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左”傾盲動錯誤，指導全黨創建工農紅軍，實行武裝割據

    1927年，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遭到血腥屠殺，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情況下，周恩來等共產黨人高舉武裝鬥爭大旗，毅然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共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新時期。起義失敗後，同年11月周恩來輾轉回到上海，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領導全黨的武裝鬥爭。那時，由于敵人的大屠殺，共產黨員已從大革命時的6萬多人減至1927年冬的1萬多人。但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仍前仆後繼地奮起鬥爭。然而，這一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一種盲目暴動的憤激情緒。周恩來發現問題後，及時指出並採取措施糾正。1927年12月6日、24日和1928年1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或常委會上，周恩來針對共青團的盲動情緒問題，先後三次發言批評，指出：如不注意，“青年團將變成冒險主義”，“‘無動不暴’在共青團是一個嚴重問題”。在此前後，他還代中央起草了致福建、湖北、浙江、雲南等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批評一些地方不顧主客觀條件，盲目暴動的錯誤傾向，強調暴動是武裝奪取政權，必須在工農群眾繼續不斷的鬥爭發展到最高點，主客觀條件具備時才能產生。

    在繼續指導全國各地的武裝鬥爭中，周恩來尤其強調了武裝割據的重要性。1927年底，他指示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堅持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武裝鬥爭。他建議中央指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積極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擴大武裝割據局面。1928年1月，他同意賀龍請求，建議中央派賀龍和周逸群去湘鄂邊發動群眾，建立工農革命軍，開展武裝鬥爭，還提出了“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的方針。在他起草的中央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應特重瓊崖的割據”，“在暴動割據的局面中，省委要十分注意工農武力的創造”。此後，各地黨組織紛紛發動群眾，建立工農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

　　（二）強調“中國與俄國不同”，與共產國際城市中心思想進行抗爭

    192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同年2月25日共產國際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除了肯定該議決案指出中國現時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是革命低潮時期、最大危險是盲動主義等正確方面外，對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國情、要求中共在城市和農村同時發動起義的一些思想也進行了抗爭。周恩來認為，中國城鄉革命形勢發展不平衡，敵佔城市，力量強大，工人一時難于起義；在鄉村，農民佔人口多數，敵人力量較弱。他批評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城鄉配合好同時發動起義的觀點，強調中國“與俄國不同”，在中國形勢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要這樣必致引到鄉村的等待，這是不好的”。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在共產國際指導思想的影響下，許多代表發言，擁護共產國際議決案中的主張，不同意周恩來的上述意見。有的代表甚至尖銳地批評周恩來等人“帶有農民意識”，“是農民意識影響一切的策略”。周恩來在發言中據理力爭，強調“中國與俄國不同”，必須堅持農村武裝割據鬥爭。他說：“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和反動勢力的加強，與中國不能統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證明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並指出：“對于南中國的幾省中，目前就應該開始割據局面的準備。”

    應該說，在中共六大前後，周恩來能夠對當時奉為神聖的俄國城市暴動模式和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路線大膽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直言批評，並連續抗爭，這在當時中共領導人中也是不多見的！

    （三）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開始萌生

    1928年初，中共領導的全國許多攻打城市的武裝起義都先後失敗了，一些地方保留下來的起義隊伍先後改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廣大農村進軍，開展遊擊戰爭，並陸續創建了小塊革命根據地。這一時期的周恩來，以務實的態度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當時中共江西省委正準備在南昌、九江暴動，周恩來及時起草《中央致江西省委信》，信中指出：“此種布置著急遽行之于割據局面成功之先，……暴動必致流產，必致引起統治軍閥更殘酷更廣大的屠殺。”信中表示，中央很堅信南潯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動，“必須在全省割據的暴動逐漸匯合的時候”方能實現。周恩來的這一論述，初步蘊含了先實行廣大農村的武裝割據、逐漸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城市的思想。

    （四）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基本形成

    中共六大以後，周恩來在指導全黨武裝鬥爭的實踐中，逐漸擺脫“城市中心”的框框，把工作重點轉向農村，繼續沿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探索前進。他以堅定的意志和非凡的組織才能，採取以下具體措施，加強全國各地農村武裝割據鬥爭的領導：多次召開軍事會議，總結交流各地區鬥爭經驗；創辦黨的刊物《軍事通訊》；加強指導各地武裝鬥爭；秘密舉辦各種軍事技術人才培訓班，給各根據地輸送大批軍事技術骨幹；幫助各地組建和加強紅軍；建立秘密電臺和交通線，加強中央和各根據地的聯係；秘密給各根據地輸送大批軍用緊缺物資。在全黨上下共同努力和英勇奮鬥下，紅軍和根據地都有了迅猛發展。

    周恩來在1929年8月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你們的任務便首先是：遊擊區域的發展；農民武裝的加強；紅軍的擴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務。”信中還強調：“更充分負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

    相隔約一個月，1929年9月，周恩來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軍事會議，會後，參加會議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陳毅受黨中央委托，按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經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肯定了紅四軍武裝割據經驗，強調指出：“中國地勢遼闊……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指示信明確規定目前紅軍的主要任務是：“一、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遊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遊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

    （五）促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轉變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高度重視紅軍和農村蘇區的鬥爭

    1929年秋，在指導全黨武裝鬥爭實踐中，周恩來有關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已基本成型。但是，當時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而共產國際曾指責中共的農村武裝割據是“必致失敗的遊擊戰爭”，聲言“必須反對對于遊擊戰爭的溺愛”。同時，由于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也受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影響，有人反對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因此，要在全黨貫徹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首先就必須統一黨的各級領導的思想，並做共產國際的工作。1930年春，周恩來經歐洲赴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央六大以來的工作。途經德國時，應德共《紅旗報》的約請，他化名陳光，發表了一篇為《寫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文章，指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新高潮，“農民遊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徵”。到莫斯科後，周恩來于7月5日應邀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7月下旬，他又會見了斯大林，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談話。在這些會上和談話中，周恩來都介紹了中國國情和革命發展的情況；強調“全國政治經濟的不統一，還表現不平衡的特徵”；介紹六大以來，紅軍已發展到13個軍，在全國各地已建立大小15個農村根據地；現在“中國工農群眾不僅有他們的蘇維埃政權，並且有了為這個政權鬥爭的十萬紅軍和十數萬遊擊隊”。周恩來的報告和談話，有助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進一步了解中國國情，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發展情況，促使他們轉變原來的看法。斯大林“接受一年多來中國紅軍有重大發展的事實，認為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也通過《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其中強調：“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

    周恩來這次在莫斯科卓有成效的工作，為中共中央在全黨全軍貫徹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路線，取得蘇共和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化阻力為助力，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六）說服當時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領導人，改變城市中心指導思想，統一認識，重視農村根據地和紅軍的鬥爭

    由于當時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領導人“一直把城市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對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抱著輕視的態度”，1930年7、8月份，周恩來在國外期間，在國內主持中央工作的向忠發、李立三等的“左”傾冒險思想進一步發展，在“城市中心”思想指導下，先後開會決定組織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廣州暴動，並要調集全國七路紅軍，向武漢進軍，爭取武漢首先勝利後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7月下旬，共產國際在周恩來的參與下開會，研究中共報來的暴動計劃後認為，這一計劃是錯誤的。隨後致電中共中央，指出“中國黨的主觀力量太弱”，不同意布置這些暴動。共產國際希望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去糾正。

    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來電後，8月1日和3日，連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與會者都認為共產國際的回電是受周恩來“右傾”思想的影響，表示對周的“不同路線”，“必有一次激烈的論戰和鬥爭”。有人還想將周恩來排擠出黨中央，在會議上提出：調周恩來“去北方局負責”。

    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回到上海後，李立三、向忠發立刻找他提出質問，周恩來與他們“接連進行兩次談話，通過耐心的說理和具體的分析，終于把他們說服了”。在此後的一個多月，中共中央多次開會，周恩來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批評了李立三、向忠發的錯誤，李、向承認錯誤，作了檢討，原暴動計劃停止執行。8月24日，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共產國際有關“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的指示。這表明此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已基本取得共識轉變指導思想。這就為全黨全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消除了思想和行動上的巨大阻力。

    （七）強調蘇區工作“應成為中心的中心”

    為糾正實際工作中城市中心路線的錯誤，把黨的工作中心切實轉向農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周恩來在促使共產國際、斯大林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轉變指導思想後，又多次會上強調紅軍和蘇區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為了加強全國各地蘇區和紅軍的統一指導，他及時採取強有力的組織措施，向中央建議成立蘇區中央局，並表示自己願意去蘇區中央局工作。1930年9月1日，周恩來在為中央起草的給長江局的信中進一步強調指出：“蘇維埃中央局的工作更應成為中心的中心。”這是他探索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正確道路思想理論的又一次飛躍和升華。10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接受周恩來建議，成立蘇區中央局。17日，正式任命他為蘇區中央局書記，在布置全國工作時，他強調：“要從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並要求莫斯科學習軍事回來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幹部，“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蘇區”。此後，周恩來更加堅定地投入到引領全黨全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的工作中去。

（劉 焱 摘自2007年第5期《黨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