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原為一般幹部並受過多次處分的王明一躍進入中共中央,成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隨後又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了王明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 毫無疑問,王明上臺具有明顯的共產國際的背景,而這種國際背景作用的凸顯,與李立三冒險錯誤的出現與克服的歷史緊密
地聯係在一起。1930年6月開始的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嚴重地損害了中國革命,同時嚴重地冒犯了共產國際。 1930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所有負責同志和代表都嚴厲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于是,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這種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後的原有主要領導人的否定,為王明上臺提供了客觀條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補充中央委員會”的“新的力量”,主要因為他在“立三路線”時期的表現。這個時期,王明有一係列給米夫的告狀信,把他與向忠發、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間的衝突,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告訴給了共產國際領導人,使其在共產國際加分很多。
王明的這些告狀信,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強的政治判斷力,在中共中央領導出現錯誤、情勢混亂的情況下能夠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現了他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尊重國際、信任國際、保衛國際;三是表現了他敢于與違反共產國際決議的現象進行堅決鬥爭的精神。
應該說,王明的告狀加強了其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視為“反立三路線英雄”,使共產國際產生了重用王明的決定。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擴大會上,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發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庫秋莫夫說: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志寄來的,他在這裏很久,是從這裏派到中國去工作的。他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姦細,因此留黨察看3個月到6個月。這裏的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犯錯誤,卻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又指示共產國際遠東局:否定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達到新老幹部團結並堅決消除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據共產國際重用王明的決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把王明突擊提拔到了中共中央。(李東朗)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2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