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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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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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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閻寶航的三份重要情報

  閻寶航(1895-1968)是一位不為人所熟知的傳奇人物。他與張學良有多年的友誼,在東北聲望卓著;他在抗戰中與重慶的國民黨要人多有往還,由此獲得了二戰中三份舉世公認的最有價值的情報;全國解放之初,他還參與了國旗、國徽和國歌的制定,並指揮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儀式和國旗升旗儀式……這裏摘編的就是閻寶航

 

在秘密戰線大顯身手的故事。    

    獲取德國進攻蘇聯情報  

    閻寶航在重慶交際甚廣,同國民黨要人幾乎都有來往。他與東北元老人物莫德惠、萬福麟等保持密切關係;和宋美齡、馮玉祥、孫科、張群、于右任等國民黨名流有密切接觸;同國民黨CC係、復興社、軍統、黃埔係、政學係的頭面人物陳立夫、戴笠、康澤等也有特殊關係。他正是利用這些關係,從事著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7月,希特勒制定了對蘇作戰計劃。為達到進攻的突然性,德國採取了許多欺騙措施。1941年春,希特勒為實施突襲蘇聯的作戰計劃,密派“狼團”諜報組到東方活動,企圖拉日本人一起進攻蘇聯。日本則擺出架勢,明裏在蘇聯東線加緊部隊調動,實際上卻在暗中加緊做好南下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準備。而德國在狂妄之際,泄露了進攻蘇聯的準確日期。這一重要情報被閻寶航得到了。    

    1962年初,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給在京的高級幹部作形勢報告。當談到中蘇關係時,他指出,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從來都是互相幫助的,而不僅僅是蘇聯單方面援助了中國,中國也援助了蘇聯。周恩來說,1941年希特勒進攻蘇聯前,就是我們黨向蘇聯提供了德軍發動戰爭的準確情報。斯大林後來還來電表示感謝。這就是無法估量的援助。但周恩來記不起來是誰把這情報給他的。他記得,當時得到情報後馬上發電給中央,中央轉告了蘇聯。周恩來說這番話時閻寶航在場,會後馬上把他1954年寫的一份密件交給周恩來。這封信詳細談到了他當年根據周恩來指示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1962年3月6日,周恩來在這封信上親筆作了批示,對閻寶航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閻寶航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國民政府駐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蔣密報:“納粹德國決定于6月20日左右約一星期內開始進攻蘇聯。”國民黨首要分子于右任孫科兩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這個消息。我立即簡單作了報道。事實證明不錯。德國于當年6月22日開始進攻蘇聯。我的報道約在一個半月以前。報道事實證明不久以後,羅申特別請我吃飯一次,當席對我伸出大拇指說:“你的情報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我說:“真的嗎?”他說我敢隨便說謊話嗎?又說:將來你要到蘇聯去,你的兒女們將來都可去學習。我可負責供給一切,雲雲。1954年春,軍委外聯處處長蔣克定同志忽而問我:“寶老你從前做過什麼工作”我問:什麼意思。他說:“蘇聯大使館副武官富敏科對我說過,閻寶航同志是第一個最先知道德國攻蘇的日期的。”    

    戰鬥在敵人鼻子底下  

    1941年底,閻寶航大女兒閻明詩在陜北大生產中勞累過度染上肺結核病,周恩來決定送其回重慶養病。同時協助閻寶航從事地下工作。1942年2月7日下午,閻明詩抵達重慶曾家岩50號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當晚,周恩來親自用汽車送閻明詩回家。    

    閻明詩回到重慶後。以養病、學習英語、俄語為掩護,為閻寶航擔任譯電員,高素桐的侄兒高維升擔任交通員,來往于重慶與北碚之間。為了不引起當局注意,閻明詩還考入國立藝專學校學習美術,並與她的同學曹酉喜結良緣。起初,閻明詩想在藝專學校買點花生、瓜子請請同學就算舉行婚禮。閻寶航認為這樣不妥,他說:“我閻寶航的女兒結婚怎麼能那樣隨便呢?”于是他為女兒辦了一個非常隆重的婚禮。    

    1937年夏,閻寶航的家從南京搬到重慶時,他的一個朋友在重慶七星崗附近鬧市區為他們找了一處住房。閻寶航認為這個地方不合適,住了幾天就搬到兩路口重慶村17號來了。這兒是一個比較大的住宅區。共有17棟樓房,17號是最靠邊上的一棟三層樓房。這兒背後緊靠大田灣跳傘塔,中間低洼場地間有一堵高墻,墻外是一條行人較少不能行車的小路,可通到兩路口大街。一條山坡路通到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會。重慶村與美國新聞處毗鄰,有時可以從重慶村美國新聞處圍墻的後面進入院內,還可以從大門走出來。17號的一側是大夾巷,離後門十幾步遠的圍墻上有一個小門,這是一條通往兩路口的行人稀少很隱蔽的路。閻寶航經常從這裏迎接和護送周恩來去兩路口。之所以選擇這裏安家,閻寶航完全是為了安全和秘密工作方便。    

    周恩來非常關心閻明詩從事的秘密工作,並叮囑她,工作要細心,不能有半點疏忽。外出時在穿著打扮上也要注意。發現有特務盯梢也不要緊張,想辦法甩掉他。閻寶航對女兒的要求也很嚴格。有一回,閻明詩外出執行任務回來,為了擺脫特務盯梢,汽車開到離重慶村17號很遠的地方便停下了。當時正下著大雨,她下車後便往家跑,跑著跑著感到高跟鞋很礙事,索性脫下來夾在腋下,一口氣跑到家。閻寶航看到她的樣子,當即嚴肅地批評說:“看你這個樣子,哪裏像個大小姐?”閻明詩低頭打量了一下自己:渾身濕透,衣服被雨水粘在身上,腳下流出一攤水,兩只泥腳就站在這攤水中間。這樣子要是叫特務看見……閻寶航指著窗外對閻明詩說:“你看看外邊。”閻明詩湊到窗前,只見三青團中央團部、美國新聞處和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寓所都近在咫尺。閻寶航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就在敵人的鼻子底下,而敵人的眼睛就在鼻子上面。”此後閻明詩處處留意,從言談舉止到穿著打扮盡量做得符合“大小姐”的身份。    

    在國民黨的營壘裏,閻寶航以過人的智慧和膽識,秘密地從事著情報工作,營救了許多同志和革命者出獄或掩護他們脫離危險。而他自己實際上也處在敵人的視線之內。他的所作所為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特務當局的注意。在重慶村17號住宅附近,經常有便衣特務遊蕩,家裏也有人無故闖進來察看虛實。有一回,閻寶航正在和幾位同志開會,有兩三個穿警察制服的人進來聲稱抓賭。閻寶航很鎮靜地拿出一張戴笠的名片給他們看。警察畢恭畢敬地退了出去。    

    但是,已經上了國民黨特務黑名單的閻寶航,始終是特務的眼中釘。康澤就公開警告閻寶航說:“關于你的情報很多,我還不相信,但不要和共產黨接近。”國民黨社會部部長谷正綱在一次會議上直言不諱地說,閻寶航這個人不是共產黨,至少也是給共產黨利用了。重慶衛戍區總司令劉峙曾約閻寶航到他的司令部來談話。閻到時,放哨兵荷槍實彈,林立兩旁。劉峙煞有介事地問:“閻先生,我們並非初交,老實說,你是不是共產黨?”閻寶航不動聲色地反問:“那麼你看呢?”劉問及閻的四個兒女去延安等情況,閻寶航大氣凜然地說道:“共產黨是啥模樣?是不是疾呼復土還鄉,引領企望白山黑水,力爭中原沃野還我中華的,都是共產黨?那好吧,我自報一名,今天也就不走了,你還可以加官晉爵。”其實,劉峙並沒有充分證據弄清閻寶航的真實身份,他又氣惱,又無從下手。    

    “借”來的重要情報    

    1941年,德、意、日簽訂法西斯軍事同盟條約後,日本進一步加速了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伐。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前夕,任國民黨軍政部所屬“軍用無線電臺總臺第四十三臺”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負責從事破譯日本密電的工作。這位學數學專業,剛剛從日本歸來的愛國青年從接收到的日軍頻繁往來的電報中,進行了一係列認真的分析,破譯了日軍即將偷襲珍珠港的情報。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將這一情報上報上級特務機關的過程中,被閻寶航所獲知,他立即向黨中央作了報告,轉告蘇聯。並由蘇聯通知美國。    

    在蘇聯將閻寶航提供的這一情報通知美國的時候,美國海軍司令部的將軍們也得到了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轉送的同一內容的情報。傲慢的美國海軍將軍們根本不相信這一情報的價值,認為這是中國人在瞎編瞎說,企圖破壞美日關係。但是,12月8日,果然爆發了珍珠港事件,印證了這一情報的準確性。為此,閻寶航受到共產國際情報局的表揚。    

    1944年夏。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美、英聯軍遭到日軍的頑強抵抗。巨大的人員傷亡,使聯軍特別是美國對與關東軍作戰及在日本本土作戰所要付出的代價極為憂慮。他們期待著蘇聯紅軍揮師東進,對日作戰。關東軍是日本侵略軍中最精銳的部隊,也是日本侵略軍的總預備隊。即使在太平洋戰爭最緊張的時期,兵源枯竭的日本不得不把國內應徵年齡從20歲降到18歲的情況下時,駐守東北的一百萬關東軍也未調出一兵一卒。日本軍部甚至準備一旦美軍在日本本土登陸,仍以東北為基地作最後掙扎。就是這個令美、英望而生畏的關東軍,其在我東北地區詳細部署的情況,包括陸、空軍的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及將領姓名花名冊等全部機密材料,都被閻寶航拿到了。    

    當年的知情人羅青長對閻寶航獲得這個情報的敘述和評價,應該是最有權威的見證了。他說,這是一份無一不備的書面材料,閻寶航卻從“友人”處借閱三天。周恩來同志看到後即令我黨駐重慶的南方局立即拍照報送延安。黨中央綜合各方情報後,迅速通報蘇聯。蘇聯得以對關東軍了如指掌,在8月8日對日開戰後,如按圖索驥一般,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幾天時間就全面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體係,把日本這個王牌軍徹底摧毀了,日本企圖以東北為基地進行最後掙扎的幻想也隨之徹底破滅。    

    關于閻寶航如何得到這方面情報的說法很多,但最權威的說法應該是他自己。他在給周恩來的信中明確地說明過這個問題。原來,他是從國民黨軍委第三廳鈕先銘那裏得到的。鈕是東北大學的學生,曾留學日本。閻寶航對鈕說,他一直注意日本關東軍的情況,想借日本關東軍的詳細資料研究一下。就這樣,他輕松地把這份情報“借”到了手。

(摘自《英雄無名——閻寶航》王連捷著 團結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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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寶航:中國現代當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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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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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寶航(1895—1968年)》這本傳記,是作者王連捷在2003年3月送給我的。不久前,觀看電視劇《英雄無名》時,欣聞這本傳記經作者修改,將由團結出版社再度出版,于是又找出來翻閱,不由想起44年前與寶老相處的日子。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寶老率真豁達的性格、莊諧瀟灑的風採、嚴肅認真的精神和老而彌堅的氣度。他那爽朗的開懷大笑,不停地用雙手搓臉的動作,時時浮現在眼前。

《英雄無名》劇照

    在上世紀50年代,全國政協遵循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設立文史資料委員會,徵集各界所寫回憶舊中國的資料逾一億字。後來公開出版了數十冊《文史資料選輯》,但還有近億字的文稿積存未刊。如果把這些資料輯成專題文庫,盡快出版,對于中國現代史研究無疑是有意義的。1964年春夏,李新先生與寶老、姜克夫先生、孫思白先生等開始籌劃編輯文史資料專題文庫。寶老身為文史資料委員會專職委員,全力支持這一工作。政協無房辦公,李新便在他曾經兼職的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借房數間,要我和李義彬住到那裏,負責聯絡和秘書事務。寶老、李新、姜克夫每天都來,孫先生常駐辦公。半年光景,朝夕相處。後來,由于各自返回單位參加“四清運動”,這項工作無疾而終。未曾想,此後就再也沒有機會看到寶老了。
 

    連捷所寫的這本傳記,以35萬字的篇幅,描述了寶老仁厚善良、助人為樂、波瀾壯闊的一生。

    青年時代的寶老,是一位虔誠的基督信徒。他奉行“教育救國”的理念,創辦奉天貧兒學校,接受並傳播新文化、新思想,逐漸向社會主義學說靠攏。35歲,得張學良資助,赴英倫留學。返國後,致力于禁毒、濟貧等慈善事業,大膽揭露日本侵略東北的罪行。“九一八”事變後,擺脫日軍追捕,避居北平,籌建抗日團體,指導和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向張學良及國民政府屢陳抗日主張。他傑出的組織才能和交際藝術,為宋美齡、蔣介石所賞識,先後在蔣介石、張學良合辦的“四維學會”,蔣介石、宋美齡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中擔任要職。經蔣介石任命,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西安事變前夕,向張學良面陳聯共抗日主張。事變後,多方設法營救張學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經周恩來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東北救亡總會”黨組成員。他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際關係,博得國民黨元老于佑任、孫科、宋慶齡、何香凝、邵力子、馮玉祥的好感,並經常周旋于陳誠、宋子文、陳立夫、戴笠、徐恩曾等黨、政、軍、情要員之間。他獲取了國民黨軍事情報部門收集和秘藏的有關德國閃擊蘇聯、日本突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和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設防部署等三大國際戰略情報,並先後供給戰時盟國蘇聯和美國,寶老也因此成為中共情報戰線最出色的國際戰略情報專家。

    寶老日記有雲:“吾之最大悲痛,莫過于民族同胞慘重犧牲;吾之最大歡悅,莫過于同胞骨肉徹底解放。”抗戰期間,他的家從北平遷往南京,再遷武漢、重慶,一直是流亡學生、難民和革命者的棲身避難處。寶老夫人高素,是這個家庭“招待所”的“所長”兼“炊事員”。久而久之,閻宅被譽為“閻家老店”。周恩來多次稱讚高素“是我們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媽媽”。連捷書中“閻家老店”一章,把寶老夫婦真情善良的人格,寫得淋漓盡致、生動感人。

    新中國成立後,寶老任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兼交際處長,在推進建國初期外交人員禮儀訓練方面,做了不平凡的貢獻。在越來越“左”的政治氛圍中,一向健談的寶老不得不謹慎持重,甚至沉默不語。許多朋友感到,寶老在政治生活中,似乎銷聲匿跡了。“文革”開始不久,他就被關進北京秦城監獄。又過了一年,1968年5月的一天深夜,這位年過七旬的第67100號“犯人”,在審訊中被人從背後猛踹一腳倒地昏迷,送到復興醫院後,也無人理睬,卒致死亡。監獄的批文寫道:“反革命罪犯67100號,不得留骨灰。”10年後,寶老冤案昭雪,子女們查詢父親遇難經過時,一位當年的火化工人告訴他們:“確實火化了,是位老幹部,但是沒有姓名,不知是誰。”1994年,子女們安置在八寶山公墓的寶老的骨灰盒,不過是一個空盒。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把三枚衛國戰爭紀念章授予閻寶航和他領導下的情報人員閻明詩、李正文。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舉行授章儀式後,子女們來到八寶山,把這枚紀念章敬獻于骨灰盒前。在同一歷史現場,悲劇與喜劇交相演出,不禁令人扼腕。這一歷史細節的再現,將使讀者在有限空間裏思索無限的答案,也為這本成功的傳記畫上沉甸甸的句號,令傳主成為中國現代當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陳鐵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原題:觀史猶憶閻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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