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然，如果說在“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概念的第一人”，據我們查證資料證明，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

    張聞天在1935年1月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在長徵出發途中，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三人團”，促成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的召開，為反對和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對黨中央和紅軍的統治，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加上他一貫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所以在遵義會議上他被大家推舉為黨的總書記。他曾極力主張毛澤東為總書記，但毛澤東說我還是在現在的位置上好（指軍事上）。經過長徵的鍛煉，張聞天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和提高。他從實踐中總結了“左”的教條主義給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進一步認識到必須使馬列主義“民族化”、“中國化”，才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從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會議和一些文章及報告中，多次對此作出自己的論述。

    其中一次是1937年9月10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宣傳教育工作。他在作會議總結發言時又一次提出馬列主義理論宣傳工作“要中國化”。他提出：宣傳教育工作目前主要問題是不適合于情況與具體需要，“宣傳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麼人說什麼話”，“主要原則是理論與實際一致，事實上這一點做得很少，理論一定要與實際聯係，要中國化”。後來，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進一步提出了“文化運動中國化”、“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的主張。

    通過張聞天的多次講話和論述，向全黨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的時機成熟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擔負了這個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張聞天出席並主持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部分的“學習”一小節中，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科學概念，並對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體而精辟的闡述。

    由上述可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是時任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從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黨（黨中央）的共識，而最後確定為全黨的行動原則的。而此前毛澤東，並未提出過這一命題。雖然他在實踐活動中，早已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開辟了以“井岡山道路”為代表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道路，但他是到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才正式使用這一命題的，也可以說他是接受並讚同張聞天的提法，並進一步對之作了科學的和更深刻的解說。

（黃少群/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特聘教授;匡勝/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