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2010年11月11日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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