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女諜骨灰由臺送回大陸 墓碑只刻3個字

  她曾被謝冰瑩稱為“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犧牲時年僅28歲。

    如花的年齡，她忍辱負重深入敵後，死後30多年，家人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在她的遺書中寫著這樣一段話：“不要帶我的遺骨回家，就讓她在臺灣吧！”鐵骨錚錚，不禁讓人肅然起敬。

    今年清明節前夕，記者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河北師范大學校報上看到這樣一則短小的報道，報道中的“她”就是蕭明華。

    可是，在記者隨後的採訪中卻發現有關蕭明華的資料少之又少，由于她身份的特殊，很多知情人都對那段塵封的往事諱莫如深。記者只能通過零星的檔案和報道，才得以大致還原這位紅色女性的傳奇一生。

    謹以此文，紀念共和國的無名英雄們，紀念那些信念高于生命的崢嶸歲月。

    “我願意把我的一切獻給黨”

    1922年8月，蕭明華出生于浙江省嘉興縣。小學畢業後，她考入河南省立開封師范。

    抗戰爆發，她隨父母輾轉到達重慶，1941年她從重慶師范學校畢業，當了小學教員。

    1943年秋，蕭明華以優異成績考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文係。

    抗戰勝利後，蕭明華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北平師院(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繼續深造。在校期間，蕭明華碰到了在重慶就認識的教育心理學教授朱芳春。那時，朱芳春已參加了我黨的地下活動，他經常推薦給蕭明華一些革命理論書籍，啟發她的革命熱情。

    此時正值解放戰爭時期，北京如火如荼的愛國學生運動給了蕭明華極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據蕭明華的表現，組織上決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領導的地下工作小組。

    在有限的資料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莊重地告訴蕭明華，做情報工作是危險的，需要的不僅是熱情，更要有堅定的意志，所以做出決定之前，你可以從容認真地考慮幾天。

    蕭明華陡然立起，堅定地說：“還想什麼？！我早就想過多少遍了，請您轉告組織，我願意把我的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的革命事業，一個人能為人民的革命事業而死，就無愧于己，無愧于父母和人民的養育之恩。”

    蕭明華即將畢業的時候，遠在臺灣大學擔任國文係係主任的恩師臺靜農先生深知蕭明華國語注音、語音應用的教學功力，幾次寫信殷切邀請蕭明華到臺灣任教。

    大陸解放在即，靜農先生的邀請無疑是為去臺開辟新戰場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反復考慮之後，蕭明華向朱芳春道出這一設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級進行了匯報，黨組織很快批準了蕭明華的建議。

    1948年6月中旬，蕭明華做好了赴臺準備，她甚至放棄了畢業典禮。行前，她專程返回老家，探望年邁的雙親。

    此時蕭明華的父親已年近耄耋，母親也早過了花甲。蕭明華滿含愧疚地對母親說：“您和爸爸為我們吃了那麼多的苦，我這個做女兒的，還沒有好好地報答你們，不會怪我吧？”

    母親輕撫女兒的雙手說：“有你這樣懂事的孩子，我這個做娘的就心滿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負重任的蕭明華藏起對親人、對故土的眷戀，義無反顧地遠赴海峽對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報

    初到臺灣，為了工作的隱蔽，蕭明華選擇了去臺灣師范學院任教，學校為她提供了一處僻靜的院落作為宿舍。接著，蕭明華又與《國語日報》社聯係好了工作。

    至此，蕭明華完成了來臺工作的第一步——站穩腳跟。

    不久，她的領導兼老師——朱芳春，化名于非，也來到臺灣，與蕭明華以夫妻名義開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們利用臺灣省政府舉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一些講習班或講座，由于非出面講課，擴大社會影響，從中考察、培養革命骨幹。

    在此基礎上，于非與蕭明華組建了“臺灣新民主義青年聯盟”，把講習班中骨幹組織起來，成立了讀書會。

    此時革命形勢的發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興奮，一位同志在大學組織的合唱團中教唱《東方紅》，歌聲響徹整個校園。蕭明華得知後，耐心地做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誡他，越是接近勝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衝昏頭腦。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佔領南京，全國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組織匯報在臺工作。上級組織指示他們為配合解放軍的軍事行動，要不惜任何代價，獲取軍事情報。

    任務和形勢都發生了變化，蕭明華和于非將“臺新盟”轉入地下。蕭明華負責聯絡工作，並承擔情報資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寫。

    此外，她還不能耽誤學校正常的教學、報社的編輯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蕭明華身體更加單薄。同志們勸她注意營養和休息，她莞爾一笑：“既然我們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貧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麼？”

    從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兩個月，他們排除困難，六次送出重要情報，對于解放我沿海諸島，發揮了重大作用。

    大陸解放後，逃到臺灣的蔣介石為了穩住風雨飄搖的統治，宣布全島“戒嚴”，臺灣島立刻淹沒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臨空前的嚴峻考驗。

    1950年2月4日，蕭明華請三哥蕭明柱到自己家中過生日，正當他們歡敘手足之情時，門外傳來敲門聲，兩個陌生人借口請于非演講，毫不客氣地走進房間。蕭明華臨危不亂，面帶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沒有發現異狀，又沒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蕭明華立即關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麼事不要緊張，記住“我們只是兄妹關係，其他沒有任何牽連”。

    哥哥走後，蕭明華立即想辦法與于非等聯係，將已獲得的情報送走。當戰友勸她也避一避時，她搖搖頭說：“我不能動，現在情況不明，我一動就暴露了。”

    兩天後的深夜，蕭明華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時，她從容鎮定地在敵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後窗外竹竿上的旗袍，發出了危險報警信號。

    “姐妹們，願你們早日自由”

    蕭明華被捕之初，被關押在人稱“閻羅殿”的臺灣“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記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這樣的記載：

    “閻羅殿”裏殘暴的“小鬼”們對她施以電椅、老虎凳、捆綁吊打，五天五夜不許她睡覺，妄圖使蕭明華在長時間的疲勞中失去自制力，不能進行正常的思維判斷，繼而從她纖弱的身上得到情報。蕭明華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氣，經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

    她對暴戾狡詐的敵人鄭重地宣告：“我是一個擁護共產黨、擁護革命、支持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敵人看守所做勤雜工的人回憶說，他親眼看到蕭明華遭受到的酷刑，她雙手被捆吊在梁上，雖滿臉鮮血，雙手雙臂多處骨折，仍然堅強不屈，昏去醒來，也只是對那行刑的獄卒輕蔑地一笑。

    在這個年輕纖弱的女性面前，這位勤雜工汗顏自愧，很快找借口離開了那個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軍法處”看守所辦公室的燈光又亮了。難友們都知道，那是敵人在為第二天的處決做準備，她們從看守對蕭明華的惡劣態度，預感到她們喜愛的明姐將要遠離。

    難友們緊緊地圍在蕭明華身邊，低聲哽咽著。蕭明華明白難友們不舍的心思和情誼，她緩緩地站起來，走到窗邊看一眼不遠處的燈光，又坐在自己的鋪位邊，微笑著說：“我早有準備。不要緊，大家幹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離開家時母親送的黃楊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頭，只好請一直為自己梳頭的難友小黃再梳最後一次。小黃流著眼淚，解開蕭明華又黑又粗的長辮子小心梳理起來……

    蕭明華打開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詩集，請難友小廖為大家讀《夏日絕句》：“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剛烈的詩句，伴著難友們的低聲抽泣，縈繞在牢房中。

    11月8日淩晨，黑暗的牢房門打開了。

    蕭明華沉靜地站起來，整理好頭發和衣裝，同難友們告別：“永別了，姐妹們，願你們早日自由！”她高昂著頭站在戒備森嚴的軍警中，聽完“軍事法庭”的“宣判”之後，她平靜地坐下，從容不迫拿起筆，留下了給親人的最後囑托……

    隨後，蕭明華被兇惡的敵人綁上汽車，押往馬場町刑場。在刑場的沙丘旁，執行的憲兵令她跪下，一向溫和纖弱的蕭明華突然掙脫兩個憲兵的挾持，奮力奔向沙丘頂，昂首高呼口號……

    槍聲響起，年僅28歲的蕭明華倒在了沙丘頂上，雙眸圓睜。
 我與華姑

    在北京師范大學為紀念百年校慶而出版的《北師大英烈傳》中，有一段蕭明華烈士的生平簡介，這是關于她的為數不多的公開資料。在這個簡介中，記者了解到蕭明華是父母最寶貝的幼女，在十五六歲時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對她言聽計從……這些跟她最後走上革命道路有什麼關係？她的家人現在身居何處？採訪中一個偶然的機會，記者了解到曾有一個人為蕭明華烈士寫過傳記，而他就是蕭明華的大侄子蕭穆(原名蕭宏志)。蕭穆是八一電影制片廠前廠長，少將軍銜，曾組織拍攝了《大決戰》等多部革命軍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蕭穆將軍在家中告訴記者，他至今還保留著蕭明華烈士與他的最後一次通信，在這封信中，除了對親人的噓寒問暖，最重要的是“華姑堅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決心”。

    她是祖父的掌上明珠

    在關于蕭穆的介紹中，記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廣東省潮陽縣(今潮陽市)歧北墟宅美村，那為什麼蕭明華和他都會出生在浙江嘉興呢？

    蕭穆告訴記者，清末，潮陽縣就已經是一個著名的華僑縣，因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謀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則投靠各地的同鄉會。

    “我的祖父蕭子山就是在那個時候去上海的，離開家鄉時身上只帶了8塊銀元。”蕭穆說，“到上海後依然發現生活難以為繼，祖父就把家搬到了離上海很近的浙江嘉興，在那裏做過雜工、廚師、水果商販，最後經營手工織襪作坊，生活才漸漸安定起來。”

    蕭穆的父輩均出生于嘉興，他的父親是家中老大。因為自己沒什麼文化，蕭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讀書。

    “除了一個叔叔和長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親在內的父輩大都讀到了大學。”蕭穆說，“蕭明華是祖父最小的女兒，從小聰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裏人都叫她‘華寶’。”

    抗戰爆發時，蕭子山的織襪作坊已經在帝國主義大型工業的擠壓下破產，為避戰火不做亡國奴，蕭家歷經千辛萬苦，舉家遷往大後方重慶。

    “我的父親擔負起了養家糊口的責任，華姑的學業其實是我父親支持下完成的，因為她只比我大7歲，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要好。”蕭穆說，“小時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記得了，只知道當年中學開學時就是華姑送我去的。”

    1941年蕭明華從重慶師范學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秀，被學校選送到在青木關舉辦的國語師資訓練班，學習國語注音符號的應用和教學。

    “蕭明華國語注音符號學得很好，甚至能用國語注音符號寫文章，這就為她日後的經歷埋下了伏筆。”蕭穆說。

    根據當時的規定，中級師范畢業生必須任教兩年方可繼續深造。1943年秋，蕭明華在當了兩年小學教員後以優異成績考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文係。雖然四川白沙是個小城鎮，但抗戰期間，這裏薈萃了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如許壽裳、臺靜農、李霽野、魏建功等。

    蕭穆說：“因為華姑的成績非常優秀，給臺靜農等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上遇險 沉著冷靜不讓須眉

    抗戰勝利後，蕭家又開始跟著回遷，途中在長江上發生的一件事讓蕭穆至今記憶猶新。

    因為找了關係，蕭家坐的是新式的江河號鐵殼輪船，起初一路倒也悠閒，全家有說有笑。當輪船行駛到巫山縣附近的時候，迎面來了一艘國民黨的運糧船，船上有荷槍實彈的押運士兵。因為那段水路江面狹窄，水流湍急，那艘運糧船被水流帶偏了航道，兩船眼看著就要相撞。

    因為雙方的速度都很快，而運糧船是木船，相撞後吃虧的肯定是它。運糧船上的士兵急忙向輪船開槍，逼迫輪船轉向。槍聲一響，船上人都驚惶失措，亂成一團。

    “就在全家慌亂的時候，小姑卻異常冷靜，連忙囑咐大家不要亂動。最後，我們的輪船因為躲避那運糧船而觸礁擱淺，因為之前有小姑的安撫，我們家人才沒有在船體傾斜時受傷。”蕭穆說，“接著，小姑又指揮我和表妹組成生力軍，把全家安全送到岸上，祖母就是她背著上岸的。當別的人家在為丟失的財物而大呼小叫的時候，我們家竟然一點沒有損失。”

    等全家安全上岸後，蕭明華帶著蕭穆到巫山縣城中找好旅館，直到深夜，一家人終于狼狽不堪地安頓了下來。

    “我當時又累又困，在旅館外找到個竹椅就坐下睡著了。但是不一會兒，小姑過來叫醒我，說屋外露水重，晚上容易著涼，要我進屋去睡。睡眼惺忪中，我看到小姑依然在忙裏忙外。”蕭穆說，“她的沉著冷靜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家人回到南京後，蕭穆的祖父希望落葉歸根，回潮陽老家去住，蕭穆的父親因為工作的緣故離不開南京。于是，送父母回老家的重任又落到了才24歲的蕭明華身上。

    “華姑把祖父送回潮陽後，就立即去了北京讀書，想不到當時的分別竟然成了永別。”蕭穆說。

    歸來兮

    當蕭明華去北京讀書後，蕭穆只能通過書信與華姑聯係，學習、生活、理想，他都願意跟她交流。在華姑的來信中，蕭穆得知蕭明華畢業後，應恩師臺靜農先生的邀請，將去臺灣工作。

    蕭穆說：“臺灣因長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強制將‘日語’定為‘國語’，當地居民一般講閩南話和客家話，語言不能相通。抗戰勝利後，臺灣回歸祖國，語言就成為一個大問題。我小姑在父母的熏陶下會說潮州話，而潮州話跟閩南話比較接近。為了在臺灣推廣國語，有著語言優勢的小姑就成了合適的赴臺人選。”

    “小姑到臺灣後，我和她依然保持通信，有時候她還會寄照片回來。有一次她寄回一張與男人的合影，信上說這是他們的結婚照，我們一向知道她獨立自主，所以家人都祝福她。”蕭穆說，“後來我們才知道，她其實沒有結婚，那張照片其實是三個人的合影，她的身邊還有一個人，但被她剪去了。”

    “我和小姑的最後一次通信是在1949年，我的信是在南京解放前寄出的，她的回信是南京解放後來的，之後我們就不能再通信了。”蕭穆說，“我在寫給小姑的信中，談了自己對前途的迷茫。小姑在回信時大大地鼓勵了我，她特別支持我去參加革命。于是，收到信不久，我就參加了解放軍。”

    1951年，遠在重慶的叔叔突然叫蕭穆和父母去重慶一聚。“我們到了以後，才知道叔叔是要告訴我們，華姑去年被國民黨槍殺了。”蕭穆說完，沉默了很長時間。

    “到了上世紀80年代，組織上追認華姑為革命烈士。”蕭穆說，“這時，我們家才知道華姑去臺灣是做情報工作的，直到被捕的最後一刻還向同志們發出了警報。她的戰友和同事，同時也是我叔叔的好朋友朱芳春老師告訴我，他當時正是收到警報才幸免遇難。”

    “後來，她骨灰被送回了內地，被安葬在了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她的墓碑上的字是朱老題的，墓碑的背面沒有寫她的生平，”蕭穆說，“只有三個字……”

    這三個字是——“歸來兮”！
  暗夜哭聲

    20世紀50年代，臺灣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當局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大概有14萬人。蕭明華烈士犧牲所引發的案件被臺灣當局稱作“于非案”，除了蕭明華壯烈犧牲外，還牽扯進了很多平民。

    臺灣導演洪維健今年58歲。他曾是雲集秦漢、劉若英等眾多影星拍攝的電影《南京大屠殺》的編劇，1950年因為“于非案”，他的父親洪世鼎、母親朱瑜受到牽連，雙雙被逮捕入獄。

    被逮捕的時候，洪世鼎28歲，朱瑜24歲，他們新婚僅僅四個月，而洪維健還在媽媽的肚子裏，出生後就被母親帶在獄中生活。

    2008年4月1日，記者聯係上了洪維健導演。回憶起當年往事，他唏噓不已，他說：“母親告訴我，當時她和蕭明華關在一起。1950年11月8日，也就是我出生前22天，一大早蕭明華身赴刑場，母親聽後，飽受驚嚇不能自已。”

    “有史以來最大的匪諜案”

    為了紀念他和家人的這段親身經歷，2003年，洪維健拍了一部紀錄片，取名為《暗夜哭聲》。

    洪維健告訴記者：“這部紀錄片以我母親囚禁10年，父親坐牢13年的經歷，還包括我在牢裏出生，陪母親坐牢5年的痛苦感受，把臺灣人民當年的悲情傷痛，作了最徹底的一係列控訴。”

    在這部紀錄片裏，洪維健從父母的被捕，引出了當年轟動臺灣省的“于非案”。

    洪維健說：“于非案一開始是1950年調查局接到情報，在臺灣省新店文山中學發現赤色刊物。當時調查局就懷疑和《國語日報》編輯于非有關聯，隨即展開大規模的抓人。”

    “于非在‘臺灣社會處’還開設過心理學的講座，後來只要是參加過講座的，都被牽扯進去，我父母就是其中之一。”洪維健說。

    在他執導的《暗夜哭聲》開頭，有這樣的一段獨白：

    “事情要從我父母親被捕入獄講起，1950年5月22日我母親被捕入獄，3天後5月25日我父親跟著被捕，他們牽涉的案子叫作‘于非匪諜案’，全案一共有15個人被抓，3個半月後9月5日判刑確定。

    “于非的‘妻子’蕭明華，還有3個鐵路局員工，被判定意圖非法顛覆‘政府’，所以都處死刑。其他的人被判刑10、13、15年不等。”

    “11月8日槍決蕭明華四人還只是前奏。”洪維健說，“後來又是大規模的抓人，1951年6月28日，‘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主持召開了中外記者會，宣布偵破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匪諜案。報紙上說抓到了106人，但判決書上列名為57個人，19人在記者會召開的第二天就被執行死刑，其他38人的刑期長短不一。”

    洪維健把臺灣省的1950年，稱之為“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時期”。

    “多少母親，長夜哭泣”

    “‘于非案’是典型的冤案。”時至今日，洪維健還是很氣憤，“它毀了多少善良的百姓，毀了多少和睦的家庭。”

    洪維健說他也是案件的受害者之一。

    “我的外婆，因為女兒和女婿才結婚四個月，就突然失蹤——被捕入獄，她到處哭喊著求援，不到三個月就哭瞎了右眼。

    “母親懷著我入獄，5個多月後，保外就醫生下我，然後因為需要哺乳，我又回到牢裏。一歲以後，母親轉移監獄，我回到外婆身邊，直到六歲又把我送回去跟著母親，前後在牢裏待了5年。

    “獄裏生活苦不堪言，失去自由不說，飯菜都非常地難咽，我在裏面就這樣度過了童年。”

    洪維健的父母分別于1960和1963年出獄。

    “即使出來後，父母還是飽受歧視。”洪維健說，“不停地被當地管區的警員騷擾，他們還借機亂拿家中財物；逢年過節，父母還要送禮或送紅包來籠絡那些警察，以求得平靜生活……”

    這種影響甚至擴展到了下一代，洪維健在學生時期，就因為父母有坐牢的案底，“害怕被發現，過得非常不愉快”。

    洪維健把“這段慘痛的經歷”，都忠實記錄在紀錄片《暗夜哭聲》中。

    他在片子裏還提到，綠島(臺灣當局用來關押犯人的一個小島)將軍岩西側的人權紀念碑刻上了作家柏楊的詩：“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來源：環球網    2009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