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司令员把消灭大陆国民党军最后一仗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进军大西南，一路捷报传。广西战役结束后，兵团司令员陈赓决定由我第44师执行卫戍昆明的任务。经过长途行军，我师从广西横县地区出发，历时38天，行程1250多公里，于1950年2月22日到达云南省曲靖地区。当天，我接到兵团通知，要我和师副政委李明火速赶往陈赓司令员住处。陈司令员当面指示，为彻底肃清残敌，拔除国民党军指挥西南残敌的中心据点西昌，西南军区首长决定组织西昌战役。由于形势和任务发生变化，44师卫戍昆明的任务改由其他部队担任，决定第44师和184师参加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184师由北往南打，44师由南往北打，拿下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陈司令员还说，你师左翼有14军部队、右翼有43师配合你们的行动。

3月3日至5日，我师召开了全师党员代表大会。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亲临大会作动员，号召部队“听党指挥，坚决克服困难，完成新任务，争取新光荣”，并将一面写有“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勇敢愉快的到哪里去”的锦旗授予我师。45师崔建功师长、43师张显扬师长以及军直机关，都热情地从人力和物力上给予了支援。在会上，我对全师的党员代表们说：陈赓司令员把消灭大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解放西昌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44师的最大信任！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坚决在大局下行动，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全师指战员纷纷表示：坚决响应兵团和军、师党委号召，打下西昌城，为军旗争光！

部队连续两昼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许多战士只能以尿解渴

3月12日，我师兵分两路从曲靖地区出发。一路由葛明参谋长率领第131团，从巧家西渡金沙江，歼灭宁南、普格之敌后，经大青山、大兴场、川心堡由东向西昌攻击；师主力由隆街北渡金沙江，歼灭会理、德昌之敌，尔后由南向北直取西昌。19日，两路人马分别抵隆街、巧家地区。为了增强隐蔽性，避免打草惊蛇，不使敌人闻讯望风而逃，我师采取了偷渡金沙江的战法。21日夜，首先由师侦察科科长曲明刚率领侦察连由隆街偷渡成功，全歼对岸的地方武装，掩护师主力安全渡江。同日，第131团由巧家渡金沙江，歼灭江岸守敌第27军残部1个营。

渡过金沙江后，第130团经滥坝、力马河、爪鸡头，昼夜兼程，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了马鞍山、马头山，通过茂密的森林，以神速勇猛的动作，于23日16时，突然抢占了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守敌第124军1个排正在做饭、吸鸦片，当即被我部全部俘虏。第130团乘势解放会理，俘敌500余人。同时，第130团第2营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于风山营歼敌第76师第227团大部。第二天9时许，该营到达会理与主力会合，并于会理东北伏击由巧家向西逃窜之敌1个团，歼敌500余人。第131团渡江后，向宁南挺进，连续两昼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许多战士只能以尿解渴。在翻越上下30公里的黄土岭时，由于山陡路滑，风力很大，有的行军锅和背包被大风刮跑，有2名战士被大风刮到崖下。为此，战士们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鼓舞下，互相以皮带拉着爬山越谷，奋勇前进，于23日占领了宁南县城。24日晨，师2梯队第132团加入战斗，向德昌挺进。25日，解放德昌，守敌向西昌逃窜。此时，第184师已南下渡过大渡河，进抵石棉及其以南地区，与我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敌人的包围。

“活捉胡宗南”的口号未能实现，是此次战役的一大遗憾

西昌是一个地处山区的狭长城市。敌人临时在一块平地上修筑了简易机场，没有夜航设备。当我师进抵距西昌约15公里时，胡宗南、贺国光等连夜仓惶乘两架伊尔24飞机向海南逃窜。据俘虏供认，胡宗南等出逃的飞机每架只能运送20多人，数百名敌军官和家属蜂拥而上，连机舱的门都关不住，最后只得对空鸣枪，才把抢乘的人员驱散。飞机起飞后，西昌之敌犹如无头的苍蝇，乱作一团。

27日5时许，我第132团从西面迂回，先攻占了飞机场，随即进入西昌城内，残敌四散，一部北逃，一部流窜于西昌附近山区。第132团不顾疲劳，继续向泸沽、冕宁方向追击，并与第184师会师冕宁县城。西昌战役，即告结束。但是，多年来“活捉胡宗南”的口号未能实现，是此次战役的一大遗憾。

我师撤离西昌时，当地彝族群众用最高的礼节欢送我们

当国民党军作鸟兽散逃窜时，在第184师协同下，我师乘胜组织剿匪。全师上下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很快得到了群众拥护，增强了民族团结。西昌城里住的多是汉人，300多万彝人都住在山区。我到彝族同胞家中看过，家家都很贫困。彝族同胞把我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主动报告匪情，当向导，积极协助肃清残敌。彝人爱喝酒，他们每次送武器弹药到部队，我们都以礼相待，请他们喝酒吃饭，军民亲如一家。我师后来撤离西昌时，当地彝族群众用最高的礼节——跪着欢送我们。开始，我看到彝族同胞都跪在路边，不知是怎么回事，即下马劝阻，彝人的头领急忙对我解释说：这是他们对最尊贵的客人的最高礼节。我们高呼“感谢彝族同胞热情欢送”的口号，感动得含着眼泪走过了欢送的人群。

西昌一战，我44师家喻户晓，老百姓都听说师里有个向师长。当地一个老太太的丈夫也姓向，她的儿子在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报名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多年杳无音信。老太太认为我就是她的儿子，因此带着女儿赶到西昌。母亲来寻儿子，妹妹来找哥哥。我听说这母女俩寻亲的消息后十分感动，委托师政治部派专人热情接待，向她们母女俩解释说，向师长是四川宣汉县人，不是西昌人；他是红军，但长征时从未来过这里，也不认识这位姓向的战友。母女俩通情达理，不再坚持要见我。第二天，她们接受了师政治部赠送的路费和食品，含泪告别回乡。

西昌战役中，我师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盘踞西南最后一个据点，开展“游击战争”的幻想。

(向守志)

人物小传：向守志，四川宣汉县人，1917年1月出生，1933年参加少年先锋队，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川陕苏区“六路围攻”作战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长、军参谋长、军长、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9年09月01日　 新华网

  ■當師長時，他指揮了解放軍在祖國大陸對國民黨的最後一仗——西昌戰役

    在向守志70余年的戎馬生涯中，他親自指揮的大小戰役、戰鬥不下百次。在所有這些戰役、戰鬥中，他認為最有紀念意義的是西昌戰役。

    “那次作戰任務下得太突然了，我們事先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向老回憶說。

    1950年2月底，當向守志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15軍第44師從安徽打到福建，再從廣東打到廣西，又經過38天的千裏轉戰，剛剛抵達雲南省曲靖地區時，突然接到4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陳賡的命令：“在最短的時間內組織西昌戰役。”

    當時，數萬國民黨殘兵敗將盤踞西昌地區，妄圖利用西南邊陲山區建立反共基地。就在幾天前，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原代長官胡宗南從海口飛抵西昌，準備會同西昌警備司令賀國光一起，組織所謂“西南遊擊戰爭”。向老說：“西昌是國民黨正規軍在祖國大陸的最後一個據點，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白，此役的戰略意義非常巨大。”

    從渡江戰役開始，44師已轉戰小半個中國，一直沒有休整，十分疲憊。但他們仍然興奮異常，師長兼政委向守志代表全師指戰員接受了15軍黨委贈予的“祖國需要我們到哪裏，我們就勇敢愉快地到哪裏去”的錦旗。

    3月初，向守志率領44師兵分兩路，沿著當年中央紅軍主力長徵所走過的路線，翻高山，越密林，日夜兼程奔赴西昌。

    說到此，向老突然提高聲調，輕撫著茶杯說：“像當年紅軍長徵時一樣，我們不僅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還必須消滅沿途阻擋我們的一些國民黨殘匪。所不同的是，這次我們佔主動，佔優勢，他們是潰敗之軍。”

    3月21日，44師以神速、勇猛的動作，會同北路進抵石棉以南的62軍第184師共同完成了對西昌的戰役包圍。已成驚弓之鳥的胡宗南、賀國光等見敗局已定，連夜乘飛機逃往海口，西昌之敵頓時亂作一團。

    向老回憶說：“我們後來抓到俘虜才知道，胡宗南當時只有兩架小飛機，只能坐50多人。可是機場一下子集中了2萬多人，國民黨軍都想跑，最後竟出現了自相殘殺的現象。我當時曾親耳聽到敵機的轟鳴聲。”

    緊接著，向守志率領部隊強行軍，迅速趁夜暗佔領了機場，並于3月27日突入西昌城內，另一部向北追殲逃敵，在冕寧同第184師會師。

    向老說：“在我們攻城之前，大部國民黨兵就已跑散了，盡管這樣，還是抓了5000多名俘虜。不過，還出現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當地的彝民抓了不少俘虜，他們很快就把槍和俘虜送交給了解放軍，場面十分感人。他們喜歡喝酒，我們放開了讓他們喝，他們大醉之後才心滿意足地離開。”

    向老特別指出：“與其他戰役相比，這一仗雖然沒費多大力氣，但它的象徵意義太大了——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祖國大陸對國民黨的最後一仗。我有幸趕上了，很榮耀。”

    ■西方山激戰9個月——支援側翼的上甘嶺戰役

    已是晚上１０點多鐘，盡管朝鮮早春的晚風颯颯，寒氣襲人，但中國人民志願軍44師師長向守志的心裏，仍然有一團熱火。

    行走在通往師部的羊腸小路上，軍長秦基偉的一番話一直在他的耳邊回響：“老向啊，志願軍總部、3兵團和15軍又要給你們壓擔子了！”

    “軍長，有什麼任務您就快點下達吧。”師政委朱業奎是個急性子。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為了配合板門店談判，有可能向平康地區的西方山方向發動猛烈的進攻，上級決定你們44師擔負西方山戰線的防禦任務。”１５軍軍長秦基偉指著作戰地圖說。

    軍長語音剛落，軍政委谷景生話聲又起：“你們師面對之敵是美國的王牌第7師和李承晚的偽9師。這個任務艱巨啊！”

    像以前歷次接受重大任務一樣，向守志聲如洪鐘：“請軍首長放心，我們保證完成任務。”

    １９５２年４月，向守志、朱業奎率領44師利用夜色分批次成梯隊迅速接替了26軍第76師寬１６公裏、縱深長２４公裏的防禦陣地。他們立即在西方山一線防禦地域各地點展開了大規模的以坑道為骨幹的突擊築“城”作業。

    向老說：“築‘城’也不容易啊！此時，敵人常派小股兵力對我陣地進行襲擾，敵機日夜輪番轟炸，平均每天發射炮彈１７００余發，最多時發射１.６萬余發。”

    喝口水，老人接著說：“你們知道嗎？美軍竟囂張到如此地步：大白天在陣地前跳舞、摔跤、打牌、喝啤酒，有時還有男男女女在陣前調情，更為甚者，當面大小便。我們貫徹毛主席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零敲牛皮糖，積小勝為大勝’的指導思想，發起多次進攻，消滅了３００多敵人。”

    就在築“城”作業最緊張之時，３兵團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員、一代猛將、人稱“王瘋子”的王近山親自到44師前沿指揮所，再三囑咐向守志：“西方山是主要陣地，這是彭總和志願軍總部的意圖，毛主席也是知道的，所以你們要用重兵，堅決守住。”

    經過５個多月的連續奮戰，44師築成坑道１７９條，長約１.３萬多米；交通壕、塹壕近１０萬米；鐵絲網、鹿砦２.３萬多米，敷雷３０００多個。他們還有一個創舉：在８公裏平原地區，用鐵軌、水泥三角樁、陷坑、防坦克雷等構成多梯次配置的防坦克地帶。

    向老十分自豪地說：“我們這個以坑道為骨幹、支撐點式的防禦陣地，成為能打、能防、能機動、能生活的銅墻鐵壁般的完整防禦體係。”

    在坑道作業過程中，向守志發動部隊積極開展冷槍冷炮和狙擊殺敵運動，僅７月至９月就消滅敵人３０００余人。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晚，當得知配屬自己指揮的29師87團9連戰士邱少雲在３９１高地執行潛伏任務、嚴守戰場紀律被烈火燒死時，向守志失聲痛哭。向老哽咽道：“其實，他的身後就是一條小水溝，只要滾下去，身上的火就會被撲滅，但這樣會暴露目標。為了大局，他寧願犧牲自己。”

    １０月下旬，為了吸引和牽制敵軍兵力和火力，支援側翼45師的上甘嶺作戰，向守志率領44師向當面之敵發起強烈的反攻。

    上甘嶺戰役是我軍依托坑道工事，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進攻的一次成功的堅守防禦戰役。此役，敵人動用飛機3000余架次，坦克180輛，火炮1500余門，每天發射炮彈2萬余發，最多一天達30萬發。我３.７平方公裏的表面陣地全部被毀，山頭被炸低，土層被炸松。但是，英勇的志願軍戰士與敵頑強奮戰43天，先後擊退了敵人從排到數個營的900余次衝擊，最終守住了陣地，對敵產生了極大的威懾。

    向老說：“44師發起衝鋒後，美第7師主力被迫從上甘嶺西調。我們減輕了側翼上甘嶺兄弟部隊的壓力，確保了戰役的最後勝利。”

    向守志率部在西方山與敵進行了９個月的陣地防禦戰，共殲敵１８９００余人，擊落敵機５２架、擊傷敵機１６９架，摧毀敵坦克５３輛，使我防禦陣地向前推進１３平方公裏。此役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動，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世界戰爭史上著名的陣地防禦戰”。

 ■他是中國戰略導彈部隊首任司令員，因“不是林彪的人”，只任職了４３天

    20世紀50年代，中國戰略導彈部隊的組建工作被提上議事日程。

    向守志回憶：“當時，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核壟斷、核訛詐和核威脅，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建立中國獨立的核反擊力量。”

    “治軍先治校”，我軍第一所培訓戰略導彈幹部的學院——第二炮兵工程學院的前身西安炮兵學校在古城西安誕生。

    1960年6月，陸軍第15軍軍長向守志被任命為西安炮兵學校校長。

    向守志回憶，剛剛建校那段時間，最大的困難是“三材”匱乏。“我把學校訓練部長武庚梅叫到辦公室，要他們安排組織曾跟蘇軍顧問學過導彈專業的教員一邊整理筆記，一邊編寫專業教材。基礎教材則向國內有關大學的教授、專家尋求幫助。兩年下來，我們共編寫導彈專業和各類基礎課教材近百種，收集有關資料4萬余冊。”

    幾乎同一時間，解決器材匱乏的工作也在進行。向守志找到那些分別在中央機關、省、市和軍隊裏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老戰友，請他們幫忙，給學校添置教學保障器材。

    不久，在老戰友的支持下，向守志率領教職員工把操作大樓建立了起來。

    “學員能夠在大樓裏直接進行導彈操作訓練。”向守志回憶，學員們白天在操作大樓裏訓練，外面的人一點都看不見。

    向守志說，當時，我們學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當地百姓都認為我們學校僅僅是一所普通的炮兵學校。

    靠著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向守志和同事們終于把西安炮兵學校建成了一所培養高、精、尖導彈人才的高等軍事院校。

    人才，是建校之本。然而，建校之初，西安炮兵學校卻沒有一名教授。“這是制約我們學校發展的一個瓶頸。”向守志回憶。

    開國大將、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到學校觀看導彈操作表演，他對學員們的出色表演感到非常滿意。他對向守志說：“你們有什麼問題需要總參解決的，盡管提出來。”

    向守志回憶，“我向羅總長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學校改名問題。我們這所學校是培養掌握使用導彈工程師、技師及初級指揮員的，平時用學校的名義，對外聯係教學和工作很不方便。能否將‘學校’改為‘學院’？”

    羅瑞卿聽完向守志的匯報，當即表示同意。

    1963年2月1日，總參謀部下發文件，將西安炮兵學校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技術學院”，向守志任院長兼學院科學研究委員會主任。

    “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教員隊伍建設問題。”向守志回憶，我們學校的教學人才一直很匱乏。我們當時擬訂了一份“拔青苗計劃”，準備從全國名牌大學挑選部分比較優秀的青年教師和三好學生，經一至兩年專業訓練，然後當教員。“我還向羅總長建議，請允許我們到北京的理工科院校挑選一批立志獻身國防事業的教授、講師，充實到一線教員隊伍。”

    “這個想法很好。”羅瑞卿聽了很高興，“不過，此事涉及國家高教部，等我回京向周總理報告後再答復你們。”

    不久，羅瑞卿從北京打來電話：“總理同意‘拔青苗計劃’，並專門囑咐高教部，要挑最好的人才給你們。”

    “好！有了總理給的政策做上方寶劍，我們就什麼事都好辦了。”向守志興奮異常，吩咐分管教學的副院長魏震和訓練部副部長黃迪菲，“咱們的‘拔青苗計劃’馬上啟動。你們趕到北京，總政幹部部已經從駐京各大院校調來200多名教授、工程師、講師的檔案，‘拔青苗’的院校也已經落實。你們先去挑，我給你們一個原則，要水平高的、年富力強的、社會關係不復雜的、政治上可靠的。有的重點人選，我要面試……”

    幾個月後，向守志又迎來了一次實戰考驗。

    1963年10月，向守志率領學院管轄的導彈2營，到西部的大漠上發射中國自己生產的第一代地地導彈。

    “這個導彈營是我軍最早的兩個地地導彈營之一。”向守志回憶，它組建于1959年的秋天。

    作為學院為數不多的正規部隊，向守志對2營的建設十分關心，十分重視。在2營出發前，向守志專門在訓練場進行了一次展開裝備和起豎導彈表演，並獲得成功。

    2營抵達酒泉中國第一座航天城時，我軍最早的另一支導彈部隊——武威1營已先期抵達。

    1963年10月25日黃昏時分，由武威1營首先將中國第一代國產地地導彈“東風一號”發射升空。

    9天後，仍然是在黃昏時分。“東風一號”地地導彈屹立在導彈發射基座上。導彈2營的發射即將開始。向守志神情嚴肅地緊盯著導彈發射基座。

    隨著營長董仲清和發射連長張永福踏進指揮車，整個導彈發射進入最後準備。董仲清操起對講機，對張永福果斷下達了命令。

    “10……5、4、3、2、1”

    “按轉電，點火！”導彈2營官兵準確地將國產“東風一號”地地導彈送上了蒼穹。歷史已永遠銘記住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刻。

    當時正處于3年自然災害時期，向守志拿不出錢給官兵們發獎品。他給2營官兵的最高獎賞是每名官兵兩個煮熟的土豆。在餐廳裏，向守志以水代酒，高興地對參加發射的同志們說：“我代表院黨委、機關和全院教職員工，向２營發射成功表示熱烈祝賀！”

    當時，向守志、董仲清和導彈２營官兵的眼睛都濕潤了。

    向守志在炮兵技術學院的出色表現引起了中央軍委的關注。

    １９６５年８月，由毛澤東主席點將，周恩來總理任命向守志為軍委炮兵副司令員，主管導彈部隊建設。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中央軍委決定組建二炮領導機關，由向守志和李天煥負責籌建。

    １９６７年７月４日，中央軍委下達毛主席簽發的任命書——任命向守志為第二炮兵司令員，李天煥為政委。

    向老說：“我是首任二炮司令員。作為新組建的一個技術兵種，‘二炮’是指戰略導彈部隊，這個名字是周總理取的，以區別于傳統炮兵（一炮）。但４３天後，這紙命令又被撤銷了。”

    向守志被任命為首任二炮司令員之時，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時。對于這項命令，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很不高興，他讓老婆葉群以他辦公室的名義，打電話給二炮黨委辦公室，說：“向守志不是林彪的人……”

    毛主席簽發命令僅４３天，向守志又收到了林彪簽發的一紙命令——撤銷對向守志的任命。

    向老回憶說：“我當時並不知道葉群打電話這件事，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我當時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任職這麼重大、嚴肅的事情會改變得如此之快？！”

    撤銷任命之後的遭遇是向守志始料未及的。在隨後的６年多時間裏，向守志是在批鬥、遊街、隔離、勞動改造中度過的。不僅他本人受盡折磨，他的親人也無一幸免。他與夫人張玲４年半不準通信。

    林彪出事之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負責主持軍委工作，軍隊建設開始逐步走上正常軌道。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的一天，葉帥讓辦公室打電話到軍委炮兵，通知已回炮兵（又稱一炮）工作的向守志：“葉帥在西山家裏要接見你。”

    放下電話，向守志就乘車直奔西山。經過幾道門崗，載著向守志的車在葉帥西山寓所前停下。此時，葉帥的秘書早已聞聲迎了出來。

    “向司令請！葉副主席在客廳裏等你哩！”向守志在秘書的引導下，沿著鋪著地毯的樓梯拾級而上。“我剛踏進小會議室坐下，身材魁梧、滿頭銀發、戴著眼鏡的葉帥精神矍鑠地走了進來，面帶慈祥的微笑，一邊伸出手與我握手，一邊說：‘守志同志，我已經等你多時了。’”

    “葉副主席好！”向守志向葉帥立正，行了莊嚴的軍禮。“劫後重逢，我自有一種激動涌上心頭，淚水浸濕了我的眼睛。好一會兒，我才開口說：‘葉帥有什麼指示？’”

    “守志同志，坐。到我這裏不必拘束和客氣。”葉帥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用一口廣東梅縣口音說，“我雖說沒當過你的直接領導，但是對你的情況還是清楚的。你當過旅長、師長和軍長，做過導彈學院院長，又擔任過一段戰略導彈部隊的領導，這些經歷在我軍高級幹部中可是不多的。”

    “葉副主席，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接觸過導彈部隊的事情了。”也許預感到葉帥話裏的潛臺詞，向守志連忙解釋說。

    葉帥說：“這都是林彪幹擾和破壞造成的，使許多老同志失去了正常工作。”

    “當初就是林辦一個電話，我就沒有去成二炮。”

    “二炮現在可是成了重災區！”葉帥憤慨地說道，“派性嚴重，折騰過來，折騰過去，一次黨委擴大會議居然在京西賓館裏開了七八個月，吵來吵去，互不服氣，我去拍了桌子才散會的，但是問題仍未解決。軍委考慮再三，準備派你回二炮部隊，仍然擔任司令員。今天把你請來，一是想告訴你我們的想法，二是想聽聽你對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見。”

    “葉副主席，我因受迫害與世隔絕七八年，學習、思想和認識上落伍了一大截子。”向守志一聽要讓自己重新出任二炮司令員，頓時愣住了，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便推辭說：“葉帥，我目前對新知識、新技術也不甚了解，恐難擔當重任，怕辜負了軍委首長的厚望。不過我的身體還可以，要不讓我到二炮當個副職吧，協助主官做好工作。”

    “可我們覺得做二炮的軍事主官，你是最合適的人選。”葉帥又重申了自己的想法。

    “這……還是請軍委首長給我一段時間看看文件，熟悉情況吧。”向守志說。

    葉帥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和顏悅色地對向守志說：“你不要馬上表態去還是不去，先回去考慮考慮再說好吧。”

    向守志回憶說：“這真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啊！我邊看文件邊熟悉情況，邊想：自己畢竟有８年時間被排除在軍隊國防建設之外，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加上對二炮多年來的情況不了解，心裏沒底，始終不能下最後決心。這大概是我一向果斷性格中的一次例外，居然為再回二炮當司令員的問題考慮了長達４個月之久。”

    第二年３月２５日晚，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胡煒給向守志打電話：“葉帥說了，明天你就去二炮報到上班。軍委已經決定了，你就執行吧！”

    第二天一早，向守志來到了８年前就應該到位的崗位，成為二炮唯一的兩任司令員。當時，向守志的任職命令是以中央軍委文件發布的，題目是《關于第二炮兵領導班子調整配備的通知》，原文如下：

    第二炮兵黨委：

    經毛主席、黨中央批準第二炮兵領導班子調整配備如下：

    （一）

    向守志為第二炮兵司令員。

    陳鶴橋為第二炮兵政治委員。

    （二）

    第二炮兵黨委常委由下列９名同志組成，第一書記向守志，第二書記陳鶴橋……

    中央軍委

    １９７５年８月３０日     

    這一次，向守志在這個崗位上幹了兩年多。

    向老無限感慨地說：“盡管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中央軍委還是沒有忘記我，而對我是信任的！”

    上任伊始，向守志根據葉劍英、鄧小平等軍委首長的指示精神，大力整頓二炮思想作風，樹立黨性，消除派性。“通過整頓，二炮機關和部隊從上到下的面貌大為改觀，組織紀律性大為增強，部隊逐步趨于穩定，黨指揮槍的原則得到貫徹和落實。”

    然而，小平同志領導軍隊及全國進行整頓出現的成效，極大地觸動了“四人幫”的要害，使他們亂中奪權的陰謀趨于破滅。他們坐不住了，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和搗亂。先是１９７５年８月，“四人幫”利用他們操縱輿論工具，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策動了“評《水滸傳》運動”，惡毒地影射和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同志。接著，他們誣蔑小平同志“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還借用《紅樓夢》中的詩句“子係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咒罵小平同志領導的各條戰線的整頓。１１月３日，“四人幫”精心策劃，先在北京，而後在全國開始搞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大肆誣蔑小平同志領導的各條戰線的整頓和落實老幹部政策，是“復辟勢力”搞的“一股右傾翻案風”，不指名地誣蔑小平同志是“復辟狂”。

    二炮機關也有少數人行動了起來。當時，向守志正率領二炮機關和部隊在野營拉練，有人鬧著要回北京搞運動。向守志堅決制止中斷拉練，盡量將部隊滯留在外地的時間長一些。“當時我就估計到，這個舉動肯定會招致‘四人幫’的反感。”

    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甚囂塵上之時，向守志在二炮機關幹部大會仍然宣讀和講解葉劍英、鄧小平兩位副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件事很快就傳到“四人幫”的耳朵裏。此後，凡是軍隊係統召開的會議，向守志都成了“四人幫”“敲打”的重點對象。

    “一次，在總政治部舉行的匯報會上，當我匯報二炮機關和部隊開展整頓的情況時，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一直沉著臉，突然，他拍著桌子說：‘你停下，別講啦！你們不批鄧，還匯報什麼？！’空氣頓時變得緊張起來。”向守志回憶。

    還有一天晚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的王洪文叫向守志到釣魚臺。一見面，王洪文氣呼呼地質問道：“李德生的兒子為什麼還放在二炮？他的材料都在我手上，白紙黑字，你為什麼不處理掉？”對此，向守志據理力爭，說明情況，認為不能因為父親有什麼事就影響兒子。

    “那時，鄧小平副主席的妹妹鄧先群、妹夫栗前明在二炮科技部任職。他們都是大學生，搞技術工作的。在‘四人幫’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有人要批他們夫妻倆，我對他們予以保護。張春橋派人到二炮，調查他們是怎麼調到二炮機關的，逼我把這兩個人抓起來。我對調查的人說：‘株連九族的事我絕不幹。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太多了，我們是不能忘記的。’”向守志回憶。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４月初，幾十萬工人、農民、學生、幹部自發地連續幾天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沉痛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

    張春橋一夥在一次高級幹部會上氣勢洶洶地說：“二炮機關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響最壞的一支部隊！”叫嚷要清查所謂“黑後臺”，逼向守志下令抓人。“張春橋還當面質問我：‘你們二炮為什麼送花圈？為什麼不抓人？你們為什麼不批鄧？”向守志回憶。

    粉碎“四人幫”後，向守志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部署，領導二炮機關和部隊開展了對“四人幫”罪行的揭批查活動。

    向守志在組織狠批“四人幫”罪行的同時，抓緊領導導彈部隊的建設。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向守志作為地地導彈定型委員會主任，在京西賓館召開東風四號導彈定型會議。副總參謀長張才千、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等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為落實中央軍委關于‘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我們加強部隊的教育訓練，組織了導彈團機動作戰實彈發射演習。我從二炮部隊長遠建設出發，著手研究解決陣地工程建設中營房和陣地建在一起帶來的諸多問題，明確提出機關應搬遷到中等以上城市，導彈團機關應依托縣級城鎮，為二炮部隊營區布局進行合理調整打下基礎。”

    然而，當向守志領導二炮機關和部隊揭批查“四人幫”開展得有聲有色時，有人傳言“二炮揭批查遲了3個月”；在二炮黨委常委中，也有個別人說向守志揭批查“心慈手軟”，並把他曾被王洪文叫去的事與此聯係起來，暗示他到王洪文那裏去有問題。還有人暗地裏說：向守志在二炮的時間不會長了。

    “沒有想到，調動這件事真的發生了。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６日，總政治部一位分管幹部工作的副主任叫我去，讓我看了軍委關于我調到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的命令。他還對我說：這次調動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問題，有人說王洪文曾叫你去過。”向守志回憶，“就這樣，我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有深厚感情的第二炮兵”，“從第二炮兵司令員調往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次調動不正常”。

    1990年5月，從南京軍區司令員的崗位上退下來的向守志，與老伴張玲定居在六朝古都南京，他們已結婚６０年，生有4個子女。張玲革命戰爭年代就是共產黨的女縣委書記，人稱“太行女英傑”。從1960年開始，她一直與癌症作鬥爭，是遠近聞名的“抗癌明星”。她目前與向老一樣，還經常參加一些諸如關心下一代等公益活動。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向守志與張玲都是遠近聞名的“模范夫妻”、“革命夫妻”。

    採訪結束了，老人執意要我們到他的臨時住所坐一坐。“不好意思，在賓館裏接受採訪，禮數不周。”

    剛進入會客廳，向老的秘書方國書就送來幾份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王樹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的來函——“2005年是開國大將王樹聲的百年誕辰，特約請向守志將軍寫一篇回憶王樹聲大將的紀念文章。”

連載一：向守志 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奠基人

    人物小傳：向守志，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出生，四川宣漢人。１９３４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３５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徵。曾任紅9軍第76團副排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第10團團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太行軍區獨立第2旅旅長，晉冀魯豫、中原野戰軍第9縱隊26旅旅長，第二野戰軍15軍44師師長兼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44師師長、１５軍參謀長、１５軍軍長，炮兵技術學院院長，軍委炮兵副司令員，第二炮兵首任、第4任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採寫時間：２００４年７月    

    與4年前一樣，向老將軍的身體還是那麼好。

    “首長，您好！還記得我嗎？”“記得，你可沒什麼變化。”老人的聲音仍然那麼洪亮。在2000年紀念抗美援朝50周年時，我們曾經採訪過向老將軍。

    向老將軍的寓所正在裝修，我們的採訪是在南京軍區的一個招待所裏進行的。

    1933年10月，紅四方面軍打到了宣漢縣境，讀了3年私塾的貧農的兒子向守志開始了漫長的革命生涯。他先後任區少先隊隊長、區遊擊隊隊長。

    參軍的頭天晚上，母親通宵達旦地趕做了一雙粗布鞋。第二天，她對兒子說：“孩子，你放心地去吧，我們窮人要有活路，就得跟著共產黨和紅軍鬧革命。”

　　■向守志作為區遊擊隊隊長，又帶來100多人，至少應當個排長

    “隊長，再考慮考慮吧？”一位隊員緊張地說。

    “形勢不妙啊，隊長，我們能不能再緩一緩？”一位隊員接著說。

    “隊長，敵情這麼復雜，我們這時去，合適嗎？”另一位隊員不安地說。

    “隊長，我們得為自己想想後路啊？！”還有一位隊員搶著說……

    “你們都別說了，我心意已決！如果有誰不願意，我們發回家的路費，其他人，跟我走！”只有17歲的向守志斬釘截鐵地說。1934年7月，在四川軍閥劉湘發動對川陜蘇區的“六路圍攻”最緊張之時，四川省宣漢縣區遊擊隊隊長向守志毅然帶領100多名遊擊隊員集體參加工農紅軍。

    向老說：“當然，那次也有不堅定分子，有七八個人真的領了路費回家了。那時國民黨的‘圍剿’太瘋狂了，一旦紅軍戰士被抓住，就被殺頭！”

    向守志被編入紅9軍第76團第2營第4連。按照當時的政策，向守志作為區遊擊隊隊長，又帶來100多人，至少應當個排長。當時的一位團領導也對向守志說：“我們打算讓你先從排長幹起，怎麼樣？”這大大出乎向守志的意料，急忙說：“首長，我年齡還小，還是讓我先當兵吧！”

    團領導想了想，點點頭說：“也好，先鍛煉鍛煉，那麼你想當什麼兵呢？”

    “我有1米73的個子，身體又結實，我想扛機槍。”向守志回答說。

    “為什麼想扛機槍？”團領導問。

    “用機槍比步槍打死敵人多！”向守志頭一抬，大聲說。

    “你這個小鬼！”團領導摸摸向守志的頭，笑了笑。

    就這樣，向守志先在4連當戰士，沒幾天，被調到團部當通信員，不久又被調到團機槍連當戰士、班長，扛馬克沁重機關槍。

    這一扛，就是2年多，直到1936年8月，向守志離開機槍連，到紅軍大學學習，1937年8月，他畢業後，擔任129師386旅771團特務營連長，後任營長。

　　■長徵中，他用手中的竹棍救了多位戰友的命

    狂風卷著積雪，積雪裹著沙石，帶著一股駭人的嘯聲吹打在向守志的臉上。

    “副排長，我們能不能休息一會兒再走？這樣的天氣，實在沒法走。”剛剛收容的傷員小瞿說。

    “不行，出發之前先遣隊的經驗不是已經傳達了嗎？一休息很有可能會在此永遠休息下去。”向守志一手拄著竹棍，一手扶著他說。

    “我實在走不動了，要不，你把我留下吧？！”小瞿再次哀求。向守志放開小瞿，緊走幾步，跑到前面，然後把手中的竹棍遞給他，喘著粗氣說：“抓緊！”小瞿猶豫了一會兒，然後伸出了凍得發抖的雙手。

    一步、兩步、三步……

    早已筋疲力盡的向守志艱難地前行。山越來越陡，雪越來越大，風也越來越兇猛。突然一個趔趄，他摔倒在地。

    “副排長！”小瞿帶著哭腔喊道。就在小瞿準備伸手扶他時，向守志已經吃力地爬了起來。他明白，如果稍一遲緩，就有可能永遠爬不起來。

    1936年2月的這次黨嶺山之行，一直如昨日般清晰地閃現在87歲高齡的向守志的腦海裏。他說：“黨嶺山可比夾金山更高更大啊，當地有一首民謠，‘正二三，雪封山，鳥兒飛不過，神仙也不攀’，但英勇的紅軍卻要徵服它。”

    黨嶺山海拔5000多米，藏民稱之為“神山”！上山100裏，下山100裏，峰頂氣溫在零下40攝氏度以下。

    長徵中，向守志一直是連隊收容隊負責人之一。他說：“收容隊成員不僅自己要與艱苦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還肩負著幫助體弱和有病人員長徵的重任。這群人是長徵中走得最辛苦的隊伍之一。”此時的向守志，每邁出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在他的幫帶下，小瞿恢復了些體力，開始自己走了。

    向老回憶說：“我們走在最後，沿途所見觸目驚心：有的同志的腿被冰雪劃破了，正在滴血；有的草鞋陷在雪裏找不到，只好光著腳走；路旁到處是拱起的雪堆，一不小心便會被絆個跟頭，裏面是凍僵的屍體……”

    “有人走著走著就走不動了，倒在雪地裏。他們倒下的地方，一會兒就隆起一個個‘雪堆’。”向守志回憶。

    就在此時，向守志發現從山上滾下一個東西。眼看著就要滾下懸崖，被一塊巨石擋住了。那是一位掉隊的紅軍戰士！

    向守志顧不了那麼多，拼盡全力一個衝刺，來到那位戰士上方不遠的地方。向守志把手中的竹棍伸了下去。

    那位血肉模糊的戰士艱難地搖了搖頭，說：“不要啊，同志！我會把你帶下來的。”向守志吼道：“快點，這是我的職責！”那位戰士痛苦地伸出了左手！向守志剛一用力拉，就被帶下去一步。說時遲，那時快，緊隨其後的連長一把抓住了向守志單薄的衣服。在三四位收容隊成員的共同努力下，那位戰士得救了。

    就在那位戰士剛被拉起的一剎那，“轟”的一聲巨響，從天而降的巨大雪塊把那塊石頭衝到了懸崖底。驚心動魄的雪崩發生了！

    “首長，您在雪山中總共救了多少戰友？”我們緊張得喘不過氣來，插話道。“到底有多少，我也記不清了。至少有十幾位吧！”老人擺擺手說。

    過了夾金山的向守志身體凍僵了，一坐下就失去了知覺。“戰友們點起篝火，慢慢地把我烤醒。”

    然而，在老人的記憶裏，竹棍救人最艱難的還是在草地中。因為，就一般情況而言，雪山上救人只要有力氣就行，而草地中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這已經是第三次過草地了！

    籠罩在濃霧中的茫茫草地一眼望不到盡頭。草叢中河溝交錯，積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爛草，一股腐臭的氣息四處彌漫。想起前兩次過草地，向守志簡直是不堪回首。當目睹著一個又一個朝夕相處的戰友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時，他痛苦萬分。

    好在這一次是沿著上一次的路線行進，多少有點輕車熟路，這或多或少也給了一直籠罩在陰影中的向守志一點安慰。向老說：“草地中的天氣關非常難過。白天還是烈日當空，曬得人皮焦肉灼，夜間往往狂風大作，時而卷來冰雹，凍得人嘴唇發紫。”

    已經走了10多天了，本就不多的青稞早已吃完，沿途的野菜也被前面部隊吃光。一天一夜沒吃一粒米的向守志身上還背著3位傷員的行李。

    突然，前面不遠處傳來“救命”的呼喊聲。憑前兩次的經驗，向守志知道，又有戰友陷入了沼澤地。

    也不知從哪裏來的力氣，向守志突然來了個百米衝刺，全然不顧陷下去的可能。他看見一位與他年紀相倣的戰友在泥潭中痛苦地掙扎。

    “別動！”向守志大聲喊道。向守志用腳試探出一塊較硬的草塊，然後探出身子，又一次把右手上的那支“救命竹棍”伸向了那位戰友。

    輕輕地，慢慢地，向守志均勻地把所剩不多的力氣輸送到竹棍上，然後再緩慢地傳遞給那位戰友。1厘米、2厘米、3厘米……半個小時之後，向守志終于把這位戰友給救了上來。

    向老自豪地說：“我可是草地救人的高手啊！草地救人，不能像雪山那樣使用猛力，而應該是站得遠一點，輕輕地把竹棍伸出去，然後使用巧力，千萬不能用蠻力，否則不但救不了戰友，很有可能把自己也給拉下去。”

    三過草地，向守志又救了十幾位戰友。向老說：“四方面軍長徵，大部分幹部戰士手中都有一支竹棍。這支竹棍不但救了自己，還救了戰友，可了不得啊！”

    １９３５年６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向守志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

    向守志回憶：“小金川岸邊，我所在的紅９軍全體官兵穿戴整齊，像參加閱兵式一樣，站在道路兩邊。當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率中央機關人員出現時，我們一邊喊口號：‘歡迎中央紅軍老大哥！’‘慶祝兩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一邊鼓掌高唱著‘萬歲！萬歲！我們來會合……’的歡慶會師歌曲。”

    向守志說：“過去，我們在部隊基層，雖然知道中央紅軍和朱、毛的美名，但從沒有親眼見過他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他穿著灰色棉大衣，身材高大，滿頭黑發被微風吹動，面帶微笑，不停地向我們揮手致意，給我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中央紅軍的隊伍走近了，我們卻驚奇地發現中央紅軍隊伍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威風凜凜，兵強馬壯。他們由于長途跋涉和艱苦轉戰，衣衫破舊，服裝不一，有的穿的還是繳獲國民黨軍的灰軍裝，只是帽子上沒有青天白日徽，不少人還拄著樹枝當拐杖。隊伍裏有幾頂紅軍的八角帽，比四方面軍的軍帽要小得多。武器裝備與我們四方面軍也相差懸殊。”向守志回憶。

    走出草地那天，向守志吃得最痛快的一頓飯是“鍋盔”。這是當地的一種面餅，烙得特別大，賽過鍋蓋，故當地人稱鍋盔。“這種餅足有四五斤重，厚厚的，又像是一面白底上飾著金黃色紋路的盾牌，散發著誘人的麥香。大家拿起餅狼吞虎咽地吃起來，那麼香噴噴，倣佛是有生以來吃得最香的一頓飯。”

    經過千難萬險的三大紅軍主力在會寧會師那天，向守志熱淚盈眶。“朱總司令等總部首長帶領我們入城時，這個小小的縣城沸騰了。”

    ■ 抗日戰場上，以智取勝的3次伏擊戰

    “8年抗戰，我們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進行的。我們主要是打遊擊戰，遊就是走路，擊就是打仗，又遊又擊。走路是為了打仗，要打勝仗必須多走路，勝利是建立在腳板上的。”向守志回憶。

    抗日戰場上，向守志隨129師轉戰太行山，享受了太多勝利的喜悅。

    神頭嶺伏擊戰，機槍連連長向守志打得鬼子嘰哇亂叫，他和戰友們斃傷俘日軍１５００余人。日本《東亞日報》隨軍記者本多酒沼在《脫險記》中寫道：“神頭嶺戰鬥大傷皇軍元氣，八路軍的靈活戰術，實在使人難以琢磨。”

    １９３８年３月，為了破壞日軍向晉南、晉西進犯的交通運輸線，劉伯承、鄧小平根據日軍一處受襲他處必援的規律，決定以３８５旅７６９團為左翼隊襲擊黎城，引誘潞城的敵人來援；以３８６旅為右翼隊，在潞城與濁漳河畔潞河村之間設伏，迎擊增援黎城的日軍。

    ２１歲的向守志時任３８６旅７７１團２營機槍連連長。

    向守志分析指出：“這種戰法，在《孫子兵法》上叫做‘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

    戰前，劉、鄧首長並沒有給３８６旅設定具體的伏擊戰場。３８６旅旅長陳賡、政委王新亭召開作戰會議，作戰參謀通過仔細研究作戰地圖，一致決定將伏擊戰場設在神頭嶺。

    從地圖上看，位于潞城縣城東北１２.５公裏處的神頭嶺確實是個打伏擊戰的好地方。那裏有一條深溝，公路正從溝底通過，兩旁山勢陡險，既便于隱蔽部隊，也便于出擊。

    但是，陳賡沒有馬上做結論，而是環視一下會場，然後問道：“神頭嶺的地形誰看過？”

    會場一陣沉默，參謀們沒有人察看過現場地形。

    陳賡宣布散會，立即帶領偵察警戒小組前往神頭嶺。

    現場情景令所有人大吃一驚：實際地形與地圖標示的完全兩樣，公路不在山溝裏，而在山梁上。路兩邊，地勢比公路略高，但沒有任何隱蔽物。山梁寬度不過一二百米。顯然，這樣的地形，是不大適合打伏擊的。

    向老將軍說：“在共和國十大將中，有一種說法，那就是‘打仗最精數陳賡’。”

    回到旅部，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將伏擊戰場設在神頭嶺。然而，“最精”的陳賡再次令所有人大吃一驚：“我看，這一仗還是在神頭嶺打好。”

    接著，陳賡分析說：“一般講，神頭嶺打伏擊的確不太理想。但是，現在，卻正是我們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的好地方。正因為地形不險要，敵人必然麻痹。山梁狹窄，兵力確實不易展開，但敵人更難展開。”

    向守志嘆服地說：“事實證明，旅長確實高人一籌。”

    “‘殺豬’地點選定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殺豬’了。”向守志說。

    向守志所在的７７１團在左，７７２團在右，都埋伏在路北；補充團設于對面的鞋底村一帶。陳賡還決定由７７１團抽出一支小分隊向潞河村方向遊擊警戒，相機炸毀濁漳河上的大橋，切斷兩岸敵人的聯係；由７７２團３營擔任潞城方面的警戒，斷敵退路。

    向守志回憶說：“上面的作戰方針確定後，接下來就要靠我們下面的腳板了。我們要先于敵人趕到伏擊地點，然後才能‘殺豬’。”

    一陣強行軍後，向守志率領機槍連趕到預定地點。伏在工事裏，向守志既興奮又緊張。他說：“興奮的是眼看著又可以打一場大仗了；緊張的是敵人會不會如我們預料的那樣行動？計劃實施中還會碰到什麼問題？等等。這些都令人擔心。”

    ３月１５日，擔負“釣魚”任務的左翼７６９團在團長陳錫聯的率領下，對黎城展開了猛烈攻擊。

    ３月１６日，駐潞城的１５００多名日軍，慌忙趕往黎城支援。上午９時，當他們趕到神頭嶺附近時，看到公路橋被毀，知道中了八路軍的計。

    “但為時已晚，他們已經進了我們的伏擊圈。就在他們掉轉回頭時，我們已從正面和公路東、西兩側實施夾擊。”向守志扶了扶眼鏡，揮舞著拳頭說。

    日軍就地展開頑抗，但為地形所阻，重火器不能發揮作用。向守志指揮機槍連的６挺馬克沁重機槍，向日軍猛烈射擊。“我們打得鬼子嘰哇亂叫，屍橫遍野，槍彈滿地。當時，幾個鬼子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較深，呼天喚地，被我用機槍送上了西天。”老將軍說到這裏，異常興奮。

    這次戰鬥，八路軍斃傷俘日軍１５００余人，繳獲長短槍５００余支和騾馬６００余匹。劉伯承認為是很成功的“吸打敵援”戰例；日軍統帥部稱它為八路軍“典型的遊擊戰”；在伏擊戰中逃跑的日本《東亞日報》隨軍記者本多酒沼在《脫險記》中寫道：“神頭嶺戰鬥大傷皇軍元氣，八路軍的靈活戰術，實在使人難以琢磨。”

    向老將軍說：“神頭嶺，成為日軍的‘傷心嶺’。”

    響堂鋪伏擊戰，向守志掌握打汽車的訣竅，他和戰友們殲敵４００余名，毀敵汽車１８０余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聯絡參謀喬茂村請求蔣介石“傳令嘉獎，以資激勵”。

    向守志說：“如果說神頭嶺戰鬥體現了開國大將陳賡的精明的話，那麼，響堂鋪伏擊戰則充分展示了開國元帥徐向前過人的謀略。”

    這一仗，也是向守志在抗日戰場上打得最得意的戰鬥之一。因為“敵汽車全部被毀，日軍震動極大”。

    響堂鋪伏擊戰是在神頭嶺伏擊戰之後半個月進行的。當時，侵入晉南、晉西的日軍，雖然連續遭到八路軍的沉重打擊，但為實施其配合津浦鐵路線作戰，相機進攻潼關、西安和陜甘寧邊區的計劃，仍繼續向黃河各渡口猛犯。

    為了給日軍進一步的打擊，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決心以３個主力團，在響堂鋪地段，消滅敵人的運輸線。具體戰鬥由１２９師副師長徐向前指揮。

    響堂鋪是位于河北涉縣以西、山西黎城縣東陽關以東，邯（鄲）長（治）大道上的一個小村。村南側，是海拔１４００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村北邊，是海拔１２００多米的高山，山勢平緩，地形起伏，並有一些村莊。兩山之間是一條長長的峽谷，日軍依山順谷修了一條簡便的汽車路。所以，響堂鋪是日軍由邯鄲進犯山西的咽喉之地。

    ３月３０日，徐向前這樣部署部隊：３８６旅７７１團和３８５旅７６９團的主力，分別在邯長大道以北的後寬漳至楊家山一線山地設伏。同時，７６９團抽出幾個連在椿樹嶺、河南店、王堡等地設伏，阻擊可能由涉縣西援之敵，並掩護該團左翼。

    第二天拂曉，７７１團得到情報：東陽關的幾百名敵人，向蘇家峻的７７２團７連伏擊陣地開去。是不是敵人發現了我軍的行動？

    就在部隊猶豫之際，徐向前冷靜地作出分析判斷：我軍昨夜的行動十分隱蔽，敵人至多只能發現我蘇家峻之小部隊。一切按原計劃進行。

    戰前，７７１團２營機槍連連長向守志根據團長徐深吉、政委吳富善的指示，向全連指戰員專門進行了打敵汽車的教育。“我要求大家要沉著冷靜，仔細觀察，按照任務區分，首先要消耗汽車上掩護的敵人，其次打敵駕駛員，再就是打汽車的油箱和輪胎。”向守志回憶說。

    ３１日上午，當由黎城開向涉縣的日軍汽車隊約１８０輛汽車駛入伏擊區時，伏擊部隊向日軍汽車隊突然出擊。向守志親自用重機槍向當面日軍車隊猛掃，掩護兄弟部隊指戰員向日軍車隊衝擊。

    １１時，戰鬥基本結束。這次戰鬥，共殲日軍４００余名。當時，八路軍沒有汽車駕駛員，汽車開不走，１８０余輛汽車只好一一點著，全部被毀。

    向守志回憶說：“敵人被打得丟盔棄甲，汽車相撞或中彈起火，頓時濃煙滾滾，火舌四射，橫豎堆集。”

    對于響堂鋪之戰，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派赴第１８集團軍的少將聯絡參謀喬茂村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請求“傳令嘉獎，以資激勵”。

    後來，徐向前元帥還以《響堂鋪之戰兼賀抗戰勝利四十周年》為題，寫了一首詩。當地政府和群眾還豎立了一座響堂鋪伏擊戰紀念碑。

    淩石屯伏擊戰，向守志和戰友們打得鬼子光屁股。“這是‘最有趣的一仗’。”他說。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八路軍青年抗日遊擊縱隊７７１團第2營營長向守志正率部參加冀南地區反“掃蕩”。當時，巨鹿、新河、寧晉等地日軍換防，每天有３至５輛滿載日軍的汽車來往于巨鹿、新河之間，縱隊司令員徐深吉認為這是打擊敵人的最好戰機，決定７７１團在新河至巨鹿公路上的東、西淩石屯之間伏擊。

    向守志率2營所屬５個連的幹部到現場偵察，區分任務，研究打法。１５日拂曉前，各營分別進入伏擊地區隱蔽。

    “這天下午，由巨鹿開往新河的七八十名日軍，乘３輛汽車駛入伏擊地段時，我指揮本營各連，和第3營一起，將密集的機槍、步槍火力射向敵人，接著手榴彈也飛進車廂，敵人死的死，傷的傷，大部被殲。殘敵滾下車後企圖沿公路邊的道溝逃命。哪知頭兩天下過大雨，道溝裏雖沒有明水，但淤泥過膝，逃敵的鞋子和衣服全粘上了泥巴，跑不動，爬不出來，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少數脫光衣服，赤著腳往巨鹿跑，又被第1營兜殲，最後只剩下幾個光著屁股的鬼子逃到巨鹿城。”向守志回憶說。

    這場伏擊戰，還俘虜了１２名日軍。“鑒于他們均已負傷，我們將他們傷口清洗包扎後，帶上宣傳品，于當夜送往巨鹿城外，讓日軍收容，對瓦解敵軍起了很好的作用。”

    向守志說，抗日戰場上，他也曾受過批評。１９４３年３月，７７１團副團長向守志率領一個連在河北威縣打了一場消耗仗，盡管勝利了，但自身傷亡也很大。“上級給了我嚴厲的批評。因為，當時，八路軍的目標是多打遊擊戰、伏擊戰，避免與敵人硬拼，過多消耗自己。”向守志說，“批評也是好事，吸取教訓，能讓我更好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