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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毛澤東與70位國民黨要人交往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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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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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生 張冰 著 團結出版社 出版

    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真實記錄了毛澤東與七十位國民黨軍政要人的交往。在中國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包括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審時度勢,激流勇進,既大膽開拓,又細心經營,以他那超群的勇氣,開闊的胸襟,深遠的謀略,以及獨特的人格魅力,在波詭雲譎的鬥爭形勢中縱橫捭闔,團結、爭取了一大批國民黨上層人物和高級將領。書中涉及毛澤東與國民黨人士交往的細節、來往信函,均于史有據,且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內幕... ...

   蔣介石:一生的政治對手

    1924年 1月 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隆重開幕。

    開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 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出席大會。代表們對號入座,第 39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蔣介石也坐在會場裏。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會議。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頭一回交叉,同聚于一個屋頂之下。雖說在此之前,他們都已知道對方,卻未曾謀面。不過,這一回,毛澤東和蔣介石只是彼此見到對方而已,並無交往。毛澤東多次在大會上發言,顯得外向活潑;而蔣介石只是靜靜地坐在一側,注意地聽著。這個時候他並未意識到,這個一口湖南話的青年,後來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對手。1926年 1月,兩人又共同參加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回,蔣介石不僅是代表,而且他在會上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相比較而言,毛澤東這次倒是顯得安靜很多。1月 18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臺講話。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臺發言。從此之後,他們在各自不同的舞臺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們時而合作,時而對立,給後人留下了一段值得評說的歷史。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在寧波箭金學堂讀書,後入奉化龍津中學,1907年入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校前身),畢業後赴日本,1908年入東京振武軍事學校,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結識孫中山。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蔣介石回國,曾參加光復上海及杭州等役,在滬軍都督陳其美部下任團長。民國成立後隨陳其美參加討袁,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1918年應孫中山之邀赴廣州,任陳炯明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1919年至 1920年在上海從事證券交易。1922年 5月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1923年 3月任大本營參謀長,8月奉孫中山之命率孫中山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時任軍校校長。

    1925年 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年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任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出師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年的 3月 20日,蔣介石為了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制造了一樁目的在于打擊共產黨人的陰謀事件 ——中山艦事件。這次事件使全體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第一軍軍權被蔣介石所掌握,3名反蔣的蘇聯顧問也1924年,孫中山與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合影。

    蔣介石陰謀打擊共產黨的一次不流血的政變演習。事件之後,毛澤東痛斥了蔣介石,兩人發生過一次爭吵。

    5月 28日,毛澤東辭去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從此,毛澤東離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離開之前,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委會——6月 1日的第三十次會議。那次常委會,到會者既有蔣介石,也有毛澤東。這一次,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 1920年代的最後一次見面。

    此後,毛澤東和蔣介石闊別19年後,才在重慶談判時握手,蔣介石在江西南昌指揮“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回敘 20年代同在廣州的那段最初歲月。此時早已人是物非,兩人的境遇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任國民黨總裁,同年 8月下野,1928年 1月回南京,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

    蔣介石對于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向來是一個“剿”字:對井岡山一次次“會剿”;對江西中央蘇區五次“圍剿”;紅軍被迫長徵,來個前堵後截;紅軍到達陜北後,則來個“西北剿匪”。面對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因此當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始終奉行不抵抗政策。眼看國土一日一日淪喪于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中國共產黨很是痛心,于是決定想辦法逼迫蔣介石抗日。

   毛澤東在 1936年 12月 1日率領 19位紅軍將領聯名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

    介石先生臺鑒:

    去年八月以來,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主張發表後,全國各界不分黨派,一致響應。而先生始終孤行已意,先則下令“圍剿”,是以有去冬直羅鎮之役。今春紅軍東渡黃河,欲赴冀察前線,先生則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願國防力量之無謂犧牲,率師西渡,別求抗日途徑,一面發表宣言,促先生之覺悟。數月來綏東情勢益危,吾人方謂先生將翻然變計,派遣大軍實行抗戰。孰意先生僅派出湯恩伯之八個團向綏東赴援,聊資點綴,而集胡宗南、關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臣、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仙洲等 260個團,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蕩平抗日蘇區不可之勢。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吾人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邊山城堡之役。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並無二致,亟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係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願中國人打中國人,寧願繳槍于紅軍耳。人心與軍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淩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

    秋之辱罵。吾人誠不願見天下後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願天下後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傑。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令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12日,居然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押。

    知道這個消息以後,毛澤東倒是沉默了。

    10年了,蔣介石一直是毛澤東的死對頭。如今,這個最大的政敵,突然在一夜之間,由總司令變為階下囚,毛澤東怎不高興!但是怎麼處置蔣介石,這個困惑隨著這突然到來的特大喜訊緊接而至。經過社會各方面的努力,蔣介石同意了中共的“抗日”和“停止剿共”主張,西安事變最終圓滿解決,國共合作開始提上日程。經過一番努力,第二年的 5月底,毛澤東說:“10年內戰已成過去,兩黨團結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兩黨終于攜手,團結一致,並肩抗日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抗敵,大大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兩黨密切配合,共同合作,這是過去 10年中所從未有過的。

    蔣介石在此時期任國防最高會議主席。

    對于蔣介石的英勇抗戰,毛澤東也表示非常敬佩。

    1938年 10月 1日,周恩來自延安來到武漢。4日,周恩來會晤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此信,極為熱情地讚揚了蔣介石。

    在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位政治對手之間,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頗為罕見。

  這封信內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末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將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

    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945年,隨著夏日的到來,世界的歷史進程以高節奏向前推進:4月28日,墨索裏尼被處決;4月 30日,蘇軍把紅旗插上柏林市中心的德國國會大廈;5月 8日深夜,在柏林郊區舉行了德國無條件投降儀式;8月 10日下午 7時 50分,日本外相東鄉茂德通過電臺廣播,宣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8月 15日上午 9時,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從此,中國八年抗戰,畫上了句號。爆竹聲震撼著華夏大地,中國人民淚眼含笑,歡呼這一歷史性的勝利。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這一歷史性的勝利發表了演說。

    中國,再次來到了十字路口:未來的中國是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未來的中國是國民黨的中國,還是共產黨的中國?中國未來可能的兩種命運,眼看著要再次展開較量了……

    1945年 8月 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蔣介石從重慶給毛澤東發去一份十萬火急而又舉國矚目的電報,全文如下:

    萬急,延安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蔣中正未寒(注:未寒即 8月 14日)

    毛澤東一時沒有給予明確答復,他決定來個虛晃一槍,避實就虛。8月16日,他回電蔣介石: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未銑

    于是,蔣介石 20日第二次致電毛澤東:“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蔣介石在電報中,對以朱德名義發來的那份長電,作出了答復:

    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

    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毛澤東 8月 22日再復蔣介石: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從中央社二十日新聞電中得讀先生復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到後希予接洽為懇。毛澤東未養延安

 馮玉祥:破格的邀宴

    1945年 8月,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毛澤東多次與馮玉祥有過接觸。馮玉祥覺得毛澤東胸襟坦蕩,心生愛戴。為了表達自己的敬佩之情,9月 6日他決定為毛澤東接風洗塵,邀請他到家做客。于是,他吩咐辦事人員,寫好請帖送往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也素知馮玉祥一片愛國之心,于是欣然應允。

    之前毛澤東到重慶時,馮玉祥就準備親自去機場迎接,但由于他本人因事不能去,因此派夫人前往迎接。馮玉祥一直反對獨裁,要求民主;

    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他也深得共產黨的信任。馮玉祥,字煥章 ,原名馮基善,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1882年生于河北青縣興集鎮 ,原籍安徽巢縣,行伍出身,早年曾任北洋陸軍第十一師師長 ,陜西、河南督軍及陸軍檢閱使。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 ,將所部改組為國民軍 ,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積極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 5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推動下,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推舉為總司令,指揮所部將日軍驅逐出察哈爾省。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組為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

    8月,在蔣派重兵威逼下辭職,隱居泰山。1935年 4月被授為陸軍一級上將。12月,以蔣答應實行抗日為條件,在南京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1937年七七盧溝橋抗戰爆發後,相繼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受蔣排擠離職,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

    日本投降以後,他又揭露蔣介石的內戰、獨裁罪行。他把中國共產黨人當做自己的朋友,而共產黨也把他當做摯友。這次馮玉祥的宴請,就是雙方友誼的見證。

    為了這次宴請,馮玉祥命令自己在鄉間時的廚師老張來辦事處親自做菜,對副官說:“明天有五六個人吃飯,叫老張做好一點,豐盛一點。”考慮到毛澤東是湖南人,臨了又專門交待:“多弄幾個湖南口味的菜。”

    抗戰開始後馮玉祥先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9月 7日,秋高氣爽。馮玉祥一早就到辦事處,詢問了廚房裏為宴會準備的情況,還一反從來不備煙酒的習慣,專門派人買來了名貴煙酒。對此,馮玉祥的副官鄭繼棟回憶說:這次破格,的確是馮玉祥平生第一次。

    一會兒,馮玉祥又想到了什麼,立即叫來手槍營營長葛效先,嚴肅指示道:“我下午請客,你們站崗放哨要特別加強守衛,嚴密警戒,不得有半點疏忽 !”

    手槍營長連連答應。因為馮玉祥辦事處的毗鄰是特務頭子戴笠的巢穴,為了毛澤東的安全,他真可謂用心良苦。下午 4時,隨著一聲鳴笛,客人到了。馮玉祥趕忙從客廳迎出,幾步就跨下了臺階,笑容滿面地迎接毛澤東、周恩來等客人。毛澤東身穿中山裝,腳著黑皮鞋,笑容可掬地走出了汽車,顯得神採奕奕。馮玉祥趕緊趨步上前,與毛澤東等客人握手問好。馮玉祥顯得很興奮,朗聲笑道:“承蒙毛主席、周副主席屈尊就駕,光臨敝處,實在讓寒舍蓬篳生輝呀 !”毛、周二人拱手相謝:“承蒙你如此厚待,我們真是榮幸之至啊。”隨後,賓主到客廳就座後,就無拘無束、十分親切地交談了起來。毛澤東首先轉達了朱德總司令對馮玉祥的問候。馮玉祥說:“毛先生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富強,不顧個人辛勞與安危飛抵重慶,奔走和平,實為玉祥敬佩啊。”

    毛澤東連說“不敢當”,隨後解釋了 8月 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目前時局的宣言》,說道:“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家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並提出和平、團結、民主三大口號。 ”

    馮玉祥非常讚賞毛澤東的話,連連稱讚:“很好,很對。如果蔣介石也能以國家大局為重,從人民利益出發,那就是全國億萬人民之大幸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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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很快,飯菜準備停當。馮玉祥堅持讓毛、周二人上座,毛、周二會副委員長人推辭不過,只好坐下。馮玉祥為表尊敬,親自執酒為客人灼滿酒杯,然後說:“毛先生為祖國和平而來,第一杯就先敬毛先生了 !”

    毛澤東擋住了馮玉祥的敬酒,謙虛地說:“還是我們同飲吧 !”

    馮玉祥與毛澤東以及其他客人一一碰杯,然後大家一飲而盡。席上,賓主頻繁碰杯,交談也很親切,氣氛祥和而熱烈。應馮玉祥的要求,毛澤東還介紹了延安和解放區各方面的情況,馮玉祥聽罷連連稱讚。

    毛澤東說:“煥章先生的豐功偉績,已經舉世聞名啊。你在內戰期間,為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呼吁團結,反對內戰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啊。”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使馮玉祥受到了深深的鼓舞,當即慨然表示:“我願意為中國實現和平與民主奮鬥到底 !”大家邊吃邊談,從中國的過去談到現在,又從現在談到將來,大家的情緒,都是前所未有的歡快。

    馮玉祥平時請客,負責席間招待的都是辦事處的勤務人員,而今天為客人端飯送菜、拿煙遞酒的都是馮將軍身邊的高級參謀和副官,是將軍的貼心人。這種異乎尋常的精心安排,既表達了馮玉祥對毛、周二人的尊敬和熱愛,更是為了毛澤東的安全。

    1948年,時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的馮玉祥。

    這次宴會以後,馮玉祥堅定了自己的立場和信念,不顧自己的安危去揭露蔣介石的罪行,為實現祖國的統一而四處奔走,到處呼吁,在國內國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蔣介石很是恐慌,對他實行高壓和迫害。但馮玉祥堅貞不屈,沒有妥協。1948年 7月馮玉祥應中共中央邀請參加中國人民紅十字協會議籌備工作。8月從紐約乘蘇聯客輪“勝利”號回國,9月 1日因所搭輪船經黑海時失火,不幸遇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聞訊後不勝悲痛,紛紛致電,表示痛悼。

    馮玉祥為中國民主事業所做的貢獻,是永垂不朽的。毛澤東熱情讚譽馮玉祥將軍是:“置身民主,功在國家。”1949年 9月 1日,在馮玉祥遇難一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平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詞:“馮玉祥將軍逝世周年紀念謹致悼意。”

 張治中:和平將軍

    在國共關係史上,張治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與毛澤東之間在統一戰線中孕育、成長起來的友誼,對國共和談以及建國後的一些工作都有重要的影響。

    張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縣人,家境貧寒,讀過 10年私塾。16歲起在安徽、揚州當過候補兵、學徒、警察。辛亥革命中,張治中到上海參加學生軍,1916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在粵、滇、桂、川軍中任職,並曾協助建立桂軍軍官學校。1924年,張治中來到向往已久的黃埔軍校,開始了政治生涯。

    張治中在黃埔軍校作風幹練,既有作戰指揮經驗,又有訓練教育經驗,當時的校長蔣介石認定他“是第一流人物”,因此對他大加提拔,委以要職。張治中曾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第五軍軍長、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然而,張治中的政治態度與蔣介石有很大不同,他一直追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向共產黨人舉起屠刀並對紅軍發動軍事圍剿,但張治中從未參與。 他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

    抗日戰爭中,張治中抱著戰死的決心,在前線日夜辛勞,精疲力竭,指揮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血肉之軀抗擊日寇整整 40天,粉碎了日本軍閥 3個月徵服中國的美夢。

    張治中一生主張國共合作,不遺余力地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這在國民黨軍隊中絕無僅有,因而贏得了“和平將軍”的稱號。西安事變以後,張治中就力主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從 1942年起,張治中更是多次主張和談。

    張治中與毛澤東的交往,就是從和談開始的。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與張治中同在廣州,不過那個時候他們並沒有實際交往過。他們的相識和相互理解,是從重慶談判開始的。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政治局面到了一個關鍵時刻,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毛澤東經過鄭重考慮,同意了。張治中作為蔣介石的代表坐專機從重慶飛赴延安迎接。張治中對國共和談的熱情,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對張治中給予的熱情接待,積極合作,又有了進一步的好感。重慶談判歷時 43天,唇槍舌劍,風波迭起,很多次雙方差點破裂。每到關鍵時刻,張治中總是極力扭轉危機。他這種真誠為國、公而忘私的精神讓毛澤東非常感動。

    國共談判基本達成協議時,外面謠傳說軍統特務將有不利于毛澤東的行動,張治中于是親自護送毛澤東返回延安,保證毛澤東往返安全。在去機場的路上,毛澤東笑著對張治中說:“在重慶,我知道了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張治中問:“何以見得?”毛說:第一,“有事實為證:你把《掃蕩報》改名《和平日報》。《掃蕩報》是在江西圍剿我們時辦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讚成的。第二,你把康澤辦的一個集中營撤銷了,這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至于張治中對毛澤東的態度,如同他在建國後所寫的回憶錄中說的:“1945年以前,我對毛主席沒有什麼印象。相反的,由于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我對他有過懷疑,懷疑他究竟具備了什麼條件能夠做共產黨的領袖。但是從 1945年 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與他會面之後,他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後多接觸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層。”

    《雙十協定》簽訂以後,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前來中國參與軍隊的整編通制。作為國民黨代表,張治中與馬歇爾和與中共代表周恩來三人坐專機到各地進行了一次檢查,最後在回重慶之前到了延安。這是張治中第三次到延安。這次到延安和離開延安,毛澤東都是親自接送。

    1946年 3月 4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人到機場熱烈歡迎軍事三人小組的成員們。當天晚上,中共中央特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會上,趁著酒興,張治中將軍對毛澤東說:“你們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了‘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

    此言一出,全場立即響起了一陣掌聲和歡笑聲。在場的一位中共老同志說:“你的話講得好,歷史是由我們寫的,這就說明我們是會勝利的。”張治中笑著說:“我從來就沒有意識到共產黨會失敗啊。”毛澤東說:“張將軍將來也許還要四到延安,怎麼能說是三到呢?”張治中說:“和平實現了,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你也應該住到南京去。延安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來的機會了!”聽了這話以後,毛澤東微笑著說:“是的,將來我們是要到南京的。不過聽說南京很熱,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安,那裏離南京不遠,開會就到南京。”

    此時的蘇北淮安,是中共領導的根據地。

    至于毛澤東說的第四次到延安,後來確實有這種可能,但是沒有實現。那是 1947年,蔣介石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又想讓張治中到延安去進行“和平”談判,但是這次中共拒絕了。因為局勢已經不可逆轉。張治中確實沒有第四次到延安。

    建國後,張治中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黨和政府給予了他很高的禮遇和地位。毛澤東多次在別人面前介紹張治中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9年 4月張治中留居北平之後不久,毛澤東對張說:“我們準備召開新政協,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請你也參加。”張說:“過去的政權是我們的,可是已經失敗,成為過去了,我這個人也就成為過去了。”毛主席笑笑說:“不!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聲明之日起就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年初一做起!”

  “今後還應該從年初一做起”,這句誠摯、親切、含義深刻的話讓張治中記憶深刻。此後,張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國的建設,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議並且被毛澤東採納。

    1949年 6月,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圍內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問題。 為廣泛徵求意見,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把籌備會上專家們的意見呈給諸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這時候,張治中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 “‘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 不如就幹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覺得此話有理,建議大家採納。經眾人反復討論,終于最後決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名。

    1949年,北京的 8月正是盛夏時節。為了能夠在 10月 1日開國大典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國旗圖案的遴選工作也在緊張展開。在討論國旗的座談會之前,張治中來到毛澤東住處。閒談一番後,他試探著問毛澤東:“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的意見呢?”

    “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的那種,你覺得如何?”毛澤東徵詢張治中的意見。 “我反對。中間一條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張治中直言相諫。 毛澤東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採用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 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張治中欣然同意。 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

    “今後還應該從年初一做起”,這句誠摯、親切、含義深刻的話讓張治中記憶深刻。此後,張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國的建設,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議並且被毛澤東採納。

    1949年 6月,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圍內醞釀和討論國家名號問題。 為廣泛徵求意見,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把籌備會上專家們的意見呈給諸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後毛澤東提出,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這時候,張治中發表了不同意見。他說: “‘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 不如就幹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覺得此話有理,建議大家採納。經眾人反復討論,終于最後決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國名。

    1949年,北京的 8月正是盛夏時節。為了能夠在 10月 1日開國大典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面國旗,國旗圖案的遴選工作也在緊張展開。在討論國旗的座談會之前,張治中來到毛澤東住處。閒談一番後,他試探著問毛澤東:“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的意見呢?”

    “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的那種,你覺得如何?”毛澤東徵詢張治中的意見。 “我反對。中間一條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張治中直言相諫。 毛澤東說:“你說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採用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 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張治中欣然同意。 政協一屆會議開幕前,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

   張治中說 :“第一,杠子向來不代表河流,中間一橫杠容易被認為分裂國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金箍棒,國旗當中擺根金箍棒幹嗎?不如用這一幅五星紅旗。”張治中的話得到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也覺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傾向張治中的意見。 毛澤東的虛心納諫,敢于否定自己原來的意見,使張治中十分欽佩。 後來,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到這件事時,還十分動情。國旗審閱小組以比較一致的意見確定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飄揚的國旗。

    1954年,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快要開幕,毛澤東原不準備講話。但是經過張治中的再三勸說,最後,毛澤東還是作了題為《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講話。講話扼要、精辟、全面,其中最重要的兩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指明了我國政權建設和黨的思想建設的基本原則,尤其受到全體代表、全黨、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全國人大一屆一次常委會開過後,張治中緊接著建議:人大常委會委員應該每年外出視察,了解地方情況,聽取群眾意見。毛澤東馬上表示讚同,並且加以擴大,把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都加進去。以後,參觀視察就形成一種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越來越完善。

    有一次,在會議休息室裏,有人談起視察的事,講到這件事是由張治中建議才實行時, 張說,建議視察的范圍經過主席擴大了。毛澤東隨即用幽默的語調說:“他這個人專做好事,做了許多好事!”

    在參加討論憲法草案時,張治中認為草案總綱第四條中有“臺灣地區除外”的字樣,應予刪除,因為臺灣問題是暫時的,而憲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憲法上面這樣寫出。毛澤東十分讚成,大家一致同意刪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治中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1954年 9月、1959年和 1965年,張治中分別任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 9月因張治中已不在人民解放軍中任職,未被授予軍銜,但考慮他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的功績,被毛澤東授予一級解放勳章。

    由于他的努力,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他還非常關心臺灣回歸祖國問題,對增進民族團結、促進國家統一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9年 4月 6日在北京病逝。

  衛立煌:有愛國心的支那虎將

    衛立煌(1897—1960),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字俊如,安徽合肥人。自幼家境艱難,母親求人說情,讓衛立煌上了幾年私塾。1913年討袁“二次革命”時,衛立煌跟著大哥參加了堅守和州的戰鬥。和州失守後,他又回到了家鄉合肥。

    1914秋,衛立煌報名進了學兵營。在學兵營裏,衛立煌受到了嚴格的軍事訓練,係統地學習了軍事基本知識,這為他日後在軍事上的衛立煌建樹奠定了基礎。1916年,衛立煌來到廣州,參加粵軍。1918年,衛立煌在許崇智部中任排長。在參加閩西的一次夜戰中,他收攏百人,乘亂直搗敵指揮部,反敗為勝。戰後,他被提升為營長。此時,他年僅 22歲,眾人皆稱其為“小營長”。 1921年 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在從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衛立煌用巧計困守陣地,不放一槍,使敵軍摸不清底細,惟恐中計而離去,順利完成守備任務,因此被升為團長。

    1926年 7月,衛立煌率軍參加北伐,任東路軍第十四師副師長,立下不少戰功。

    1932年 5月,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圍剿”鄂豫皖革命根據地。1934年初,參加對福建反蔣抗日的第十九路軍作戰。1935年,任閩浙皖邊區“剿共”總指揮。

    1936年 12月 12日,西安事變發生,衛立煌隨著眾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間,周恩來把衛立煌當成重點團結對象,對他做了很多工作。衛立煌深感周恩來對國民黨將領心理狀態的理解,開始意識到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與共產黨合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衛立煌率部奉命向北平等地進軍,與日軍展開激戰,作戰頑強,用兵如神,屢屢重創日軍,被日軍稱為“支那虎將”。平型關戰役時,衛立煌到太原去為閻錫山解圍。他當時在太原還會見了周恩來和朱德總司令。當周恩來向他介紹第一一五師在平型關伏擊坂垣師團之事後,衛立煌深受感動,立即通知西安辦事處,購置了上萬元的慰問品送給八路軍。

    太原失守以後,衛立煌積極研究戰略戰策,對整個戰爭的形勢分析很精到。他帶領部下堅決抗日,英勇作戰,大大削弱了日寇的戰鬥力。

    在這期間,衛立煌看到和聽到了許多關于八路軍的事情,他下決心要幫助八路軍並且要到延安去看看。但是他知道蔣介石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于是他一面對蔣介石說要嚴格限制八路軍,一面非常優待八路軍,並且多次造訪延安。

    1938年 4月 17日上午,時任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衛立煌秘密前往延安會見毛澤東。第二戰區指揮部的十輛大卡車走到離延安還有二三十裏時,就發現沿途到處是新貼的歡迎標語。離延安越近,歡迎的標語越多。到了延安城外,鑼鼓喧天,口號聲此起彼伏,對于這麼隆重的禮遇,衛立煌深感意外。

    車到了城門外,早有很多人在那裏迎接。衛立煌一行人穿過夾道的歡迎人群,到了延安城裏的接待處。毛澤東正迎候在那裏,一見到衛立煌,幾步跨出客廳跟他握手:“歡迎歡迎啊。路上辛苦了!”

    寒暄一陣後,大家都坐下了。衛立煌說:“八路軍的仗打得非常好啊。今天能有機會來延安領教一下,真是不勝榮幸!”

    1938年4月,毛澤東和訪問延安的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合影。

    毛澤東說:“你也非常厲害啊,‘支那虎將’可是名副其實呢。”接著又說:“你堅決抗日,和我們八路軍友好,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希望你能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啊。”

    衛立煌點頭。毛澤東一時興致高漲,繼續說:“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猖狂的情況下,要想中華不亡,大家只有精誠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說是不是?”

    “毛先生分析得很對!”衛立煌讚同道。接下來毛澤東話鋒一轉:“但是我們是堅決反對投降主義的!對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只會亡國!”

    然後,毛澤東緩和了語氣,分析了一下日軍目前的動向,他說:“現在,你領導的山西抗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們拖住了日軍的‘尾巴’,使他們行動就沒那麼利索了,八路軍在後方也就能放得開手腳了。”

 說罷大家都笑了起來,衛立煌對毛澤東的精確分析也很敬佩。

    “八路軍現在深入敵後,困難也是很多的。首先這彈藥的消耗就很大啊,沒有子彈怎麼能打敵人呢?還有,醫藥衛生器材也非常缺乏。再加上快到夏天了,同志們的夏服也還沒個影子。這些都拜托衛總司令向主管部門催促一下啊。”毛澤東對衛立煌說。

    “這個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快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衛立煌當即表示。

    中午,毛澤東親自設宴款待了衛立煌,大家都興致勃勃,坦誠相見,氣氛熱烈而友好。飯後,大家休息了一陣子,毛澤東和衛立煌合照了幾張照片,然後一行人前往抗大去參觀。

    1940年3月,朱德總司令赴洛陽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進行談判,劃定各自防區。圖為朱德與衛立煌(右)及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郭寄嶠(左)合影。

    晚上,延安各界為衛立煌舉行了歡迎晚會,毛澤東陪同他一起參加,並致了歡迎詞。

    4月 18日一大早,衛立煌一行人就離開了延安前往西安。到西安的第二天,衛立煌就批了一個手諭,發給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萬枚。我黨的地下工作者積極做工作,不僅使十八集團軍領走了軍火,還領走了三個師的夏服,一些醫藥用品,50部電話機和兩部電話總機。這些為抗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9年 1月,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在山西中條山等地率軍抵抗日軍。1940年兼冀察戰區總司令,在山西前線抗戰時期與八路軍接觸較多,對共產黨的抗戰政策了解很多。但是蔣介石對他越來越不滿,衛立煌被革去二級上將銜,隨後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職務。一個月之後,衛立煌乘車離開洛陽長官司令部前往火車站,途經市區,突然發現沿街許多群眾自發設置香案來給他送行。他十分感動,連忙下車步行,一直走到車站。他一進站,軍樂齊鳴,集團軍總司令部和長官部的同事紛紛走上前來,與他握手言別。可見,衛立煌在當地人們心中的地位和威信。

    1943年冬,中國遠徵軍赴緬作戰失利,此時,衛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遠徵軍司令。衛立煌率領反攻部隊隨機應變,英勇作戰,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渡過了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務。中國軍隊強渡怒江的成功,震驚中外。

    美國的《時代》雜志對衛立煌做了專題評論,並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騎馬的照片,標題為“常將軍衛立煌”。1945年任中國陸軍副總司令。1948年任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行轅代理主任 .到沈陽後固守要點、消極避戰,抵制蔣介石指揮,後被蔣介石軟禁。1949年 1月李宗仁代理總統後,恢復自由,赴香港。

    1945年初,衛立煌(右二)與駐印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前排左一)率軍在緬北會師。

    1948年,任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的衛立煌(前排右二)在沈陽視察軍事。

    1949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時,暫時定居香港的衛立煌心情十分激動,發了一份電報到北京向毛澤東主席致賀。1955年春,周恩來總理寫信給衛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衛立煌接信後十分高興,立即秘密到廣州。衛氏夫婦到了廣州後,將預先準備好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交新華社發表,呼吁在臺軍政友人,認清形勢,跟共產黨走,為人民盡力。衛立煌回來後,先後擔任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務委員。

    1960年 1月 17日,衛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64歲。1月 20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山公園中山堂主持追悼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陳雲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衛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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