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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上將﹝32﹞:張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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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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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大任系安危:開國上將張愛萍兩次復出之謎


  窗影千竿竹,

  傲霜?年重。

  新筍破堅土,

  老干復蔥蘢。

  颯颯鳳尾動,

  翩翩日影中。

  爆竹除舊歲,

  陣陣報春風。

  --張愛萍《窗前竹》

  葉劍英說:你看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現在成什麼樣子了?發自肺腑的感歎喚起了張愛萍潛藏心底的憤慨:毛主席怎麼了,“十年動亂”到底革了誰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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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張愛萍在國慶招待會上的“亮相”,引起了社會上多方面的注意,老戰友為之欣喜,科壇為之興奮,他戰鬥過、任務過地方的群眾為之激動。

  之後,葉劍英到張愛萍的臨時住所京西招待所來看他。張愛萍不勝感動。

  葉劍英詢問了張愛萍治腿的情況後說:“暫時不要去福建了,宋時輪想要你到軍科去,我們想讓你回國防科委。你願意到哪裏去?”

  張愛萍說:“我的腿還在治療中,身體狀況也不太好。我暫時還是不任務為好。”

  葉劍英說:“不單是因為腿的緣故吧?我知道這幾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又有什麼法子呢?賀老總不是被他們整死了嗎?彭老總被他們整得多慘啊!林禿子要不是自我暴露,他造成的災難還要大。你看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現在成什麼樣子了?”

  發自肺腑的感歎喚起了張愛萍潛藏心底的憤慨:毛主席怎麼了?“十年動亂”到底革了誰的命?

  葉劍英說:“這也許不是毛主席的本意。以後別這麼說。”稍停片刻又說,“還是出來任務吧。我們考慮,國防科委更需要你。現在那裏很亂,你們原來制訂的計劃基本上都沒實現。國防科委管兩攤兒,地方這攤兒,七機部和二機部,他們管不了,亂得很。”

  張愛萍說:“我去了也干不好,過去是兼管,那裏確實太複雜了。派性鬧得厲害,光院部合並問題,就翻來覆去地整我。”

  葉劍英說:“院部合並是正確的嘛。你再考慮考慮吧。如果腿還沒完全好,上半天班也行,或者一天待上兩個小時也行嘛!”

  送走葉劍英後,張愛萍心裏久久沒有平靜,他還是決定退避三舍,隱居南山。

  可是,沒過多久,葉劍英在西山召見他。一見面就語氣沉重地告訴他:前不久發射的返回式衛星又沒成功,起飛20秒後就墜毀了。

  張愛萍不禁愕然:返回式衛星早在1966年1月就進行了總體方案的論證,原計劃1969年發射成功,向建國20週年獻禮,怎麼直到6年後的今天才發射呢?他不由得問道:“什麼原因呢?”

  “說是一根導線沒接好。”

  “胡鬧,真是胡鬧!”

  在衛星失事後的第二天,葉劍英又找來了張愛萍,說:“還是你來抓科委的任務吧。小平也認為你最合適,儘快把這一攤兒抓起來。形勢嚴峻,我們不能再耽誤時間了……”

  張愛萍沒再拒絕。他又去看望了臨時住在西山的鄧小平。

  鄧小平說:“人家讓你任務就任務嘛,任務總比不任務好。”

  1975年3月8日,中央軍委任命張愛萍為國防科委主任的當天,他就率領一支小分隊趕到七機部。

  張愛萍率領的任務組首先來到坐落在北京(搜吧)南苑的七機部第一研究院,即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走進該院,張愛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幾次懷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除集中體現“十年動亂”冒尖特點的滿牆大字報、大字標語外,整個院落呈現出一派混亂、破敗、沒落的景象。

  看、訪、查,座談、了解,張愛萍任務組成員無不百感交集,而其核心是痛心和憤慨。

  看得出,一些正直的人對此早已不滿。在二三○廠的一個座談會上,女工史秀英對張愛萍說:“這幾年我們是在吃社會主義。”開端張愛萍還沒聽明白,問她:“怎麼叫吃社會主義?”她說:“拿著國家給的工資,不幹活,有的人對公家的東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這在哪個社會能行?這不是吃社會主義嗎?”“好!講得好!”張愛萍當即建議大家為她鼓掌。


  派性不除,部無寧日。張愛萍決定整頓七機部的秩序,首先從派性開刀,而開刀的第一個對象即二三○廠。

  然而,在他此決心還未確定的時候,派性人物就向他示威了。那是他進二三○廠的第二天。他一眼看到,進門的地面上寫著一片?分醒目的大字:“張愛萍,我們這裏關你什麼事?你從哪裏來還滾回哪裏去!”張愛萍扶著手杖凝視片刻。隨行人員氣憤異常,要當即追查。張愛萍說:“不管它,不要讓它破壞了我們的計劃。”他遂踏著這片大字徑直走進車間,繼續他的調查。

  3月27日,張愛萍即召集七機部全體幹部會議。他策杖走上講臺,環視了一下會場說:“你們鼓掌讓我來講話,是不是想要我講一點好話?同志,現在我是沒有好話講的,我想講一點壞話。等你們把任務做好以後,我就專門來講好話……”

  開場白別開生面,與會者凝神靜聽。張愛萍還是以前那個樣子,作報告從不拿張紙片兒。

  他話鋒一轉,直指七機部的“病症”:

  “……你們這個地方,講什麼這個派,那個派。我看廣大群眾、幹部、知識分子,百分之九?五以上都是革命的,起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林彪反黨集團賣國叛黨,反對他們破壞我們的團結,破壞我們的革命和生產。可是,卻有很少的頭頭不是這樣,他們利用派性掩護他的活動,利用派性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名譽、地位。另外,還利用派性搞他的陰謀活動,用派性掩蓋他做壞事,而派性又掩護了他。這就告訴同志們,要用毛主席的話大喝一聲:同志,該猛醒了!所有的人都要覺悟起來。”

  “嘩--”會場上頓時響起了一片掌聲。這是對真話的認可,也是對魄力的稱讚。

  對於如何改變當前的混亂局面,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措施:整頓。
  5月19日上午9時,張愛萍一行,向葉劍英、鄧小平等彙報有關情況。

  鄧小平問:“聽說愛萍去七機部還有大字報?”

  張愛萍回答:“不光有趕我走的大字報,還有攻擊我們的匿名信呢!”

  鄧小平說:“你們要勇敢地干任務,不要怕說錯話。說錯話,有錯誤,這不要緊,做任務沒有錯誤不可能,錯了就改嘛!只要你們大膽任務,錯了我們負責,我和葉帥負責……”說著,他看了看坐在旁邊的葉劍英。

  葉劍英說:“我完全同意。我們支持你們的任務,軍委的同志都支持你們的任務。”

  鄧小平深吸了口煙,又撣了撣煙灰,似自語說:“大字報一萬張都不怕。”片刻又問張愛萍,“你還在七機部吧?沒有被攆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辮子。”

  他接著說:“按照你們的計劃沒有多少天了,對那些繼續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們決不能用黨和國家的利益去等那麼幾個人……”

  聽到這句話,張愛萍心裏一熱。

  鄧小平說,萬裏在鐵路系統定了一個月的時間,一個月改了的,可以教育的,留下任務;一個月不改的,堅決調開。你們也限定個時間,7月1日好不好?

  “好!”張愛萍堅定地回答,“就定在黨的生日這一天!”

  “行,就這麼定了!”

  一時間,在七機部“要做七一派,不當兩面派”成了大家的口頭禪;“搶時間,為1977年的任務而奮鬥”成了群眾的行動目標。

  馬天水 (搜吧)說:沒事,這一顆失敗了我還有第二顆、第三顆呢,我一共準備了四顆衛星!這一下把張愛萍激火了,罵道:你這不是混蛋嗎?按照你這個打法,不要說中國打不起,就是美國、蘇聯也打不起。

  一天,張愛萍突然接到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王洪文的電話,請他到釣魚臺面談。張愛萍頗感納悶:我與他素無來往,他又不分管國防科委,怎麼突然青睞起本人了呢?出自對組織的尊重,他如約準時趕到了釣魚臺10號樓。王洪文已經在樓前候接了。

  談話伊始,王洪文連連稱讚他對七機部的整頓,並謙虛地聲稱自己年輕,缺乏在中央的任務經驗,請張愛萍多多給予指導。隨後他問道:“上海的幾個國防機構你知道嗎?”張愛萍回答知道。

  那是“文革”開端後,隨著院部重新分開,又擴建到18個研究院,上海方面也成立了國防高技術機構。

  王洪文說:“這幾年來,他們的任務很不得力。我想今後由你統一領導吧。”

  張愛萍又感突然,耳聞此人有很強的地域觀念和小集團思想,此時怎麼竟大方起來了呢?

  王洪文也看出了他的遲疑,遂說:權衡利弊,還是歸你統一領導為好。我給你寫個條子,你派人去接收好了。

  又交談幾句後,王洪文問及造反派頭頭舒龍山的情況,張愛萍作了介紹。王洪文說:“舒龍山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任務,團結他一道任務。”

  張愛萍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他的狐朋狗黨上。

  王洪文接著說:“今後你有什麼困難,有什麼問題,就直接找我好了。我全力支持你的任務。”

  回來的路上,張愛萍心裏琢磨:這才是釣魚臺裏釣魚啊!只不過就看誰釣誰吧!在審定七機部上報對屢教不改的造反派頭頭進行調出的名單時,張愛萍在舒龍山名字的旁邊,毫不猶豫地寫上了“同意”二字。

  一天夜間11時許,張愛萍突然接到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馬天水的電話,說上海方面連續發射兩顆衛星都失敗了,最近準備發射第三顆,想到20基地發射。要求張愛萍給予批准。

  鑒於對要發射的衛星情況不了解,張愛萍沒有同意。

  到了凌晨1時許,馬天水又打來電話,再次要求說:“我們對衛星進行了反覆的檢測,完全達到了發射水平,這次不會有問題的。”

  張愛萍說:“有沒有問題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為準的,必須經過多次大量的試驗,稍有不慎就會出大問題。”

  馬天水說:“沒事,這一顆失敗了我還有第二顆、第三顆呢,我一共準備了四顆衛星!”

  這一下把張愛萍激火了,罵道:“你這不是混蛋嗎?按照你這個打法,不要說中國打不起,就是美國、蘇聯也打不起!”沒等對方回話,張愛萍就把電話掛了。

  在不久召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張愛萍彙報了這件事。鄧小平和葉劍英都支持這個做法,許多同志稱讚頂得好。

  1975年10月27日,第二次地下核試驗爆炸成功。張愛萍先後到了漢中 (搜吧)二機部的七一七一廠及鳳州七機部的○六七三線系統檢測任務。在這兩個單位的群眾大會上,他重點通報了七機部的整頓情況,對其整頓前的混亂局面及派性造成的惡劣影響,都給予痛快淋灕的批判和抨擊。

  他怎麼也沒想到,講話居然跨越幾千裏震動了首都北京。

  11月5日深夜11時許,他突然接到中央軍委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電話:“小平同志讓我轉告你,在外面不要亂講話,要少說話。”

  張愛萍感到愕然和納悶,說:“我沒亂講什麼呀!我講的都是中央軍委提倡的。”

  陳錫聯說:“言多必失,還是少說為佳。”

  突然的叮嚀必定有異常的變化,張愛萍遂問陳錫聯:“北京有什麼新情況了?”

  陳錫聯說:“現在還說不清楚,叫你少說你就少說好了。”

  張愛萍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到國務院小會議室開會。

  當他走進會議室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及因葉劍英生病而臨時主持軍委任務的陳錫聯,已經坐在那裏了,還有他在國防科委的“搭伴”。

  這些同志都是他比較熟悉的,令他費解的是除陳錫聯說了聲“坐吧”外,其他人都一改往日的熱情,特別是那“搭伴”一臉的“階級鬥爭”。

  張愛萍坐定後,李先念遞給他一份材料。第一頁的上邊有署名毛澤東的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請總政酌處。此人是‘9‧16左派’。”材料的題目是“關於對我調離處理的申訴報告”,副標題是“揭發國防科委張愛萍主任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落款是舒龍山。

  不看落款,張愛萍就想到是舒龍山所為。看了題目,他就知道其屬性了。無非是那幾張大字報的翻版,舊酒新瓶,老調重彈。張愛萍用拇指貼在材料的切口處,往後翻了一遍,瀏覽了兩眼,便順手丟到桌子上。

  李先念問:“你看了怎麼樣?”

  張愛萍說:“沒什麼怎麼樣。”

  “怎麼沒什麼怎麼樣呢?”原來倚在椅背上的李先念說著就坐直了腰。他沒想到張愛萍能這樣回答。他原想履行公事,張愛萍能有個好的態度就行了。沒想到第一句就給頂了回來,於是就話趕話地問道:“毛主席的指示,你怎麼說沒怎麼樣呢?”

  張愛萍說:“是沒怎麼樣嘛!”

  李先念深知張愛萍耿直的性格,看了看他就沒再說什麼。

  紀登奎卻搶著說:“你說沒怎麼樣,那我問你,‘今不如昔’這個話是什麼人說的?”

  張愛萍說:“是右派說的。”

  “你也知道是右派說的?”

  “報紙上不是說右派才說這樣的話嗎?”

  “那你說了沒有?”

  “我沒說‘今不如昔’這個詞,但我說的有這個意思。七機部現狀就是不如過去的老五院嘛,不信你們可以去看看!”

  “你的態度很不老實!”

  接著就批判開了。中心發言人竟是他近段時間任務的“搭伴”。說什麼張愛萍任職後就到七機部蹲點,其目的是抓那裏的革命“左”派,以生產壓革命,污蔑七機部的大好形勢,並動用部隊的人力、物力到車間籠絡人心,以批判派性為名搞反攻倒算,在國防科委壓制民主,個人說了算等等,就連張愛萍講了什麼話在哪裏講的時間地點都點得清清楚楚。可見此人的有心。

  激烈的“重砲”轟擊之後,又有人放了一“冷槍”:“你說洲際導彈能打到某國就行了,是什麼意思?”

  張愛萍說:“這再也明白不過了。因為這個國家是我們反侵略的主要目標,能打到它的心臟不就行了嗎?這句話是我說的。這個主張也是我出的。不過,我還說過,光打到這裏還不行,還要更遠。有備才能無患嘛!”

  會場出現了暫時的沉默。片刻,紀登奎又發言,口口聲聲說張愛萍犯了路線錯誤,並要他當眾承認。張愛萍像沒聽到一樣,半瞇縫著眼,不作任何反應。

  坐在張愛萍旁邊的陳錫聯,用腿碰了碰他,悄聲說:“你就承認算了。”

  張愛萍說:“承認什麼?”

  “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我也是路線錯誤嘛!”

  張愛萍說:“那是你。”便沒再吭聲。

  “幫促會”又出現了沉默。

  一直沒發言的華國鋒說:“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好好的理解和認識,是不是請愛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

  就這樣散會了。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局勢就已開端發生變化。只不過張愛萍只顧抓他的既定目標,只顧搶時間,沒有注意政壇上的顫動罷了。

  原來,毛澤東已經決定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

  11月29日下午,中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尖兵”勝利返回地面。

  “尖兵”的成功,並未使批判張愛萍的製造者感動,相反為他們傾注了激情。張春橋聞訊咬牙切齒:“衛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真意。”一時間,新聞媒體紛紛響應:“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在政治局聽取科委批鄧聯張的彙報會上,江青說:“張愛萍不是個好人,是個通台灣的特務,要把他徹底打倒。”

  原定1月8日對張愛萍的批判大會,因為周總理的逝世而取消了。張愛萍悲傷地講道:我寧可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總理的健康

  1975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愈刮愈大,愈演愈烈。國防科委黨委也把批判張愛萍的浪潮向橫向擴展,與七機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聯合起來,對張愛萍要打一場“人民戰爭”。

  一天,張愛萍感冒到301醫院治療。他給科委寫了封信,幫助科委任務由陶魯笳主持,同時也報告了葉劍英。

  葉劍英當晚即打電話詢問張愛萍的病情,同時告訴他說:“你的那些講話,我都看了,沒有什麼錯誤。你沉著氣,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

  不久,聶榮臻元帥也專門到醫院看他。仔細詢問病情,囑他安心治療,還特地告訴他說:“聽說有人貼大字報說我是你的後臺,這話他們說對了。我就是你的後臺,這個後臺我是當定了。”說著,他還憤憤地用手杖擊了擊地面。張愛萍不勝感動。直到?幾年後,聶榮臻架鶴西去,張愛萍賦詩悼念,詩中還特地寫道:“‘翻案後臺’我願當,浩然正氣張。”


  隨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深入,中央要求:批鄧,要聯繫各個系統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

  對此,國防科委創造性地運行。在加大力度批判張愛萍的同時,黨委專門開會研究,擴大批判範圍,把原來隨張愛萍參加七機部整頓任務的同志,也行為批判對象。張愛萍得知後,當即在病房裏給陶魯笳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在黨委會上宣讀。信的屬性是:我是國防科委黨委書記,凡沒經過我主持研究或未經我同意的、以國防科委黨委的名義作出的一切決定,都是無效的。

  這樣,擴大批判範圍的決定只好告吹,其火力也就加倍地集中在張愛萍身上了。

  1976年1月初,國防科委黨委、七機部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聯合決定:1月8日召開由國防科委及七機部也包含二三○廠的職工,還有各界代表參加的八千人大會,批判張愛萍。

  1月8日早晨,張愛萍早早起來,刮須淨面,以迎接這場戰鬥。然而,這天卻沒有開會。翌日,中央廣播電台早間新聞節目裏,突然播出了哀樂。張愛萍不禁一愣。接著,播音員就以沉痛的聲音報告了周恩來總理病逝的消息。如五雷擊頂,張愛萍頓時一陣暈眩,險些跌倒。

  周恩來逝世,張愛萍有天塌地陷之感。當他得知“四人幫”利用其竊取的權力,對總理的悼念活動頒布種種禁令:不許開追悼會,不許戴黑紗,不許戴白花,不許設靈堂,不許去天安門廣場,還明令報紙不準出現“敬愛的周總理”字樣時,他勃然大怒,以手杖擊地,大罵“畜生、畜生”,恨不得揮槍前往,盡掃奸佞。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在許多老同志的強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在醫院設立了一個小靈堂。

  張愛萍臂戴黑紗,胸佩白花,拄著手杖,到靈堂裏祭奠了周恩來。

  原定1月8日對張愛萍的大會批判,因為總理的逝世而取消了。張愛萍曾給一些同志講:“是總理在保護我,用他的走來免除我的一場災難。然而,這個代價太大太大了!我寧可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總理的健康。”

  1月18日,對張愛萍的批判大會重新舉行。當主持人宣佈“張愛萍檢討”時,全場七八千雙目光一齊投向了久未露面的張愛萍。

  張愛萍依然著裝嚴整,神態平靜,拄著手杖,若無其事地走至講臺中央。他平靜地環視了一下會場,緩緩地從軍裝 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又緩緩地打開。從不習慣拿講稿講話的他,這次是照本宣科。他平靜地念道:

  “去年3月我重新任務以來,到了一些單位,接觸了一部分幹部群眾,講了一些話,也作了一些決定。假如我犯了路在線的錯誤,將由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與其他同志沒有任何關係!”

  念完講稿,他又緩緩地橫平豎直地疊好,緩緩地裝進衣兜。然後他便拄著手杖,又是若無其事地走下了講臺。瞬間,整個會場像凝固了一樣;片刻,便沸騰起來。不是坐在主席臺上的幾個單位的頭頭兒們的制止,會場上準會爆發出一陣歡呼來。


  隨著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撤銷,全國“批鄧聯某”的熱潮普遍展開。張愛萍住院,國防科委就緊緊抓住了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蕭向榮。

  蕭向榮心臟病復發,也住進了301醫院,與張愛萍病房毗鄰。

  看著接受批判歸來、疲憊不堪的戰友,張愛萍心裏難過,也不無擔心,勸他說:“不要再去了!”

  蕭向榮說:“這是組織的安排,不去不好。”

  張愛萍說:“他們算什麼組織?胡作非為!”

  蕭向榮說:“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發了文檔,作為一個黨員……唉!去說一說真實情況也好。”

  他還是去了。

  就這樣,蕭向榮在被強迫出院連續接受批鬥中,心臟病復發,搶救無效,再也沒有起來。

  張愛萍悲痛不已、愧悔難當,幾次說道:“向榮同志是為我代過而死,是我害了他,我不把他要到國防科委來,他不會遭到這樣的批判;我把他留住、不讓他去接受批鬥,也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他也曾幾次感歎:“向榮同志比我更忠誠於這個黨,他對黨是真忠、真忠……”

  直到粉碎了“四人幫”,才退出了對張愛萍的批判。

  在國防科委,雖然表面上不再批判張愛萍了,但專事整他的“清查小組”並未解散,國防科委某主要領導對內聲稱、對上要求“張愛萍不能翻案”,同時繼續剝奪張愛萍的一切公權,仍然把他孤立在“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圈內。

  12月12日,陳錫聯召集各軍兵種負責人會議,其中講道:在我分管的單位中,體委、國防科委、七機部問題較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去做,而是按照“四人幫”的一套搞的,這些單位要主動,錯了要自我檢測……

  羅瑞卿激動地對張愛萍說:聽說你推薦了我,我這個樣子還能幹嗎?張愛萍很有把握地說:能幹!羅斯福兩條腿都不行了,還坐著輪椅當總統呢

  1977年3月7日,中央決定葉劍英恢復主持中央軍委任務。9日,葉劍英便請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動員張愛萍回國防科委任務。徐立清連續三次登門誠請張愛萍出山,均為張愛萍謝絕。葉劍英又把張愛萍請到了西山的臨時住處。一見面,他就開門見山地說:“怎麼了你,反反覆復地請你都不干,這麼不支持我的任務!”

  張愛萍說:“不是我不支持您的任務,是這個單位的領導現狀讓我沒法任務,加上我的心臟不太好。”

  “怎麼個不好法?”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連續批判,給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開了的意思。葉劍英笑了,為張愛萍的調侃帶著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麼困難都能克服。某領導的問題,中央已經決定,最近就清查他,讓他回地方去。中央也準備恢復小平同志的任務。撥亂反正,還是很需要把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國家好好地整頓一下的,抓緊建設好,現在是個什麼樣子?!”

  他的後一句話又一次深深地打動了張愛萍。面對老帥的一片摯情及共同的責任,怎麼還能再無動於衷呢?於是,張愛萍只好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

  1977年9月16日,經華國鋒批准,中央軍委任命,恢復了張愛萍副總參謀長的職務,兼任國防科委主任。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國防科委關於“三抓”的請示報告。也就是說張愛萍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立下了“軍令狀”:在80年代前半期保證拿出洲際導彈、潛地導彈、通訊衛星,是“保證拿出”;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張愛萍的“保證”給予了認可,即“必須拿出”。張愛萍從此進入繁忙的任務中。

  在1977年7月31日召開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50週年大會上,最引人注目也令人振奮的是,鄧小平出席了大會。這是他復職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面。

  會後,鄧小平約張愛萍到他那裏去。

  鄧小平說,馬上就要召開?一大了,要確定軍委人選,葉帥已經給我談了,下一步由我來主持軍委任務。很需要一個做具體任務的同志。你在總參任務多年,各方面情況都熟悉,你過來吧,當軍委秘書長。

  這是出乎張愛萍意料之外的。他多年來形成了個習慣,在正常情況下,對自認為能夠勝任的任務,絕不推辭,而對自己認為不能勝任的,也不勉強接受。當時,對鄧小平提出的問題,一是感到突然,二是覺得難以勝任,三是還想集中精力把“三抓”任務完成好。他遂回答說:我不夠格兒,知識、能力都有限,精力也不行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心臟也不太好。

  鄧小平是個干脆、果決,不說第二句話的人,也從不勉強別人。遂問道:“你看誰合適?”

  張愛萍略微思考了一下說:“羅瑞卿比較合適,他曾干過一段時間秘書長,很會做協調任務。”

  鄧小平說:“他的腿不是不行了嗎?”

  張愛萍說:“沒事,現在已經恢復得不錯了,不會影響他在那個位置的任務。”

  鄧小平沒再說什麼。

  臨告辭時,鄧小平叮囑說:你把武器裝備好好抓抓。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張愛萍應約去見羅瑞卿。剛坐定,羅瑞卿就有些激動地對他說:“聽說你推薦了我,我這個樣子還能幹嗎?”

  張愛萍很有把握地說:“能幹。羅斯福兩條腿都不行了,還坐著輪椅當總統呢!當秘書長又不要你往下邊跑,有車有電話,再找兩個能幹的秘書就行了。”

  張愛萍告辭時,羅瑞卿已顯得信心百倍了。

  張愛萍回憶說,當時羅瑞卿雖然殘了一條腿,但在軍委秘書長的位置上依然保持了他那種大刀闊斧又細緻縝密的任務作風,應該說那段任務還是有聲有色的。只是到了1978年春天,他的腿傷復發,又住進了301醫院。他在醫院裏設了個辦公室,仍堅持辦公。

  一天,羅瑞卿從醫院打電話告訴張愛萍,說他要去德國做手術。但張愛萍怎麼也沒想到這次電話竟是訣別。

  羅瑞卿手術後的第二天晚上,就與世長辭了,張愛萍痛心不已。遺體運回北京後,軍委決定張愛萍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致悼詞。不巧的是,張愛萍在審定悼詞後送交來人帶回時,適逢下雨,急忙中跌斷了手腕骨,只好住進了301醫院,就沒能為羅瑞卿最後送行。這使他非常悲痛和懊喪。


本章節選自《張愛萍傳》,東方鶴著,人民出版社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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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惹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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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爱萍,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早年在家乡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章。建国后张爱萍曾就任过华东军区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同时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党的中央委员等职务。2003年7月5日,张爱萍病逝于 北京。


  本文摘自《党史博采(纪实)》2009年第03期,作者:章慕荣,开国上将张爱萍鲜为人知二三事

  张爱萍性格耿直,是出了名的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老实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军队中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这些独特的评价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了将军坦荡襟怀。

  有一次,新四军三师会操,恰逢师长黄克诚找张爱萍说个事情,张爱萍迟到了5分钟。会操结束后,张爱萍当众宣布:“副师长张爱萍同志迟到5分钟,罚站 10分钟。各单位自行带回,张爱萍原地罚站。”在短暂的寂静之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建国后,家乡父老听说张爱萍在外面当了“大官”,不少人都过来 找他,张爱萍每次都是热心接待,对于年轻的孩子积极介绍工作,但对那些年龄大、有明确目的性的,则坚决训斥回去。有个亲戚曾打着他的牌子,到处混吃混喝, 被张爱萍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挥笔给当地政府去信:“凡我家里人找你们办事、提出照顾的,一律给我回绝。记住: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批判,张爱萍不仅在会上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当会议结束后听说彭德怀的飞机还空着,没有人跟着一起走时,他当即说道:“走,我们跟他一起走。”在大家都躲之不及的时候,张爱萍说到做到,和彭德怀同坐一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1966年5月在总参批判彭、罗、陆、杨反党联盟的会上,当听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彭真插手军区、妄图搞乱军队,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的罪行时,张爱萍当 即向身边的与会人员小声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人家(指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可过去军队里的许多事为什么向他汇报?还是 自己硬往人家那里挤?去年国庆节还请彭真吃狗肉呢!”正是应了中国人的古话“祸从口出”,会后不久的一天,张爱萍就被叫到中南海陈毅的办公室。

  一见面,陈毅就说总理待会要过来,接着又问他知不知道彭、罗、陆、杨的事。张爱萍如实讲前几天听了传达,并把当时的不满和议论又说了一遍。陈毅听了哈 哈大笑:“你呀,还没等审问,就先招了。看来你是搞阳谋、不搞阴谋的人。今天总理找你就是为这个事。”正说着,周恩来进来了,陈毅就把情况和周恩来说了一 番,周恩来听了后,不无忧虑地说道:“以后讲话注意些,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临别时,周恩来又特别叮嘱张爱萍:“你以后讲话一定要注意!”但张爱萍仍 然“我行我素”。

  早在1964年5月底,张爱萍率领总参装备部、军务部、作战部等9个单位32名同志组成工作组,对酒泉原子弹基地进行全面检查。检查过程中,有人请示 张爱萍,林彪1960年10月来基地视察时,曾定下由基地出资30万元给林彪修个纪念亭,现在设计已搞好,位置也选好了,就等张爱萍来拍板了。张爱萍听后 果断地说:“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与其花那么多钱在这种地方修这样一个东西,还不如建一个汽水厂、冰棍厂呢!为基地同志解除干渴,创造些福利。”“文革”期 间,此事被揪出,造反派们粗暴地问张爱萍:“你要讲实话,酒泉基地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是不是你坚决反对的?”

  张爱萍正色答道:“我当然要讲实话,我从来不会说假话。关于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的事,是我不同意的。”

  “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反对?”“打倒反革命分子张爱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嚣张气焰,张爱萍断然喝止:“你们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果然,造反派停止了叫嚣。

  “核试验基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连饮用水都要从200里外往里运,基地的一切都在建设中,这个时候拿出30万元来建林副主席的纪念亭,他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这时有人喊:“他不同意是他的事,你不同意你就是反革命!”还有人故意说:“为了建林副统帅的纪念亭,不要说30万就300万也要建!”

  张爱萍淡然一笑:好吧,你有本事你就去建好了!

  张胜评价父亲的成功“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投其所好,不是靠压抑自己的个性换得的,而是靠浴血奋战,靠不计名利,靠张扬自己的个性赢得的”。这话用在张爱萍将军身上实乃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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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痛斥军队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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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会议提出:“要实行和平时期的战略转移”。会议上,关于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问题,有的大力提倡。张爱萍则坚决反对。

  早在这一年年初,张爱萍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公司”和“中心”,就异常反感。他说:什么公司,我看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是以钱为中心。当时,他就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封信,认为“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

  就在张爱萍给科工委发出制止经商的信不久,有次会议就研究军队生产经营问题。会上,张爱萍又一次阐述了他的观点: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即官方投机倒把),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如果军委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不客气地讲当时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遍查古今中外,有哪国哪朝军队在这样大张旗鼓、大规模的搞生产经营。结果呢?经检部门最清楚,有多少干部栽倒在生产经营的浪潮里!社会最清楚,有多少人指着脊梁骨骂军队!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1993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1998年7月22日,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全军打私工作会议上,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解放军与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从明年1月1日起,全部吃皇粮。随后,中央和军委都成立了军队清理经营性企业领导小组,终于于1998年12月15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与一切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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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爱萍将军的患难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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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赵保群,今年60岁,是江苏省南通市海安角斜工商所的一名工作人员。2008年国庆期间,在缅怀我国高级将领张爱萍上将时,我心情沉重地翻阅老将军生前的一封封来信、一张张照片、一幅幅书法作品,触景生情,不禁泪水涟涟。我与将军那绵绵31年的真情故事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在眼前。

  一

  我出生在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1969年, 20岁的我,担任了民兵排长。这一年秋我应征入伍,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

  1972年5月初,解放军301医院住进了一位名叫“张续”、左腿粉碎性骨折且有“严重问题”的病人。

  5月7日上午8时,我突然接到命令:“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今天下午由你带5名战士去301医院,监护一名特殊病人张续。你们到岗后,不准与他谈论政事;病房门口要用屏风围住,不许他与外人接触;每周二或周五病人家属来院探望时要在旁边监听,谈话内容须作记录;病人生活不得给予照顾和方便……”

  军令如山倒。我火速率5名战士跃上吉普车,来到301医院外科六病室。面前的“张续”头发凌乱,胡子拉茬,面色蜡黄,全身浮肿,穿一件又破又脏的棉袄,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主治医生说,病人刚做完接骨手术,创面共缝21针,现开始进行牵引复位治疗。

  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几分,病人的状态是长期遭受折磨造成的。我不禁想起“文革”初期父亲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戴高帽、游街、批斗,同时一家人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的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思索着,病人若果真有问题,应光明正大地调查处理,如今他已落成这个样子,又何必再对他进行如此神秘的监护呢?我是一名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

  “张续”何许人也?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他就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这位15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老将军,竟被罗织“特务”、“叛徒”、“假党员”等罪名,遭受了“两载批斗五年牢狱”的严重摧残,体质极端虚弱。5月2日中午,张将军单独洗澡时头昏目眩,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痛得直冒大汗,他挣扎着扶着一条板凳才爬回了阴暗潮湿的牢房。5月5日,周恩来总理得知张爱萍摔伤且已连续3天无人过问的消息时,气得拍案而起:“抓到俘虏还要优待,何况是自己的同志,赶快放人治病……”张爱萍这才被送进了301医院,在监护中接受手术治疗。
 二

  “张续”虽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可他那股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气概令我暗暗敬佩不已。我上岗不到一小时,两名穿着便衣的“专案组”人员气势汹汹闯进病房,胁迫刚刚从麻醉状态中苏醒的“张续”交待问题,“张续”却视而不见,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专案组”拿他没办法,说他骨头硬。我判断“张续”一定是个正派的好人。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保护他。

  此后,我冒着政治风险,机智、巧妙、果敢地对病人实施了全方位护理。“专案组”压根没有想到派来的“监护”竟成了病人的贴心人。我定期为他洗头、理发、刮胡子;他大小便不能下床,我不厌其烦地用便盆端来端去;他不能坐着吃饭,我一匙一匙地喂;饭粥过烫,我用嘴轻轻地吹凉;病人身子脏了,我用温水洗擦;病人伤处疼痛,我为他既做热敷又做按摩;病人家属来院探望,我守在门外,好让他们多说几句知心话……

  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张续”有了精神,也有了胃口。主治医生说,吃茄子能加快骨头愈合,我便悄悄上街购回了茄子;夏日炎炎,酷暑难当,听着窗外蝉鸣声,“张续”无意中说了句西瓜该熟了,我便多次上街买回西瓜……
 三

  我所带的5名警卫战士住在“张续”病房楼下的地下室里。根据规定,我们对“张续”实行24小时监护,每两小时换一次岗。病房内设有电铃,遇有紧急情况随时对外联系。

  1972年7月28日晚8时许,我下岗后刚躺下休息,“叮叮叮”床头电铃骤响,我一骨碌跃起冲上五楼。此时的“张续”脸色铁青,口吐白沫,已处于昏迷状态。

  “怎么回事?”我急红了眼,大声责问。值班战士报告说:“十几分钟前,一个戴口罩的医生送来一碗煎好的中药要他喝下去,‘张续’喝下中药后先是呕吐,后又抽筋,很快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火冒三丈,一把抓起电话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首长指示:事不宜迟,赶快通知院方派人抢救。我迅速打电话到医院值班室,可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接。我跑步赶至值班室,值班室又无人值班。时间就是生命,我急中生智,将5名战士叫到病房下令说:“任何人不准离开病房一步,在主治医生没有到来之前,任何外人不得跨入病房一步。”接着,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一公里外的主治医生宋蓝发家。耿直正派的宋军医听了我的简单叙述后说:“有人在搞鬼,赶快救人!”

  经过两天两夜全力抢救,“张续”终于告别死神,睁开了双眼。 “张续”苏醒后,得知监护自己的警卫班长抢救措施得力,并已48小时寸步不离守在自己身边,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笑了,军医笑了,其他警卫战士也笑了,可“张续”却流下了串串泪水。

  “张续”为何出现如此险情?我趁抢救之际,悄悄收集了一些中药渣。事后,我和宋军医在逐一分检药渣时,发现药渣内多了一味处方上没有的“洋金花”种子。宋军医说,这是一种剧毒中药,服用5钱即可致人死亡。

  “太可恶了!”我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我找到院方,要他们给个说法。院方解释说,“洋金花”是从上层药屉漏下来的,不是人为所至。我气愤地拿出院方的规章制度据理力争:“剧毒中药专人保管,单独存放,你们这怎样解释?人命关天的大事,解释岂能这么轻描淡写?”

  正当我与院方争执不休时,“张续”反倒叫警卫战士将我劝回病房。“张续”说:“这个年代黑白颠倒,你是查不出所以然的。我既然投身革命,就随时准备付出一切!我估计你在部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请你记住,如果你退伍,走之前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一下!”

  1972年11月6日下午,“专案组”宣布解除对“张续”的监护,并通知我及其他5名警卫战士当日下午3时前务必离开301医院,不得再与病人接触。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张续”的真名叫张爱萍。我欲哭无泪,自己“监护”了6个月的“张续”原来就是张爱萍上将。我多么想在张将军身边多呆一阵子啊,哪怕一分一秒!然而我身不由己,临别时终未能再见将军一眼。那天,我含泪站在六病区窗口下向将军行了个军礼,自言自语地说:“张将军好好保重身体,保群告辞了!”

  果然不出张爱萍将军所料,因我在“监护”“张续”期间,给予其特殊照顾,违反了规定,北京卫戍区于1973年3月1日宣布我提前退伍,并限令我两天之内离开北京,同时还规定在离队前不得离开营区。3月5日,我回到了海安县角斜镇五坊村。
 四

  我回到家乡后,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我与张将军的生死之交,更没有向地方领导提出任何困难和要求。

  炎热酷暑,听到蝉叫声,我触景生情,默念张将军该在美美地品尝西瓜了;寒风刺骨,我思念将军的那件破棉袄该扔了;刮风下雨天,我常念叨将军的伤腿是否还在隐隐作痛;担任五坊小学校外辅导员时,我将将军讲过的打李堡、攻占老户庄、黄桥大决战的事迹又讲给孩子们听;儿子呀呀学语时,我常讲《将军的故事》:“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将军,他身子是铁的,骨头是钢的,刀不入,枪不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为大伙儿做好事……”后来,当我从农村有线广播中听到张爱萍已复出担任国防部长的消息时,曾激动过一阵子,我省吃俭用买回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便通过荧屏目睹将军风采,但我从未萌发过去找将军来改变自己处境的杂念。我认为那样做是“小人”。后来,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张爱萍将军寻找警卫班长的报道:

  ……恢复自由后的张爱萍将军一直有个“心病”阻在胸口,就是要寻找“文革”期间“监护”自己的救命恩人、警卫班长赵保群。每当想起解放军301医院被监护的那180个日日夜夜,一腔奔腾的心潮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眼前时时浮现赵保群憨厚朴实的笑容和那双机智明辨是非的闪亮眼睛,他陷入了深深的思念,然而,别时容易见时难,他曾多次写信、打电话去卫戍区部队,得到的答复是:“该团已解散编入武警序列,赵保群早已退伍”。

  “保群是个好同志,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他啊!”张将军曾多次动情地对夫人李又兰说。可偌大的一个中国,人海茫茫,找个退伍兵岂不是大海捞针。

  将军依稀记得监护自己的警卫班长是江苏泰兴、如皋、海安一带人,他便于1974年秋趁治病经过南京时,特地去找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吴邦义记者,请他帮助寻找保群同志。吴邦义曾和将军一起工作过,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利用出差机会数十次寻找赵保群,可费了好一番周折,寻人未果。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1985年春节。在亲人团聚的宴席上,张爱萍将军吃饭不香,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他对李又兰说:“保群不知在哪里,他现在坐在我身边该多好啊!”李又兰撂下饭碗: “我这就给南京老吴打电话,请他多想想办法。”然而,吴邦义记者经过多方努力,还是未能找到赵保群……

  我看完这篇报道,被重情重义的张爱萍将军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自言自语道:“张将军,这没什么,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当时都会那么做的!”

  张爱萍夫妇对警卫班长的一片真情深深打动了吴邦义记者。1986年春节,他放弃春节在南京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搭车赶往泰州、如皋、海安等地再次打听我的下落,并请当地广播站数十次播出 “寻人启事”。

  听到“寻人启事”的乡亲们找到我,都说:“小伙子,老将军正找你哩,怎么不吭一声?” “去,赶快去北京,说说自己的处境,千万不要错过机会!”我总是坦然一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足挂齿!”

  正月初五,海安县广播站负责同志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兴奋地告诉吴邦义记者:在我县角斜镇五坊村有个赵保群,这个人的经历、外貌特征与“寻人启事”的内容基本一致。

  次日,吴邦义即安排专车将我接到南京,说是要我完成一个特殊任务。吴邦义拿出3本影集,内夹100多张照片(其中张爱萍照片仅有两张),请我在影集中找出当年所监护的人。我迅速在第二本、第三本影集中找出了张爱萍的照片。吴邦义紧握着我的手惊喜地叫道:“你就是当年张爱萍将军的救命恩人赵保群同志!”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5月19日,我收到张爱萍、李又兰夫妇的来信和100元汇款。信中说:

  保群同志:

  1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现通过南京吴邦义找到了你,我们很高兴。在那种年代,你不畏权势,不随波逐流,精心照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同志,难能可贵,现寄去100元钱,给你年迈的双亲及孩子买点东西。微微心意,请笑纳。

  我手捧来信和汇款单,眼眶湿润了。是的,一个砖瓦厂的挑砖工、与泥巴打了10多年交道的“泥腿子”,能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来信及汇款,能不激动吗?当日,我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将那100元转赠五坊小学,我要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将军对一名普通士兵的深情厚意。

  将军夫妇得知此消息后,再一次为我的举动所感动。张爱萍当即挥毫泼墨,为我题了辞:“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李又兰还购买了精装本《星火燎原》、《怀念周总理》、《回忆刘少奇》、《红色根据地的少年》、《闪闪的红星》等76本图书,托人带给我,让我转赠五坊小学。

  1986年冬,张爱萍夫妇得知我的妻子生病住院的消息时,汇来400元钱,并写信言明今后每月将给我寄50元。我忐忑不安,立即去信谢绝了将军夫妇的好意,并把那400元钱转赠给了镇上的敬老院。
 五

  自1987年至2000年,我曾16次应邀赴北京在张爱萍家中作客。将军说:“北京是你的第二个家,有空要常回家看看。”

  我第一次回北京与张爱萍将军重逢是1987年11月13日。那天清晨6时许,将军早早地起了床在家中等候我。将军寓所的大门平时是不开的,只有来了贵宾才开。7点30分,当警卫报告我已到达时,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用颤抖的声音高喊:“敞开大门,让保群进来!”随即将军夫妇站立在大门两侧迎候我的到来。离别15年,相思15年,将军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泪如泉涌......

  “这不是梦吧?”我说。

  “美梦成真不更美吗!”将军答。

  一阵亲切的问候后,将军笑道:“保群哪,我早已恢复工作,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担任了国防部长,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我一直都想念首长,但考虑二老工作繁忙,不愿打扰你们!”我实话实说,“我常在电视上看到首长的镜头,首长身体健康我就踏实了!”

  当晚,张爱萍夫妇将儿子、儿媳叫了回来,特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我。席间,将军夫妇兴致很高,不断地向我敬酒,为我夹菜。悲喜交加,那晚我们谈得很多,且抽泣不断。

  在将军夫妇再三要求下,我在北京逗留了7天,并在将军秘书的陪同下登上了天安门,瞻仰了毛主席遗容,游览了长城等名胜古迹。

  就要告别了,张爱萍将一只包裹递到我的手中说:“这里面是只和平鸽,是老山前线的战士用炮弹壳精制而成的,我请你把它转赠给五坊小学的孩子们,希望爱国主义精神能在孩子们的心中扎下根!”李又兰也拎来一只包裹:“两块布料带给你父母,一件羊毛衫给你爱人,10本美术书籍和几支画笔带给喜欢画画的孩子,两套军装留着你穿……”

  “红旗”轿车徐徐启动。将军老泪纵横,我的泪花也迷住了视线。我低着头没有勇气正视将军夫妇慈祥的面孔。汽车加大了油门,我猛然回首,看见将军夫妇仍站在原地不停地挥手……1988年初,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我被安排到海安角斜工商所工作。3月1日,张爱萍书赠我两句座右铭:“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勉励我“永远做个正直、正派、正气的明辨是非的真正的人,做个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1992年夏,张爱萍又致信海安县委书记冯邦才及县委、县政府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我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赵保群同志当时任卫戍部队班长,在监护我的过程中,抵制‘四人帮’的错误作法,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现应予落实政策,补计工龄、补发工资和相应待遇。”

  我每次进京,张将军都问得很细很细:“当地社会治安怎样?”“群众生活怎样?人均收入多少?”“群众对中央政策有什么看法?”我一一如实回答。当张爱萍得知我已当选省和南通市人大代表,并获市“十佳优秀共产党员”、“十佳标兵”、三次荣获三等功时,兴奋不已连连称赞:“好,干得好!”

  2000年张爱萍九十华诞时,我又一次应邀去将军家中作客。宴席上将军要家里的每个人都要记住他与警卫班长的生死友情。此后不久,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亲切接见了我,并合影留念。迟浩田说:“你保护老首长作出了很大牺牲,我向你致敬!” 我则坚定地回答:“这没什么,有正义感和良心的人都会这样做的!”2003年7月5日20时35分,张爱萍上将因病在北京去世,噩耗传来,我失声痛哭。接到张爱萍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书面通知后,于7月10日,我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7月1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沉痛悼念张爱萍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悬挂在正厅上方,横幅下方是张爱萍同志半身遗像。走完93年人生旅程的张爱萍上将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的身躯。9时整,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来到张爱萍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三鞠躬,并最后送别。站在悼念人群中的我,此时早已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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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將軍:堪稱三不朽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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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張愛萍將軍——讀張勝同志《從戰爭中走來——張愛萍人生記錄》

    若用“太史公曰”的筆調書之,可言:“張將軍,功大,德高,言真,堪稱三不朽之人物也。”

《從戰爭中走來——張愛萍人生記錄》,張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傳記的創體

    兩周夜讀,讀完了張勝賜寄的他的簽名本大著《從戰爭中走來——張愛萍人生記錄》。厚厚的500頁書,我翻來復去地讀,在書上不知畫了多少杠杠,書的裝訂線都快掉下來了,像是韋編三絕。書裏的情節,常常襲入我的夢境,令我不能安眠。這本書深深地吸引了我,更震撼了我。

    張勝的父親,是張愛萍上將,這本書就是寫張愛萍將軍的。張勝本人,曾任我軍總參謀部戰役局局長,他寫這本書,既是為父親寫史,更是為大時代寫史。
 

    初看書名,這書像是報告文學,但實際是一本極嚴肅的張愛萍將軍的傳記。雖是人物傳記,寫法上卻與傳統的傳記頗有不同,在通常的傳記裏,一般都是只記傳主之事,作者極少出現在傳記情節中,但此書卻常有張勝當面向張將軍提問的情節,作者也融入了傳記。通常的傳記,主要是記史實,作者較少發議論,司馬遷寫傳記,議論只有“太史公曰”那幾句話。但張勝在書中則常常激情四溢地發議論,而議論風格又常具有思辯性。這種傳記寫法,前所未見,可謂創體。文體本由人定,文成法立,過分拘泥于傳統文體會限制人的思想。張勝這本傳記,因採用了創造性寫法而獲得了很大的自由度。

    在序言裏,張勝說,為寫這本書,他請父親係統地談了對人生、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因之,書中留下大量的張將軍的答問記錄。這些答問錄,都是極珍貴的史料,不僅是這本張將軍傳記的重要史源和骨幹內容,更成為後人研究黨史軍史的第一手材料。張勝用“訪談”來的材料寫傳記,這本傳記便有了“口述史學”的性質和特點。“口述史學”,是最容易接近歷史原貌的史學方法之一,看著書裏那些張將軍憶往說故的文字,真好像又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倣佛又看到了活著的張將軍。的確,還有哪種傳記材料,比傳主自述自己的歷史和發表對歷史的看法,更能讓人了解傳主的生平和看出傳主的思想呢?張勝“訪談”張將軍,讓我聯想起司馬遷為寫《李將軍列傳》訪問李廣。司馬遷說,“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張勝寫父親,則是“余睹張將軍,如何如何”。張勝寫的是《張將軍列傳》。

    寫傳記須用史筆,史筆一般厚重少文。但張勝的史筆卻既有寫真的厚重,又有文學的美感。他的文字,豪放中帶著灑脫,凜然有風骨,又有天籟般的氣息。常說“文如其人”,我與張勝略有交往,感到他的文很像他的人。又常說“子如其父”,看了這書,又覺得張勝其人其文,頗有一點張將軍的遺風。

    三不朽的人物

    中國傳統的論人法,有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以此衡之張將軍,若用“太史公曰”的筆調書之,則可這樣寫:“張將軍,功大,德高,言真,堪稱三不朽之人物也。”

    將軍15歲便投身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在中央蘇區,他是團中央秘書長,抗戰時期,是皖東北抗日根據地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他是我軍海軍的主要創建者,在領導兩彈一星和航天事業方面,他有重大的組織和領導之功。在“立功”這一項上,張將軍可謂功勳卓著。這些事功,已使他成為不朽人物。

    但我覺得,更讓張將軍成為不朽人物的,還是他的人格,即他的“立德”。其人格,我認為足可感動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可以光耀中華青史。

    談張將軍的人格,便要談及他的個性,因為二者關聯。張勝的評說是,父親是一個剛烈的人,一個透明、率直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在此評語中,我認為“天真”二字最為傳神,也最觸及本質,“天真”,就是純潔無瑕,就是沒有雜質,張將軍正是這樣一種“純粹的人”。細讀此書後,我對將軍的人格有一點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將軍為了堅持真理,硬得像塊金石。張勝在講到父親在“文革”中的表現時,引了一句關漢卿的戲文:“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說將軍像一粒銅豌豆,真乃妙喻。銅豌豆擲在地上,定是響當當的金石之聲。

    評史論人,孔子說,寫空言不如記實事。我還是用實例來說明張將軍的人格。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特別是改革開放前,有個問題經常困擾著人們,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是跟理還是跟人?一些人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栽了跟頭。不跟真理跟林彪,一些幹部上了“賊船”;不跟真理跟“兩個凡是”,一些幹部又犯了“左”傾僵化錯誤。張將軍的態度是什麼呢?他說,“我誰也不跟,我只跟隨真理!”林彪如日中天時,“學毛著要立竿見影”之說風行天下,誰敢說個“不”字?張將軍就敢。他譏刺說:“晴天立竿可以見影,陰雨天怎麼見影?”“林彪的這些話,擺擺龍門陣還可以,寫進文件裏就不妥當了。”

    張將軍說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人言,不畏權勢。“文革”的險惡形勢,最能考驗人的精神硬度。張將軍在“文革”中堪稱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鬥張將軍,掄起鐵鏈要打,將軍憤然舉起板凳自衛,迫使對方斂手。將軍言:“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他被誣為“特務”身陷囹圄後,堅決不低頭,不檢討,更不揭發別人,堅守做人的氣節。張勝從將軍自牢中夾帶出的紙片上看到這樣的字跡:“咬緊牙關,戰勝屈辱”,“站著死,不跪著生!”由于下筆用力極重,紙片被戳得滿是窟窿。

    75年,將軍跟隨小平同志搞整頓,常發“今不如昔”的言論,挨批後,他凜然回答:“說我講‘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訴你,我不怕,泰山壓頂也不能把我骨頭壓碎!”粉碎“四人幫”之初,國防科委仍在“批鄧聯張”,聲言“鄧小平、張愛萍的案不能翻”。陳錫聯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極力為張將軍說好話:“張愛萍同志不過說了句‘今不如昔’嘛,別人也講過,張愛萍同志講的話也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會後,有人把話傳給了張將軍,沒想到將軍說道:“怎麼不是這個意思?我就是這個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張將軍當然領會陳錫聯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識時務”,不認這個錯。

    自古以來,凡人和庸人對于官位,多汲汲以求,唯恐官位不高,張將軍則總是淡然對之。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許多軍隊同志提議張將軍進政治局,後因各種原因沒能進入。小平同志對提議者說,“你們不了解愛萍,他是不會計較這些的”。張將軍對小平這句話非常看重,認為小平了解自己。張勝曾跟父親爭辯,說還是應該進政治局,張將軍厲聲說:“政治局是什麼?是領袖!黨的領袖!毛澤東、總理、少奇同志、任弼時、彭老總,還有老帥們……我們這些人,只是做具體工作的。”張勝不服,說:不讓你進,是怕你進去攪局。張將軍一下被惹惱了,吼到:“不知恥!叫你進,你就進啊?自己有多大點本事,有多大點貢獻,還不知道嗎?位置再高,不幹事,還不是照樣挨老百姓罵。”這就是張將軍對待官位的態度——“官位事小,為民事大”。

    “三不朽”之一是立言。在這方面,我想用“言真”二字來說明張將軍的特點。誠然,張將軍在大“言”大理論方面並無自己的一家言,但他在政治、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講過許多堅持真理的真話實話,發表過許多真知灼見。這就是我所說的將軍的“言真”。

    部隊經商,弊端很大,已為歷史所證明,但若幹年前一般人卻對此認識不足。張將軍是反對軍隊經商的。他曾用歷史教訓來說明軍隊經商是飲鴆止渴,自毀長城。他舉出岳飛詞《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一句論道:“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康恥之恥’。”岳詞《滿江紅》,熟讀者不知凡幾,但有幾人知曉和思考過其中隱含的軍隊經商的歷史教訓?

  影響將軍人格的因素

    張將軍的人格,在我看來,是卓然特異的優秀,那麼,成因何在,哪些因素影響過將軍的人格?從張勝書裏和其他材料中,我理出了如下幾條。

    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熏陶。馬克思主義最講真理,最求真求實,張將軍一生服膺此道。二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儒家優秀思想的影響。張將軍講話,喜援引儒家名言雋語,孔子的“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禮記》的“士可殺不可辱”,等等,都經常為將軍所引用。有一次將軍在新四軍中講演,在講到“什麼是戰士”時,援引並化用了孟子和范仲淹等幾位先賢的名言,頓時全場一片沸騰,多少年後,人們仍津津樂道將軍當時的風採。張勝在書裏稱他父親是“最後一個‘士’”,是有些道理的。三是彭德懷元帥對將軍的影響較大。將軍曾說:“彭德懷教我做人;周恩來教我做事。”張勝說,“在人格上,對他影響最大的要數彭老總”。彭總剛正不阿,敢于冒犯天威,張將軍不也是如此嗎?張勝還講過一句很有啟發性的話,他說,彭總帶出來的將領多耿直剛烈。細想一下,確是如此。黃克誠、胡耀邦、張愛萍、鐘偉,這些剛直之士,不都曾是彭總麾下的三軍團將領麼?(徐水涯 原題:關于張愛萍將軍)

    《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出版。本文所引材料,皆出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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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林彪擺龍門陣的張愛萍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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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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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萍(1910-2003)上將,英姿儒雅,文採風流,以“軍中才子”、“馬上詩人”名于世,軍中有才好學之士無不為之欽服傾折。
 

    家父吳佩之告余:1944年9月11日,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陣亡。四師開追悼大會,張愛萍將軍書一挽聯,懸于主席臺兩側,上聯為“恨寇賊殺死吾戰友”,下聯為“率全師誓為爾報仇”。時人稱為佳對。是時張愛萍將軍由新四軍三師副師長,接任四師師長。

    張愛萍將軍有“座右銘”曰:“將有三忘:出家忘妻,出門忘鄉,出陣忘身。”

    張愛萍將軍才思敏捷,殊出意表,凡來往公函,當日事,當日畢。持筆濡墨,隨閱隨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數千字而僅存百余字者,亦有添改至數十百字者,如疾風掃落葉,頃刻而盡。有時一邊批閱文件,一邊接電話,一邊聽匯報,三者均不誤也。

    張愛萍將軍原則性強,風骨卓然。1964年夏,張愛萍將軍至甘肅酒泉原子彈基地視察。基地領導請示,林彪1960年10月來基地視察過,基地準備撥30萬元為林彪修紀念亭。其時,林彪正紅。將軍聞之,果斷曰:“沒有這個必要,花這麼多錢,還不如建一個汽水廠、冰棒廠呢!”1975年某日,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召見張愛萍將軍。王洪文對將軍言:某人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工作。而將軍返回後在審定造反派頭頭調出名單時,于該人名字旁,毫不猶豫批曰:“同意。”

    張愛萍將軍書生氣斐然,衣著整潔樸素,凡補丁處亦方方正正,整整齊齊。將軍能于黑夜中起草戰鬥文書,無需燭照,且行距相等,字距均稱,從不漏字、疊字。故有“摸黑清”、“一遍清”之譽。

    抗日戰爭時期,張愛萍將軍曾任“抗大”四大隊教員。四大隊又稱學員隊,學員均來自全國各地之知識青年。將軍上課,從無講義,隨問隨答,引經據典,文才飛揚。如,有人問張愛萍將軍:“你的具體職務是什麼?”將軍答“紅軍戰士!”即反問:“你們知道什麼是戰士嗎?”即自答:“戰士,顧名思義就是戰鬥之士。”即闡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乃戰士之本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乃戰士之胸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乃戰士之膽魄;‘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滿于海’,乃戰士之情懷;‘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乃戰士之追求。”即總結:“我願與同學們一起在我工農紅軍最高學府,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歲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鍥而不舍,百折不撓,把自己鍛煉成名副其實的革命戰士。”言罷掌聲如雷。

    張愛萍將軍治軍賞罰分明,且嚴于律己。抗日戰爭時期將軍任新四軍三師副師長,某日全師會操,恰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找將軍談話,遲到4分鐘。操畢,將軍當眾宣布:“副師長張愛萍同志遲到4分鐘,罰站10分鐘。各單位自行帶回,張愛萍原地罰站。”全場聞之愕然,繼而掌聲雷動。

    張愛萍將軍好學習,勤動腦,其思深,其感銳。“文革”中,林彪宣傳學習毛主席著作“立竿見影”,張愛萍將軍曰:“晴天立竿可以見影,陰雨天怎麼見影?”又曰:“林彪的這些話擺擺龍門陣還可以,寫進文件裏就不妥當了。”

    “文革”中某日,造反派批鬥張愛萍將軍,欲揮鐵鏈鞭之,將軍唬地站立,怒目相對,舉板凳以自衛。事後,將軍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1975年11月26日上午,“長徵2號”火箭攜帶“尖兵”返回式衛星順利升空。張愛萍將軍電話詢問現場指揮馬捷能否順利回收,馬捷答:“勝利在望。”張愛萍將軍一字一頓曰:“勝利在望不行,一定要勝利在握。”其時,將軍正受控于造反派,白天接受“幫促”,夜晚即到指揮室與現場指揮所通話,了解情況,下達指示。“尖兵”衛星發射後于太空遨遊三日,安全返回地面,舉國歡騰。張春橋聞之則恨恨曰:“衛星上天是幌子,紅旗落地才是真意!”

    1976年1月18日,北京先農壇體育館。造反派召集萬人批鬥張愛萍將軍。大會決定:張愛萍要有個檢討。是日,張愛萍將軍帶病泰然赴會,登臺檢討曰:“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來,接觸了一些單位,接觸了一部分幹部群眾,講了一些話,也做了一些決定。假如我犯了路線錯誤,將由我個人承擔全部責任。與其他同志沒有任何關係。”檢討僅寥寥數語,心平氣和,不卑不亢。言畢即拄杖離席,若無其事也。當事人後來言:“張愛萍將軍講錯誤為假如,責任是個人,作檢討仍不失大將風度,名士品格!”

    粉碎“四人幫”後,張愛萍將軍第三度出山。將軍意氣風發,以橫掃千軍之勢,率領國防科研大軍出色完成三項國防科研任務,將軍謂之“三抓”:1980年5月18日,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發射了遠程運載火箭——洲際導彈;1982年10月,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發射了潛艇水下發射的潛地火箭;1984年4月,成功發射了地球同步軌道靜止通信衛星。(吳東峰/廣州市文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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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的儿子张胜讲述英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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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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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共和国第一批将军,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

    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张爱萍的儿子张胜讲述了英雄父亲的人生追求。本书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同时还再现了那段历史。

    留恋瓦窑堡时光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但就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青阳岔一次战斗中意外失利。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得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得不行,但并没有迟到啊!怎么就稀拉了?我问,是以先到的为准,还是以表为准?我是不客气。”都是在战场上打红了眼下来的,能吃你这套?脖子一梗,当场两人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总司令(朱德)都坐在台上,脸色不好看了。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回来后,来了个电话,是陈赓接的,陈赓说,找你的。我一听是要调我到政治部工作,就问,干什么?回答是,去当统计干事。我一下子就把电话机给摔了,要撤老子,你他妈就明说!”后来呢?“有什么办法?我带了匹马和一个警卫员报到去了。”

    我觉得真好玩,说,你是够狼狈的!父亲也笑了:“当时罗荣桓是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是宣传部长,都是些老熟人。”“他们见我来了都笑了,说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打仗也辛苦了,休息休息挺好嘛!我们就这样,几个人在一起,每天就是搞点东西吃,再就是扯乱淡。一路走到了陕北。”

    两个月后,父亲被重新起用,出任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听说是政治局会议上有领导提出来,说长征一路过来不容易。一个主力团的政治委员,就因为戗戗了几句,说撤就给撤,走了二万五千里,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这件事,后来在反宗派主义倾向时,还成了个典型例子。

    父亲当然知道这里的意义,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憋足了劲,想争口气的,哪晓得时运不济,偏偏事与愿违,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父亲说:“回瓦窑堡后,向张云逸汇报了,军委决定连以上干部开批判会。袁国平主持,一连指导员攻得最凶,因为我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军委下令通报全军,对我的处分是撤职查办。周恩来找我谈话说,对你的处分要重一些,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你是中央派到陕北红军的。”

    就在父亲接受批判自我反省的日子里,他得到通知,立即去见毛泽东主席。父亲曾很多次谈起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他看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扣,怎么,你还不服气?”父亲没有形容毛泽东的表情,但我仍能感受到这单刀直入的开场白所带来的威慑力。

    “我没有不服气,我接受处罚。”

    “接受处罚?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吧?”

    “坏了!这句气头上讲的话,怎么这么快就捅到毛泽东这里来了?”

    还是两天前,父亲遇到过去在中央苏区共青团共事的一位同志,他讥讽道:“张爱萍,你落马湖这出戏唱得倒不错嘛!”《落马湖》是施公案中的故事,施公率黄天霸等众英雄擒寇,回归半途,不意被落马湖水盗铁臂猿猴李佩所擒。真够挖苦的!年轻人,哪有肯示弱的,这一激,“胜败不过兵家常事”便冲口而出。其实这种斗嘴,气恼一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竟把毛泽东搬出来了,看来问题是要升级了。

    “打了胜仗去见毛主席”,我军有这样的传统,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机会带给他的竟是在窘境下这样尴尬的见面。

    “我说,那是句气话。”

    “气话?我看你还是不服气吧!”父亲回忆他和毛泽东一问一答的细节。

    “我能说什么?我向来认为,论功行赏,按律问罪,打了败仗理应撤职,这次撤我,理所当然。”

    父亲接着回忆:“毛泽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话并不错,世上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行!接受教训吧!”

    “后来就是闲扯了。问起了我的经历,知道我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天南海北的,很亲切。”

    “临走问我还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些年来,就是猛冲猛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他很高兴,说红军大学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拿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封信。罗那时准备当教育长了。”

    父亲回首往事,常会感怀:“文革中把我关起来,我常想起这段往事。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从来不诿过。但这时的我,却不能服气。现在要去找主席,又能到哪里去找呢?”他停顿许久,说:“我留恋在瓦窑堡的时光。”

 在红军大学打网球

    红军大学,是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了。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父亲谈起这一段生活是轻松的。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讲堂,甚至没有专门的教员。这实际上是个中国革命的研究生院,选修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和战争,采取听课、研读、讨论的方式。党内一些学识很深的领导同志轮流执教。毛泽东讲授的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讲课大纲后来印成书。父亲说,1937年他在武汉搞统战工作时看到过这个本子,原稿中还有反围剿的作战略图,后来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就删掉了。张闻天讲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王稼祥讲政治经济学;徐特立讲汉语拼音。父亲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他讲了两次就不再来了。

    他讲了些逸事:“那时生活很清苦,党中央和军委下了很大力气,到处去买羊肉给我们改善。一次林彪和罗瑞卿搞了些狗肉来,叫上我、彭雪枫、刘亚楼,都是一、三军团的,记得还有罗帅。一次,陆定一来学校说,红军长征是段很重要的历史,要大家都写下来。开始是杨尚昆来催,没人响应。以后陆定一又来催,但大家都感到学习忙,没时间写这个东西,也不知怎么写。他就说,经过什么就写什么,催得紧了,大家也就写起来了。我是有点应付式的,彭雪枫写得最好。后来汇编出了本《红一方面军长征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张国焘来到保安,红大组织了欢迎会。毛讲话,提出要团结奋斗,印象深的是他讲到朱总司令,说他肚量大如海。”

    “斯诺也来过,看到我们打网球,很吃惊,给我们照了相。我们问他美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就像一块奶油吊在房梁上,只能去舔。1938年我在武汉看到他出版的照片,说这上面的人都是蒋介石出了几万大洋来买他们人头的。”

    我找出斯诺的《西行漫记》,上面有父亲打网球的照片。父亲指认说:“彭雪枫、赵尔陆、陈士榘、萧文久……”后来我妹妹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斯诺博物馆中还找到了更多当年的照片。

    “每临大事有静气”

    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14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

    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

    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

    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

    “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

    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

    父亲离开延安时,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

    毛泽东说“今天深山学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

    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

    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

    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奔赴上海打游击

    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

    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战争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

    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仅就这种准军事性质的工作而言,并非父亲的初衷。谁不愿意到战斗部队,指挥千军万马,和战友们一起驰骋战场?但是,在毛泽东面前,是不能讲条件的。

    父亲回忆,他在离开毛泽东窑洞时,毛泽东最后说了句话:“中国大得很哩!”是啊!面对势如破竹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大概是要说,格斗才刚刚开始,小鬼子们,接招吧!

父亲第一次直面彭老总

    1955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南京迁至北京,住进了什刹海前面的一条胡同里。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德怀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经历长征火与血的洗礼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11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

    我找到父亲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

    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

    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

    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地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那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

    白天搜寻,晚上烘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

    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徇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军委会上拍案而起

    彭老总在朝鲜抗击了世界头号强敌美国,为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头功,回国后由他主持军队工作,威望如日中天。彭老总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

    “我去时,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这支军队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产生了它的10大元帅、10位大将、57名上将和上百名中将、上千名少将。他们个个踌躇满志。今天,要带领他们迈进现代化之门,要裁减那些战功赫赫的部队,要改变他们习惯了的带兵方式,彭老总何尝不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谁来领受这个任务?他看中了张爱萍。

    父亲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受领这项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会将他带入怎样尴尬的处境;又将给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什么恶果。甚至在他退休后,在和我谈起他自己的这段往事时,他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8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体制重叠、庞杂,不合理,必须精简。”

    父亲说:“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5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并,没有必要搞成两个。”

    “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拆庙历来是复杂微妙的,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果然,在议案会上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1957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王光美教会父亲跳舞,一直跳到生命结束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

    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

    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

    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

    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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