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擋住了馮玉祥的敬酒，謙虛地說：“還是我們同飲吧 !”

    馮玉祥與毛澤東以及其他客人一一碰杯，然後大家一飲而盡。席上，賓主頻繁碰杯，交談也很親切，氣氛祥和而熱烈。應馮玉祥的要求，毛澤東還介紹了延安和解放區各方面的情況，馮玉祥聽罷連連稱讚。

    毛澤東說：“煥章先生的豐功偉績，已經舉世聞名啊。你在內戰期間，為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呼吁團結，反對內戰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啊。”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使馮玉祥受到了深深的鼓舞，當即慨然表示：“我願意為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奮鬥到底 !”大家邊吃邊談，從中國的過去談到現在，又從現在談到將來，大家的情緒，都是前所未有的歡快。

    馮玉祥平時請客，負責席間招待的都是辦事處的勤務人員，而今天為客人端飯送菜、拿煙遞酒的都是馮將軍身邊的高級參謀和副官，是將軍的貼心人。這種異乎尋常的精心安排，既表達了馮玉祥對毛、周二人的尊敬和熱愛，更是為了毛澤東的安全。

    1948年，時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馮玉祥。

    這次宴會以後，馮玉祥堅定了自己的立場和信念，不顧自己的安危去揭露蔣介石的罪行，為實現祖國的統一而四處奔走，到處呼吁，在國內國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蔣介石很是恐慌，對他實行高壓和迫害。但馮玉祥堅貞不屈，沒有妥協。1948年 7月馮玉祥應中共中央邀請參加中國人民紅十字協會議籌備工作。8月從紐約乘蘇聯客輪“勝利”號回國，9月 1日因所搭輪船經黑海時失火，不幸遇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聞訊後不勝悲痛，紛紛致電，表示痛悼。

    馮玉祥為中國民主事業所做的貢獻，是永垂不朽的。毛澤東熱情讚譽馮玉祥將軍是：“置身民主，功在國家。”1949年 9月 1日，在馮玉祥遇難一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平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詞：“馮玉祥將軍逝世周年紀念謹致悼意。”

　張治中：和平將軍

    在國共關係史上，張治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與毛澤東之間在統一戰線中孕育、成長起來的友誼，對國共和談以及建國後的一些工作都有重要的影響。

    張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縣人，家境貧寒，讀過 10年私塾。16歲起在安徽、揚州當過候補兵、學徒、警察。辛亥革命中，張治中到上海參加學生軍，1916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在粵、滇、桂、川軍中任職，並曾協助建立桂軍軍官學校。1924年，張治中來到向往已久的黃埔軍校，開始了政治生涯。

    張治中在黃埔軍校作風幹練，既有作戰指揮經驗，又有訓練教育經驗，當時的校長蔣介石認定他“是第一流人物”，因此對他大加提拔，委以要職。張治中曾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第五軍軍長、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然而，張治中的政治態度與蔣介石有很大不同，他一直追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並對紅軍發動軍事圍剿，但張治中從未參與。 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抗日戰爭中，張治中抱著戰死的決心，在前線日夜辛勞，精疲力竭，指揮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血肉之軀抗擊日寇整整 40天，粉碎了日本軍閥 3個月徵服中國的美夢。

    張治中一生主張國共合作，不遺余力地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這在國民黨軍隊中絕無僅有，因而贏得了“和平將軍”的稱號。西安事變以後，張治中就力主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從 1942年起，張治中更是多次主張和談。

    張治中與毛澤東的交往，就是從和談開始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與張治中同在廣州，不過那個時候他們並沒有實際交往過。他們的相識和相互理解，是從重慶談判開始的。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政治局面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毛澤東經過鄭重考慮，同意了。張治中作為蔣介石的代表坐專機從重慶飛赴延安迎接。張治中對國共和談的熱情，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對張治中給予的熱情接待，積極合作，又有了進一步的好感。重慶談判歷時 43天，唇槍舌劍，風波迭起，很多次雙方差點破裂。每到關鍵時刻，張治中總是極力扭轉危機。他這種真誠為國、公而忘私的精神讓毛澤東非常感動。

    國共談判基本達成協議時，外面謠傳說軍統特務將有不利于毛澤東的行動，張治中于是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延安，保證毛澤東往返安全。在去機場的路上，毛澤東笑著對張治中說：“在重慶，我知道了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張治中問：“何以見得？”毛說：第一，“有事實為證：你把《掃蕩報》改名《和平日報》。《掃蕩報》是在江西圍剿我們時辦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讚成的。第二，你把康澤辦的一個集中營撤銷了，這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至于張治中對毛澤東的態度，如同他在建國後所寫的回憶錄中說的：“1945年以前，我對毛主席沒有什麼印象。相反的，由于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 1945年 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面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層。”

    《雙十協定》簽訂以後，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前來中國參與軍隊的整編通制。作為國民黨代表，張治中與馬歇爾和與中共代表周恩來三人坐專機到各地進行了一次檢查，最後在回重慶之前到了延安。這是張治中第三次到延安。這次到延安和離開延安，毛澤東都是親自接送。

1946年 3月 4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人到機場熱烈歡迎軍事三人小組的成員們。當天晚上，中共中央特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會上，趁著酒興，張治中將軍對毛澤東說：“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了‘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     此言一出，全場立即響起了一陣掌聲和歡笑聲。在場的一位中共老同志說：“你的話講得好，歷史是由我們寫的，這就說明我們是會勝利的。”張治中笑著說：“我從來就沒有意識到共產黨會失敗啊。”毛澤東說：“張將軍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能說是三到呢？”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你也應該住到南京去。延安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來的機會了！”聽了這話以後，毛澤東微笑著說：“是的，將來我們是要到南京的。不過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安，那裏離南京不遠，開會就到南京。”     此時的蘇北淮安，是中共領導的根據地。     至于毛澤東說的第四次到延安，後來確實有這種可能，但是沒有實現。那是 1947年，蔣介石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又想讓張治中到延安去進行“和平”談判，但是這次中共拒絕了。因為局勢已經不可逆轉。張治中確實沒有第四次到延安。     建國後，張治中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黨和政府給予了他很高的禮遇和地位。毛澤東多次在別人面前介紹張治中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9年 4月張治中留居北平之後不久，毛澤東對張說：“我們準備召開新政協，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請你也參加。”張說：“過去的政權是我們的，可是已經失敗，成為過去了，我這個人也就成為過去了。”毛主席笑笑說：“不！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聲明之日起就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年初一做起！”   “今後還應該從年初一做起”，這句誠摯、親切、含義深刻的話讓張治中記憶深刻。此後，張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國的建設，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議並且被毛澤東採納。     1949年 6月，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圍內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問題。 為廣泛徵求意見，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把籌備會上專家們的意見呈給諸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這時候，張治中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 “‘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 不如就幹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覺得此話有理，建議大家採納。經眾人反復討論，終于最後決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名。     1949年，北京的 8月正是盛夏時節。為了能夠在 10月 1日開國大典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國旗圖案的遴選工作也在緊張展開。在討論國旗的座談會之前，張治中來到毛澤東住處。閒談一番後，他試探著問毛澤東：“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的意見呢？”     “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的那種，你覺得如何？”毛澤東徵詢張治中的意見。 “我反對。中間一條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張治中直言相諫。 毛澤東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採用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 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張治中欣然同意。 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     “今後還應該從年初一做起”，這句誠摯、親切、含義深刻的話讓張治中記憶深刻。此後，張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國的建設，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議並且被毛澤東採納。     1949年 6月，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圍內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問題。 為廣泛徵求意見，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把籌備會上專家們的意見呈給諸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這時候，張治中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 “‘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 不如就幹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覺得此話有理，建議大家採納。經眾人反復討論，終于最後決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名。     1949年，北京的 8月正是盛夏時節。為了能夠在 10月 1日開國大典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國旗圖案的遴選工作也在緊張展開。在討論國旗的座談會之前，張治中來到毛澤東住處。閒談一番後，他試探著問毛澤東：“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的意見呢？”     “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的那種，你覺得如何？”毛澤東徵詢張治中的意見。 “我反對。中間一條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張治中直言相諫。 毛澤東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採用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 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張治中欣然同意。 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    張治中說 ：“第一，杠子向來不代表河流，中間一橫杠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金箍棒，國旗當中擺根金箍棒幹嗎？不如用這一幅五星紅旗。”張治中的話得到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也覺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傾向張治中的意見。 毛澤東的虛心納諫，敢于否定自己原來的意見，使張治中十分欽佩。 後來，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到這件事時，還十分動情。國旗審閱小組以比較一致的意見確定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飄揚的國旗。     1954年，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快要開幕，毛澤東原不準備講話。但是經過張治中的再三勸說，最後，毛澤東還是作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講話。講話扼要、精辟、全面，其中最重要的兩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指明了我國政權建設和黨的思想建設的基本原則，尤其受到全體代表、全黨、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全國人大一屆一次常委會開過後，張治中緊接著建議：人大常委會委員應該每年外出視察，了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毛澤東馬上表示讚同，並且加以擴大，把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都加進去。以後，參觀視察就形成一種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越來越完善。     有一次，在會議休息室裏，有人談起視察的事，講到這件事是由張治中建議才實行時， 張說，建議視察的范圍經過主席擴大了。毛澤東隨即用幽默的語調說：“他這個人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     在參加討論憲法草案時，張治中認為草案總綱第四條中有“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因為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毛澤東十分讚成，大家一致同意刪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治中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1954年 9月、1959年和 1965年，張治中分別任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 9月因張治中已不在人民解放軍中任職，未被授予軍銜，但考慮他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的功績，被毛澤東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由于他的努力，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他還非常關心臺灣回歸祖國問題，對增進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統一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9年 4月 6日在北京病逝。   衛立煌：有愛國心的支那虎將     衛立煌(1897—1960)，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字俊如，安徽合肥人。自幼家境艱難，母親求人說情，讓衛立煌上了幾年私塾。1913年討袁“二次革命”時，衛立煌跟著大哥參加了堅守和州的戰鬥。和州失守後，他又回到了家鄉合肥。     1914秋，衛立煌報名進了學兵營。在學兵營裏，衛立煌受到了嚴格的軍事訓練，係統地學習了軍事基本知識，這為他日後在軍事上的衛立煌建樹奠定了基礎。1916年，衛立煌來到廣州，參加粵軍。1918年，衛立煌在許崇智部中任排長。在參加閩西的一次夜戰中，他收攏百人，乘亂直搗敵指揮部，反敗為勝。戰後，他被提升為營長。此時，他年僅 22歲，眾人皆稱其為“小營長”。 1921年 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在從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衛立煌用巧計困守陣地，不放一槍，使敵軍摸不清底細，惟恐中計而離去，順利完成守備任務，因此被升為團長。     1926年 7月，衛立煌率軍參加北伐，任東路軍第十四師副師長，立下不少戰功。     1932年 5月，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1934年初，參加對福建反蔣抗日的第十九路軍作戰。1935年，任閩浙皖邊區“剿共”總指揮。     1936年 12月 12日，西安事變發生，衛立煌隨著眾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間，周恩來把衛立煌當成重點團結對象，對他做了很多工作。衛立煌深感周恩來對國民黨將領心理狀態的理解，開始意識到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衛立煌率部奉命向北平等地進軍，與日軍展開激戰，作戰頑強，用兵如神，屢屢重創日軍，被日軍稱為“支那虎將”。平型關戰役時，衛立煌到太原去為閻錫山解圍。他當時在太原還會見了周恩來和朱德總司令。當周恩來向他介紹第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坂垣師團之事後，衛立煌深受感動，立即通知西安辦事處，購置了上萬元的慰問品送給八路軍。     太原失守以後，衛立煌積極研究戰略戰策，對整個戰爭的形勢分析很精到。他帶領部下堅決抗日，英勇作戰，大大削弱了日寇的戰鬥力。     在這期間，衛立煌看到和聽到了許多關于八路軍的事情，他下決心要幫助八路軍並且要到延安去看看。但是他知道蔣介石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于是他一面對蔣介石說要嚴格限制八路軍，一面非常優待八路軍，並且多次造訪延安。     1938年 4月 17日上午，時任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衛立煌秘密前往延安會見毛澤東。第二戰區指揮部的十輛大卡車走到離延安還有二三十裏時，就發現沿途到處是新貼的歡迎標語。離延安越近，歡迎的標語越多。到了延安城外，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對于這麼隆重的禮遇，衛立煌深感意外。     車到了城門外，早有很多人在那裏迎接。衛立煌一行人穿過夾道的歡迎人群，到了延安城裏的接待處。毛澤東正迎候在那裏，一見到衛立煌，幾步跨出客廳跟他握手：“歡迎歡迎啊。路上辛苦了！”     寒暄一陣後，大家都坐下了。衛立煌說：“八路軍的仗打得非常好啊。今天能有機會來延安領教一下，真是不勝榮幸！”     1938年4月，毛澤東和訪問延安的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合影。     毛澤東說：“你也非常厲害啊，‘支那虎將’可是名副其實呢。”接著又說：“你堅決抗日，和我們八路軍友好，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希望你能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啊。”     衛立煌點頭。毛澤東一時興致高漲，繼續說：“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猖狂的情況下，要想中華不亡，大家只有精誠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說是不是？”     “毛先生分析得很對！”衛立煌讚同道。接下來毛澤東話鋒一轉：“但是我們是堅決反對投降主義的！對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只會亡國！”     然後，毛澤東緩和了語氣，分析了一下日軍目前的動向，他說：“現在，你領導的山西抗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們拖住了日軍的‘尾巴’，使他們行動就沒那麼利索了，八路軍在後方也就能放得開手腳了。”  說罷大家都笑了起來，衛立煌對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也很敬佩。     “八路軍現在深入敵後，困難也是很多的。首先這彈藥的消耗就很大啊，沒有子彈怎麼能打敵人呢？還有，醫藥衛生器材也非常缺乏。再加上快到夏天了，同志們的夏服也還沒個影子。這些都拜托衛總司令向主管部門催促一下啊。”毛澤東對衛立煌說。     “這個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快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衛立煌當即表示。     中午，毛澤東親自設宴款待了衛立煌，大家都興致勃勃，坦誠相見，氣氛熱烈而友好。飯後，大家休息了一陣子，毛澤東和衛立煌合照了幾張照片，然後一行人前往抗大去參觀。     1940年3月，朱德總司令赴洛陽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進行談判，劃定各自防區。圖為朱德與衛立煌（右）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郭寄嶠（左）合影。     晚上，延安各界為衛立煌舉行了歡迎晚會，毛澤東陪同他一起參加，並致了歡迎詞。     4月 18日一大早，衛立煌一行人就離開了延安前往西安。到西安的第二天，衛立煌就批了一個手諭，發給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萬枚。我黨的地下工作者積極做工作，不僅使十八集團軍領走了軍火，還領走了三個師的夏服，一些醫藥用品，50部電話機和兩部電話總機。這些為抗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9年 1月，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在山西中條山等地率軍抵抗日軍。1940年兼冀察戰區總司令，在山西前線抗戰時期與八路軍接觸較多，對共產黨的抗戰政策了解很多。但是蔣介石對他越來越不滿，衛立煌被革去二級上將銜，隨後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職務。一個月之後，衛立煌乘車離開洛陽長官司令部前往火車站，途經市區，突然發現沿街許多群眾自發設置香案來給他送行。他十分感動，連忙下車步行，一直走到車站。他一進站，軍樂齊鳴，集團軍總司令部和長官部的同事紛紛走上前來，與他握手言別。可見，衛立煌在當地人們心中的地位和威信。     1943年冬，中國遠徵軍赴緬作戰失利，此時，衛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遠徵軍司令。衛立煌率領反攻部隊隨機應變，英勇作戰，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渡過了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務。中國軍隊強渡怒江的成功，震驚中外。     美國的《時代》雜志對衛立煌做了專題評論，並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騎馬的照片，標題為“常將軍衛立煌”。1945年任中國陸軍副總司令。1948年任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行轅代理主任 .到沈陽後固守要點、消極避戰，抵制蔣介石指揮，後被蔣介石軟禁。1949年 1月李宗仁代理總統後，恢復自由，赴香港。     1945年初，衛立煌（右二）與駐印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前排左一）率軍在緬北會師。     1948年，任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的衛立煌（前排右二）在沈陽視察軍事。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時，暫時定居香港的衛立煌心情十分激動，發了一份電報到北京向毛澤東主席致賀。1955年春，周恩來總理寫信給衛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衛立煌接信後十分高興，立即秘密到廣州。衛氏夫婦到了廣州後，將預先準備好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交新華社發表，呼吁在臺軍政友人，認清形勢，跟共產黨走，為人民盡力。衛立煌回來後，先後擔任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務委員。     1960年 1月 17日，衛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64歲。1月 2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山公園中山堂主持追悼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陳雲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衛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