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平常业务熟练的吴连登，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

    “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他们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元钱。”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所以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说，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有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汪东兴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吴连登告诉汪老：“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也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文/刘畅 摘自《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