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的敢作敢為，常使人想起湖湘文化中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剛烈精神。(資料圖片)

朱鎔基傳奇身世：亂世孤兒 乃是朱元璋後裔

    出湖南省城長沙，沿107國道東行32公裏，就到了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朱鎔基總理故鄉。

    轉上一條水泥小路，蜿蜒入山，兩旁時見青竹婀娜、雜花間樹，再行二三公裏，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園”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會的小宋說。

    “朱鎔基在這裏出生，並度過了童年時光。”和平村村支書黃自力告訴記者，“他大概到9歲多才離開棠坡。”朱氏祖屋所在處，現在是一個苗圃，遍栽紫色的紅槭木，開闊的地勢，猶可想見當年的規模。

    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清末文豪吳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並揮毫讚嘆恬園之美：

    “恬園，長沙朱氏之山莊也，地名棠坡，去會城東北六十余裏，古驛道旁，崗嶺回復，數轉乃入，至則柴關矮屋，甫見竹樹間遊與乃佇，客驚而問，不意所稱恬園者之在此也。”苗圃右邊有一四角涼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記載，“朱氏祖井，始建于清鹹豐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濘坡祖屋進門丹墀中，有石砌圍檔，井水清涼甘甜”，這口井自開鑿之日起，清泉不絕，朱氏家人及族中所辦的學校，都以此為飲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質勘探隊還特意彩井水作了個鑒定，結果為“特優質礦泉水”。

    80多歲的朱佩珍，是朱鎔基的小時玩伴，她拄著一根棍子，顫巍巍地領著記者，“你看，那個平地上，我們小時候玩過跳繩的地方。”老人還記得，“細時這個伢子很靈凡(注：長沙方言，聰明之意)，也很老實，別個打他，他就哭，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來，朱佩珍是朱鎔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幾十年前的事情都記不太清楚了。”不過朱鎔基並沒忘記這位童年的玩伴。

    據老人的家屬介紹，1996年朱鎔基那次回長沙時，還特意請人將老人接到長沙小住。

    翻過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裏來的易翠蘭，對這個祠堂記憶猶新，她用樹枝在地上畫起來：“先是一個池塘，從一座小橋過去，接著是一個大操坪，迎面是個大照壁……”按照幾位村民的回憶，祠堂足有六七進，雕龍刻鳳，氣勢恢宏。

    這座祠堂給當年的孩子們帶來很多歡樂，但在1960年代同樣未能幸免，易翠蘭當年就曾參與拆屋的行動。現在這片故地上，幾幢民房雜亂相間，只有一株兩人合抱的銀杏樹，得以幸存。

    岷藩後裔

    朱鎔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對棠坡朱氏的歷史作了梳理，從他整理的資料來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係後裔，屬于朱元璋第十八個兒 子岷莊王這一支，朱鎔基應該算是岷藩十七世孫。

    關于岷藩家族，劉佑平先生的《中華姓氏通書·朱姓》中有如下記載：岷藩開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與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為岷王，原建國于岷州(今甘肅岷縣)。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實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發不法，被廢為庶人，遠徙福建漳州。朱棣稱帝後，他恢復爵位，回到雲南，但此後又在永樂六年(1408年)被削除護衛、官屬。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雲南北遷至湖南武岡。1450年朱*去世，謚為莊，史稱岷莊王。

    岷藩後裔在武岡生息100多年後，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朱氏家族四散逃離，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長沙棠坡，朱天池(即鎔垂)老人曾到雲南、武岡等地調查過這段歷史，“經過動亂後，逃到棠坡的只有幾個人，而且很窮，只能靠教書為生。”按後來的階級分析觀點，這時候的棠坡朱氏一窮二白，算得上赤貧，在其後的幾百年間，他們開始了白手起家的創業過程。在此期間，朱家陸續有人入仕，但從後來的記載來看，真正讓朱氏家族脫貧致富的，是朱鎔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譜的記載中說，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糧食豐收，谷賤傷農，達到了千錢三石的低價，朱雨田傾其所有買入，次年天災，糧價飛漲十多倍，朱家從此“起富不愁衣食”。並開始廣購田產，在城鄉築室置房。

    關于這段軼事，長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記載：朱雨田此後轉販鹽茶、設錢莊、開礦業，終于成為長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園，“登之可極盡岳麓湘江之勝，名于是邦矣”，列為長沙園林之首。

    據長沙市志的記載，朱雨田暴富之後，樂善好施，在長沙設保節堂、育嬰堂、施藥局、麻痘局，置義山、辦義學，並疏浚新河、賑濟災民，方志中評價，他是“長沙近代慈善事業的開創者”。

    朱氏家庭從此富甲一方，子孫興旺，多時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為扶危濟困，到今天仍贏得鄉親的讚譽，67歲的村民王玉龍告訴記者，那時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開倉濟貧，而村裏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兩擔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媽媽，當年在朱家所辦的學校免費讀書，該村所有貧家子女，均免費就讀于朱氏族學。彭建武說，解放後朱家人在村裏沒有挨什麼鬥，因為他們不是惡霸地主，“是好地主”。

    時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戶，但朱姓已經很少，村支書黃自力說，“朱家後人基本都出去了。”

    亂世孤兒

    朱鎔基的父親名寬澍，字希聖，他是個遺腹子，其父還沒有見著他的面，就已去世。

    朱希聖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數人，他排名老幺。據聞朱希聖絕頂聰明，年少即博覽群書，頗有抱負，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獨醒”之意，自號“清醒上人”。

    朱希聖十多歲時，就染上了肺病，俗稱“癆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這種病基本無法醫治。朱天池告訴記者，朱家長輩于是決定，給朱希聖娶親“衝喜”。

    “衝喜”是當時農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個內當家主婦，再就是希冀以結婚的大喜來衝刷晦氣，讓喜神驅逐病魔，以期讓病人因此脫盡晦氣而康復如初。

    朱鎔基的母親張氏(注：海外媒體誤為余氏，余氏實為朱天池之母)就是這一情況下，匆匆嫁入朱家，從後來情況推斷，時間應該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憶：張氏的個頭比較高，“長得很俊秀”。

    “衝喜”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張氏懷孕後，朱希聖身體日漸羸弱，沒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當朱鎔基出生時，她的母親張氏也感染了肺病，無法給孩子喂奶，其時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剛剛出生，伯父朱寬浚遂將鎔基接到家中，讓妻子給他喂奶。

    從沒嘗過父愛的朱鎔基，與母親相依為命，朱天池回憶，當時朱家長輩對孤兒寡母格外照顧，幾位堂史弟音也相處親昵，那時朱氏長輩都喜歡唱京戲，每到閒時，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鑼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鎔基等幾史弟竟也無師自通，愛上了這一“國粹”，甚至後來當上總理，朱鎔基仍樂于在一些場合展示自己的京劇唱功。

    朱鎔基跟大哥鎔堅的感情尤其好，後來的交往情況，似乎也可佐證這一點：1998年，身在美國的鎔堅90大壽暨婚慶60周年，朱鎔基特意題辭“金石不渝、百歲可期”，以資祝賀，這應該是“誡題辭”的朱鎔基，送給親屬的惟一墨寶。

    朱氏大家庭在朱鎔基出生的時候，已經準備分家，此後不久，朱寬浚赴揚州工作，舉家東遷，直至抗戰前夕才返回，朱鎔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產，便委托給“滿伯”朱學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鎔基9歲多的時候再次降臨，染病已久的母親張氏辭世，朱鎔基父母雙亡，成了孤兒，朱學方負起了撫養他的重擔。

    在朱鎔基幼失怙恃的歲月中，時局同樣不穩，可謂兵荒馬亂：在朱鎔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國民黨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許克詳率獨立三十三團，空襲共產黨在城內的各類機關，是晚11時許，長沙城內殺聲震天、屍橫遍野，大屠殺還波及到湘潭、常德、瀏陽等20余縣市，共產黨及群眾“遇難者上萬人”。

    共產黨隨即在湘贛邊境發動秋收起義，並發出了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動員令，長沙城內也秘密籌劃武裝暴動，以作策應，國民黨全城搜捕“叛黨”，恐怖氣氛籠罩全城，秋收起義部隊未經訓練，不敵國民黨優勢兵力，被迫轉移。

    在朱鎔基出生後不久，紅軍曾兩次攻打長沙，並一度攻克，此後，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距長沙僅數百裏，長沙因此成為國共兩黨交鋒的前沿，歷經“圍剿與反圍剿”戰火荼毒，拉鋸戰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機轟炸長沙，形勢十分緊張，據《長沙人民革命史》記載，蔣介石電令“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12日深夜，擔任放火任務的警備第二團某部誤聽電話，以為日軍已進市點火，是為“文夕大火”，這場大火連燒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連撒手西去，對于一個不滿10歲的孩童，無疑是人間慘事，後來撫養他的朱學方老人回憶，家庭不幸，加上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悲慘身世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發奮努力，且養成了處世深沉穩重的性格。 

    朱天池對朱鎔基的性格養成也作過分析：他幼年與寡母相依為命，雖然族人頗為照顧，但遭受些白眼想來在所難免，而在少不更事時，孩童間的嬉戲，身材瘦弱的朱鎔基也受了不少欺負。朱天池記得，當時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還有任氏兄弟，他倆十分頑皮淘氣，常欺負朱家子弟，別的朱家子弟對他們都退避三舍，而朱鎔基表現出倔強的個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決不認輸。

    或許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難經歷、加上此後求學的顛沛流離，使朱鎔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貧者、反感仗勢欺人、仇視為富不仁痛恨貪官墨吏。後來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為農民的窮苦淚灑寧邊，為長沙的潰堤九江掬淚……實有真情動，實有苦衷在。

    而在被問及卸任之後時，朱鎔基說：“全國人民如果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了！”朱鎔基的為官理念，其實可以在他的幾位先祖身上，找到一點影子：在朱氏族譜的記載中，十五世喬生府君，就是一個頗有官聲之人，他輔佐鹿傳霖治理四川時，冬季官府救濟貧民，某官員私藏了幾件衣物，貧民投訴，喬生聞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墻倒塌，打傷府君左足，民眾爭相擁出，喬生府君不顧足傷之病，厲色嚴斥該員，數以改過，該員深感愧疚，將衣物一一退還。喬生後來“歷署諸道、頗得民心”，在他返鄉時，民間每家“置明鏡一方、清水一盞、白菜一葉，焚香跪道，爆竹聲十裏不絕。

    這位喬生還是一個剛直不阿、從不奉迎之人，族譜中記載，在一次慈禧太後的接見中，眾官員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後”之德，喬生“獨默然不語”，瞿鴻機感嘆：“憨哉，喬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為“修沙洲圩閘、修惠民河，民勒石記之”。而到了朱鎔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寬浚)這一代，則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為宗旨，歷任湖北黃安(今紅安)、江陵令，“才明識裕、為官運亨通俱優”，這位介侯公因為看不慣“污吏橫行、國事日衰”，在宣統年間黯然挂冠而去，歸隱棠坡田園。（張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