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妻子、女兒的合影     

    李用胡，湖北第二電機廠退休幹部，曾參加過著名的上甘嶺戰役。抗美援朝結束回國後，他歷任駐河南某預備師某部排長、河南公安總隊第三支隊七中隊副隊長、隊長、指導員等職，1978年轉業回到湖北鹹寧老家。

    在擔任河南公安總隊三支隊七中隊指導員期間，李用胡曾經奉命看守被囚禁在開封的劉少奇主席。談及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蹣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臉無奈，他懷著復雜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個特殊年代裏鮮為人知的心酸故事。

    執行“緊急任務”，我的心在流淚

王光美在迎接劉少奇骨灰的專機上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們接到一項任務：有一位受中央“重點審查的對象”將在當晚轉移到開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協助下機後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來得很急，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重點審查對象”究竟是誰，只是隱隱地覺得，這個人可能不一般。當時我帶領幾位公安幹警做好準備，並且很快來到開封機場等候。大約晚上九點半左右，一架伊爾—14型飛機悄然降落在開封機場的停機坪上。早已等候多時的我們和幾位醫護人員匆匆登上飛機的舷梯，進入飛機，來到機艙後部。只見後艙裏放著一副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個白發蒼蒼、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麼原因，眼前的這位老人沒有穿衣服，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的棉被裹著，外邊還罩上了一條白床單。老人的鼻子裏插著鼻飼管，喉嚨裏塞著吸痰器，胳膊上扎著輸液管，瘦弱的臉十分蒼白，沒有一絲血色。他安靜地躺在擔架上，好像沒多少精神，但從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還活著。

    我們和醫護人員一起將擔架抬下飛機，這時我借著月光，仔細看了擔架上的老人。看著看著突然覺得這張面孔好像在哪見過，我猛地發現：這不是我們的主席——劉少奇嗎？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務”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響，大家只是用質疑的目光看著眼前的老人。當時，我們知道劉少奇主席已經被打倒，但是我們沒想到他會變成這個樣子，一陣心酸涌上每個人的心頭。很快，擔架被抬上了早已準備好的救護車。北京來的三位醫生護士和劉少奇的原衛士長李太和同我們一起上了救護車，在漆黑的夜路上，救護車向市區急駛而去。

　　戒備森嚴，我們也失去了“自由”

1969年，劉少奇在河南開封病逝，終年71歲

    救護車受當時林彪在河南的一個親信安排，越過南士街，駛進了開封市“革命委員會”機關一號樓小天井院。國民黨時期，開封市的同和裕銀行就設在這個小院內。小院僻靜而陰森，與外面完全隔絕。劉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樓底層靠南頭一個套房的裏間。當時，這間屋裏除了一張小床和一張桌子，什麼也沒有。

    從這天夜裏開始，小院內外“如臨大敵”，戒備森嚴。院子的圍墻高大而堅固，上面布滿了成排的電網，只有一條安裝了鐵門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門口有崗樓，門外有哨兵，屋內有警衛。我們執行的看守任務，被稱為“十七號任務”（因劉少奇是10月17日到開封的）。那時，我們在執行任務的同時也同樣失去了“自由”——不準外出，不準寫信，不準同家人親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並且一個個都以黨性、生命作了保證。事實上，我們也被軟禁起來，不能與外界聯係。在那裏，所有人員的心情都很低沉，壓抑的氣氛讓大家的臉上都沒有了笑容，我們之間不再有交談，有的只是默默的看護與防守。我們不和外面聯係，而一墻之隔的門外把守，也對墻內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不會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們新中國的國家主席。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排的人員在這座特設的“監獄”裏從事看守工作。在裝有鐵門的通道門口和劉少奇臥室門口，布置了兩道警戒線，還有晝夜24小時雙哨床前監視，警衛方面確實是嚴密到了萬無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參與了看護。記得一切都安頓好之後，劉少奇主席慢慢地睜開了眼睛，他掃視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這是什麼地方。他可能不知道，這就是他11年前興致勃勃視察過的古城開封。然而，這次重來開封，已是物是人非。劉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圍，什麼也沒說，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病痛和虛弱已經讓這位老人沒有太多的力氣思考，而可笑的是當時那如臨大敵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為了這樣一個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沒有任何的意義。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們完全接替監護

劉少奇的火葬申請單

    劉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裏沒有玻璃，深秋的風夾著寒氣吹在劉少奇虛弱的身體上。在到達開封的當天夜裏，劉少奇的肺炎就復發了，高燒攝氏39度，嘔吐得很厲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夥卻匯報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病中的劉少奇需要藥品治療，可是得到的指令卻是：北京帶來的藥，不許全用；河南準備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邊購買。這樣一來，為劉少奇配備的醫療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談不上治療。

    直到11月5日，劉少奇再次發高燒，整整搶救了兩天，體溫才降到攝氏37.2度。當時在劉少奇身邊的人都說，雖然他不說話，但神志還有點清醒，特別配合治療，看來他要堅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劉少奇退燒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從北京跟來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個也不準留。臨走前，“劉少奇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轉了一圈，說：“千萬別死在我們手裏。”然後向我們“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從這以後，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完全交由開封駐軍及公安等部門負責。盡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階級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還是十分驚訝，眼前的所見所聞，同報紙上所謂“最陰險、最兇惡、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的說法反差太大，怎麼都對不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瘦成皮包骨頭，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飼維持生命，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牙齒只剩下七個，連說一句話的力氣也沒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偷抹去淚水，我們為他蓋上一塊白床單

    劉少奇主席每天閉著雙眼，一句話也說不了。他靜靜地躺在床上，只是發出微弱得不仔細聽都聽不到的呼吸聲。因為無法進食，我們這些看守常常協助醫護人員從鼻飼管裏打進流食來維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時做流食，還定時幫他翻身。除了這些之外，我們什麼也不能做。他一言不發，甚至沒有呻吟過一聲。或許他在思索什麼，或許他在無聲的對抗。在那個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荒唐歲月，沉默中的劉少奇每天都在無聲地抗議。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漸漸走到生命邊緣的劉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醫治、護理下，病情進一步惡化。當時，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兒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樣，只知道有嚴密的監視像影子一樣從早到晚在跟隨著自己。我們中間曾有人提出設法讓親屬來見一面，可能是最後一面，但是我們當時誰也沒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劉少奇第三次發高燒，體溫一再攀升，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攝氏39.7度。醫護人員限于醫療水平和條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療。因為不許送醫院搶救，到深夜時，劉少奇的嘴唇發紫，點頭張口呼吸，吸氧也不見改變，兩瞳光反應消失，體溫達到了攝氏40.1度。可是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到第二天早晨6點40分，發覺情況不妙，連忙叫其他醫護人員來搶救，然而為時已晚。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3分鐘後，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點45分，一顆承受了過多壓力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劉少奇臨終前，我發現在他手中有個硬塑料瓶，已經被他攥成小葫蘆形狀。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淚水，給我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遺體蓋上一塊白床單。

    火化“烈性傳染病人”

    劉少奇臨終前，身邊沒有親人。他的妻子、兒女在幾年時間裏對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出逃後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劉少奇早在3年前就離開了人世。劉少奇主席去世後，遺體被轉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點，劉少奇的遺體被裝上一輛吉普車。由于車身容納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軀，小腿和腳都露在車廂外。此時，火化場早已得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準留下兩個火化工。

    “靈車”慢慢行進在古城的街道上，沒有任何儀式，也沒任何親人在場，一位國家主席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從這個紛亂的世界上消失了。與此同時，他在開封留下的所有遺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張骨灰寄存證，上面填寫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並有人冒充劉少奇的兒子“劉源”簽名辦理了寄存手續。劉少奇的骨灰被裝在一個臨時從商店買來的普通木質骨灰盒裏，交費後寄存在開封火化場骨灰存放室。隨後，“專案組”宣布紀律，要我們誰也不準透露消息。

    1980年2月，“文革”結束後的第4年，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主席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沉睡14年後，終于昭雪。 （吳志菲 摘自2008年4月《黨史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