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位具有非凡經歷和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20世紀20年代後期，他是一位活躍的左翼作家。30年代初期，他轉入隱蔽戰線，成 了一名神秘的革命衛士。30年代中期，他是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的秘密使者。抗日戰爭時期，他是在香港、上海等敵後地區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的領導人。解放戰爭時期，他在香港從事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解放後，他是第一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協助陳毅出色地治理了中國第一大城市。但在1955年黨內肅反運動中，他卻被誣為“內奸”、“特務”、“反革命分子”而被捕入獄，成為建國後第一起震驚全國的大冤案。他從此銷聲匿跡，過了20餘年的囚徒生活，直到1977年 去世。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在第二次國共談判中，潘漢年是一個重要人物，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而這一段歷史，卻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福建事變”後中華蘇維埃和紅軍的全權代表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的老資格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發生後，他就作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同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國民黨福建省政府進行談判。1933年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標誌著我黨與國民黨十九路軍的合作抗日反蔣關係的初 步形成。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夕，潘漢年還和何長工作為我黨的談判代表，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進行談判，取得成功，為中央紅軍順利從南線撤離中央蘇區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遵義會議後，潘漢年又接受了另一項重要任務，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代表中央，親自向潘漢年交代任務，要他離開長征隊伍，和陳雲同志一道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恢復黨在白區的工作，並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如果在上海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就設法到莫斯科去，直接向共產國際彙報遵義會 議的情況。

    潘漢年比陳 雲先走一步。他們於1935年7月在上海會面。鑒於當時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暫時無法恢復黨的工作的情況，他們便乘船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去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取得了聯繫，並向共產國際彙報紅軍長征的情況。同船一道去莫斯科的，還有陳潭秋和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

    9月下旬，潘漢年和陳雲抵達莫斯科。他們本想參加共產國際的“七大”，但此時“七大”已經結束，他們只好先參加已近尾聲的少共國際“六 大”。10月起，潘漢年和陳雲還參加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時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為王明，康生也是代表團的重要負責人之一。

    在莫斯科與國民黨政府駐蘇聯使館武官鄧文儀的秘密接洽，拉開了國共第二次秘密談判的序幕。

    由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國民黨統治集團開始考慮與中共秘密接洽。蘇聯政府也向國民黨政府發出資訊：只有國共合作有了一定的進展時，才能考慮具體商談援助中國政府抗日問題。根據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團也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雙方有了談判的政治基礎。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秘密聯繫中，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的接觸。

    1936年1月，回國述職後又返回莫斯科的鄧文儀先嘗試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寫了一封信，請他們代轉王明，轉達國民黨方面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秘密會談的意向，但始終未有回音。鄧文儀便求助於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轉達與王明接洽的資訊。

    中共代表團收到資訊後，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對策。雖然大家對國民黨方面的真實意圖無法判明，但最後決定先派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按：即副部長）的名義出面與鄧文儀見面，以摸清對方虛實。1936年1月13日，潘漢年在胡秋原的寓所會見了鄧文儀，由此拉開 了第二次國共談判的序幕。

    鄧文儀在會談中說：“我這次來莫斯科，完全是受蔣先生的委託，要找王明同志討論彼此間合作抗日問題。我們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黨的關系，進行了一周的時間，全無結果。後來，我們想到四川和陝北去直接與紅軍進行談判，但毫無聯繫，恐怕進不去。最近蔣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 的講演，以及最近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立即決定派我來找王明談判彼此合作的問題。蔣先生在南京曾召集過幾次高級幹部會議，蔣先生親自提出統一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大家全都同意蔣先生的主張。可以說聯合共產黨的原則是已經決定了的。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與你們談判合作的原則和具體的合作條件，當然還 要請示。國內只有我們與你們兩種力量，假如能夠聯合起來，就像1925年合作那樣，一定可以有辦法。過去是因為鮑羅廷的錯誤使得我們在1927年不得不分裂。我們的領導人常說，朱、毛那時對於分裂是沒有責任的。”

  潘漢年說：“過去的不要說，究竟誰對誰錯，歷史會回答的。現在我們惟一希望的，就是國民黨能夠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張來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陰謀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國蘇維埃與紅軍的領袖朱、毛兩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體國民黨員以及南京軍隊的全體將士宣佈說：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 攻紅軍，表示抗日，我們願意與你們談判合作問題。”第一次談判未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主要是形式上的接洽。雙方約定三天后再次會談。

    潘漢年把會談結果報告了中共代表團。王明迅速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等領導人作了彙報。季米特洛夫等人希望王明親自與鄧文儀會談。儘管中共代表團內部存在分歧，但最後還是決定由王明出面親自與鄧文儀會談。

    1月17日和22日，王明與鄧文儀舉行了兩次正式會談。根據蔣介石的意圖，鄧文儀明確提出在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基礎上，實行國共合作共 同抗日的建議。鄧文儀提出中共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國民黨的代表直接談判，王明表示同意，並指定潘漢年為談判的連絡人。雙方商定，中共代表潘漢年將與鄧文儀一道，於1月25日離開莫斯科前往南京。為使兩黨能在國內保持聯繫，繼續談判，1月23日，王明寫信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回國後去陝北與 中共中央領導人會面。

    但第二天就出現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鄧文儀通知潘漢年並轉告王明，蔣介石來電指示他立即前往柏林，參加由李融清（按：陳立夫的化名）主持的中蘇軍事互助條約的談判，前往南京談判的計畫被取消。

    王明對潘漢年出色的談判技能感到非常滿意。2月的一天，王明代表中共代表團告訴潘漢年，決定由潘漢年單獨回國，直接與國民黨政府談判；同 時，讓他攜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繫的新密碼，並傳達《八一宣言》的內容。

    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命，回國與國民黨當局直接談判

    與潘漢年一道回國的，還有著名文化界人士胡愈之。4月中旬，他們離開莫斯科，取道巴黎、馬賽，乘船回國。5月初，他們抵達香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們。潘漢年抵港後，不失時機地拜訪了在港的各界人士，如鄒韜奮、陶行知、陳名樞、蔣光鼐、李宗仁、葉挺等，向他們宣傳《八一宣言》 的精神。潘漢年首先要做的，還是根據他在莫斯科與鄧文儀商量好的辦法，給陳立夫發信，爭取與國民黨方面取得聯繫。

    潘漢年還派胡愈之去上海，尋找地下黨組織，希望瞭解中共中央和紅軍的情況，並把新密碼送到陝北去。胡愈之到上海後，首先見到了剛從陝北回到上海的馮雪峰，他是我黨文藝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從陝北黨中央那裡帶回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並受命建立上海與延安聯繫的電臺。

    6月，馮雪峰來到香港見到了潘漢年。他們是老相識了，潘漢年很高興，但並未過多地介紹自己此行的目的。不久，馮雪峰回上海。7月7日，香港 的《生活日報》上登出一則尋人啟事：“叔安弟鑒：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一敘。兄 黃毅。”潘漢年一看就明白了。這是自己與陳立夫約定的聯繫方式。叔安是自己的一個化名，而黃毅則是前來與他接頭的人。黃毅是個化名，真名叫張沖，是國民黨中委、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曾經炮製過誣陷周恩來的“伍豪啟示”，但他主張聯共抗日，後來還與周恩來成為摯友，這是後話了。

    潘漢年如約來到九龍酒店。張沖告訴潘漢年，他是受陳果夫、陳立夫的委託，來邀請潘漢年去南京面談的。7月中旬，潘漢年和張沖抵達南京，潘漢 年住進了揚子飯店。南京方面對潘漢年的到來給予高度重視。陳果夫和陳立夫讓張沖轉告潘漢年，讓他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國共談判的主要意見及條件寫成書面文字，由張沖轉達。

    次日，張沖向潘漢年轉達了陳果夫、陳立夫代表國民黨方面的意見：第一，二陳對潘漢年回國奔走國共合作談判表示歡迎，他的安全不成問題，同時請他保密，以免引起麻煩；第二，二陳目前不便向蔣介石提出國共談判之事，因為蔣介石目前正在洛陽前線指揮戰事，蔣堅持在解決“武裝割據”之前不停止軍事行 動；第三，二陳決定派曾養甫做代表先和潘漢年面談，等潘漢年到陝北和毛澤東、周恩來見面後，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和二陳正式談判。

    另外，二陳等國民黨黨部負責人認為，潘漢年來自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他能否代表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紅軍還難以確定。他們希望潘漢年能去一趟陝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紅軍授予的正式談判代表資格和有關合作談判的條件後，再到南京談判。曾養甫是國民黨CC系上層骨幹人物，時任國民政府鐵路部次長。他與潘漢年進行了禮節性的見面。曾養甫告訴潘漢年，以後張沖仍作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連絡人。

 在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聯絡人赴南京談判後，國共雙方其他聯絡途徑便終止了，潘漢年這條線便成為國共兩黨聯絡的惟一途徑。

    潘漢年也認為必須去一趟陝北。他先到上海，找到了從陝北回來不久的馮雪峰，尋求去陝北的交通管道。馮雪峰還推薦了劉鼎為潘漢年具體安排行程。劉鼎是潘漢年早年在上海特科時的助手，後來任中共駐張學良處代表。此時，張學良正巧也在上海。劉鼎就安排潘漢年與張學良會面。潘漢年向張學良介紹了國 際反法西斯形勢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張學良很高興。在張學良的安排下，潘漢年於8月9日順利地回到了陝北。

    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當時所在地保安的當晚，張聞天就迫不及待地與他徹夜長談，瞭解共產國際的最新情況。潘漢年向他彙報了這一年半來的詳細情況。幾天後，他也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作了詳細彙報，並將新密碼交給了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鄧穎超。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新形勢下國共兩黨關係，調整對蔣政策。潘漢年列席了會議。會議同意以後不提“抗日反 蔣”的口號，要“逼蔣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直接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提出實行國共 合作，“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這是第一份公開闡明中國共產黨主張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檔，在兩黨合作歷史上有重要意義。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 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 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後來發生的“西安事變”中，中共中央主張和平解決，實際上就是這個方針的繼續與發展。

    參加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潘漢年奉命前往東北軍張學良部做統戰工作。8月下旬，潘漢年在西安秘密會見了張學良，商談了國內形勢和西 北形勢，並討論了東北軍與紅軍進一步合作的具體事宜。潘漢年還秘密會見了楊虎城，向楊虎城轉達了毛澤東對楊將軍和十七路軍的希望，重申了紅軍願與楊部聯合抗日的意見。

    不久，毛澤東、周恩來又將與國民黨談判的重任交給了潘漢年。8月25日和26日，毛澤東兩次親自致電潘漢年，“同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 判，以期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這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現急需兄去南京並帶親筆信 與密碼去”，希望潘漢年七日內“取道膚施”回陝北，“接受新的方針”。

    9月上旬，潘漢年返回保安。9月15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潘漢年出席了會議。9月24日， 他攜帶著《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以及毛澤東致宋慶齡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四人的親筆信，周恩來致陳果夫、陳立夫的親筆信，離開保安前往西安，再轉赴南京。臨行前，中共中央還委任潘漢年另外一職務--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馮學峰為副主任。

    在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聯絡人赴南京談判後，國共雙方其他聯絡途徑終止了，潘漢年這條線便成為國共兩黨聯絡的惟一途徑。

    10月2日，潘漢年和負責與張學良談判軍事問題的葉劍英一起抵達西安。10月4日和6日，他們與張學良舉行了兩次會談。潘漢年向張學良傳達了中共中央確定的與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條件。因為潘漢年遲遲未到南京，張沖等待不及，竟然親自跑到西安來見潘漢年。潘漢年便將中共中央的態度告訴了張沖， 張沖這才放心返回南京。

    10月14日，中共中央將潘漢年代表的資格提升，不再是“聯絡的代表”，而是正式任命潘漢年為中共談判代表。同日，潘漢年乘火車赴南京。抵達南京後，張沖接待了他。潘漢年把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方面的有關信件交給了張沖，由他代轉陳立夫。然後，潘漢年直赴上海，以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身份開展 活動，把毛澤東致宋慶齡和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人的信交給他們。

    11月10日，潘漢年和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進行了正式會談。潘漢年扼要地陳述了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談判的條件。陳立夫表示，他是代表蔣介石來的。針對中共合作談判的條款，陳立夫一一作了答覆：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 3000人之軍隊，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找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幹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關工作；第四，如果按上述處置，則你們所提各項政治要求都好辦。

潘漢年立即針鋒相對地反駁道：“這是蔣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陳立夫也知道蔣介石制定的合作政策中共方 面很難接受，只好說：“是的，條件很苛刻，談判恐一時難以成就。無論如何，蔣先生中心意旨，必須先解決軍事，其他一切都好辦，你我均非軍事當局，從旁談判，也無結果，可否請恩來出來一次？”潘漢年予以婉拒：“如蔣先生無談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會出來。”雙方僵持不下，談判一時陷入了僵局。由於雙方立場 相去甚遠，談判無果而終。

    次日，潘漢年以“小K”的代號，將自己與陳立夫談判的情況致電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潘漢年提供的情況，中共 中央很快作出了應對。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致電潘漢年，明確了對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我只能在保全紅軍全部組織力量，劃定抗日防線的基礎上與 之談判……”。

    11月19日，潘漢年與陳立夫進行了第二次談判。潘漢年堅持國民黨應先停止內戰，才能再繼續談判的原則。陳立夫則仍舊堅持蔣介石的收編紅軍的方案，只是將保留紅軍的人數由3000人增加為3萬人，但基本立場未有變化。潘漢年堅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的既定談判原則：“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 對不作無原則的讓步”。然後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國共合作的八項談判條件交給陳立夫，嚴正指出：“這是對民族國家最負責任的意見。”

    11月21日，周恩來指揮紅軍在山城堡地區殲滅胡宗南一個旅又兩個團的兵力，顯示了紅軍的力量。11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恩來事忙，暫難出去”；“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就在潘漢年與陳立夫的談判陷入僵局時，張沖出來調停，不希望國共談判停止，認為中共可以對保留軍隊的數目多要求些，國民黨也可以給予中共一定的防地。但潘漢年堅定地說：“我是毛澤東派來談判合作的，不是來接洽收編的！”在對國民黨當局的談判毫無進展時，潘漢年還與四川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十九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方面的代表廣泛聯繫，宣傳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希望他們共同敦促蔣介石聯共抗日。

    “西安事變”爆發後，宋美齡通過宋慶齡告訴潘漢年，她和宋子文希望在南京會見他。

    就在潘漢年在南京與國民黨方面談判時，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這給陷入僵局的國共談判帶來了轉機。汪精 衛、何應欽等親日派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和楊虎城，這無疑是要置蔣介石於死地。而宋美齡和宋子文等親美派為了保全蔣介石的性命，極力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 變”。宋美齡請宋慶齡出面，幫助自己同共產黨方面取得聯繫。

    中共中央經過討論，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9日，毛澤東致電在上海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 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12月2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要他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 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 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毛 二十一日”

    當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中共代表團成員在西安斡旋之際，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也在南京、上海奔走。宋慶齡根據宋美齡的請求，找到了在上海的潘漢年，說宋子文要見他。潘漢年將中共中央的態度告訴了宋慶齡，並請宋慶齡勸說宋子文前往西安。潘漢年還表示，自己願意去南京會見宋子文和宋美齡。

    在通過宋慶齡與潘漢年聯繫的同時，宋子文和宋美齡還請張沖出面，赴上海見潘漢年，瞭解中共中央的態度。事不宜遲，潘漢年匆匆趕往南京。為安全起見，潘漢年住進了宋子文的公館。潘漢年會見了宋子文和宋美齡，將中共中央的態度告訴了他們。這讓一直擔心中共會殺蔣介石的宋氏兄妹稍感寬心。潘漢年還 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讓與蔣介石和張學良二人關係都很好的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陪同他們一道去西安。

    國民黨CC派對“西安事變”的發生也感到很惶恐，二陳立即命人赴上海找潘漢年，探聽事變的內幕和中共的態度。潘漢年表示：中共已派代表赴西安，西安方面正等待南京方面派人去談判，不會加害蔣介石。他同時說：如陳立夫去西安，自己可陪同前往。到南京後，潘漢年約見了陳立夫，及時地將中共中央關 於合作抗日的五項主張告訴了他。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一道飛抵西安（端納已於20日抵達西安，並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12月23到24日，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齡，西安 代表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等人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蔣介石口頭答應，以領袖“人格”作保證，但不簽字。“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

    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但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自食其言，將張學良扣留，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同時，蔣介石還派重兵逼近西安，準備討伐張楊所部。群龍無首的東北軍內部頓時分化，主戰派和主和派鬥爭激烈。

    “西安事變”後，潘漢年在南京、上海、陝北間奔走，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為緩和緊張形勢，中共中央希望在南京的潘漢年能夠將中共中央的意見及時地轉達南京方面。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極于國事有利，但聞親日派極力阻礙蔣介石新政策的實施，不執行撤兵命令，企圖重新挑起內戰，將給民族國家以極大損害。“共產黨與紅 軍堅決站在和平解決國事之立場上，贊助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哲生（即孫科）、馮煥章（即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蓋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應團結起來，制裁親日派之禍國陰謀。望此方針，速與陳立夫先生接洽。”1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潘漢年：“南京採取 報復政策，不但有損於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地位，而且不利於西北善後問題的解決。正當解決的辦法是撤兵釋張。”1月5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潘漢年，向他通報 了周恩來在西安與宋子文及蔣介石商定的六項條件，並指示他應迅速找到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變化，並要宋子文履行上述諾言。1月15日，張聞天致電潘漢年， 要他想辦法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促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進程；並要求潘漢年通過杜重遠向熊式輝探聽何應欽等親日派目前的行動方針，以便決定對策。

    為完成上述任務，潘漢年找到陳立夫，將中共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敦促國民黨方面履行諾言，兌現蔣介石、宋子文在西安與周恩來商定的各項條件。潘漢年還約見了宋子文，要其實現當初在西安所做的各項保證。潘漢年還派人去孫科、馮玉祥處活動，請杜重遠、葉挺設法弄清何應欽等親日派的動向。

    1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要求他讓蔣介石作出以下保證：“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暫時容許一部紅軍在陝南駐紮；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為使紅軍幹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要求蔣親筆答覆周恩來一 信。”1月2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再次致電潘漢年，要求蔣介石給“我們來親筆信，信內說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則指定駐地與允許按月發給經費。”1 月25、26日、27日、29日和2月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就西路軍、東北軍等問題致電潘漢年，要求其向蔣介石轉達中共中央的態度。周恩來在1月28日 和2月25日，還單獨致電潘漢年，要他要求蔣介石允許張學良回西安，向東北軍將領訓話，以安東北軍之心；並要求潘漢年恢復同鄧文儀的聯繫。在這一時期，中共同南京國民黨當局聯絡的惟一途徑，就是通過潘漢年來溝通。這也反映了潘漢年在這一時期國共聯繫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1937年2月上旬，國民黨中央聯絡代表張沖找到潘漢年，請潘漢年陪同他去西安，進一步商量國共談判事宜和顧祝同與周恩來談判問題。這時，國民黨內有人放出口風：“淮南（張沖的字）過於冒險，這樣的事幹好了千好萬好，如果做不好會成為千古罪人。”張沖聽後泰然處之，他說：“調查科的任務就是 對付共產黨，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我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於個人功罪，在所不計。” 顧祝同在“西安事變”後擔任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處理“西安事變”的善後事宜。因為西安局勢不穩，顧祝同便先留在洛陽處理事務。潘漢年和張沖先到洛陽，會見了顧祝同和顧的助手賀衷寒。應顧祝同的要求，潘漢年先去了趟西安。在得到張、楊所部安全保證的前提下，顧祝同於2月9日抵達西安。2月12 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在同意周恩來關於談判的原則後，特意交代要將關於談判的各項事宜告訴潘漢年。

    潘漢年將顧祝同引見給周恩來後返回上海。由於賀衷寒的干擾（按：也有人認為是蔣介石指使賀衷寒橫生枝節），周恩來與顧祝同的談判沒有取得任何成效。周恩來向顧祝同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這時，蔣介石迫於各方面的壓力，被迫停止了對西安的進攻。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給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發去電報，向國民党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 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明確表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 會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 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份電報對於國民黨內部震動很大，促進了其內部的分化。據周恩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中指出：“那時候國民黨內也發生了一部分人跟我們合作的運 動。這一部分人，孫科、馮玉祥等也在內，提出了恢復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決議案。”宋慶齡、何香凝等著名左派人士也要求恢復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 農工的三大政策，迫使國民黨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合作的決議。在這種條件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機基本成熟。

    中共中央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直接同蔣介石談判。3月上旬，蔣介石邀請周恩來赴杭州同他直接談判。周恩來從西安 出發後，先到上海，由潘漢年負責安排此次行程。正式會談前，周恩來要潘漢年先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條意見交給宋美齡，由她較交蔣介石。然後，周恩來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同蔣介石直接談判。在杭州，宋美齡專程到潘漢年的住所探望，對潘漢年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努力表示感謝，並希望潘漢年以後像對 她二姐宋慶齡一樣幫助她。

    杭州周蔣高級會談取得了重大進展。蔣介石承認中共具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蔣介石承認，由於國共分家，致使十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局面，要求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蔣介石希望在這次中共轉變政策之後，能與他永久合作。蔣介石表 示，今後關於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仍由陳立夫負責與中共商談；關於紅軍的改編及其經費問題，由宋子文負責與中共商談。

    1937年3月30日，周恩來返回陝北，潘漢年則留在上海。作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繼續奔走于上海、南京和陝北之間。隨著“七七”事變的爆 發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潘漢年終於圓滿完成了他作為中共在上海、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聯絡代表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