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丘吉爾，英國許多社會精英都看到了普通人用肉眼看不見的那種思想文化的力量。英國總結經驗、建功勞簿的時候，誰是排在前面的人物？是牛頓、莎士比亞、亞當·斯密。反過來，如果東方國家崛起了，建功勞簿的時候，排在前面的人物很可能全都是政治家。這反映出一個社會是看到了那種不容易為人所發現的力量，還是僅僅看到和物質財富關聯最緊密的力量。

    我們既然談文化，就要談到根子上去，真正用肉眼看不見的、長久的、無所不在的、無孔不入的那種整體的文化。我們要看到它，看到它對一個人的人生也有好處，它滲透在我們生活機體的每一個細胞當中。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英國的歷史中，有一段時間對經濟學情有獨鐘，《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在當時很受尊重。在英國，威靈頓將軍可以說是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打敗了軍事天才拿破侖。當時英國做了一個調查，有一半以上的普通民眾認為不是威靈頓打敗了拿破侖，而是《國富論》的作者和《國富論》一起打敗了拿破侖。他們認為，是《國富論》使英國發現了一條發財致富的道路，使英國有了足夠的物質財富和力量去跟拿破侖對抗，最後把拿破侖戰敗。

    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時候，鐵血宰相俾斯麥說過一句話，普魯士在戰場上的勝利，早就在小學的課桌上已經被決定了。從國王到普通的民眾，真正重視教育，並且認為教育是文化傳承的主要的渠道。

    1870年，在德國的街頭，這位鐵血宰相偶然遇到了兩群東方人：一群是日本人，一群是中國人。前者來自一個小小的島國，後者來自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大國。那個小國的人來到德國以後，翻譯典籍和制度。那個天朝大國的人來到德國以後，大部分在學做生意、掙錢。鐵血宰相說，30年內那個東方的島國必將成為強國，而那個東方的天朝大國必將成為弱國，後者必將受前者的欺淩。1870到1894、1895，差不多接近30年的時候，發生了甲午海戰，中國清朝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這裏我們稍微分析一下這個事情。第一，俾斯麥憑什麼做出這樣一個預言？他是根據一個國家是否重視真正管長遠利益、整體利益的文化來作出這一判斷的。第二，甲午海戰到底決定了什麼？沒有甲午海戰哪有臺灣問題？甲午戰爭結束以後，不光是割讓了臺灣島，還有2.3億兩白銀的賠款，這意味著什麼？社會資本像社會機體的血液一樣。要知道當時我們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賠款賠掉了整個清王朝政府不知道多少年的全國財政收入。

    今天，我們重視文化的理由是什麼？一是完成社會轉型（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時的社會整合。傳統農業社會中，青睞情感認同式的自選性整合，依附族親、權威及地域共同體的力量，更願服從由習俗、價值觀念形成的無形的強制性整合；現代工業社會，主要依靠利益的功利整合、契約關係整合和法律規章的有形整合。二是完成市場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時的係統整合：產權整合、權力整合、利益整合。三是“文化時代”即將來臨，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舉足輕重。約瑟夫·奈曾經說過：硬實力能使人屈服，但不能使人信服。相對于經濟和軍事力量，文化的力量是軟性的、有彈性的、無形的和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主要是指個人、社會群體和國家的吸引力、凝聚力、意志力、控制力、影響力、號召力、創造力，以及威信、榮譽、智慧、文化資本等等。導彈的發明和GDP的增長離不開文化軟實力，但文化軟實力卻無法用導彈和GDP來衡量。

(周熙明/係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講師團“宣講家”網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