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毛泽东找华国锋谈话时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6年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毛泽东主席握手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毛泽东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
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
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
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
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
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
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
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
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
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
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
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
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
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
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
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
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
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
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
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
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
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
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2011年10月14日  人民网

[导读]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交城民政局副局长白庆峰：工程造价现在还没有结算，没有具体数字，但陵墓与广场、纪念馆三个工程加总，也就是2500万元左右

“华陵”顶可眺望山西交城县城。据说，安放华国锋骨灰的石鼎，与他的出生地，以及在杜家庄的祖坟正在一条直线上。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2011年4月9日，基本建成的华国锋陵墓。广场上的基座将安放华国锋塑像。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图集：华国锋陵园山西交城建成 面积逾14个足球场

“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不过……她曾经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

对于修建华国锋陵墓引起的议论，交城县委新闻办主任吕继峰说，“一方面，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妈，人家都说二舅爷的陵墓太大了。”

“咋的大了？啥意思？”

“人家说，陵墓的占地面积太大啦！”

等反应过来，苏凤仙有点着急了。苏凤仙是华国锋的侄女，今年73岁。

清明过后，一则关于山西修建华国锋陵墓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报道称，在山西交城县新修的华国锋陵墓“占地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的足球场”、“总投资额大约1亿元人民币”。

交城位于太原西南方向，吕梁山东侧。上世纪70年代末，它作为前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家乡一时声名大噪，一曲《交城山交城水》也流唱全国。不过，随着华国锋从权力核心去职，交城很快陷入与这位老人同样的沉默。

这次，因为华国锋陵墓的修建及其相关的议论，山西交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国之重器”

“鼎乃国之重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成鼎的级别，同时也符合华老内敛、敦厚和朴实的气质。”

4月9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山西交城的卦山脚下，发现陵墓整体已经接近完工。石阶、广场、顶部平台都已经成型，整齐的松柏也已经刚刚种植完毕——很多树还在做最后的培土工作，有的则刚刚完成浇水。

卦山位于交城县城北约3公里处，因山形酷似八卦而得名。今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3周年时，这里将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安放他的铜像。今年清明节期间，已有人来到还没有安置华国锋骨灰的“空陵”敬献花圈。

十几名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赶到这里，但让他们失望的是，所有的人都被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下来。“在做卫生清理工作，不让上去。”通往华国锋陵墓的入口拉起了“封锁线”。

南方周末记者从后山绕行进入陵墓景区后，施工工人告诉记者，“从昨天才开始封的……听说网上大家议论得很厉害。”到了4月10日，陵墓脚下的大片农田甚至都搭起了支架和铁皮护板，禁止穿行。

陵墓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墓碑和石阶气势不凡。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华国锋陵墓工程的总体设计。

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该院副院长杨友为介绍说，英文字母H形的石鼎寓意丰富，首先是取“华”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其次是英文“Home（家）”的缩写，象征“华国锋回家”；此外，“鼎乃国之重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成鼎的级别，同时也符合华老内敛、敦厚和朴实的气质。”

石鼎的正面有一块红布遮挡。据说红布背后是“华国锋之墓”，以及他的生卒年月等字样。但现在还不得而知。

根据设计方的意见，花岗岩石阶为365级，象征一年365天。但交城县民政局负责工程施工的副局长白庆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台阶实际是374级。如果算上墓台的台阶，则应该是392级。

这是出于建筑实地需要的。有人说石鼎高5.5米，象征华老55岁就当主席，但它的高实际是6.6米。

对于修建陵墓引起的议论，交城县委新闻办公室主任吕继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方面，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

华国锋家人要求“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据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转述，华国锋生前说过，“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当韩芝俊及华国锋子女向中央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很快就被批准了。

华
国锋生在交城长在交城，但在1949年后他仅仅回来过三次。尽管如此，他在这座小城的痕迹却无处不在。他的题字，如“天宁商城”、“交城邮政”等，遍布大
街小巷。“华老的字以柳体为主，融入了颜体。字如其人，华老的字就是温和敦厚，跟毛主席的天马行空完全不一样。”曾与华国锋交流书法多年的韩学武老人这样
评价。

1991年华国锋回到交城，这是自他1958年来交城之后时隔三十多年的怀旧之旅。围观群众热情仍然高涨，一些口号让他多少有些不自在。

但其他地方的人们难以体会交城人饱含的深厚情感。华国锋陵墓建成的消息传出后，“占地10公顷（即10万平方米）”和“投资1亿元”引起不少议论。

交城民政局副局长白庆峰有些无奈，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宏大”。“墓碑平台占地400平方米，活动广场占地2000平方米，步道占地1860平方米，墓室在地下不占面积。整个工程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

白庆峰说：“即便加上附带的吕梁英雄纪念广场5000平米、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1200平米，总共也只有1.04万平米，也就是1公顷多一点。”

华国锋去世后不久，2008年9月，华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他的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选址时，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最终，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被选中。

随后，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到了省建设厅的设计要求。但杨友为说，研究院拿到的要求相对模糊，“要求既不能太奢华，又要符合、表达华老的身份。”

于是，设计团队也参访了中山陵，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胡耀邦等领导人的陵墓或纪念馆，寻找设计思路。“必须反映出我们对华老的理解、情感，也要突出他的人品，还要符合地域传统文化。”杨友为说。

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常年研究整理华国锋历史，并与华家有多年交往。他说，“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不过……她曾经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

至于工程造价，白庆峰称现在还没有结算，没有具体数字，但陵墓与广场、纪念馆三个工程加总，也就是2500万元左右。“我们用的就是山西当地的红晶石和河北曲阳产的花岗岩，哪有网上说的汉白玉啊，一块也没有。”

步
道两旁，直至陵墓背后山坡上整齐的松柏、柳树、槐树等植被，作为林业局的绿化工程支取另外的预算。交城县林业局长燕建平告诉南方周末，他们刚刚完成了华国
锋陵墓附近500亩山地的绿化，种植了大约4万株树木，包括平整土地、山林养护等，花费大约900万元。这些钱，“90％以上来自县财政”。

交城有自己的大型煤焦企业，整体经济情况并不窘迫。2010年，交城县GDP达53.4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10亿元。“去年城建投资有17亿，今年18亿，几千万的工程县里还是负担得起。”白庆峰说。

“提升城市品味”

修建华国锋陵墓，无疑是交城县扩大影响力的极好机遇。

“占地10公顷”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加了华国锋陵墓周围的绿化山林，以及山下紧挨的一片农用耕地。按照规划，这片大约500亩的耕地将被征用，建设“卦山生态园”。

根据交城县城乡建设局与部分村民签订的“卦山生态园土地租赁与附属物补偿”，卦山生态园工程“将与卦山景区、华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工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旅游区。它的建成对于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味将起到重要作用”。

交城全县1822平方公里，92％的土地都是山区。22万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天宁镇这一小块平原上，但全县从来没有过一个公园。这也是县领导们想要结束的一种历史。而修建华国锋陵墓，无疑是一次发展旅游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交城影响力的极好机遇。

瓦窑村的村民们与城里的交城人一样为华国锋自豪，他们甚至对华国锋陵园的建立更有理由开心。除了地里的玉米，村民们主要靠田里的枣树挣钱——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大的枣树甚至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但现在来了麻烦。去年8月，一纸“合同”就被送到村民手中，县里要为了卦山生态园征地。瓦窑村总共800亩耕地，有480亩被当地城建局列入了征地规划。但补偿却远远不能让村民们满意。每亩耕地，村民们每年只能拿到800元租金，而大枣树只能一次性补偿500元。

“价钱好的时候，大枣能卖到20块一斤，一棵树少说也能产100斤枣，这样就有2000块的收成。这还不算一亩地种玉米的收入，补偿这点钱咋够？”村民李富旦（化名）说。

村民认为，“征地应该跟‘华陵’没有关系。”交城县民政局和林业局更是肯定地表示，这块地建设生态园的计划，是县里好几任领导的意思，大约从2000年就开始规划了。

但有的村民坚持认为，县里是在假借着建“华陵”的名义征地，“都说了，生态园是二期工程，是一起的。”

“我们都很欢迎建华陵，热烈支持嘛，”村民赵清兰（化名）告诉记者，“但华老的陵墓都说了选址不占一分耕地，这个公园怎么回事？”

民政局和林业局强调，生态公园是给市民们将来“休闲健身”的场所，枣树保留下来还可以开发采摘活动。

但近在咫尺的华国锋陵墓接近完工，这使得村民们更加相信，“二期工程”，也就是这500亩地的征地和生态公园的建设即将开启。

“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

“不怪这些人批评，他们没有来过交城，不知道情况。”

登上“华陵”392级石阶，可以眺望交城县城全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告诉记者，非常巧合，安放华国锋骨灰的石鼎，与他在天宁镇的出生地，以及在杜家庄的祖坟正在一条直线上。

南方周末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街的小巷里曲折前行，找到了华国锋的“故居”。小院逼仄而破败，红砖砌起的墙壁已经有些损坏，地上有污水流淌的痕迹。一个穿着棉袄的老人走出来，扯着嗓子跟我们说：“没错，华主席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华国锋1921年生于山西交城，原名苏铸。1938年6月，17岁的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更名华国锋，正是取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

之后华国锋长期在交城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一住就是10年。“那10年可苦了，所以他对交城印象特别深。”他的侄女苏凤仙说。

46号院的老人并不是华国锋的亲人。目前，华国锋的亲属中只有两个侄子还在交城——亲哥哥和嫂子都已经在这里过世。侄子苏乡林今年60岁，是交城县前统战部长，目前已经退居二线；苏彬林则承包了县城里的一个医药企业，从来不问政事。

华国锋的两位侄女都住在太原。苏凤仙在太原化肥厂工作了37年退休，另一位侄女在太原市委办公厅的秘书处工作，也已经退休了。

对
华国锋陵墓的种种争议，苏凤仙说，她家里的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了。“因为大的形势就是这样嘛。现在墓地涨价、开发商抢地、房价又这么高，大家看到，‘呀，
华国锋盖这么大的墓？’有些议论很好理解。”“不过，我仔细想了想，那块地本来就是荒坡，一不能种庄稼——都没有水，二不能盖房子，这个陵墓没有跟老百姓
争一分地嘛。不怪这些人批评，他们没有来过交城，不知道情况。”苏凤仙说。

在交城，几乎没人说“华陵”一句不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华陵”对家乡肯定有好处。即便是不大了解华国锋的年轻人也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

今
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文章，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文章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称
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主持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称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

身为交城人，田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管这些年社会对华国锋的评价怎么变，他的形象在全体交城人心里“始终没有一点污损”。

资料图片：华国锋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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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2008年8月31日，华国锋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 这是胡锦涛与华国锋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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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国锋同志生平

1988年4月，華國鋒（右）在寓所接待原來在湖南一起工作過的同志。

    北京市西皇城根經委9號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卻再等不來熱愛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時50分，前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7歲。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腎衰，而後主要是心臟的病症，去世的時候，胸部全是積液。

    從1981年6月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華國鋒度過了27年遠離公眾視野的生活。其間雖4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但其象徵意義已經遠遠大于實質意義。位于西皇城根的這個9號大院，更多的時候充盈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氣息。

    親自管理葡萄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在1988年4月拜訪過華家，華國鋒的妻舅向記者透露：早在1983年，華國鋒就到北京郊區找了幾個葡萄園，學習如何種植和管理葡萄。

    華國鋒的外孫女王蘇佳告訴記者，那些種果樹比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園，他們的工作人員有時也會跟華國鋒切磋一些果樹種植方面的經驗，包括葡萄。

    記者在1988年拜訪華家時，就看到院子裏有兩個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訴記者，最多的時候，這裏種著五六十個葡萄品種。到了收獲的季節，不僅全家人共享，還要送給部隊的戰士。

    這樣的葡萄，華國鋒卻只能吃1到2粒。上世紀70年代中期，華國鋒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考察全國18個省、市，到上海時因肚子疼住院，才發現患了糖尿病。此後，他的飲食被嚴格控制。每天的主食只有2兩8錢：早上5錢，中午1兩3，晚上1兩。

    有時候也會破例。有一次吃餃子，華國鋒吃了十多個，還想吃，經過夫人韓芝俊的批準，又給了兩個。

    外孫女王蘇佳認為姥爺對葡萄的判斷力非常神奇。“這葡萄還沒長出來，他就會告訴你，它在什麼時候會長成什麼樣。”

    在力所能及的時候，華國鋒親自管理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從心時，他就在一旁指揮，由司機、廚師或者警衛戰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風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門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內還種了其他的果樹，有櫻桃，還有蘋果、李子、桃、核桃等。一進院子，滿眼都是綠。

　　簡單的晚年生活

    在這個綠意盎然的院子裏，韓芝俊每天五六點鐘就起床，先是在菜園裏勞作，半個多小時後把華國鋒叫醒。華國鋒醒來後，會在院子裏走一圈，就到了早飯時間。

    華國鋒的早餐以牛奶為主，有時會加個雞蛋羹，但他一直習慣在牛奶裏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時吃點烤饅頭片，或者油分較少的麻花，花卷、饅頭也會吃一點。菜則以圓白菜為主，或者炒洋蔥。華國鋒的牙口很好，饅頭片喜歡吃烤得很硬的那種。

    吃完早飯，華國鋒將大部分時間花在看報上。報紙的種類很多，不僅有黨報，還有都市類報紙。華國鋒看報紙很癡迷，“有時候叫他吃飯，都叫不走他。”王蘇佳說。

    午飯以面條為主。據跟隨華國鋒20多年的廚師謝師傅介紹，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貓耳朵、刀削面，華國鋒都愛吃，還喜歡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的華國鋒，一輩子都愛吃家鄉的面食。

    午飯過後，華國鋒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點。如果身體允許，他有時會見一到兩撥客人，客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山西的老鄉，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時代朋友的後代，還有黨和國家的現任領導人。

    晚飯則很簡單，喝點粥，有時吃個燒餅。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晚飯後，華國鋒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就是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

    華國鋒原名蘇鑄，1938年參加革命時改名華國鋒，取意于“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他的夫人韓芝俊比他小10歲，山西五臺縣人。他的子女都不姓華，而姓蘇。大兒子蘇華，原在空軍某部，現已退休；二兒子蘇斌，是北京衛戍區幹部，也已退休；大女兒蘇玲，在民航總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黨委常委、工會主席，今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二女兒蘇莉，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幹部，被安排擔任華國鋒的生活秘書。

    二兒子蘇斌告訴記者，毛澤東、胡耀邦還有劉少奇的後人，都與華家保持著經常的聯係。8月22日，在北京305醫院華國鋒的悼念現場，記者見到了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靈堂內，擺放著葉劍英、李先念、楊尚昆等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家人送的花圈。

    國家領導人的到訪則以慰問居多，有時候也會通報一些人事安排。這時，華國鋒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們幹得好！”並且能說出一些具體的事情。

    這些到訪的客人，事先要跟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約好。曹萬貴是華家名副其實的大總管，今年66歲，從1968年華國鋒還在湖南任職時就開始跟隨他，到今年已經整整40年。對于這個一生服務的老上級，他只說了一句話：“他胸懷很寬廣。”

    “他還一直想看奧運。”王蘇佳說。今年8月1日，老人曾出院回家，家人以為能了卻他這個心願，但只在家待了兩天，就因為病情再度惡化又進了醫院。跟隨華國鋒8年的司機朱春華清楚地記得，8月2日奧運彩排給他票時，他說：“我老了，不去了，你們去吧。”這一次住院，華國鋒就再也沒能離開醫院的421病房。

    “他要求我們做個節儉的人”

    除了散步和練氣功，練字是華國鋒後來發展的一個鍛煉項目。

    據蘇斌介紹，他父親近些年潛心練字，技藝大有長進，跟一些書畫名家也多有切磋。啟功對華國鋒的字曾給予過很高的評價。華國鋒有時會參加一些小型筆會，家中的老照片曾經留下他與李鐵梁、姚俊卿等書畫名家切磋技藝的場景。

    在華國鋒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後期，華國鋒的題字曾經獲得廣泛讚譽。引退後，他的墨跡也漸漸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紀念堂”幾個字，像是在折射歷史。

    近些年，華國鋒的題字又常能見到。在一些風景名勝，如湖南張家界、陜西華山和山西壺口，都能看到華國鋒的墨跡。行內人評價華國鋒的字為“渾然大氣、骨力盡現”，他在85歲時寫的“清靜”二字，見過的人評價為大氣、從容、很見功夫，如今高懸在華家會客室中央。

    有人練字意在靜心，但華國鋒似乎一直很平靜。接近他的人說他比較能想得開，還用一個故事加以詮釋：華國鋒剛退下來時，有一段時間因心臟病住在北京醫院，當時《少林寺》剛開始熱映，他就把片子調到醫院來放。醫生勸他別看，說裏面打鬥很兇，對心臟病無益。“勿憂，我知其戲均假。”華國鋒說。

    他的話題從不涉及國內政治。一有人在他面前說起這些，他就擺手不聽。—直到去世，華國鋒腦子都非常清楚，從來沒有叫錯過人名字。廚師謝師傅則對華國鋒的記憶力印象深刻，他說有些以前來的人，家人和他們都記不得了，華國鋒還記得很清楚。

    對子女，華國鋒一般不會嚴厲批評，但要求他們好好努力，除了時時鞭策，“他還要求我們做個節儉的人，”王蘇佳說。

    華國鋒的幾個子女，既無出國的，也無經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兒子蘇華住在單位分配的房子裏，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很樸素，沒有架子，與同事關係很好。”

    華家的客廳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間擺著一圈沙發。客廳的布局與毛澤東的書房一樣，在客廳的南面，有七八個書櫃一字排開，右邊是馬、恩全集，左邊則是一些線裝的古書。書櫃上的書擺放得非常整齊，上面還有一只會報時的小鬧鐘。

    華國鋒平時很少出門，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著口罩去地壇看廟會，還是被人認出，群眾擁擠圍觀，華國鋒的口罩也被擠掉，他急忙坐車離去。

    還有一次，華國鋒夜裏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廠的工人發現，問：“是華主席嗎？”華國鋒說：“我不是。”又說：“天已經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還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兩天，華國鋒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澤東的誕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澤東的忌日：9月9日。他會帶著家屬和工作人員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

 （《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32期　韓凱　韓永文）

    但是，毛澤東逝世，情況就不一樣了。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見此前拉華國鋒入夥的打算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了，就下決心要把華國鋒搞倒。當時，“四人幫”要把華國鋒搞倒，採取了兩種手段：一種手段是造華國鋒不可信任的輿論。另一種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權力，同時為自己上臺造輿論。“四人幫”認為，華國鋒在中央沒有根基，人老實，魄力差，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搞掉華國鋒，然後取而代之。    

    華國鋒下了與“四人幫”鬥爭的決心

    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更不把華國鋒放在眼裏，在他們看來，華國鋒就是一個傀儡，是一個任人擺布的無用之人。他們不需要這個木偶，要動手搬掉他。于是，他們開始向華國鋒直接發難了。

    他們向華國鋒發難，主要是通過兩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本來，毛澤東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親筆給華國鋒寫的三個條子之一是：“照過去方針辦。”對此，華國鋒向中央政治局通報過。當時，毛澤東的病情日益發展，說話已經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臨著在毛澤東之後誰來接班的問題，因此，對毛澤東那時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幫”對毛澤東寫的條子，逐字研究過，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們卻偏要把毛澤東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這一篡改，等于把華國鋒的解釋權剝奪了，也就等于動搖了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當華國鋒提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張春橋率先向華國鋒發難，他說，現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只會對右派有利，不如出單篇。“四人幫”手下的親信則攻擊華國鋒，說他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為了撈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幫”的刁難，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之事遲遲定不下來。作為一個大黨大國的當家人，連出版一本書的事都定不下來，還能決定其他重大事項嗎？

    面對“四人幫”的挑戰，華國鋒當時有三種選擇：一是，在“四人幫”的壓力下，委曲求全，維持下去；二是與“四人幫”又鬥爭，又聯合，最終與“四人幫”搞“權力再分配”，讓給“四人幫”一部分權力；三是與“四人幫”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粉碎“四人幫”。對華國鋒所面臨的三種選擇，葉劍英也估計到了。葉劍英希望華國鋒選擇最後一條路。所幸的是，華國鋒真的選擇了最後一條路。

    但是，華國鋒卻不動聲色。他在表面上對“四人幫”逆來順受。“四人幫”篡改毛澤東臨終囑咐，華國鋒並沒有嚴厲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幫”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幫”卻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不加改正，還反誣華國鋒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對此，華國鋒沒有和他們爭論。“四人幫”阻撓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華國鋒也沒有與他們進行公開爭論。他默默地忍耐著，同時密切注意“四人幫”的動向，心中有了對付他們的主意，就是依靠黨中央內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軍權的葉劍英。華國鋒十分清楚葉劍英在當時中國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澤東在臨終前讓葉劍英輔佐自己，因此，他對葉劍英十分尊重。據時任葉劍英秘書的范碩回憶，華國鋒剛剛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時，葉劍英提出要去看望華國鋒。華國鋒得知後，表示要先去看望葉劍英，葉劍英說，你住得遠，工作忙，還是我去看你。當葉劍英驅車到華國鋒家裏時，華國鋒恭候在門口，親自給葉劍英打開車門，迎接到房間裏。談話中，華國鋒恭稱葉劍英是“８億人民的老帥，德高望重”，對葉劍英的話，華國鋒都能聽得進去。華國鋒在依靠葉劍英的同時，還特別注重爭取掌握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局權力的汪東興的支持，他對汪東興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問題，他都先徵求汪東興的意見。華國鋒對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吳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爭取吳德的支持。華國鋒還特別爭取在中央領導層中工作的工農出身的幹部。他爭取到了陳永貴、倪志福的支持。吳桂賢本來是跟著“四人幫”跑的，經過華國鋒做工作，吳桂賢在支持“四人幫”問題上也開始徘徊起來，而且，她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正式表決時，沒有表決權。這樣，華國鋒雖然表面上很平靜，但在中央領導層中卻逐漸爭取到了多數支持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１９７６年９月下旬，華國鋒、李先念、吳德曾分析過當時中央政治局內的力量對比，認為擁護華國鋒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經佔多數。華國鋒還特別注意爭取軍隊領導人的支持。除葉劍英外，他對許世友等其他軍隊高級領導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還聽從葉劍英關于不能搞第二武裝的建議，在中央明確提出各地不許搞第二武裝，這就使“四人幫”失去了掌握武裝力量的“合法”性。 

    華國鋒確定了抓“四人幫”的決策

    進入１９７６年９月下旬，“四人幫”的“倒華”動作更大了。他們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裝──上海民兵的活動日益頻繁，同時，他們開始在中央直接攻擊華國鋒。９月１６日，“四人幫”拋出了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筆者注）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公開對他們篡改的毛澤東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進行了詮釋，社論說：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些話實際上是說，華國鋒沒有按毛澤東的既定方針辦，威脅華國鋒必須按照他們的路線走。在攻擊華國鋒的同時，江青出面對華國鋒進行無理糾纏。早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江青就向華國鋒提出，毛澤東是被鄧小平氣死的，必須開除鄧小平的黨籍。華國鋒不理江青，江青就糾纏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員說，現在不是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江青才暫時不鬧。接著，江青又糾纏張玉鳳，要拿走毛澤東的一些文件和檔案，張被逼無奈，讓江青拿走了兩份。華國鋒得知後，讓汪東興追回了這兩份文件。江青又向華國鋒提出，要毛遠新留在中央工作，張春橋等也隨聲附和，但華國鋒決定，毛遠新回遼寧省工作，江青就與華爭執不休，反復提這個事。據吳德回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反復與華國鋒糾纏毛遠新去留的問題，一直糾纏到第二天早晨５點鐘，華國鋒捺著性子，只是耐心地聽。最後華國鋒問江青，講完了沒有，江青說講完了，華國鋒立即宣布：散會，毛遠新還是回遼寧。與此同時，“四人幫”抓緊做奪權的準備。９月２１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會見徐景賢，聽取８月間丁盛（當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筆者注）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秘談的情況匯報，當得知南京軍區有一些部隊不但不聽丁盛的，還調動了三個師駐扎在上海外圍的情況後，張春橋說：“我們只有筆桿子，沒有槍桿子。”他指示，要在上海盡快擴大第二武裝。９月２１日當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對上海民兵的所謂“布防”問題，做了部署。２８日，張春橋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傳話說：現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還沒有經受林彪一類上臺的考驗。

    當時，黨和軍隊內很多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鄧小平、鄧穎超、李德生、陳錫聯等，都與葉劍英或者相互之間商討過要解決“四人幫”問題。但是，他們也都意識到，華國鋒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中國實際的黨政第一號領導人，只有華國鋒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才名正言順，才合乎黨法。華國鋒心中也知道，解決“四人幫”問題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後，華國鋒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于９月１１日鄭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並且把解決“四人幫”的任務，交給了葉劍英和汪東興。李先念接受華國鋒的委托後，于９月１３日見葉劍英，轉達了華國鋒的委托。不久，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討論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首先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問題，怎麼解決？”雖然大家沒有深談，但華國鋒已經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向他們提出來了。９月２６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等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現在看來，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這場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如果“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就會斷送我們黨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事業，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就是黨和人民的罪人。可見，那個時候，華國鋒不但再次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而且已經爭取到了中央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樣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了。

  親自坐陣懷仁堂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文章不點名地攻擊華國鋒“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幫”向華國鋒宣戰了。原來，兩天前，華國鋒在喬冠華９月３０日送審的一個材料上批示說：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錯誤，“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四人幫”看到華國鋒這個指示後，立即做出了反應，他們安排“梁效”寫作班子，連夜寫出了《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名，但明顯把華國鋒定為“修正主義頭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是還在“走”的“走資派”。這樣，華國鋒就處于必須被打倒之列了。

    華國鋒看了這篇文章後，決心要盡快解決“四人幫”問題。他在９月未與李先念、吳德等人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時，確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針。他說“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當時，李、吳二人都同意華國鋒的這一方針。這一方針正好同葉劍英不謀而合。１０月４日，葉劍英看了《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後，專門驅車進城，向華國鋒匯報了解決“四人幫”的方略。葉劍英的意見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須當機立斷，以快打慢。這個意見，正合華國鋒之意，他當即表示同意，並且決定，解決的時間，最遲在後天。這樣，華國鋒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最後拍了板：在１０月６日抓“四人幫”。拍板後，為了更慎重些，華國鋒要葉劍英通知陸海空等各軍種、兵種，三總部，“務必搞好戰備”，“一切行動聽從軍委指揮”，把軍隊牢牢掌握住。

    華國鋒拍板後，還有些不放心，他對一些細節問題過問得很細。他要葉劍英立即到汪東興那裏，把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和一切細節都安排好，落實好，做到萬無一失，並且親自送葉劍英上車。葉劍英從華國鋒那裏出來，立即到汪東興那裏，把華國鋒拍板做出的決定告訴了汪東興，並且與汪東興一起商定了１０月６日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問題。因為此前華國鋒已經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告訴了汪東興，此時汪東興已經考慮好了一個抓“四人幫”的方式。他向葉劍英談了這個方式，這就是：在１０月６日下午，由中央辦公廳通知“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晚８時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就說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一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問題，王、張二人必到會，讓姚文元以列席名義來懷仁堂，姚也會到會，等他們到懷仁堂時，安排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將他們抓起來。至于江青及他們的另外幾個死黨，則安排中央警衛局派人到他們的住處把他們抓起來。葉與汪商定，一定要嚴格保密，妥善安排，嚴密組織，人不能多，但要精幹。到時，對“四人幫”的警衛人員也要實行隔離，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慎重決定，並由汪東興完全負責。隨後，他們向華國鋒做了詳細匯報，華國鋒做出決定：就按汪東興確定的方案辦，１０月６日，由汪東興負全責，抓“四人幫”。

    １０月６日，華國鋒提前一個小時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同一時間，葉劍英也來到中南海懷仁堂。懷仁堂裏，往常擺放的會議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廳擺放了兩個大沙發，華國鋒和葉劍英坐在大沙發上。在這裏，華國鋒親自坐陣，與葉劍英共同指揮抓“四人幫”。

    ７點５５分，第一個邁進懷仁堂的是張春橋。張春橋看到，懷仁堂前廳只擺放著兩個沙發，華國鋒穩穩地站在沙發前，旁邊沙發上坐著神態自若的葉劍英，心裏立即就明白了發生什麼事情。他剛要爭辯，卻聽見華國鋒帶有濃重山西口音的聲音：張春橋，你聽著，你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華國鋒接著宣讀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命令汪東興事先安排好的在場的中央警衛局的警衛人員：“立即執行！”張春橋被帶到了候審的地方。幾分鐘後，王洪文進入懷仁堂，他的眼睛還沒有看清屋內的情況，身子還沒有站穩，中央警衛局兩個警衛人員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掙扎著反抗，並且衝向華國鋒和葉劍英，卻被警衛人員撲倒在地。華國鋒對著被警衛人員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鄭重地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命令警衛把王洪文也帶走。姚文元遲遲沒有來。華國鋒和葉劍英都在焦急地等待著。當得到報告說，姚文元的汽車已經駛進中南海時，華國鋒與葉劍英都松了一口氣。他們安排中央警衛局的人員把姚文元引進東廊大休息室，在那裏把姚文元抓了起來，並且由中央警衛局的一位副局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與在懷仁堂解決張、王、姚的同時，汪東興安排好的中央警衛局的另一個行動小組到中南海萬字廊２０１號江青的住處，向江青宣讀了中央對她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盡管江青撒潑耍賴，但還是被行動小組帶到了候審的地方。另外一個行動小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後院毛遠新的住處，把他帶走了。

    當各行動小組完成任務，到懷仁堂向在那裏坐陣的華國鋒、葉劍英匯報戰果時，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臉上露出了笑容。１０月７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報了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情況，並且做出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穩住“四人幫”的上海死黨

    雖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幫”，但事情還沒有完。在上海，還有“四人幫”的死黨，他們手中還掌握著不少民兵武裝，並且早已有發動武裝叛亂的準備。中央抓了“四人幫”後，他們在上海的死黨覺得一連有幾天沒有聽到“四人幫”的消息，感到不妙，他們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會上，他們中多數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意見：“要大幹一場”，“要武裝起義。”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幫”，不費一槍一彈解決問題，但粉碎“四人幫”的任務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問題，即避免上海發生武裝叛亂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幫”死黨指揮下進行武裝反抗，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

    為了避免出現上海武裝反抗的局面，華國鋒運用智謀，著實動了一番腦筋。他首先決定，對上海封鎖抓“四人幫”的消息，麻痹“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接著，他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調動南京軍區第六十軍的幾個師，擺在無錫、蘇州一線，並且向前推進至上海外圍，把上海四周的戰略要地控制起來。做好這些後，他以中央召開會議的名義，調馬天水來北京。馬天水來北京後，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親自與馬天水談話。他首先向馬天水通報了中共中央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並且要求馬天水與“四人幫”劃清界限。在這種形勢下，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從中央決定，聽從華主席指揮，與“四人幫”劃清界限。華國鋒讓馬天水給上海市委挂電話，轉達“中央辦公廳通知”，要徐景賢、王秀珍來北京開會。徐、王二人信以為真，馬上來到北京。他們一到北京，就被隔離起來。馬、徐、王三人是“四人幫”不在上海時他們在上海主政的人物。這三個人被控制起來後，“四人幫”在上海的其他死黨就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了，上海發生武裝叛亂的可能性就徹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裝叛亂的可能，還不算徹底解決問題。“四人幫”原來在上海建立的班底還在，他們的“係統”還在，他們還會繼續與中央對著幹，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為了徹底解決上海問題，華國鋒又想出一個辦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親自一個一個地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爭取他們，要他們與中央站在一起。當馬、徐、王三人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與“四人幫”劃清界限時，華國鋒表示了對他們的信任，並且以中央的名義，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妥善處理上海的事情。馬、徐、王回到上海後，馬上召開市委常委會議，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幫”的材料，並且表態擁護中央決定。“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們見大勢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麼“大幹一場”的打算了。接著，華國鋒又派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組的工作下，上海的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義，于１０月２４日主持召開了有百萬群眾參加的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大會還給華主席、黨中央發去了致敬電。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經華國鋒提議，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彭衝任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四人幫”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徹底瓦解了。（陳 昊）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