孙二虎被押送到司令部后，陶勇同志亲自给他松绑，义正词严地向他指出：“为匪是可耻的，国难当头，有血性的好汉子应当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陶勇同志留他吃了饭，发还武器，当场释放。接着，陶勇同志又只身坐着小船，去孙二虎处谈判。这使孙二虎震惊，领悟到共产党的政策伟大，共产党人的品德高尚，表示愿意听候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陶勇同志回到岸边，带着警卫排返回驻地时，在一座桥下又突遭孙二虎部下的伏击，他指挥警卫排冲过桥去，反过来消灭了设伏的土匪。孙二虎更加心服口服，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了。针对孙二虎的帮会习气，好讲义气，陶勇同志征得苏中区党委的同意，收孙二虎做了“徒弟”，从此，孙二虎对陶勇同志，言必信，令必从。但是，孙二虎毕竟为匪时间很长，忍受不了我军严格纪律的束缚和艰苦的生活，乘陶勇同志去华中党校学习时，竟然跑到如东伪自卫团去当了队长。面对孙二虎的出尔反尔，我军既施之以威，又施之以礼，不断派人向他做工作。陶勇同志从党校学习回来后，又立刻派人去，严肃批评他破坏纪律、私自逃跑，并命令他迅速率部来归，我军可既往不咎，否则将以重兵剿灭。孙二虎权衡是非、利害，想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前途，遂重新率部投奔我军。孙二虎从此一心一意跟党走，加强自我改造，勇敢作战，后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此后，苏中一带广阔无垠的黄海，成为我游击健儿纵横的沙场，扩大了我主力部队机动回旋的领域。以此为基点，我们还开辟了苏中同苏北、山东、浙江、上海等地的海上交通，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陶勇同志是苏中四分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位英勇的开拓者。嗣后，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四分区抗日军民，粉碎了日寇的无数次的“扫荡”，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的斗争。他和苏中四分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四分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年他的斗争事迹，至今在那一带仍广为传播，成为我军革命斗争史上的佳话。

　　（四）

　　作为一个革命军人，陶勇同志对敌人满怀无比强烈的憎恨，对人民群众满腔深情的热爱。

　　抗日战争后期，他率领苏浙军区第三纵队进军天目山，目睹该区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苛捐杂税、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的惨状，他立即领导全纵队指战员，开展节粮运动，在临战的情况下，部队普遍以竹笋、野菜充饥，他和纵队的其他领导干部也和战士一样，勒紧裤带，指挥作战，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到贫苦人民群众的手中。１９４６年春，部队开至盱眙地区整训，该地区由于长期受日、伪、顽的疯狂掠夺，人民极端贫困，时值春荒，全县２０余万人竟有１５万人断炊。纵队党委发出了紧急号召，开展节粮、献金运动。陶勇同志对部队指战员说：“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决不能眼看着父老乡亲在我们的驻地挨饿！”他和纵队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带头献出衣物和全部津贴费、残废金，但他犹感不足，从身上脱下军大衣，一并捐献了。全纵队上上下下千方百计献粮献金，接济群众生活，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当三纵队离开盱眙地区时，广大群众依依不舍，挥泪夹道送行。在盱眙街上，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一张桌子，桌上供着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

　　陶勇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不爱空讲大道理，重实际行动，讲究效果，凝结着对同志对人民的深厚感情。部队住下了，他串东家走西家，很快就和老百姓搞熟了。对群众的实际困难，他摸得一清二楚，很快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看见他走在路上，男男女女的老百姓们跟他亲热地开着玩笑，他也嘻嘻哈哈地应和着。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孩子们，在他身边前呼后拥，他抓起这个抱一抱，又去抓那个，逗得孩子们吱哇乱笑。乡亲们都说：“他哪象个大司令，倒象我们自家人！”同志们佩服他联系群众的本领，他说：“我哪有什么本领？环境这样艰苦，老百姓凭什么跟我们走？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你实实在在为群众做事，为人民打胜仗，群众就喜欢你，拥护你；在群众中作威作福，群众就讨厌你。”“关键是你要把自己当做普通群众，和老乡们本来就是一家子嘛！”

　　他和下级指战员的关系也是极为融洽的。在战场上，他是一个严厉的指挥员，下达任务，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平时，他和指战员们说说笑笑，摔跤、下棋，扑克打输了还让人刮鼻子。解放后，他到海军工作，下连当兵时和战士们同台演节目，连队搭的小戏台上，站着四个老头，粘着一样的胡子，拿着一样的小烟袋杆，“四个老头看庄稼”，谁也看不出哪一个是威镇东海的舰队司令员陶勇。在战士里，他有许多熟悉的老朋友；对基层指挥员，他几乎大都摸得透熟。什么样的任务该派谁去执行，谁有思想波动，谁有什么困难，甚至谁和谁在谈恋爱了，他都知根知底，常常不动声色地就帮助解决了问题。有一次，他训斥一个老部下：“这么大年纪了，还等什么，打一辈子光棍？打仗就不要接班人啦？有了对象还保密？胡闹！马上结婚！”自然是陶勇同志把好几个月的津贴费都用来给张罗婚事了。环境艰苦时，他的一切都是“公产”，有的说：“司令给烟抽！”有的说：“司令给双袜子穿！”有的说：“司令，借我点钱……”他总是说：“鬼东西，自己拿去！”“借什么？就这么多，拿去！”于是，翻开他的箱子，“各取所需”，拿了便走，他乐呵呵地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他的夫人朱岚同志埋怨他：“好不容易给你织了一双袜子，又送人了，你自己穿什么？”他只好向朱岚同志道歉：“他们在基层，比我们更艰苦，更需要这些东西。”

　　他和指战员们情同骨肉，亲密无间，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心情舒畅，战场上便能齐心协力，默契配合。陶勇同志作临战动员是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有时就是一两句话，简单地交代一下任务。有时候，战士列队等他讲话，他却走进战士的队列里去，检查检查装备，大声地和战士们聊天，对新战士说：“害怕吗？我第一次也有点怕，怕也要向前冲，开头开好了，以后就不怕了。”对老战士说：“你这支枪扛了年把了吧？找他们（指敌人）换支新的去！”“注意你的战术动作，我可要拿望远镜盯住你的屁股！”“我跟着你们后面进城，你们要是动作慢，我就先进去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象干柴被烈火点燃了，纷纷说：“陶司令你放心！”“我们保证最先打进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巧妙的点火人。

　　陶勇同志做解放战士的工作也有独特的办法。他把解放战士看作是被欺骗蒙蔽的阶级兄弟，走进人群，和他们说说笑笑，聊聊家常。有时他拎着缴获的新式武器，走过去说：“老弟，这玩意儿怎么用，教教我。”他学会了，又说：“老弟，你教得不错，这玩意儿我们缴获了不少，将来会更多，正需要人教，把你补到××团去怎么样？当然，要你自愿……”有时候他还会表扬几句：“这一仗我们打赢了，不过你们打得也不错，抵抗顽强。可惜你们当官的是熊包，将无能，兵受苦，结果还是当了俘虏。你们当官的是反动派，你们会打仗，为什么不跟我们去打反动派呢？”三言五语，就消除了解放战士们的恐惧、隔膜、对立情绪，使他们感到温暖，体验到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帮助他们找到了新生的道路。

　　陶勇同志生平光明磊落、胸襟豁达，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待战友、对待友邻，肝胆相照、慷慨豪爽。新四军北撤时，地方政府要求支援，陶勇同志得到党委的支持，一次就拨给一千支好枪，数十挺轻重机枪，几万发子弹。淮海战役时，他领导的第四纵队，有一个排在追击途中和本部失去联系，主动参加了兄弟部队作战，俘获人枪六百余，战后，要求押所获人枪归回建制。他得知后，打电话命令那个排将所获人枪统统留交兄弟部队。解放后，他把一个哑巴运输员同志接到家里赡养，后来这个运输员年纪大了，陶勇同志又把他送回家乡，并和当地政府商量他的婚姻安家问题。解放初期，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军出过力的人的家属流落到浙江，找陶勇同志求援，陶勇同志指示有关单位妥善安排了她的生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把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战友陆续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他对一位老战友说：“你放心住在这儿，我不信那个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陶勇同志死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终年五十五岁。五十多岁的人，正是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时期，本来，他还可以为党的事业，为海军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却被坏人以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许多熟悉他的战友，想起来就感到悲愤而特别的难过。

　　对他的死讯，我们一开始是难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名将，这样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友，凭几条莫须有的罪名就能杀害他吗？但是，听说了他临死前与坏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又不能不痛憾地接受这无情的噩耗，甚至不能不愤慨地想到，以他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品质，以他敢于斗争、宁折不弯的作风，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他的牺牲也许是必然的。他最憎恨那些党内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喜怒皆形于色，爱憎皆付诸于行，是不肯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感情的。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捍卫人民的利益，他象坚守黄桥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决不肯后退半步；他象攻击孟良崮一样狂风般向敌人进攻，决不会半途撤军；他严词拒绝了林彪死党的利诱拉拢；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林彪一伙全盘否定海军工作的谬论，并且愤然拂袖退出会场；他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会议上，严厉斥责了林彪死党“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的阴谋；他不顾江青的威胁，在张春桥策划了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后，把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他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处境是极端凶险的。１９６６年夏天，他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战友几次三番打电话要来看他，他推辞了。最后不得不在电话里解释：“他们（指林彪一伙）正在设法整垮我，何必让他们多揪一个……”；１９６７年１月，对党内斗争一向守口如瓶的陶勇同志，突然对自己的爱子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他已经意识到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赢得这场战争，他已为此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作为军人，还有什么比沙场捐躯，马革裹尸更大的光荣呢？陶勇同志就是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死在最前线的战壕里的。不久，他的爱人朱岚同志，也光荣地死去了！朱岚同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温和文雅的女同志，多少还有点娇气。但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她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在陶勇同志被害以后，在法西斯暴徒的严刑逼供下，她坚贞不屈，终于追随她的终身战友和伴侣而去……。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抗林彪、“四人帮”暴政的艰苦而漫长的战役中，陶勇同志和朱岚同志，是第一批奋起进攻的英雄，也是第一批光荣牺牲的烈士。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生命，传播了向林彪、“四人帮”进攻的火种，他们的死，使得狂热者冷静，迷茫者清醒，彷徨者坚定，勇敢者更加奋然前行，教育了唤起了人民，他们的血没白流，他们是死得其所的。他们的英灵将永远伴随着老的和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人民日报》 1983.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