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隱秘機構“北京特科”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係，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姦等活動”的黨的隱秘機構，由一批赤膽忠心的共產主義戰士所組成，他們受在上海的黨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領導，利用各種方式為黨提供各種重要情報。著名的紅色間諜潘東周，小說《紅岩》裏華子良的人物原型韓子

　　陳賡北上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喬裝打扮的陳賡，由上海登上了開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國客輪。顧順章的叛變，雖然在錢壯飛的暗中努力下，上海黨中央未被一網打盡，卻也損失慘重。陳賡是特科的情報科長，又和顧順章一起在蘇聯“契卡”受過訓，為防不測，周恩來命他立即設法轉移天津，到北方去開展革命鬥爭。     

    陳賡身穿灰色絲綢長衫，深色綢褲，腳蹬一雙嶄新的布鞋，臉上是商賈慣有的似笑非笑。隨行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歲的兒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賬房先生”是陳養山，還有一個叫張麻子的“幫工”。     

    陳養山是周恩來特意安排的隨行，肩負兩個使命，一是護送陳賡一家安全到達天津。顧順章叛變，處境最危險的是周恩來和陳賡，周恩來避走廣州前，叮囑特科身份沒暴露的陳養山，一路確保陳賡的安全。二是跟隨陳賡到北方繼續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顛簸了4天後，客輪到達塘沽，住進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館，對外稱陳賡來天津開店做生意。住下後，陳賡馬上讓陳養山去北平聯係胡鄂公。沒想到，胡鄂公在陳賡到天津的時候也動身去了上海。原來，顧順章叛變的兩個月前，中共順(天)直(隸)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京津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安子文、周仲英、陳原道、劉亞雄等同志被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來得知後，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楊獻珍趕往天津設法營救。     

    化名“王同志”的陳養山設法與留在天津的楊獻珍聯係上。楊獻珍當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陳賡來天津後很高興，馬上把陳賡和“王同志”秘密請到自己住處。不久，楊獻珍到北平送情報時不幸落入魔爪，出獄後與“王同志”再沒見過面，直至半個多世紀後、北京市公安局黨史辦公室主任于行前輾轉找到楊獻珍了解這段經歷時，楊獻珍方知當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陳養山時，不禁哈哈大笑。     

    楊獻珍向陳賡匯報說，因為中共順直省委被毀嚴重，天津已不具備重建條件，所以，新的中共順直省委在北平剛剛成立。     

    胡鄂公帶著贖金從上海返回天津後，與陳賡見了面。陳賡告訴胡鄂公，自己此次來天津的任務是在北方建立一個與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質的地下組織。“最好是在特委和軍委裏工作過的同志，他們地下工作經驗豐富，能最大程度發揮作用，同時減少黨的損失。”     

    吳成方受命創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個想到了吳成方。吳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特委華北政治局保衛局局長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屬的“特別支部”的秘密黨員，受吳成方直接領導，深知吳成方是出色的領導者。     

    作為中共順直省軍委的特派員，吳成方剛剛結束石友三部隊的兵運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門。     

    胡鄂公把陳賡來天津的目的告訴了吳成方。吳成方當即表示全力協助陳賡在北方開展工作，並跟隨胡鄂公直奔天津。     

    吳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為他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工作基礎厚實。陳賡表示同意。陳賡到天津後，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況，認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則，原來設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幾乎被毀，原地恢復困難太大，並且，新的中共順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則，北平雖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種資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開展情報工作的優勢明顯。     

    在討論機構名稱的時候，吳成方問陳賡：“這個組織叫什麼貼切呢?”     

    陳賡想了想說：“蘇聯叫政治保衛局，要不，正式名稱就叫北方政治保衛局。因為屬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屬機構，內部就稱北京特科。”     

    吳成方表示讚成，“好!”又問陳賡：“誰來領導呢?”     

    陳賡回答：“北京特科直屬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來同志領導。”     

    陳賡向吳成方明確了三項工作：一是搞特殊的軍事活動，組織北方紅軍；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動，聯合各政治派別孤立蔣介石；三是千方百計搜集敵人情報。     

    告別陳賡後，吳成方立即回北京著手物色組織成員。

完全倣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陳賡向吳成方布置任務的時候說：“周恩來同志要求開展工作要根據具體情況辦事，絕不能執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廣泛聯合華北的愛國力量開展工作。”     

    吳成方根據這個原則，開創了黨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敵人各個部門發展特科工作關係，把情報工作做到了國民黨省黨部、憲兵司令部、中央軍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電信局等部門。     

    這個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樣，甚至，專門負責營救與復仇工作的“打狗隊”的名稱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樣。     

    至于北京特科暗殺叛徒的行動究竟成功沒有，我沒有查到確切的資料記載。但我願意相信是因為特科的紀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記載。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點設在北京西單絨線胡同西口的春秋書店。這是一個二層小樓，樓下除了賣公開發行的書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國民黨禁止的進步書刊。樓上則是特科情報人員的秘密工作點。     

    從這個春秋書店裏走出很多黨的優秀兒女，韓子棟和潘東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韓子棟正是在北京特科的歷練下才成長為特殊材料鑄成的鋼鐵戰士，在深牢大獄裏書寫出一段名垂青史的傳奇。     

    潘東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紅色特工，為粉碎敵人的反圍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後，把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潘東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報：“九一八”後，張學良的思想陷入苦悶，向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希望能與共產黨取得聯係，了解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吳成方認為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情況，決定讓張學良身邊的李渤海從中搭橋，把潘東周介紹給張學良。李渤海原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被張作霖抓去後投靠了張作霖。     

    潘東周與張學良第一次見面，就博得了張學良的好感，潘東周的博學，特別是對時事的評論，讓張學良很折服，認為潘東周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潘東周也適時表示了願意為少帥效力的願望。于是，當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時候，張學良特意把潘東周從北平調到武漢，委任他為機要組的中校秘書，在自己身邊工作。    

    潘東周的學問讓張學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虛心請潘東周講述馬克思的《資本論》，還很認真地聽取潘東周關于中共團結抗日的戰線、方針和政策等的講解。特別是，他把潘東周主編的《匪情辭通》作為隨身攜帶的書籍之一。     

    潘東周之所以主編《匪情辭通》，是因為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由華北調到華中“剿匪”過程中，連續遭到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的沉重打擊，這讓張學良感到不可思議，決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時，他也思考能不能聯共抗日。于是責成“剿總”機要組長黎天才搜集有關中共和紅軍的資料，黎天才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潘東周。     

    潘東周只用了一周的時間，就把中共和紅軍的有關資料倣照《辭源》的體例編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匪情辭通》，得到張學良的讚賞，張學良親筆寫了序言，印發各部隊作為工具書。     

    取得張學良信任後的潘東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國民黨豫鄂皖三省“剿匪”的軍事行動情報及時傳給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報給紅軍作戰前線指揮部。潘東周的情報對紅軍擺脫國民黨圍剿堵截，並且出奇制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潘東周提供給紅軍的一些文件落入敵手，致使潘東周的身份暴露。蔣介石急電張學良，立即把潘東周抓起來，並且催促張學良抓緊結案。張學良認為潘東周是個有用的人才，想方設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讓潘東周在蔣介石的一個別墅裏講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     

    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命張學良限期處死潘東周。愛才的張學良下不了手，電復蔣介石，為潘東周求情，“這個人通6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招致蔣介石嚴厲斥責。擔心張學良作偽，蔣介石指定參謀長錢大鈞監視處決潘東周。     

    潘東周犧牲後，中共北方局特科聯係張學良的線從此中斷。1949年武漢解放後，周恩來親自發電報到武漢，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東周的家屬，並作為烈屬對待。     

    1934年秋冬，對北京特科來說是殘酷無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員李光偉、楊青林、劉子奇、袁國振、陳紅、魯克明、冀丕揚、賀善培、宋蘭坡、陳東阜、阮慕韓、沈一平、佟子實、李雪飛、姚文秀、冀文廣、龍殿林、賀林、郝任夫、李澄之、隋靈壁、王慎明(王恩華)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黨組織也遭受了沉重打擊。這是國共兩黨間諜戰中我黨損失空前的一次。     

    為了搗毀北京特科，國民黨北平當局幾乎出動了河北省黨部、北平警察局、憲兵三團等全部軍、警、憲、特力量，捕獲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員。經過緊張的偵審後，李光偉、劉子奇、楊青林、陳紅、袁國振、沈一平、魯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隨後，楊青林、劉子奇被殺害于南京雨花臺。劉子奇的妻子陳紅在監獄臨盆，產後慘死獄中。    

    從創立到被毀，短短幾年時間裏，北京特科全體成員懷著崇高的信仰和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利用所能利用的條件，出生入死，果敢機智地為黨做了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很多人沒能等到革命勝利就為理想而獻身。由于環境殘酷，性質特殊，北京特科成員人數絕不止上述搜集到的這些，北京特科成員的名單也許永遠是殘缺的，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轟轟烈烈的紅色歲月裏。 （穆玉敏 摘自《檔案春秋》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