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誠反思武漢會戰的敗因：七十個師輸給七個師團

武漢會戰期間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左）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右）。（資料 圖）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記述了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回憶。全書分三個部分:回憶國民政府 (包括陳誠本人)組織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略；陳誠於抗戰期間主政湖北的親身觀感和詳細情況；陳誠在抗戰中的日常言行紀要以及與蔣介石等在抗戰中的往來函電。

    反思武漢會戰的失敗原因

    武漢會戰從持久消耗的戰略上看，仍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在戰術戰鬥方面，缺點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失敗的情形，屬於偶發的過失者少，屬於覆轍重蹈者多。語有雲“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是說糾正過去失敗的經驗，自然可以達成後來的成功。但如前車之覆並不足以為後車之鑒時，則反復失敗的悲劇自不能免。

    中間指揮單位過多，就是歷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這一痛苦的經驗，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漢會戰時，中間指揮單位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更加多了。師上有軍、軍團、集團軍、兵團，以至戰區長官部，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誤事機，又如何可能？爭名譽、爭地位，是官僚主義的遺毒，然而 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勢利導，可能引起離心離德的後果。為了團結抗戰，兩害相權取其輕，疊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對於這個問題，我曾提出 “自請降級”的建議，也很難得施行。所以終抗戰之世，指揮單位太多的問題，一直未獲解決。

    作戰的唯一要訣，就是爭取主動，就是要“制人而不制於人”，在戰略上是如此，在戰術上也是如此。滬戰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戰略上我們已經做到 這一點；但是談到戰術，則主動落到我們手裡的，可就絕無僅有了。本來抗戰只是被迫而起的應戰，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爭，所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然為爭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孫子·虛實篇》:“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這真是微乎神乎，談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勢戰 略，足見其戰略攻勢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敵不知其所攻”難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為之備的守勢，其結果就是“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 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即所謂備多力分。在備多力分情形之下，難合“五則攻之”的條件，又安能戰術上取攻勢乎？戰略上既取守勢，戰術 上又難取攻勢，其必無往而不陷於被動，乃為不證自明之事。被動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卻是強弱不敵戰爭中弱者無所逃避的命運。我們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戰機，爭取主動，造成幾次局部的勝利，但這只是偶然的例外罷了。

    三軍聯合作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發展成功的新形勢。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 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鎮，在敵海軍炮火協同轟擊之下，尤感不易守禦，這是武漢會戰和淞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至於我們的空軍，戰鬥意志雖然很強，可惜兵力懸殊，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裡。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倍增攻擊上的困難，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 氣也因此大受影響。因此，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沒有強大海、空軍配合的陸軍，縱然精銳，也終歸無濟於事。

抗戰期間，侵華日軍一個師團往往敢於主動進攻中國數個軍

    優勢兵力，不能專就量言，質的關係尤為重要。我們抗戰動員的兵力，在任何一次會戰中，都比敵人多幾倍。即如武漢會戰，光是九戰區指揮的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而敵人使用部隊，據先後發現之番號計算，總計不過七個師團。其所以能以少擊眾者，除裝備關係外，就是因為素質的優越。反過來看我 們自己，部隊雖多，但量的優勢每為質的劣勢所抵消，徒然虛糜餉糈，並無補於敗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為至理名言也。武漢會戰中，王陵基軍團及第三十軍團孫渡、張沖兩軍，均因素質太差，甫經接觸即潰不成軍；而滇軍盧漢所部，未經接觸，僅聞敵機之聲亦即潰散--以致連累素質較優的部隊也無法達成任務，而造成全盤的失敗。故素質是部隊的命脈，與其多而烏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場上發揮戰力。因此，精兵主義是我們國防建設必須拳拳服膺的一大原 則。

    協同動作是作戰制勝的一大要訣。三軍協同姑且不談，單就陸軍而言，各高級將領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禍福與共的共同犧牲精神。武漢會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在蓮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團高級將領談話，即特別強調協同動作的重要性。記得當時的話題是從敵人譏笑我們陸軍只有一師人說起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部隊是一師一師的單獨作戰，不知協同作戰，不知發揮大軍的全部力量，結果幾十百個師只等於一個師。我想用這個話激勵我們的將領，不要給敵人留話把。後來在戰場上，協同動作的表現雖比較有進步，但並不夠理想，連敵人也都看穿了我們這一點，寧不可歎。參加武漢會戰的將領鹿鐘麟和李漢魂，也曾檢討過這個問 題，他們的意見是：

    協同一致為戰鬥勝利之要素，在典範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領袖亦曾一再告誡。惟有少數部隊，迄今惡習仍未全除，如對友軍危急，不即時加以協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責，故每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又如兩軍銜接處，多因推諉而生空隙，尤易為敵所乘……去歲十月二、三兩日瑞武路作戰時，我一二四師左翼已挺進至陽扶尖、華山尖之線，遮斷公路，左翼進至龍潭大戶李家。此時，正面之敵被我壓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殲之期已近，然以會攻部隊之徘徊不前，致 令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缺乏協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實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觀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過也是自私……總之，自私害了我們的部隊、社會、公私 團體以至整個國家。抗戰勝利後，在全面戡亂軍事中，我們竟被共產黨打垮，缺乏協同精神仍然是一個致命傷。看來我們不能去私，就休想爭取任何勝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們早就有此體認，組訓民眾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眾在戰地所發揮的力量，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固然是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再則，在暴君、汙吏、豪紳、地主幾千年的壓榨之 下，養成民眾苟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於此者？當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當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願隨眾做順民，而不肯犯難當國殤的。如 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持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長沙前清邑庠生鄒炳蔚預言敵如侵入武漢，即赴水死，以激勵其子侄矢忠報國，既而果然。設使戰地民眾均能如鄒炳蔚，尚何愁強敵之不滅耶？因知今日之戰爭，能用民者勝；而用民的基礎，在於知識教育之普及與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國家，而能應付現代對外戰爭者。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禦作戰的中國官兵

    回憶遠征軍：史迪威給我保留了一噸的飛機艙位

    史迪威確實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戰的軍人，他受知于馬歇爾將軍，所以才被派到中國戰區，擔任參謀長職務。我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認識他的，不過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慶和他有過一次長談，對於同盟國的全盤戰略問題，談得很投契，後來他歡迎我到遠征軍去，想即造因於此。

    我在遠征軍任內，中美合作得甚為愉快，絕無一方淩駕一方，或任何一方顯出委曲求全的樣子。我與史迪威相處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 信”，不作無謂的敷衍。凡是答應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並且盡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應。我剛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軍學校的房子，作訓練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過，久久不得要領，才轉而和我交涉，並要從軍隊中調用人員。我當時答應他房子可以照撥，所需人員不能從軍隊中調，可由杜聿明 原設訓練班中撥用。起初他很懷疑我的話能否兌現，及至很快地房子讓給他了，他才曉得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人。從此他對我有了信心，以後遇到任何問題，都先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我多次拒絕他的請求，他亦不以為忤。譬如他要經管訓練班的事務事宜，以求迅捷，我沒答應，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請求調整學員伙食費為每日 五元，由美方負擔，我說:“少數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當他們結業回隊時，勢將無以為繼，反倒引起不滿。今日史將軍的學生，都是我所統率的部下，如各部隊一律援例調整伙食，我將何以為計？”他說:“實因學員工作辛苦，應有較好的營養。但我絕不做長官不准的事。”亦即作為罷論。後來還是我們自動地將每人每月三 十元的伙食費，調整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間，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電話中就把事情辦了，很少動用公事。他手下有幾個人，對於中國人的信心較差，表示這種辦法不大妥當，但是他還是不以為意，他說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行，能省一點手續，就省一點手續。

    在我生病期間，史迪威送我不少藥品和食物，我謝謝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價，實在不敢收受。後來將藥品作了價，食物部分他執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領了。

    我到遠征軍之前，軍人走私，視為常事。我來了以後，史迪威在經過駝峰的空運中，曾給我保留了一噸的艙位，我婉辭謝絕了。在雲南前後六個月的當中，我沒有從國外買過一文錢的東西。軍中知道我拒絕艙位的事，走私之風，為之大減。

    史迪威和我共事幾個月，的確處得不壞，但最後卻與我政府鬧翻了。可能因為彼此的瞭解不夠，但觀念上的根本差異，關係也很大。

    史氏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從那時起，他交結了一些親共“反蔣”的朋友，從此以後，他對中國問題就存上一個 先入為主的成見。到他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時候，他認為實現他的成見的機會已經到來。當他離開華盛頓之前，曾在馬歇爾和史汀生面前公開說:他到中國之後， 將壓迫委員長將國軍的統率權交由他掌管(見《史汀生回憶錄》)。華盛頓派這樣一個人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即使說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禦作戰的中國官兵

    當然史迪威之為人，當時我們所知道的遠不如現在知道的多，無法想到在觀念上彼此距離那樣的大。好在在遠征軍我們的交往，都是軍事上的，牽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發生衝突。後來美援武器大量運到，對於如何分配問題，是他與我政府發生歧見的開端。他堅執軍隊武器應該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 個營的炮，三百六十門，每師一營，炮十二門，可保持相當強大的火力。但我們則認為同屬國軍，政府應一視同仁，裝備方面不能過於參差。這一歧見，雙方都有道理，尚有調和餘地。最使我們無法接受的意見，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樣地裝備共軍。

    此時的共軍，已在抗戰的招牌之下，羽毛豐滿，“顛覆”政府的陰謀和行動，日益劇烈。政府為了顧全大局，縱不能明張撻伐，但也沒有為虎添翼給 以武器裝備的道理。這件事涉及中美兩國政府的政策問題，雖不幹遠征軍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觸甚多，談到這些問題，難免就要互相枘鑿起來。

    史迪威還認為他能指揮共軍，想把共軍編入國軍的戰鬥序列，隨意由他調遣到各戰場上使用。這一點表示他對共產黨根本缺乏認識。除非莫斯科，共軍是不受任何人調遣的。美國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的當，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的“土地改革”派，同樣是中國人，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於是就生出一個“聯 合政府”的幻想。從勝利的前一年起“聯合政府”就成了中國政壇上的主要話題。連政府都可以採用聯合形式，則國、共軍隊焉有不能統一指揮之理？史迪威個人既有此抱負，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於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以實現他的抱負為職志。國軍是無法和共軍並肩作戰的，在這些問題上，終於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鬧 翻。委員長經過多次的忍讓，也終於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來源：2010-05-31  文匯讀書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