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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早期交往~~毛澤東曾為國民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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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世人常以為毛澤東和蔣介石在 1945 年重慶談判時才第一次見面,本文卻披露了鮮為人知的歷史場面……

一 毛澤東揮淚別妻赴粵

1923年歲末的廣州。

一位身材頎長、穿一身灰布長袍、足蹬一雙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現在街頭。頭髮長而密,眉毛卻稀疏,一雙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側長著一顆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挾著一把油紙傘,那模樣頗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億張之多的劉春華筆下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澤東剛剛過了他30華誕。

他從長沙來。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住著他的妻子楊開慧、長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為職業革命家的他,風裏來,雨裏去,走南闖北,這一回難得在家中住了兩個月,對任勞任怨、獨力挑起家庭重擔的愛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無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依大陸習慣,稱國民黨“一大”,而台灣則習慣於稱國民黨“一全”大會)在廣州召開在即,作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裏。

毛澤東頗重感情,離別妻子之際,揮筆寫下一首情深意長的《賀新郎》,托出一顆赤誠之心: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悽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開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毛澤東的才、情,躍然紙上,毛澤東不愧為詩中高手,後來博得詩人美譽並不過分。這首《賀新郎》情意綿綿,已顯出他的詩詞功底非同凡響。

毛澤東經衡陽,過韶關,一路風光,一路艱辛,終於到達廣州。 根據中共“三大”的決議,毛澤東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成了一位“跨黨分子”,亦即既是中共黨員,又是國民黨員。

此番,毛澤東是作為國民黨代表,由湘入粵,出席國民黨“一大”……

 

二 孫中山電催蔣介石赴粵

就在毛澤東前往廣州之際,一封又一封電報從廣州發往浙江奉化的一個小鎮——溪口,催促正在故鄉為母親王採玉做60冥壽的蔣介石,早早動身前來廣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蔣介石幼時,跟小夥伴們玩打仗遊戲,便喜歡自封大將軍,登臺指揮,頗有點“草頭將軍”的派頭。

蔣介石得以出人頭地,成為真正的“大將軍”,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著3次關鍵性的機遇,而且這3次機遇是連環機遇,即前一次為後一次留下了伏線:

第1次是1906年,19歲的他正在奉化龍津中學學習,得以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在日本,他結識了正在警監學校學習的陳其美,並由陳其美介紹,于1908年加人同盟會。他與陳其美、黃郛3人結為異姓兄弟。陳其美歸國後,出任滬軍都督、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團團長。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於陳其美的關係,蔣介石投奔孫中山——1914年,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前身)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陳其美為總務部長。兩年後,陳其美在滬被刺身死,蔣介石投奔孫中山。1918年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雖說蔣介石曾一度因沒有實權而向孫中山辭職,回到上海醉心於做證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還是應孫中山之召赴桂林,參與籌備北伐。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轟廣州孫中山總統府,孫中山函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孫中山座艦永豐艦,協助孫中山反擊陳炯明。蔣介石侍立孫中山左右,與他共患難,同生死,並於8月10日護送孫中山離粵返滬。蔣介石又及時利用這一機遇,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請孫中山作序。於是,蔣介石聲譽鵲起,被孫中山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

第3次便是此時此刻,孫中山給正在溪口的他發來了電報,命他速赴廣州,籌建黃埔軍校。這第3次機遇,正是永豐艦上那難忘的日日夜夜,使孫中山產生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感。

蔣介石怎麼會離開風起雲湧的廣州,跑到風平浪靜的家鄉溪口小鎮呢?

那是孫中山雖委以大本營參謀長重任,蔣介石仍以為沒有實權。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閱書,不能治事,憤欲自殺。”

孫中山在廣州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蘇聯的關係日臻密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孫中山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正在香港的蔣介石獲知這一資訊,對於訪蘇倒是有著莫大的興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去函,表示:

    “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

    “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既然蔣介石如此熱望訪蘇,孫中山也就滿足了他的願望。

在蘇聯,蔣介石處處跟共產黨人們以“達伐裏希”(同志)相稱呼。

12月15日上午9時,蔣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會晤國民黨在滬的要人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陳果夫、張人傑,卻于當天下午3時又上了另一艘駛往寧的輪船。翌日晨,船抵寧波,蔣介石當即雇轎,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時半,他一到溪口,又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蔣介石如此心急火燎,為的是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親王採玉60冥壽。

王採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蔣介石親自侍候母親,為她煎藥、喂藥、以報答寄寡母撫養之恩。那時,孫中山要率師出征廣西,發急電要他趕赴廣州,蔣介石得不于5月10日離家赴穗,5月20日抵達廣州,只逗留了5天,掛念母病,又返溪口。這時,王採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時去世,終年57歲。

蔣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魚鱗岙。他頗信風水。據雲那墓地是風水先生反復踏勘擇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彌勒佛,而墓地選在肚臍眼上!

蔣介石請孫中山書“蔣母之墓”4字,請胡漢民作墓誌,請汪精衛作銘,隆重安葬母親。

12月30日,孫中山發來電報:“回粵報告攜代表團赴俄考察的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

蔣介石見了電報,仍在慈庵居住,為母焚香、植樹。

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張人傑又接二連三給蔣介石發來電報,催促他速速啟程。蔣介石依然篤悠悠帶著次子蔣緯國在魚鱗岙散步。 蔣介石如此怠慢孫中山,內中的原因在於中國國民黨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在

廣州召開。按照規定,每省的代表名額6人,其中3人由總理孫中山指定,另3人由該省黨員選舉。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孫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傳賢(戴季陶)和杭辛齋,黨員們另選3人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華,

居然沒有蔣中正!倘若說是因為蔣介石到蘇聯去了,被“疏忽”了,但作為訪蘇團員的沈定一卻被孫中山指定為代表!何況,沈定一還是中共黨員呢!毛澤東是作為湖南代表前往廣州的。毛澤東不是孫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國民黨員們推選的。

蔣介石本想在家鄉過了春節再去廣州——甲子年正月初一,為1924年2月5日,但電報頻頻催來,礙于孫中山的面子,蔣介石不能不從溪口動身了……

此時都已顯露鋒芒、又都尚未位居顯要,中國政壇的兩顆未來的巨星—一毛澤東和蔣介石,終於頭一回匯合了!

 

三 毛澤東春風得意 進入國民黨高層

廣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洋溢著節日的氣氛。校園裏那座跟高高的塔樓連在一起的大禮堂,被選作中國國民黨第1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這所學校後來與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廣東政法專門學校合併,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稱中山大學。

就在蔣介石到達廣州後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國中黨“一全”大會在這裡隆重開幕。

孫中山選擇1月20日這天開幕,因為“二十”即“雙十”——武昌起義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雙十”。正因為這樣,那天上午9時,當孫中山穿著有7顆鈕扣、4個口袋的“中山裝”登上主席臺,發表演說,便如此說道:

“革命黨推翻滿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雙十,今天是民國13年1月雙十日,所以這個會期同武昌起義的日期,都是民國很大的紀念。……”

開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代表們對號入座,第39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他顯得興高采烈。

蔣介石也坐在會場裏。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會議。他顯得沮喪。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頭一回交叉,同聚于一個屋頂之下。雖說在此之前,他們都已知道對方,卻未曾謀面。不過,這一回,毛澤東和蔣介石只是彼此見到對方而已,並無交往。國共兩黨的大旗,由孫中山、李大釗高擎著。

孫中山在開幕式上,剛剛發表了長篇演講,就按議事日程,討論組織主席團。

140號廖仲愷站了起來:“提議主席團人數5人,由總理指派。”

這一建議得到眾多代表的附議,孫中山便宣佈:“現由本席指定胡君漢民、汪君精衛、林君森、謝君持、李君守常為主席團主席。”

大會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於是,中共領袖“李君守常”——李大釗,坐上了大會主席臺。

翌日上午的大會,提到了“毛君澤東”的大名。那天會議是由國民黨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濃重的福建口音宣佈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19位委員名單,內中提及“毛君澤東”。大會通過之後,毛澤東便成了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

“毛君澤東”是一位活躍的人物。早在大會開幕的那天下午,“39號毛澤東"便就大會第7項議程“組織國民黨政府之必要”作了發言。當時的會議記錄上,記錄了他的話:

“此案為‘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並未說明怎樣組織政府暨何時組織政府,請主席以此標題付表決。”

此後,這位“39號毛澤東”又多次在大會上發言,顯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蔣介石則只是坐在一側,靜靜地聽著。他似乎並未意識到,這個一口湖南話的青年,後來競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對手。

大會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黨員,毛澤東名列于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之中。而蔣介石三字不見蹤影。

10名中共黨員成了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中央執委,既表明瞭國民黨“一全“大會確是國共合作的大會,亦表明瞭中共的政治活力。

國民黨較之中共,歷史久而人數多,在召開“一全”大會時,國民黨員已達8218人,但是,國民黨大而鬆懈,連孫中山也不得不說:“本黨雖有主義,亦曾為革命而奮鬥,但民國以來,內有軍閥,外有列強,交相侵淩,歲無寧日,其故實由於本黨組織之缺乏,訓練之不週………黨的內部,漸形渙散。”

中共成立不過兩年多,黨員不過500人,卻顯得小而精悍,組織紀律遠勝於國民黨。即便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亦規定“出席此大會的同志們在每次會議之前,須秘密集會”,以便“主張一致”。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遠不如“跨黨分子”毛澤東。那時的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夠“紅火”的。

1963年,蔣介石回首那段在黨內沒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時,曾這麼說及:“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既不斷的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特別派我入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時50分,廣東高等范學校禮堂裏傳出洪亮的三呼“中國國民黨萬歲”口號聲,宣告了這次歷史性的大會結束。

翌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各地執行部,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執行部工作。

蔣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孫中山急急催他來粵,不是要他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而是另有任職: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宣佈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委員7人,即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28日,孫中山指示,以位於廣州東郊、珠江黃埔長洲島上的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原址,作為新辦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由於位於黃埔,從此亦稱黃埔軍校。

原來,孫中山從多年的失敗之中,痛感國民黨必須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軍隊,決定興辦陸軍軍官學校,在孫中山眼中,蔣介石原本在日本學軍事,是一位將才,因此只在軍事上倚重蔣介石,並未把他作為一位政治活動家——正因為這樣,在遴選“一,全”大會代表時“忽略”了蔣介石,孫中山希望蔣介石專心辦軍校。

蔣介石不屑于區區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職(此時他尚未意識到這一職務對於掌握軍權的重要),摜紗帽了。2月21日,蔣介石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遞交了辭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鄉,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這時候,毛澤東也離開了廣州去上海。毛澤東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裏的中共中央機關裏,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書工作,一面又做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顆中國政壇新星在廣州短暫地同處了一個多月,一個挂著笑臉,一個哭喪著臉,離開了那裏……

 

四 轉眼間毛澤東跌入逆境

毛澤東和蔣介石一別一年半。

當毛澤東和蔣介石重逢之際,蔣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國民黨新貴了。

毛澤東呢?他顯得疲憊、蒼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趙恒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

趙恒惕,當時的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澤東跟蔣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個個兒。風雲變幻無常。人世沉浮無定。原本在“國”“共”兩邊都頗為得意的毛澤東,在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澤東常常進出於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44號,那裏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兼組織部秘書。作為秘書,每逢召集執行委員會議,總是由毛澤東擔任記錄。

在中共方面,毛澤東也是秘書。

這秘書不好當。不論在國民黨裏,還是在共產黨內,毛澤東這秘書都遭到了麻

煩。

國民黨裏,毛澤東的資歷甚淺,在那些元老們眼裏,毛澤東不過是“毛頭小夥”而已!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遭到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葉楚愴的排擠。

葉楚愴常被人們誤以為姓葉,其實他姓單名葉,字行,別字小鳳,江蘇吳縣人氏,早年就讀于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雖說葉楚愴只比毛澤東年長5歲(與蔣介石同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會。1912年在滬創辦《太平洋日報》。1916年,出任廣有影響的《民國日報》總編輯(與邵力子合辦)。國民黨“一全”大會之後,他作為中央執委,擔任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他處處為難秘書毛澤東,不僅僅因為這位“毛頭小夥”資歷淺,更重要的因為毛澤東乃中共黨員、“跨黨分子”。葉楚愴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持反對態度。自然,毛澤東在葉楚愴手下,那小、媳婦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孫中山北上,路過上海時,毛澤東向他呈交了一封聯名信(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一起工作的惲代英、羅章龍 等共同署名):

“上海執行部自8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內部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乎停滯,職員等薪金積壓4個月之久,拮據困苦不言可知。務乞總理迅派負責專員進行部務,並設法籌款,清理欠薪,實為公便。”

寫此信時,毛澤東正挈婦將雛,在上海過著艱難的日子——妻子楊開慧在這年6月,攜岸英、岸青兩子來滬,與他同住。

在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作為中央秘書,起初還不錯,許多署名“鐘英”(“中央”的諧音,當時中共中央的代號)的文件,由毛澤東起草,或者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

不過,漸漸地,總書記陳獨秀和中央秘書毛澤東之間產生分歧,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日子也變得不好過。因為他畢竟是秘書,而陳獨秀的“家長”作風又頗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見。

屋漏偏遇連綿雨。心境不佳的毛澤東,得了失眠症,一夜裏睡不著,白天工作沒精神,人顯得異常疲困乏力。據雲,毛澤東後來變得晝夜顛倒,晝眠夜作,其源始於此病。

蔣介石對於故鄉熱土,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待別是在他失意之際,總是退隱于故鄉,在那裏使受傷的心靈得到慰藉。毛澤東也一樣,有著濃濃的鄉思、鄉情。在他失意之時,他攜妻帶子,以“養病”為理由,回故鄉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書一職,由羅章龍代理。

毛澤東是在1924年12月底離滬的。就在他離開後10多天——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毛澤東避開了大會,也正是他心境鬱然的寫照。中共“四大”在上海開了10幾天,由陳獨秀主持,出席者20人。會議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9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5人,毛澤東名落孫山之外,連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也未當上,須知,在中共“三大”,毛澤東不僅是中央執行委員,而且排名僅次於陳獨秀!毛澤東避開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預感到他的意見與“家長”陳獨秀相左,必定會在“四大”落選。中共“四大”,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兼任中央組織部主任,這位“家長”手中的權更大了……

 

五 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倦懨懨地從廣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孫中山發來的電報:

“滬執行部轉介石兄: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職,辭呈未準,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孫中山的電報,使蔣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內中“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一句表明,他在孫中山心目中頗為看重。於是,他在3月2日復孫中山,陳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緣由:

“受人妨忌排擠,積成嫌隙,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蔣介石的話表明,他在國民黨內也非“春風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擠”,所以連國民黨“—全”代表都未曾選上。再說,在他當時看來,主持黃埔軍校校務,並非要職,更何況傳說以“程潛為校長,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蔣介石要屈居程潛之下,作為名副校長,這更使他“拂然而行”。

繼孫中山的電報之後,廖仲愷又發了3通電報給蔣介石,催他南下。

蔣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陣,在4月14日才打點行裝啟程。21日到達廣州拜見孫中山。

4月26日,蔣介石終於到任,在黃埔軍校作訓詞《犧牲為革命黨唯,要旨》。翌日,又作訓詞《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黨員》。

5月2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這一天對於蔣介石來說是歷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軍權的開始——雖說當時的他並未完全意識到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從此,人稱“蔣校長”,這是他第一個帶官銜的稱謂。即便他後來成為總裁、總統,他的老部下依然稱他“蔣校長”——表明當年曾是他的學生,顯得更為親昵。

身為一校之長,時時處處為學生表率。蔣介石每日清早一聽到起床號就翻身下床,軍服畢挺,風紀扣嚴嚴實實,三天兩頭向學生發表訓話,入夜則悄然巡視于各宿舍、教室……蔣介石養成了軍人生活習慣。

 

六 蔣掌槍桿子、毛握筆桿子共事于廣州

1925年10月初,毛澤東已是三下廣州了:頭一回是去開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這一回則是急急匆匆逃亡廣州。

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挂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像一口洪鐘墜地,1925年3月12日9時25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于北京,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臨終前夕,自知不起,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 衛戌司令。

一個月後,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50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倣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涌,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 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

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

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

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付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

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內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僚屬許崇智。

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

於是,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一聲搶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3個。“漁翁”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此際,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毛澤東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

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裏住了下來。

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毛澤東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手中的筆桿子變得異常忙碌。雖說此前他曾發表過100來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毛澤東選集》首篇,表明他自以為這是他的思想日漸成熟的開端。

毛澤東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

12月初,毛澤東主編國民黨中央的《政治週報》。發刊詞出自他筆下,《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等雜文亦出自他的手筆。

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他的妻子楊開慧攜岸英、岸青兩子也來廣州,同住于東山廟前西街38號。

就在毛澤東忙於起草宣言、主編刊物之時,蔣介石正忙於東征——征討廣東軍閥陳炯明。蔣介石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而總政治部主任則是27歲的中共黨員周恩來。

那時,周恩來剛剛回國——離別祖國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國來到廣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旋即脫下西裝,穿上軍裝,被派往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從此,周恩來跟校長蔣介石共事。蔣介石頗為欣賞周恩來的才幹,只是暗地裏嘆息:“可惜,這個濃眉大眼的周恩來是共產黨!”

蔣介石率3萬之眾東征,依然國共合作,請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東征軍出師。10月14日,首戰大捷,一舉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城。緊接著,蔣介石揮師乘勝追擊,到11月底,蕩平了陳炯明部隊。班師歸羊城,蔣介石名聲大振!

在蔣介石順風順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緊鑼密鼓,準備召開:一是根據《黨章》規定,一年一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二是西山會議派們那麼一鬧,另立中央,廣州不能不開“二全”大會,對他們進行“彈劾”。

毛澤東積極參與國民黨“二全”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毛澤東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高高紮起了綠色松柏門樓,門樓兩側寫著對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央黨部大禮堂內,高懸孫中山遺像,旁置“奮鬥”兩個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時半,禮炮轟鳴,兩架飛機在空中翱翔,拋撒著紀念品。9時,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為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為15號。到會代表的156人,中共黨員約佔有100來人。

蔣介石今非昔比。在國民黨“一全”大會時,他連代表都未曾當上。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會作軍事狀況報告。蔣介石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蔣介石報告畢,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此時,代表李子鋒站了起來,提出一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同志致敬,勉其始終為黨為國奮鬥。”

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在全國代表大會為一位並非領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國民黨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看不下去,給大會主席團寫了一信,要求從大會記錄上刪去李子鋒的動議。不過,當年蔣介石呼聲甚高,成了國民黨的一顆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見一斑。

兩天之後——1月8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臺,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臺講話。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這麼記載著:

一、甘迺光同志報告商民運動決議案。

二、毛澤東同志報告宣傳部審查委員會決議案。主席(引者注:即汪精衛):贊成者舉手。(大多數,通過。)

三、蔣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主席:以贊成照原案交國民政府辦理者舉行,付表決。(通過)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臺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臺亮相——12年後,3人分別成了共產黨、國民黨、日偽政府3方首腦,形成鼎足3分中國之勢。

國民黨“二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252張選票中,有3張廢票,即有效票為249張。內中汪精衛、譚延鍇、胡漢民、蔣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澤東則以173票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七 爆發“中山艦事件”

毛澤東畢竟是農民的兒子,他熟悉農民,熱心幹農民運動。他在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之後,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1926年3月17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昨日決定開辦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定廣州番禹學宮作為講習所所址,毛澤東為所長。

正當毛澤東忙於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蔣介石卻在3月17日的日記中,寫下憤懣不已的話:

“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入地獄耶!”

也就在3月17日這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機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跟國民黨右派人物接觸頻繁。因為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頗知底細。

周恩來當即把蔣介石動向異常的消息,告訴張太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並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周恩來要張太雷馬上把這一情況轉告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聽罷,並沒有當成一回事。

歷史證明:周恩來的觀察力是那般的敏銳,判斷是那樣的準確,而他發出的“預警訊號又是那麼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廣州文德樓,正在寓所的李之龍,忽地接到一封由專人送來的重要公函。

29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15歲9時便加入了國民黨。19歲入煙臺海軍軍官學校。1921年,24歲的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他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後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1925年10月,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少將主任——他原本在海軍軍官學校學習過。1926年2月,海軍局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回國,由他提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

此刻,李之龍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2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2艘開赴黃埔為褥。此致海軍局大鑒。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駐省辦事處啟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長”,便是蔣介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即黃埔軍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長”則指鄧演達。來人乃海軍局作戰科科長鄒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龍照辦,當即寫了兩份命令,一份給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桐,一份給寶璧艦艦長。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當年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便避難於此艦。孫中山去世之後,為了紀念他,此艦改名中山艦。

中山、寶璧兩艦接李之龍命令,便啟錨駛向黃埔。

19日清晨6時,寶璧艦在一片朦朧中抵達黃埔。1小時後中山艦亦駛抵黃埔。

既然兩艦是“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而駛往黃埔的,抵達黃埔後立即向校長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不在黃埔。於是,兩艦向教育長鄧演達報告,而鄧演達竟不知有調兩艦來黃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蹺,後來經調查,才知是誤傳命令:

原來,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黃埔上游遭劫,請求救援。於是,3月18日下午4時,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長趙錦雯派艦一艘,前往援救。趙錦雯又把任務交給科員黎時雍去執行。黎一經了解,黃埔附近無艦可派,便打電話到廣州,請該校駐省辦事處辦理。電話是辦事處股員王學臣接的。王學臣又打電話,請示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不巧,電話語音不清,歐陽鐘沒有聽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長的指示。派艦1艘,也被誤聽為派艦2艘。歐陽鐘知道,此事只有請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下命令,才能調動兵艦,而單憑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指示還不夠,於是他又加上了“轉奉校長命令”。公函送至海軍局,李之龍不在局裏,作戰科科長鄒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龍家中。李之龍見是“奉校長命令”,不敢怠慢,當即照辦了……

鄧演達疑惑不解,囑令兩艦原地待命。

正在此時,李之龍又通知,說是聯共(布)中央使團要求參觀中山艦。

這個中央使團團長,是資深的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時攻佔冬宮的5人領導核心小組成員。後來,他擔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蘇工會主席列普謝、遠東區委書記庫比亞克等10余人組成的聯共(布)中央使團于1926年2月初來華,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來到廣州。他們得知中山艦是國民黨海軍主力艦,又有著保護孫中山的光榮歷史,便希望上艦參觀——這需要把中 山艦從黃埔調回廣州市區。

李之龍打電話請求蔣介石,蔣介石才知兩艦昨夜去了黃埔。蔣介石一面同意調回中山艦一面深為驚疑。

中山艦于19日下午6時30分,返回廣州。

19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慮重重中度過。他本來就對李之龍代理的海軍局局長存有戒心,因為他知道李之龍是中共黨員,與周恩來過從甚密。他接李之龍電話之後的第一個反應便是:中共私調兩艦前往黃埔,會不會欲謀害他于黃埔?

據蔣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龍電話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衛的電話,均問及他今日去不去黃埔? 蔣介石又把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跟他的種種矛盾聯繫在一起,懷疑中共、蘇聯顧問團聯合汪精衛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

“上午準備回汕頭休養,而乃對方設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髮沖冠。下午5時,行至半途,自忖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魂銷盡矣。終夜議事。4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布陷我也。”

這裡提及的“回汕頭休養”,是指到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躲避。

也就是說,接到李之龍電話之後,他“怒髮沖冠”,先是準備到汕頭避一下風頭。“行至半途”,下定決心,重返廣州東山,終於在淩晨“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來又一次通過張太雷,向聯共(布)中央使團團長布勃諾夫報告:

“看來,右派現在準備採取行動了,……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形勢相倣,到處是謠言和傳單。”

新來乍到的布勃諾夫,同樣未曾重視周恩來發出的訊號……

毛澤東也“預感到要出事了”。當中山艦、寶璧艦駛向黃埔時,毛澤東問過李之龍,李之龍答覆他:“這是校長的命令。”

19日夜,第一軍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澤東又要陳延年注意這一異常動 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剛從上海回到廣州。他答覆毛澤東道:“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

廣州,風聲甚緊。毛澤東對秘書沈雁冰說道:“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八 毛澤東頭一回痛斥蔣介石

在漢字中,“旦”字的造形構思頗佳:一輪紅日衝出地平線,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廣州,當太陽尚未出現在東方,那些“枕戈待旦”的軍隊已經奉蔣介石之命,全副武裝,開始行動了。 蔣介石“終夜議事”,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與他同在廣州東山、相隔不遠的毛澤東,在樓下跟沈雁冰不時打聽著街上的動靜,而毛澤東之妻楊開慧則在樓上陪著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隊隊兵士奉“校長”之命,影影綽綽穿過街道,分頭執行任務。

廣德樓李寓被兵士包圍,新婚不久的李之龍被從床上拖起,當場被逮捕。

海軍局被佔領。省港罷工委員會遭圍,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

蘇聯顧問團住宅受到監禁。周恩來被軟禁。

汪精衛住宅被軍隊以“保護”名義包圍。廣州全市實行戒嚴。

接到蔣介石密令,何應欽把駐守潮汕的第一軍中中共黨員全部扣押…… 這是震驚廣州、震驚中外的一天,史稱“3·20事件”,或稱“中山艦事件”、“廣州事變”。

導致這一事件,是由於黃埔軍校交通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在電話不明的情況下,擅自作主,聲稱是“奉校長命令”。歐陽鐘之叔歐陽格,當時任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事件發生時,前任中山艦繳械和抓捕李之龍的,便是歐陽格。李之龍則只是依照命令辦理而已。蔣介石本來就對中共、蘇聯顧問團及汪精衛積怨甚深,藉口中山艦駛往黃埔,聲稱“中共密謀發動武裝政變”,就把事態擴大了。

事態發生之際,毛澤東至為關注——雖說他當時在中共並非主要領導人員。他馬上要去找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一位工友告訴毛澤東,他在文遠樓附近見到陳延年的秘書。據秘書說,陳延年到蘇聯顧問團宿舍去了。於是,毛澤東要去蘇聯顧問團那裏。

“路上已戒嚴,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為秘書,沈雁冰關切地對毛澤東說。

他倆同行,離開了東山廟前西街38號小樓。

在蘇聯顧問團住處附近,毛澤東和沈雁冰見到許多士兵。有兩個士兵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員,宣傳部長。”毛澤東抬出了他在國民黨中的“官銜”。然後,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長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書。”

士兵一聽來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們進了大門,毛澤東把沈雁冰留在傳達室,自己走進裏邊的會議室。

沈雁冰如此回憶毛澤東當時的激憤情景:

我在傳達室先聽到講話的聲音,像是毛澤東的。後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後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澤東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我們回到家中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我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回答:據陳延年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屋子裏,揚言第一軍中不要共產黨員。據蘇聯軍事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蘇聯軍事顧問團。我有點驚異,問:那怎麼辦?毛澤東回答: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夥,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我對陳延年和季山嘉說,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後,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

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

這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跟蔣介石對抗、交手。不過,他只能向陳延年、季山嘉陳述自己的見解,提出自己的建議,卻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見去辦。他畢竟尚不是中共的決策人。起初,陳延年表示贊同毛澤東,但季山嘉表示反對。“季山嘉這樣一反對,陳延年也就猶豫起來”。雖說毛澤東再三跟他們辯論,聲調越來越高,嗓門越來越大,也無濟於事。“3·20事件”實際上是蔣介石發動的一次政變。他動用手中的槍桿子,一箭三雕,獲得大勝:第一,拘捕了李之龍,打擊了中共;第二,汪精衛自稱“受驚”,“心臟不寧,眼眩頭暈,不能視事”,提出“暫時休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蹤”,蔣介石掌握了黨、政、軍大權;第三,威逼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離粵回國,蘇方表示同意。

蔣介石初試鋒芒,一舉成功。不過,他畢竟羽毛未豐,況且中共勢力頗強,加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斂。他聲稱:“3月18日中山艦案,是與中國共產黨本部沒有關係的。我絕不承認3月18日那的事件,共產黨有什麼陰謀在內。”

蔣介石又聲言,“對人不對俄”。他要求撤換季山嘉,但要求原蘇聯顧問加倫返任。這麼一來,蔣介石保住了“聯共”、“聯俄”的左派形像,卻又在實際上取得了大勝利。

蔣介石受到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讚揚。1926年4月3日,陳獨秀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上著文,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使蔣介石頗為得意……

 

九 蔣介石果真“得步進步”

倒是給毛澤東說中了,對於蔣介石,“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

在“3·20事件”之後,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示弱”,蔣介石也就“得步進步”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雙腿癱瘓、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趕來廣州,蔣介石待如上賓,安排他住在廣州東山蔣寓對門,以便朝夕過從。此人為蔣介石在“3·20事件”後站穩腳跟、“得步進步”’起了幕後謀士以至“導師”的重要作用。此人姓張,名人傑,字靜江,通常人稱張靜江。

張靜江有過傳奇式經歷:他在20歲時,便患骨痛症,致使雙腿行走不便。不過,他卻有一顆精明的商業頭腦。他居然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賺了大錢。1905年冬,他回國後重返巴黎時,正好與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並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他告訴孫中山聯絡暗號,並說以ABCDE為序,倘電報中寫A,即資助1萬元,B為2萬元,C3萬元,D4萬元,E5萬,孫中山聽罷,將信將疑。兩年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匱乏,無計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賈張靜江,便按聯絡口令往巴黎發電報,電文僅僅一個字,即“C”。幾天后,果真,從巴黎電匯來3萬法郎,使孫中山吃了一驚!從此,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陷於困頓之際,便向巴黎求援,張靜江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後來,他出任中國革命黨財政部長……

張靜江跟蔣介石也有著非同尋常的情誼。1920年,蔣介石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當經紀人時,便靠張靜江資助,認了四股。在張靜江指點下,蔣介石投機發財。後來,蔣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債,又是張靜江替他還清,並勸他還是去廣州投奔孫中山為好。在陳炯明炮轟永豐艦,蔣介石侍衛孫中山時,曾把兩個兒子托給張靜江……

張靜江得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3·20事件”,特地從上海趕來,為蔣出謀劃策,成為蔣的幕後智囊。如張國燾所回憶:“他雖從未對外露面,卻是人所共知的幕後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經從蘇聯返回廣州的蘇聯顧問鮑羅廷,通知中共代表張國燾和譚平山,說是當晚要去會晤蔣介石,商談要事。

晚8時,張國燾和譚平山驅車前往東山蔣寓,蔣介石又陪他們來到對面張靜江寓中。蔣介石向張國燾、譚平山透露了將於翌日召開的國民黨第2屆中執會第2次全會的一些內容並特別關照他們,中共在翌日不要鬧事——這預示著翌日的會議將對中共有“大動作”。

翌日——5月15日,廣州街頭軍警加強了巡邏,在戒備森嚴的氣氛中,國民黨2屆2中全會召開了。毛澤東作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了會議。孫中山去世後,國民 黨中央的會議向來由汪精衛主持,這一回改由蔣介石主持,意味著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的領袖。

對於蔣介石來說,這次會議是“歷史性”的。會上,經蔣介石提議,由張靜江接替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由譚延凱接替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國民政府主席。這麼一來,蔣介石戰勝了他在國民黨內最重要的對手——汪精衛。雖說他自己並沒有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由張靜江擔任此職,就等於由他擔任。

走筆至此,順便交代一下汪精衛的行蹤:在中山艦事件爆發後,3月25日,汪精衛便“失蹤”了。外界盛傳汪精衛經香港去蘇聯了。其實,汪精衛仍秘密隱居於廣州。他豈甘大權這般輕鬆落在蔣介石手中?他窺測著時機。無奈汪精衛手中無軍隊,鬥不過蔣介石。靜觀了一個多月,他知道已經沒有希望戰勝蔣介石,遂于5月11日悄然離穗赴港。

還要順便提一筆:蔣介石借助於廖仲愷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資歷、聲望在他之上的胡漢民。胡漢民來到蘇聯,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講。聽說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聽說汪精衛“失蹤”,胡漢民興奮起來,在4月29日回到廣州,盤算著接替汪精衛的空缺。不料,蔣介石不買他的賬,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尷尬。無可奈何,胡漢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無巧不成書,胡漢民也是在5月11日離開廣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見那位“失蹤”已久的汪精衛!在孫中山去世後,他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均高於蔣介石,被人們視為孫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卻被蔣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條駛往香港的輪船,真是不勝感慨!汪、胡的出走,為蔣介石上升為國民黨領袖掃清了道路。

會議的另一重要議題,是討論、通過由蔣介石、張靜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黨務案》。這一《整理黨務案》是針對中共的,難怪他事先關照中共代表不要鬧 事。

《整理黨務案》規定:“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

對於加入本黨的他黨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

這裡的“他黨”,實際上指的是中共。“整理黨務”,實際上是從國民黨中清除中共黨員,雖說蔣介石一再聲明“並不是限制共產黨”。

會議開了一週,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蔣獲得了大勝利。

中共內部對於《整理黨務案》爭論激烈,毛澤東主張“堅決頂住”,但張國燾 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按陳獨秀意見,要大家簽字接受。毛澤東拒絕簽字。

5月20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作報告時,大會由蔣介石主持。

會議結束之後,根據《整理黨務案》,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中共黨員必須辭職。於是,在5月25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28次會議上,有這樣3項議程:

“毛澤東同志提出辭去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請另薦賢能繼任案”;

“林祖涵同志(引者注:即林伯渠)提出辭常務委員會秘書及中央財政委員兩職,請另選繼任,以重黨務進行案”。

在28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第29次會議上,以上3案均“照准”。會上,張靜江同志提議請任蔣介石同志為組織部長,顧孟余同志為代理宣傳部長。”


自心彌陀,當下極樂,無有惡道,宇宙一體
素食與人造肉救地球
無量光教Infinitelightism,自心即是無量光壽阿彌陀佛,當下即是極樂世界無三惡道,宇宙萬有是自心無量光壽阿彌陀佛之應化身,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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