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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文革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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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發生的《中國青年》復刊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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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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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11日正式復刊的《中國青年》第1期,由于公開宣傳報道“天安門事件”,一度被下令停印停發。經過編輯部同仁的據理力爭,由于中央主要負責同志的特別寬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為刊物說話,這場風波最終得以圓滿解決。
拒絕陷阱
《中國青年》雜志創刊于1923年10月20日,一直以“站在新時代最前列”為己任,深受黨中央的關懷和重視,毛澤東主席曾在1939年、1948年和1965年三次為《中國青年》題寫刊名。文革中被迫停刊。
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央決定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恢復出版《中國青年》雜志。
1975年8月的一天下午,共青團“十大”籌備組突然通知,組長謝靜宜要緊急召見復刊籌備領導小組。當時,原雜志社領導丁盤石和趙喜明已調走,李彥和丁有和又出差在外,家裏只有關志豪,他急忙趕到清華大學謝靜宜辦公室。剛落座,謝靜宜就開始發話:“第一期《中國青年》要在10月出刊。刊物的主要內容是重登毛主席的《青年運動的方向》。你們要寫好一篇社論,從闡述毛主席倡導的青年要與工農相結合入手,論‘教育革命走出去難,走回頭路很容易’,現在有人就是要走回頭路。”
關志豪感到很突然也很緊張,他明白這是有來頭的,是衝著鄧小平去的,非同小可。回到社裏,關志豪設法通知李彥和丁有和趕快回來商量。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但一致認為,小平同志抓治理整頓是對的,教育界的整頓是有成效的,不整頓,還是停課、停產“鬧革命”,國家就沒希望了。大家商定共同負責:《中國青年》決不能用“批鄧”來換取復刊。但是,硬頂不行。于是,大家商定一個計策,對謝靜宜布置的“硬任務”來個“軟磨硬拖”,專門成立一個“社論寫作小組”,故意把社論寫得達不到她的要求,一次次上送,一次次修改,拖“黃”了事。
眼看到了規定的復刊時間,社論改了好幾稿總寫不好,謝靜宜急了,把李彥和關志豪又叫到她的辦公室,發脾氣了:“社論你們就不要寫了,我這裏已經有一篇,是‘梁效’寫的,你們照登就是了。”說著,她拿出社論文稿,還有幾篇工農兵學員寫的關于“教育革命”的稿子,要求配合著一起刊登。
這一下,把《中國青年》逼得無路可退了。關志豪急中生智,說:“謝靜宜同志,《中國青年》就要正式復刊了,還是請‘十大’籌備組給作個規定,哪些稿件雜志社可以自定,哪些要送‘十大’籌備組審,哪些應送中央有關部門審,哪些得送中央政治局審;比如社論,是否要送政治局審?”李彥也說:“是呀,過去都有明確規定,這是發稿程序、組織原則問題。”
謝靜宜一聽就火了。她知道這是有意刁難,社論要送政治局審,實際上就是要送鄧小平過目,于是很生氣,說:“你們還有什麼?提出來就是了!”那天,雙方不歡而散,10月復刊也就擱淺了。
突然停發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國青年》復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復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隨華主席進行新的長徵》的宣傳畫,封二是《敬愛的周總理來到我們編輯部》的兩幅照片。打開扉頁,是毛主席1948年為《中國青年》復刊題詞手跡,接著是葉劍英副主席和聶榮臻副委員長為《中國青年》這次復刊題詞。
我當時是《中國青年》文藝組編輯。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萬份己全部印完。按以往慣例,我們先將復刊樣本贈送給黨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給共青團“十大”籌委會各位成員。北京地區已有4萬多份郵送到讀者手中,立刻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爭先購買和傳閱。
9月10日下午4時50分,主管工青婦群團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打電話給共青團“十大”籌委會主任韓英,指出復刊第一期《中國青年》有問題。韓英立即打電話將雜志社負責人關志豪、王江雲叫去,心神不安地說,剛才接到汪副主席的電話,批評《中國青年》復刊第一期有嚴重問題。主要是四條:
一、《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麼只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二、《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志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三、“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怎麼又出來了?
四、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韓英傳達的這四條,含有黨中央副主席嚴厲的指責和批評,事態自然非常嚴重。關志豪和王江雲問,汪副主席說韓志雄有問題,不知是什麼問題?韓英說汪副主席沒有說。他當即代表籌委會宣布:“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發,等待研究處理。”已經發到北京地區各郵局的要設法收回,到讀者手裏的4.1萬份將來要用新出的刊物換回來。
我們連夜給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等五位副主席分別寫信,說明情況,懇請恢復正常發行。主要內容是:
第一,關于題詞問題,早在7月22日,我們編輯部分別給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寫信,懇請他們為《中國青年》復刊第一期題詞;並請能在8月底前交編輯部,以便趕上9月2日付印。其後多次催請無結果,眼看出版日期已到,華主席又出訪阿爾巴尼亞,無法再等。我們如期收到葉帥和聶帥題詞,按時付印了。
第二,關于韓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單位提供,並經多方查證屬實。韓志雄被選為共青團“十大”代表,共青團北京市委已公開號召向他學習。
第三,“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是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
第四,關于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在我們付印時,新華社尚未公開發表毛主席三首詩詞。我們是用毛主席1948年為《中國青年》復刊號寫的手跡,並在復刊詞中專門說到“以表達我們對毛主席的深切懷念”,以示特別尊重。
9日11日上午,編輯部將上述報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給華國鋒主席和各位副主席,並同時抄送共青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韓英召集雜志社部主任以上幹部開會,傳達汪東興對這期刊物處理的四點意見:由汪東興副主席去請華主席題詞;增加新發表的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刪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的“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等段落;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
關志豪和其他幾位同志一再申述,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我們都可以趕印加頁;但要刪改《革命何須怕斷頭》和《青年革命詩抄》文章非常困難,最好不要刪改,以免造成不良影響。編輯部的意見被拒絕了。
無可奈何,編輯部再次申訴說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編輯部將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華國鋒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時呈送團“十大”籌委會。
與此同時,我們過去在工作中與一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較多聯係,于是用各種方式向葉帥、鄧穎超大姐、陳雲、王震等同志申訴,要求刊物內容不要刪改,正常發行。為了不給耀邦同志添麻煩,我們沒有為這事找耀邦同志申訴。
圓滿結局
9月14日當天下午5點,團中央“十大”籌委會通知我們,汪東興副主席將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以上幹部開會。晚上8點,大家準時到新疆廳等候。
晚上8時15分,汪東興在秘書的陪同下走進大廳,大廳裏依次坐著共青團“十大”籌委會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國青年》復刊領導小組負責人關志豪、王江雲等雜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對面。
汪東興首先批評雜志社無組織無紀律,沒有經過他審查,《中國青年》就正式出版了,接著他批評說:“第一期應該有毛主席詩詞和像,還應該有華主席的照片和題詞,你們都沒有!”
汪東興繼續翻著刊物,提出了對報道韓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詩抄》的批評意見。關志豪、王江雲都表示“承擔責任”。宋文鬱也站出來表示承擔責任,並陳述自己的看法:“這兩組文章都是反對‘四人幫’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們才能發這樣的文章。《青年革命詩抄》內容都是反對‘四人幫’的;韓志雄是英勇反對‘四人幫’的先進青年。反對‘四人幫’有什麼錯?!這兩組文章從標題到內文,沒有出現‘天安門事件’具體描述,也沒有寫‘天安門事件’的字樣。青年們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去獻花沒有什麼不對。”宋文鬱一口氣,把我們早準備好的話統統倒了出來。
汪東興一口氣講了幾個小時,批評歸批評,越到後來口氣越和緩,從“居高臨下”變成為“彼此商量”,說:“華主席讓我和你們商量,一是不動,就照你們的意見辦,毛主席詩詞不登,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怕什麼?最多只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委會講的都不靈了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第二條意見,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都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這也是你們信中說的。幾位副主席同意你們的意見,說他們代表組織來的信,不同意怎麼辦?華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電話,批還是批一下。我說把握不大。華主席說,人家敢發你怕什麼?發出去就發出去,只要他們敢幹就幹吧。”
大家聽得出汪東興的話有些松動和寬容,不管口氣多嚴厲,只要允許刊物出版發行,就謝天謝地了。于是,關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態:“我們感謝華主席、汪副主席和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就按照您說的第二條意見辦,把華主席題詞和毛主席詩詞及照片都放進去,其他的都不動。”
汪東興無奈地說:“就這樣吧。”最後,他宣布:“今天開會的內容就到這間屋子為止,不準外傳。”說著,他起身散會。
大家這才松了一口氣。時針正指在0時50分,回到雜志社已是15日淩晨1點半。(《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孫興盛文;原題:《中國青年》復刊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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