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

    1968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若幹年後，農村的大部分知青開始回歸城市。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回到城市，這一輪回，改變了知青的命運，也留下了許多刻骨銘心的記憶。曾在貴州農村插隊十年的作家葉辛，對這段難忘的歷程有著自己的感悟。

　　上海知青有111萬人，佔上海700萬城區人口的七分之一還多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節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第二天，全國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毛主席這段最新最高指示。

    當時有一些青年熱血沸騰，十分積極，咬破手指寫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太想去。而我的態度既不十分積極也不推脫，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隨大流，這是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

    上山下鄉的高潮是在1969年春天。我就是在這年3月31日出發去貴州農村插隊的。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文革”期間上海知青有111萬人，佔上海700萬城區人口的七分之一還多。如果一列火車裝一千人，把這些知識青年送到農村需從上海開出多少列火車就不難想像了。當時我們舉著紅旗、戴著大紅花，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好兒女志在四方”是我們當時的口號，人人都喊。喊的同時，我隱隱意識到：我們到農村去是扎根一輩子，不會再回來了。但那時更多的，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們應該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裏大有作為。

    青年上山下鄉是分層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農村插隊落戶，國家基本不管，知青參加勞動，拿工分養活自己；第二個層次是到外地的國營農場，每個月有32元；比外地國營農場層次更高一些的是軍墾農場，除了能有一件7元錢的軍大衣，每個月的生活費有36元，這在當時很有誘惑力；第四個層次是到上海市郊的農場，比如崇明、奉賢、南匯的農場，盡管勞動也很苦，月工資只有24元，但是離上海近，回家很方便。另外，上山下鄉還有一個層次叫自尋投親插隊。20世紀，移民上海最多的是江蘇人和浙江人，所以只要原籍有親戚收留，知青就可以過去。在上海111萬知識青年中就有51000人到江蘇去插隊，還有32000人到浙江去插隊。而我根據政府安排去插隊的貴州省，那兒的上海知青也就一萬余人。

    當時我們是6個年輕人一起插隊落戶在砂鍋寨。記憶裏，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墻茅草屋。茅草屋沒有窗戶，門是用牛糞敷的，單從外面看就已然能感覺到它的陰暗潮濕。第一次看到這座茅草屋時，用呆若木雞來形容我們的表情並不為過。要知道，在上海目之所及最簡陋的房屋也是用紙筋石灰敷的。可生活還得繼續，走進茅草屋，我們開始了插隊落戶的生活。生活關、勞動關和貧下中農結合的思想關，命運早就為我們安排了種種障礙，除了克服，我們別無選擇。

    十年七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這10年使我熟悉了最貧窮山鄉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些日子裏，我開始思考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一代人的命運，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真正生活。

    我們身在農村，心向都市。我們想家，想知道家裏的事情，想知道城市裏的事情

    10年中，我們可謂是身在農村，心向都市。我們想家，想知道家裏的事情，想知道城市裏的事情。當時唯一溝通的渠道就是給家裏寫信。我們6個人，無論誰家來信都能激起我們的興趣。信裏提及關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氣有多熱，冬天如何的冷，甚至外灘流氓鬧事，這些都讓我們覺得我們的心是和城市聯係在一起的。這10年裏，我回上海探親共三次。當時國家規定知識青年一輩子只能探親兩次，我之所以有三次機會，是因為這三次都是應出版社要求，回去改稿子的。一旦回到都市，我就感到上海的馬路特別潔凈，上海的陽光特別燦爛，上海的人民廣場特別寬闊，無論是南京路、淮海路都讓我有一種親切感。我想所有知識青年的心情和我是一樣的，他們思念城市，特別是在農村生活不能養活自己時，這份思念就愈加強烈。

    無論是當初寫血書積極下鄉的知青，還是無奈被動而來的知青，在經歷多年的農村插隊生活後，他們共同的心願就是上調，是回到都市。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而是因為他們了解到如果他們不回去，單靠天天勞動，是不能養活自己的。

    我插隊所在的砂鍋寨是方圓二三十裏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糞、挑灰、耙田、犁田、進洞挖煤。我身邊有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典型積極生產隊，從早幹到晚，每天有8分錢，是有名的“郵票隊”。（“文革”期間，中國所有的郵票票值都是8分錢。）像我們那兒，一天工錢五毛九分六，不到六毛錢。即使每天勞動，一年200元左右的收入只夠買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僅僅有米就夠了。洗臉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買衣服。在插隊後期，所有知青的共同心願就是要活下去，還要完成個人該完成的事———談戀愛找對象。而這些生活問題最終得到反映，或者說“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政策大調整後，恢復理智地看待這件事，則是在大規模上山下鄉的第五個年頭，也就是1973年。

    那年，毛主席收到了李慶霖寫來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鄉中的諸多問題。毛主席作了“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回復。雖然這僅僅是一句話，但主席已經認識到知識青年問題將來要釀成社會問題。而“文革”結束，思想松動，果然鑄成了知識青年的回歸浪潮。這股浪潮所表現出來的正是1700萬知識青年的共同心願。幸運的是當時黨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傳統，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要把戶口遷回來，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

    其實，在1979年知青回城浪潮爆發之前，1975年貴州省已開始解決在貴州的10600位上海知識青年的出路問題。當時地區大學很少，知青可以選擇在地區的師范、林校、衛校、財校、農校讀一到兩年，到時候就能被分到縣裏或是地區部門。很多知青就是通過上這類中專學校解決問題的。

    當時中央的政策是留在農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兩條限制： 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國家安排過的，像是上過中專的，無論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鄉裏的農配站，還是縣城的農機廠、山鄉小學，只要工作了，領國家工資了，就不能回來了。

    而即使國家有了明確的政策，知識青年回上海仍十分艱巨。1978年、1979年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是住房。如果你回來，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你就擁有幾平方米的權利。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 沒有上山下鄉的弟弟妹妹，也許當時是因為哥哥姐姐去插隊落戶才使他們有機會留在上海，但是他們畢竟也不富裕，肯定會有各種利益關係。因此法院當時經常有這樣的案子———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讓上戶口，怎麼協調都行不通的情況下，只有寫保證書，保證在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讓上戶口。

    我的情況和大多知青不同。《蹉跎歲月》完成後，1979年10月，我被調到了貴州省作家協會，實事求是地說，我是1700萬知識青年中運氣較好的，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

    返城後的知青背負著融入城市時的矛盾，仍在不停地還債

    在整個返城潮中，有脫離農村回歸城市的，也有真正留下扎根農村的，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知識青年的命運都可謂坎坷異常。前兩年北京一位報告文學作家，跑到延安，專門訪問了目前還留在延安的知識青年。報告裏說到，留在延安的知青從事的幾乎就是兩個職業： 一個是看大門，還有一個是燒鍋爐。為什麼？“知識青年”無非是當時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當今講究文憑、講究學歷的時代，他們毫無競爭力。

    前年我插隊的修文縣縣長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經在修文縣插隊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選了各個層次的知青，有當教授的，有普通職工，有下崗的。座談後要吃飯時，有兩個知青說，抱歉我們不能吃了，我們要去上班了。之後才知道一個是酒店保安，晚上飯店生意好，車子多，很忙；還有一個在機關值夜班，幫人看門。

    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在《孽債》中，我寫到過他。他從延邊插隊回來，因為媽媽在電影院工作，回城頂替後就在電影院管理冷氣設備。他除了熱水瓶膽壞了不能修以外，什麼都能修。錄音機壞了能修；電視機壞了能修；一個桌子腿壞了，一個下午就修好了。就是這樣一個聰明人，現在卻下崗了。年前我們知青聚會，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電影院不景氣，他下崗了，現在管理空調，一個月1500元，他已經很滿足了。他說，這個工作很不好找，我這個年齡，人家看到我就說，老伯伯，你怎麼還來找工作，你叫你孩子來找吧。他再能幹人家不要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困境。當初我寫的小說叫《孽債》，大家只從故事層面來理解，其實這是從整整一代人的命運來寫的，我們的債並沒有還清。返城後的知青背負著融入城市時的矛盾，仍在不停地還債。

    這種困頓從知青最初回歸都市時的艱難便可窺一斑。1978年、1979年，每個區知青辦門口都排著長隊。大量知青還都在農村，下鄉已經七八年了，都在辦手續想把戶口遷回來。這還只是把戶口遷回來，不落實工作。我單舉一個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澤東對李慶霖的來信作出批示後，政策變得人性化了。獨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傷殘軍人子女可以回來，父母有多個子女卻沒有一個在身邊的，政策上也允許有一個子女可以回來。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在外插隊，因此她是根據這個政策回上海的。妹妹回到上海，先被安排到街道裏弄生產組，每月有22元。這還是在1975年，到了1978年、1979年，大量知青涌回城市，根本無法安排工作。有一部分國營廠礦，比如造船廠、鋼鐵廠，安置了一部分知青。好的國營大廠一個月可以拿46元錢，能夠進這樣的工廠，那是最好的。更多的知青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會來安排，好一點的由街道工廠來安排。上海目前有一些區長、副區長，有一些廳局級幹部，都是知青出身，他們就是從居委會、街道一步一步走上來的。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盡管出了一些幹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還是在普普通通的勞動崗位上。

　　因為經歷過上山下鄉，我由衷地感覺到，這30年來，中國人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當年，形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一個詞，叫“波瀾壯闊”。1700萬人從中國的大中型城市涌進廣闊天地，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掀動了社會，觸及了許許多多普通的家庭。千萬人一擁而下，客觀上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生活問題、住房問題、吃飯問題、收入問題、青年人的戀愛問題。我記得在解決知青問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很多人都把這些問題提出來。

    我們當時總說七個字，叫“歲月蹉跎志猶存”。在這一代人中，不是沒有有志向的人。他們想要為國家、為民族作出一些貢獻，“志”還是存在的。我們這代人中出現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幾個全國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們這代人中幾乎沒有優秀的化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那是因為在生活中有了感受，找到了適合個性的表達方式，就可以成為作家。自然科學的很多東西必須要循序漸進。從這一個意義來說，這是一段蹉跎歲月，就像十年動亂帶來了很大的戕害，蹉跎歲月給整整一代人造成很大的戕害，還有很多沒有還清的債。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上山下鄉的十年又七個月的日子裏，思考了我們這一代知識青年的命運，他們經歷了三個思想階段，從最早比較虔誠、比較狂熱、比較盲目，到在農村比較嚴酷的現實中，產生困惑、無所適從，想離開，到最後開始覺醒。要真正從這條路上走出來，要靠良知，憑著才華從鄉間小路上一步步走出來。同時我看到，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生活的普普通通的農民們，他們經歷著大自然的風雨，經歷著整個中國社會的風雨。這段生活帶給我更多的是對中華民族的認識，對中國農民的認識。它也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

    因為經歷過上山下鄉，我由衷地感覺到，這30年來，中國人開始變得聰明，變得靈活，選擇了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

 （口述： 葉 辛；採訪：馬長林；《親歷：上海改革開放30年》，復旦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