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生学速记　意外打入“浙江省政府”

　　1934年夏，由于交不起学费，沈安娜辍学了，随即她上了一所中文速记学校。

　　“当时，母亲只是想学一项技能，找到工作，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华克放说，“没想到，这个偶然的决定使她获得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绝技’。”

　　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速记学校招一名速记员。沈安娜一开始并不想去腐败透顶的国民党衙门工作，但中央特科领导人王学文从华明之那里知道了此事，他希望沈安娜能进入浙江省政府，打入敌人内部，获取对党有用的情报。

　　1935年1月，经过严格的考试实习后，沈安娜脱颖而出，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勤奋敬业的沈安娜认真工作，逐渐赢得了上司和同事的信任，并受到了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赏识。

　　记录速度飞快并写得一手好字的沈安娜，很快就在省政府机关站稳脚跟，重要会议都由她记录。

　　“每当参加浙江省政府重要会议，听到或看到‘围剿共匪’的军事情报，母亲都按捺不住心跳，用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偷偷记下来。”华克放说，“她一直在寻找机会，努力为党工作。”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沈安娜将近期搜集的自认为有用的信息资料和衣物混放在一起，装在皮箱里返回了上海。

　　沈安娜带回的情报转交给王学文后，王学文十分高兴。他说：“第一次搜集情报，一炮打响！”

　　“母亲在父亲的指导、协助下，在浙江省政府搜集情报，为日后他们在重庆、南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华克放说。

　　借助“老上级”　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必须尽快找到党组织。辗转经过江西上饶、南昌，湖南醴陵、长沙等地，1938年5月，终于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国抗战的中心——武汉。

　　几经转折，由他们的革命引路人鲁自诚向党组织作了政治证明，沈安娜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接见了她。董必武对她说：现在国民
党虽然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战，但这是被迫的，蒋介石反共本质难以改变，防人之心不可无。掌握国民党的内幕、情报，我党就可以对他们又团结、又斗争，这十
分重要。董必武告诉沈安娜，她原来的上司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去找他，设法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当你的速记员。这样你
就可以为党提供更多有用的情报了。”

　　周恩来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沈安娜：此时打入，很重要，很紧迫。又叮嘱她说：“要注意隐蔽自己，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第二天，沈安娜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顺利地见到了朱家骅：“我千里迢迢从浙江到这里来，就是想在您手下继续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给安排个工作。”

　　一向赏识沈安娜的朱家骅很高兴，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
安娜深得秘书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很快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甚至蒋介石主持小范围绝密会议的速记任务。

补白：发明“流水作业法”

　　在长期地下情报工作中，沈安娜、华明之发明了独特的“流水作业法”，他们科学分工、默契配合，大大提高了情报获取和传递的速度。在夜深人静时，
沈安娜负责把记录到或看到的信息和文件写成的速记符号，翻译成汉字；华明之负责整编情报，密写、密藏；有时把沈安娜带回的、油印模糊不清、待销毁的文件描
清剪边，然后伪装保存在香烟盒或火柴盒中，最后再传递出去。

　　为保住情报岗位　守蜗居拒当“立法委员”

　　“地下情报工作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父母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是抗日战争中在重庆的时期。”华克放回忆，“父母说：‘你几乎是在防空洞里出生、长大的。’”

　　当时日军常常对重庆实施不分白天黑夜的24小时不间断“疲劳轰炸”，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只有等警报解除、外面红色气球降下来了，大家才能走出防空洞。但往往是刚走出来，就有人来通知，“沈小姐，开会了”，沈安娜只好饿着肚子去作记
录。那些参会的国民党大员是躲在高级防空洞里的，他们是吃了饭才去开会的，而沈安娜只能等到半夜散会回家，才能吃上一碗泡饭。有时连泡饭也吃不上，因为要
连夜整理编写会议上有价值的情报。

　　这对夫妻情报组多次遇到危险，但每次都凭着机智勇敢，化险为夷。“最危险的一次，是与他们联系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捕了。”华克放说。

　　1942年秋，徐仲航的被捕不仅使华明之、沈安娜无法和党组织正常联系，还使他们受到牵连，在威胁、监视中默默忍受煎熬。所幸的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徐仲航坚贞不屈，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保护了党的组织，也保护了沈安娜夫妻情报组。

　　这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提出可以为速记骨干沈小姐调换一套大一些的住房。“当时，我们一家4口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隔壁就是国民党的宪兵队，审讯犯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每当这时，爸爸妈妈就捂着我和弟弟的耳朵。”那段经历给年幼的华克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阴暗潮湿的破旧房屋，一下雨就四处漏水。一次半夜里下大雨，屋里漏得没一处干的，没有地方睡觉。爸爸和正怀有身孕的妈妈抱着我，不得不打着一
把油纸伞，在墙角坐了一宿。一年到头，屋子里蟑螂、苍蝇、蚊子、臭虫到处横行。”华克放还清楚地记得，天花板上就有一窝老鼠，经常吵得人半夜睡不着觉。

　　“从内心讲，谁不希望换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华克放说，可是父母商量后，竟然婉拒了中央党部的安排。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和党组织的唯一联络点。此时上级领导徐仲航已被捕，一旦换了新的家，他们就可能失去和党组织联络的渠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10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克坚，很容易地在
老地方找到了沈安娜家。目睹家里的情景，吴克坚感慨万分：“你们真不容易啊，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了这么久，还带着两个孩子……”

　　3年的坚守，终于换来了和组织的相见。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苦难，所有的期待和希望，全都化作了喷涌而出的泪水……

　　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继续用“流水作业”，为党搜集情报。

　　1948年，国民党立法院选举“立法委员”，几个国民党元老推荐沈小姐参选。回家后她对华明之说，“这好事怎么会轮到我？”华明之跟她开玩笑：
“立法委员可是名利双收的好差事，女立法委员更是吃香得很啊！”沈安娜却说：“立法委员可没小速记员获取的情报多。”第二天，沈安娜婉拒了。在“小速记”
的岗位上，继续坚守清贫，继续奉献情报。1949年，他们受到“中央嘉奖电”的集体嘉奖。

　　1949年4月，国民党党政机关南逃广州，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华明之：不必随蒋匪南下了。他们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华明之长达14年的地下谍报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继续在隐蔽战线工作，华明之工作在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直到1983年离休。

　　1986年，萧克大将在看了沈安娜、华明之等地下情报工作者的事迹之后，曾赋诗《无形战线》：“按住敌脉搏，指头卜吉凶；生死皆不问，名位安足论；不用千钧棒，赛过孙悟空。”

　补白：我党历史上的著名女特工

　　张露萍：打入军统的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的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中共南方局。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

　　黄慕兰后被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从事秘密工作。据《黄慕兰自传》记载：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
陈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黄慕兰根据特征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
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
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

　　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的女杰

　　1936年，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