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與毛澤東相交並相知的故事 - 共產黨論壇

《紅墻見證錄》(下) 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後，老共產黨人王稼祥在陳雲、王震、胡耀邦的支持下，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毛澤東看過信後，很動情地對周恩來說，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者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過。

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1931年3月，在由上海開往汕頭的輪船上，一個5人小組引起了人們特別是國民黨警特的注意。從裝束上看，他們是3個中國傳教士，2個外國牧師。他們一上船，兩個國民黨便衣特務就逼近過來，要看他們的證件。在交還驗過的“護照”後，又要打開皮箱看看。箱子裏除了幾件換洗的衣物，就是一堆《聖經》之類的中外文教義，特務很是掃興。

這5個人是不久前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黨員王稼祥、任弼時和顧作霖，另兩個外國人是共產國際駐華人員，他們都帶著共產國際提供的假護照。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組織上派他們奔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們喬裝改扮，換了下一班船票，到廣州後再潛人江西蘇區。

4月17日，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3人，作為中央代表參加了在青塘召開的蘇區中央會議。在這之前幾天，王稼祥第一次見到了久聞大名的毛澤東與朱德。

據王稼祥介紹，1928年6、7月間，中共第六屆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時，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極力推薦下，王明等人被選派到大會擔任翻譯，實際上參加了六大。天生大舌頭的王明，中國話說不清楚，俄語倒還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面見斯大林，並由他當翻譯，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個代言人。

王稼祥還轉述了國際共運領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說過的，四川將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搖了搖頭，又上下拍打著口袋，在找什麼東西。

王稼祥摸出一包從上海帶來的“三炮臺”香煙：“唉，可惜只剩最後兩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毛澤東退還王稼祥一支，兩人對上火，盯著煙頭，有滋有味地吸著。他說：“你是留過學吃過洋面包的學問家，對外面的情況熟悉，等我們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了，你可以擔當外交方面的任務。目前可以協助我，做些政治保衛方面的工作。”

“我剛從白區來，許多情況不了解，對打仗更是外行，還得專門向你請教。”

第一次為毛澤東辯護

然而，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大喜大慶的熱鬧背後，王明路線陰雲卻籠罩著整個中央蘇區。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葉坪由項英和“三人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中共黨史上有名的“贛南會議”。贛南會議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再次由項英代理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隨後，中革軍委宣布：在中革軍委成立後，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及其組織，于是，毛澤東大權旁落，被迫離開了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直至1932年7月，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與朱德、王稼祥多次聯名和以周恩來個人名義致電、致信中央局：“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8月初，中央局接受周恩來意見，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可是好景不長。10月上旬，在寧都東山壩小源村榜山祠召開了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即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寧都會議”。

會上，曾是王明欽定派往蘇區的“欽差大臣”王稼祥旗幟鮮明公然站出來為毛澤東辯護。王稼祥說：“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在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紅軍和蘇區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當會議結束，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離開寧都時，他握著王稼祥的手，說了一番披肝瀝膽的話：“你我是少數，不服從也不行，我只好到後方去了。你就別爭了吧，不然你也會同我一樣成了‘右傾主要危險’人物了。”

第一個提出轟李德下臺

中央蘇區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王稼祥，迎來了他的第一位“外賓”：奧托·布勞恩，即人們後來稱呼的“李德”。他曾利用他的德國人身份，在蘇聯遠東和我國東北搞日軍的情報，後來又到了上海，成為共產國際駐華高級軍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並被他派來中央蘇區，先化裝為奧地利籍牧師從上海到潮汕地區，再由專人護送到瑞金。紅軍師政委伍修權被中央指定為他的翻譯、秘書還兼參謀。

從這天起，一個不很懂軍事、更不懂蘇區實情的外國人，竟指手畫腳地淩駕于中共和軍委之上，指揮起紅軍千軍萬馬來。紅軍專門為他蓋了三間新瓦房，由于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後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們都叫它“獨立房子”。“獨立房子”離最近的“外交部長”的房子還有200米遠。獨立房子的主人時常在其中一悶一整天，在左右的軍事地圖上指指點點。王稼祥怕洋大人過于勞累，曾派人去慰勞一下，去的人回來說屋裏正在秉燭夜戰，大打撲克哩。

在反“圍剿”鬥爭中，王稼祥感到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按蘇聯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澤東產生了敬仰之情。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8小時手術，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紅軍長徵開始後，王稼祥腹部仍通著管子，只好由幾個擔架員抬著行軍。走進廣西時，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時的8萬多人只剩3萬多，焦急萬分。毛澤東在江西于都得了一場瘧疾，險些被奪去了性命，加上受排擠後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慮重重，身體非常虛弱，無法行走，所以，過了于都河，毛澤東就不得不坐上了擔架。王稼祥與毛澤東的擔架形影不離，在行軍途中和宿營地篝火旁，他們兩人朝夕相處，相互了解越來越深，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徵途中的情況。

“那個會在遵義一定要開，再不能拖下去了。”王稼祥半躺著，將剛才的話又重復了一遍，不等毛澤東答話，又加上了一句，“一定得把李德轟下去。”過湘江之後，在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的一片不滿聲中，王稼祥第一個發出了“把李德轟下去”的聲音。

1935年1月，紅軍佔領了貴州遵義。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後，王稼祥接著發言，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終于轉危為安。

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3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22周年，也是毛澤東誕辰50周年。黨內有些同志主張為毛澤東祝壽，並宣傳他的思想。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向毛澤東寫信反映了這些意見。但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同意辦這兩件事。他在4月22日回復凱豐的信中說：“生日決定不做……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係去鼓吹，因我的體係還沒有成熟。”

那一年的6月下旬，延安的整風運動正在深入開展。一天下午，毛澤東來到棗園王稼祥的住處，他傷病復發，正在休養。毛澤東對王稼祥說：“黨誕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請你寫篇紀念黨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問道：“主席考慮應該從哪些方面寫呢？我還沒個準備呢。”

毛澤東說：“22年來的歷史你都知道，就從總結經驗教訓，再針對目前黨內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寫吧！”

王稼祥答應下來。毛澤東走後，王稼祥接連幾天就忙著翻閱書刊，查找資料，差不多每晚都工作到淩晨兩三點鐘，有時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

大約一周後，文章寫好了。王稼祥讓警衛員送給毛主席審閱。第二天，毛澤東就批給報社立即發表。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登了這篇文章。就在這篇文章中，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概念：“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王稼祥因病未能參加從1943年9月7日開始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也未能參加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因為歷史的原因，有人就把王稼祥和王明等同起來。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多次談到他對王稼祥的評價，肯定他的積極作用，強調他與王明的不同。

毛澤東為王稼祥說情

經毛澤東親自動員，王稼祥以第二名的得票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在職務上曾幾起幾落，但他從無怨言。後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仍兢兢業業地工作。

1945年年底，王稼祥又犯了一種新病：大量咯血，先到北平檢查，以後又到張家口診治。住院期間，毛澤東專門從延安請著名外科醫生周澤昭去給王稼祥看病。因國內條件有限，專家建議去蘇聯做長期治療為好。毛澤東得悉後，決定同蘇聯交涉派飛機接王稼祥去蘇治病。為此事，他僅從延安同張家口的來往電報就有16件之多，多為毛澤東親筆所擬。

王稼祥對毛澤東的關心非常感激，決心坐飛機去“遠方”醫治。

摘自《紅墻見證錄》(下)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5年5月

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對毛澤東和王稼祥之間關係的猜疑。實際上，毛澤東在七大上做的《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講話中，對這個問題有過解釋。只要對這段講話略作解讀，就不難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王稼祥對此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遵義會議後，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並被確定為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他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這個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進行長徵，被認為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對維護和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延安，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周恩來常駐重慶南方局，朱德經常來往于八路軍前方指揮作戰和延安軍委總部，王稼祥常駐延安，協助毛澤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同時又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雲、何凱豐7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一年半後，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這樣，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也就不存在了。不過，王稼祥仍然擔負了重要職位。根據這次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王稼祥同時還是由劉少奇任書記的組織委員會成員。實際上，這時王稼祥傷病復發，已到了不能再“帶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據中央決定因病休息3個月。

一貫謙虛謹慎，不講自己功勞、只講自己過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說：“從1938年我回延安擔任軍委和總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脫離工作這一段時間，是我一生中犯錯誤比較少的一段時間。”事實上，正是在這段時間，王稼祥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對黨的事業、對中國革命事業、對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諸多重要貢獻，他本人也鍛煉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王稼祥落選七大中央委員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寫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這是一篇已被歷史公認為全黨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獻。

王稼祥的住處也由楊家嶺遷到棗園，又由棗園遷到王家坪。有時在中央醫院、和平醫院檢查治療，有時在住處療養。1944年5月21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舉行。會議的任務有兩項，即準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次全會持續時間很長，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參加這次全會。在六屆七中全會的最後階段，1945年3月29日，毛澤東批示李富春（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說：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給參加七中全會的每人一本，叫他們收到即看，還要寫出意見；並給王稼祥也發了一本。關于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經毛澤東多次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擴大的全體會議討論，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這個稿本也發給王稼祥一本，徵求意見。病中的王稼祥，深知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極為認真負責地進行審閱並提出意見，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除了對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寫了意見給毛澤東，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對若幹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第三稿的意見。這兩封信，已編入《王稼祥選集》，篇名為《給毛澤東的兩封信》。王稼祥在信中說：“七大政治報告是救國建國的綱領，七中全會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大綱。這兩個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說：一切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當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錯誤與黨的批評，並著重談了檢討自己錯誤的一點經驗。“嚴肅的態度就是先拋開一切榮譽、責任與輿論，拋開自己的主觀，來看問題的本質，來看客觀。即：自己在一定時期一定地點所主張所實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他認為，對自己檢討之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過程，是他在病中長期回憶的一點經驗，這對犯原則錯誤的同志去想問題，或者會有一點幫助。這對黨檢閱任何一個政策的過程，或者會有一點參考價值。在這兩封信中，他誠懇地申明：“我因連年犯病，不能參加過去與現在的討論，不能很好地檢討過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補償過去的錯誤，這對于我是一件遺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將來身體能夠恢復康健時，再去補做這個工作吧。”“病中腦力不濟，思路前後不連貫，故寫得零亂。是否妥當，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毛澤東于1945年5月2日對王稼祥的這兩封信做了批示：“此兩件請富春同志印發到會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無表決權）。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編在晉冀魯豫代表團，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七大主席團在各代表團充分醞釀討論的基礎上，提出94人的預選名單，並決定中央委員會由中央委員45名和候補中央委員25名組成。毛澤東在關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的報告中強調指出：遵義會議以後的這十年，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會有這樣大。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確：有的人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表示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鑒于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黨，我們要採取這樣的方針——現實主義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