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毛澤東在轉戰陜北的途中

    由長虹出版公司出版的《激揚文字——告訴你一個詩人的毛澤東》一書，以豐富的史料及背景故事，使我們得以從不同距離、不同角度去探及毛澤東的性格、智慧和魅力，又是怎樣以詩人的浪漫情懷書寫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    

　　毛澤東曾化名“二十八畫生”    

    在毛澤東早年創作的詩篇中，堪稱佳作的是1918年4月寫下的《送縱宇一郎東行》。當時，這首詩署名“二十八畫生”，是毛澤東的化名（毛澤東三個字的繁體為二十八畫）。至于“縱宇一郎”，許多人一開始還以為是日本人的名字，其實這也是化名，他就是新民學會會員羅章龍。    

    當時，羅章龍即將赴日本留學，作為他的好友，毛澤東作了這首七古詩送他：“雲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裏。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才曾鐘此。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洞庭湖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裏。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背餘子。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早在1915年，毛澤東就覺得自己身邊的朋友太少，活動的范圍太窄，他希望到更大的范圍去結識更多的朋友。因此，暑假過後，毛澤東便用“二十八畫生”的化名，向長沙各校發出一則《徵友啟事》。啟事是用土紙油印的，文章寫得流利，字體剛勁有力，大意是邀請有志于愛國工作的青年朋友做朋友，並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最後，還引用了《詩經》上“嚶嚶鳴矣，求其友聲”這兩句詩，表示自己求友心切。    

    當時，一些思想守舊的校長覺得這個“二十八畫生”是個怪人，徵友是不懷好意，于是把啟事沒收，不準張貼。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一位姓馬的老校長，認為這個啟事是為了找女學生談戀愛，于是他找到第一師范的校長，打聽“二十八畫生”究竟是什麼人。當他了解到“二十八畫生”原來就是毛澤東，是個品學兼優、受到師生稱讚的好學生，徵友是為了共同尋求真理，救國救民，改造社會，這才消除疑慮。    

    啟事發出以後，毛澤東陸續收到了幾個人表示願意聯係的來信。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曾向美國記者斯諾提及這件事：“我從這個啟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即新民學會）。這是一群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于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    

    羅章龍是新民學會的最早成員之一，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決定赴日留學。臨行前，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其他成員在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聚餐為羅章龍餞行。在碼頭分別時，毛澤東交給他一個信封，說內有一首詩相贈，這便是他以“二十八畫生”化名寫的那首《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羅章龍和新民學會的會友們，擔當起整頓乾坤的責任，此謂“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被捕脫險後寫的詞

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

    1927年秋天是腥風血雨的時節，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後，從上海到南昌，從武漢到長沙，從城市到鄉村，反動派“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達到極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來到湘東贛西發動群眾，組織秋收暴動。他首先在張家灣主持召開軍事會議，隨後又改編了工農革命軍。就在他奔走于瀏陽、安源，動員礦工組建起義軍的途中，被地主民團武裝抓了起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然而，國民黨民團怎麼也想不到，在這隊“共產分子”中，竟會有毛澤東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果知道這位長發蓋耳、兩頰瘦削、膚色黝黑的瘦高個子便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毛澤東，民團絕不敢將他一殺了事。這樣的“大人物”，交上去是可以受大賞、邀大功的。但毛澤東此刻的身份只是一個企圖組織“暴亂”的“亂黨”分子，那自然要“格殺勿論”了。    

    民團士兵奉命將毛澤東等人押到總部後處死，士兵們已經脫下了毛澤東的鞋。因為按民間的迷信說法，處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將來被打入地獄的鬼魂追尋報復。然而，毛澤東卻大難不死。這是怎麼回事呢？    

    多年後，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饒有興味地講述了他這段經歷的前前後後：“那時候，民團奉命把我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民團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了我，于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同意放我，可是隊長不許。于是我決定逃跑，在離民團總部大約只有二百碼的地方，我找到了機會。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在那裏一直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有好幾次已經走得很近了，我幾乎覺得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最後終于沒有被發現。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腳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個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不久，毛澤東在率領起義軍挺進湖南東部時，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危急關頭毛澤東為什麼能死裏逃生？這與毛澤東對中國農村各階層人士政治態度和經濟狀況的深入了解，對湖南農民運動的了如指掌是分不開的。    

    從1925年到1927年，毛澤東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一係列農村調查研究文獻，成為廣東、湖南、湖北、乃至全國農民運動的領袖。也正因為此，他才能在面臨死亡時，想到“借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想到“我遭到槍決，于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也正因為毛澤東對農民的特殊感情，打柴的農民才會和他一見如故，鼎力相助。    

    被“開除黨籍”前後

長徵到達陜北時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曾談及這樣一段往事：“‘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但因為是‘黨外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    

    毛澤東怎麼會被“開除黨籍”的呢？這與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處分以及與一個名叫周魯的人誤傳中央文件有關。    

    毛澤東在井岡山完成對袁文才和王佐兩支隊伍的收編工作後，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一個名叫周魯的中共湖南省軍委特派員，來到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周魯擺出毛澤東的“頂頭上司”的資格，說是來執行中共中央決定的。在宣布決定之前，他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同時宣布取消前敵委員會。之後，周魯宣布開除毛澤東的黨籍，只讓毛澤東當師長。決定宣布後，他解釋，自己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後，作為中共湖南省軍委特派員前來執行中央文件的。    

    毛澤東被“開除黨籍”期間，正是中共湖南省委熱衷于全省大暴動的時候。湖南省委制定了“總暴動”計劃：長沙要暴動，醴陵、湘潭要暴動，衡陽、常德也要暴動……這麼多地方要暴動，又沒有足夠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澤東率領部隊從江西進入湘南，支援那裏的暴動。    

    當毛澤東率部來到湘南時，他想，特派員周魯來寧岡時，要通過白區，隨身沒有攜帶中央文件，只是憑記憶傳達，會不會誤傳呢？于是，他帶著這種疑問去了湘南特委。在那裏，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這是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高峰的會議，會議狠狠批評了毛澤東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鬥爭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計劃，並認定毛澤東有“軍事機會主義”的錯誤：“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原來是周魯誤傳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澤東及時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後毛澤東很快恢復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成為井岡山的黨代表。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後，把原先的“中國工農革命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部隊達到了一萬多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如此大的聲勢震動了南京，蔣介石電令湘粵贛三省政府：“克日會剿朱毛”。    

    就在這時，湖南省委派人送來一封寫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省委決定紅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江南發展，留袁文才一營守山……”    

    毛澤東看信後很惱火，敵人正在準備對井岡山發動第二次“圍剿”，怎麼能在這樣的時刻，將部隊主力調到湘南去呢？于是，毛澤東召集了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通過表決，包括朱德、陳毅、宛希先、劉真等絕大多數人讚同毛澤東的意見，覺得省委的指示“不適宜”。這樣，毛澤東以聯席會議的名義，給省委寫了一封回信，認為：“湖南的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衝擊，反會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毛澤東還特別提醒省委，如果紅軍離開井岡山去湘南，會“虎落平陽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鄉下做鞏固根據地工作的毛澤東還是聽到消息：28團、29團離開了井岡山，正朝湘南進軍。得悉紅軍主力前往湘南，國民黨調集了第三軍5個團和第六軍6個團一起乘機聯合猛攻永新縣。毛澤東率領裝備很差的31團苦苦抵抗25天，最終還是將永新和寧岡放棄了。    

    最慘烈的是湘南之戰，29團在惡戰中幾乎全團覆滅，只剩下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等百余人。而28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率部叛變投敵，使該團又丟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竟死于叛徒袁崇全的槍下。    

    毛澤東憤懣之極，為挽回局面，他親率31團三營前往湘南，迎回紅軍主力。而留下的31團一營兩個連，在黃洋界哨口用妙計戰勝了敵人四個團的進攻。毛澤東獲悉黃洋界保衛戰大捷後，詩興驟起，揮筆寫下了《西江月·井岡山》這首千古名詩。    

    《長徵》背後的故事

毛澤東手書《西江月·井崗山》

    1936年，斯諾在寫作《西行漫記》第五篇“長徵”部分時，引用了毛澤東在1935年10月寫下的《七律·長徵》。1938年《西行漫記》出版發行，《長徵》成為與世界上眾多讀者最早見面的毛詩。    

    然而，人們並不完全知道這首詩背後的故事。長徵前夕，毛澤東不僅被剝奪了軍權，還患了一次很重的病。這次患病，使毛澤東差一點未能參加長徵。    

    1934年，毛澤東從會昌病休回到瑞金後，仍無權過問軍事，有關主力紅軍準備“轉移”、“退卻”之事，只有少數中共高層決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時，中央卻要毛澤東離開瑞金去于都。    

    毛澤東為什麼在重要時刻，離開黨政軍首腦雲集的紅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爾茲伯裏在《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提及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的一段回憶時說出了真相。伍修權說，當時有些人不想讓毛澤東參加長徵，“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贛州之間的一座縣城，離黨中央委員會的駐地（梅坑）有180裏路。毛澤東去于都的任務是指導那裏的縣蘇維埃工作。一路上，毛澤東的瘧疾開始復發，因此走得很艱難。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達于都，召集區、鄉、村幹部和工人及貧雇農開了兩個座談會後，即病倒了。    

    毛澤東的衛生員鐘福昌當時才17歲，見毛澤東高燒已發到40多度，嚇壞了，馬上將毛澤東病重的消息報告了贛南省軍區。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馬上打電話給身在瑞金的中央領導張聞天，張聞天又迅速給中央紅色醫院的傅連璋挂了電話。傅連璋借來一頭騾子，拼命地朝于都趕，180裏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時趕到了于都。    

    這時的毛澤東躺在床上，額上敷一條冷手巾，臉燒得通紅，人瘦得顴骨也突了出來。傅連璋趕快打開藥箱，拿出體溫表一量，體溫高達攝氏41度，腹部有點脹，頭痛得厲害。    

    憑著十幾年的醫療經驗，傅連璋斷定毛澤東得了惡性瘧疾。當時于都一帶蚊子非常多，夜裏人走路，蚊子會鑽進鼻孔裏，當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這個病。于是，他給毛澤東注射了奎寧和咖啡因，同時服奎寧丸。    

    重病中的毛澤東仍不失幽默，他對傅連璋說：“傅醫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連幾天，傅連璋就守候在毛澤東的床側，不斷地為他降溫、打針、服藥。到第三天，毛澤東的體溫已經恢復到37攝氏度。“好啊！”毛澤東笑著用湖南腔對傅連璋說：“你真是神醫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澤東生病的那些日子裏，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已經做出了紅軍主力西徵的決定。當時，誰留，誰不留，凡高級幹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決定。中級幹部，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批準。    

    一開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讓毛澤東留在蘇區，因此，他們就把毛澤東從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來堅持讓毛澤東隨軍北上，幸好毛澤東在部隊西徵之前已病愈，否則，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讓毛澤東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澤東于10月18日傍晚，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緊隨中央縱隊，邁出了萬裏長徵的第一步。後來，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的提議而未分散。”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後來在“遵義會議”前夕起了關鍵性作用。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    

    為女機要員題詞

一九四三年，毛澤東在延安

    1960年的一天，毛澤東的女機要員小李送文件到菊香書屋。這時，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澤東忽然問她：“小李，你參加民兵了嗎？”“參加啦。”小李回答。“你為什麼要參加民兵？”毛澤東又問。“這……”小李想了想答：“響應主席的號召，全民皆兵唄。”    

    六十年代初，我黨與國際上一些政黨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樣對待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在怎樣對待民兵組織的建設上，我黨與蘇共就存在著不同看法。蘇共領導人認為，在現代化武器面前，“常規部隊無足輕重，民兵只不過是一堆肉”。與此相反，毛澤東則以為，在帝國主義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現代化武器面前，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    

    女機要員為了證明自己確實參加過民兵，從筆記本裏拿出一張訓練余暇時拍的照片給毛澤東看。照片上，小李剪著短發，白襯衣束進藍色長褲裏，右手扶著步槍，昂首站在一棵樹旁，背景是明凈的藍天和遠山。“好英武的模樣喲！”毛澤東稱讚道。    

    一會兒，毛澤東把手裏的煙在煙灰缸裏彈了一彈，對小李說：“給我拿支筆來。”他接過鉛筆，順手拿過一本看過的地質常識書，翻到有半頁空白的地方，便在書上龍飛鳳舞地寫下了幾行詩句：“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毛澤東放下筆，笑著對小李說：“小鬼，我把這首詩送給你，好不好？”小李又驚又喜：“主席，您太誇獎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們年輕人就是要有志氣，不要學林黛玉，要學花木蘭、穆桂英！”毛澤東說完，爽朗地笑起來。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最早發表于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就在這首詩的手跡廣為流傳時，有一位普通的鄉村教師，卻對這幅墨跡經過臨摹、對照、分析後發現，它是江青模倣毛澤東的字體寫就的贗品。    

    發現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門市中學的語文教師李樹庭。1964年，李樹庭還是師范學校的學生。他非常熱愛書法，臨摹過王羲之的行、草和楷書，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楷書和孫過庭的草書等，並鑽研書法理論知識，加入了中國書法家協會湖北分會。    

    李樹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澤東那運筆如風、剛健雄拔的字體，為尋求毛澤東手跡真品，李樹庭變賣了家具，攢足路費，先後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廣泛收集了國內正式出版或報上零星發表的毛澤東手跡300余件9個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詣、嚴謹治學，使李樹庭對毛澤東手跡的研究成果甚豐，隨便一幅毛澤東手跡，他都能說出寫于何時何地，所用的是什麼筆。更令人刮目的是，他還具備了對毛澤東手跡辨別真偽的能力。李樹庭對“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手跡》版本中的行書《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幅墨跡，經過臨摹對照分析後，發現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贗品。他提出了如下幾點質疑：    

    其一，這三幅墨跡同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書法藝術已爐火純青，他的行書走筆活力無窮，氣度雄強峻快，筆勢飄逸宏肆。而這三幅手跡的字與字、字與行之間無氣勢之聯係，且點劃呆滯，筆勢遲澀，結構松散。    

    其二，從這三幅墨跡的章法、卷面來看，與毛澤東其他詩詞墨跡有悖，三幅墨跡相當整潔，沒有畫圈刪改之處，也不是背誦如流，一氣呵成，揮寫到底，而是顯得拘泥，毫無毛澤東務近險絕的風態。    

    其三，從這三幅墨跡的題款形式來看，與毛澤東書寫自己創作的詩詞的題款形式有異。毛澤東較為擅長長短句的寫作，而對詩他則認為：“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滿意的。”因此，他發表的律詩手稿，沒有一首是標明“七律”或“七絕”的。    

    其四，從這三幅墨跡收藏的地點來看，毛澤東的詩詞是交由專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戰亂時期，河南鄭州圖書館作為地方圖書館，能收藏到毛澤東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樹庭進一步考證，這三幅墨跡疑是江青所作。他認為，江青的手書接受了毛澤東的書體，這從江青1950年填寫的《幹部履歷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發表的有關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跡中的偏旁、字體中可以看出，與那三幅墨跡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條件抄錄毛澤東詩詞的。    

    這一頗為大膽的質疑，引起了書學界的關注。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佟韋對此提出了進一步佐證，1990年6月13日，佟老給李樹庭的信中寫道：“三幅墨跡，疑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澤東致‘創國同志’信，是江青代筆的也可作證。”    

    一位普通的鄉村教師就這樣發現並鑒定了《毛澤東手跡》中的三幅偽造品。    

    用《水調歌頭·遊泳》手跡換“三五牌”香煙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蒙哥馬利元帥

    1961年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9月23日、24日，毛澤東接見蒙哥馬利時，兩人之間曾發生一則有關“三五牌”香煙與詩詞《水調歌頭》的有趣故事。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時半，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會見蒙哥馬利並邀請他一同共進晚餐。晚餐後，蒙哥馬利見毛澤東抽起香煙來，就送給毛澤東一盒英國“三五”牌香煙。之後，蒙哥馬利向毛澤東提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主要考慮的是哪些頭痛的問題，現在考慮的又是哪些問題，對解放以後的中國怎麼看，“槍桿子裏出政權”現在是否還適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何區別等等。    

    毛澤東對這些問題逐一做了回答，談到晚上9時30分左右，蒙哥馬利說：“今天談話使我學到很多東西。”當時蒙哥馬利覺得有點疲倦，就對毛澤東說：“我想主席一定很忙，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來談談？”毛澤東猶豫了一下，然後說：“明晚我要到別處去了。”兩人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互相道別。    

    沒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淩晨，毛澤東突然改變了計劃，決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馬利談一次，並再次邀請他一同共進晚餐，這使蒙哥馬利喜出望外。    

    這次追加的談話是從24日下午2時30分開始的。雙方寒暄了幾句後，毛澤東聯係到蒙哥馬利參觀中國一家醫院時，曾對醫生說：“你們的中醫中藥很神奇，應該發明一種藥，讓你們的毛主席長生不老。”    

    毛澤東對蒙哥馬利說：“什麼長生不老，秦始皇都沒有找到。我若見馬克思了，中國照樣轉，地球照樣轉……”    

    蒙哥馬利說：“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國成立了十二年，從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國家，你顯然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須有健康的身體和充沛的精力來領導這個國家。”    

    毛澤東接著說：“元帥是特別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只有一個5年計劃，到73歲去見上帝。”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邊吸邊說：“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他又補充道：“我們說的閻王，就是你們的上帝。”    

    蒙哥馬利趁機向毛澤東打聽：“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很清楚，是劉少奇。”毛澤東很幹脆地回答。蒙哥馬利又繼續追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知道這是在套他的話，因此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    

    “人總是要死的，我隨時準備著死亡。我會怎麼死呢？”接著，毛澤東講了五種死法：一是被敵人開槍打死；二是飛機掉下來摔死；三是火車撞死；四是遊泳淹死；五是生病時被細菌殺死。毛澤東還說，人死後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到海裏喂魚。    

    這次談話，從下午2時30分一直到下午5時，足足談了2個半小時，之後，毛澤東邀蒙哥馬利乘船，看毛在長江遊泳。毛澤東那天遊了近一個小時，上船穿好衣服，毛澤東把蒙哥馬利送到漢口勝利飯店，兩人又談了近一個小時。分別時，毛澤東把事先寫好署名的《水調歌頭·遊泳》上闋的手跡，贈送給蒙哥馬利元帥，作為對那盒“三五牌”香煙的答謝。蒙哥馬利沒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煙居然能換來一幅毛澤東珍貴的詩詞墨跡……    

　　為“李進”照片所題的詩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是1961年9月9日，毛澤東《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的一首七絕。這首詩最早發表于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裏。毛澤東所寫的“李進”，就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漢附近深入土改時用的化名。那張照片則是江青1959年上廬山時拍攝的。    

    20世紀60年代初是中國復雜而嚴峻的年代。國際上，中蘇兩黨分歧擴大到兩國關係，蘇聯單方面撤走全部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協議和合同，並挑起中蘇邊境糾紛。而在國內，經濟正處于三年困難時期，東南沿海一帶面對著所謂“新月形包圍圈”，西部、北部邊境也存在安全威脅。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作為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他依然鎮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的詩句，與其說毛澤東是觸景生情，倒不如說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歷史年代的情懷，寄寓在題照詩中。    

    應該說，在毛澤東這首詩發表之前，江青並沒有登上政壇，她沒有政治資本，她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緩和。但江青的野心從沒有泯滅，她一直在等待著政治上的機會。機會終于來了！1961年9月9日，毛澤東寫下這首《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後，江青認為，這是毛澤東和她關係緩和的一個重要標志，更是這個特殊時期的毛澤東需要她在政治上給予幫助的信號。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的夫人來北京訪問。毛澤東、江青和蘇加諾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而在第二版相當次要的地方，安排了一張劉少奇、王光美和蘇加諾夫人的小幅照片。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江青和毛澤東合影的照片從未正式發表過。這次卻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位置，這其實是把江青推到一個引人注目的地位。    

    毛澤東在這張照片上題詞時寫了“贈李進”，一開始，江青沒有公開這個秘密，但當她從這張照片中撈到了政治資本時，便顯得迫不及待了。1973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時，喜形于色地送給日本芭蕾舞團的領隊一張風景照，日本客人認出這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李進拍攝的廬山仙人洞，照片背後是毛澤東那首氣勢非凡的詩，題詞是“贈李進”。江青帶著炫耀的神氣，揮筆在照片背面寫了幾個字：“江青攝”。這個大膽的舉動一下子震動了日本代表團，人們這才知道，李進原來就是江青。

(編寫：史爾 《激揚文字——告訴你一個詩人的毛澤東》　史一帆 編著　長虹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