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實事求是的作風。1928年7月1日，項英在莫斯科參加“六大”時，針對當時“左”的傾向，由他領銜的29位代表提出提案，建議大會致電國內，制止盲動傾向，為到會代表所採納，提案的基本精神均被吸收到大會於7月9日《對國內工作指示》電中。1930年8月，他任長江局書記時，實事求是地反映當時武漢黨、團、工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使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所要求的武漢暴動未能舉行。1931年初，他在調查研究後，批評了發動“富田事變”的錯誤行徑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反“富田事變”的過火鬥爭，提出以教育為主解決黨內矛盾和分歧的主張，使當時紅軍和蘇區內部的肅反擴大化一度有所緩和。後來儘管他的正確主張被王明為首的中央派去的中央代表團所否定，並撤了他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但他仍保留自己的意見。歷史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對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作了客觀敍述。 
    第五，高尚的道德情操。項英為維護黨的利益，敢於堅持原則，秉筆直書，無話不可對黨言。1929年1月3日，為解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問題，儘管與會的李立三等多數政治局委員表示贊同，但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項英認為此法不可取，對全局不利，會削弱中央對全國各地黨的工作的領導，也會影響對江蘇各地黨的工作的具體指導，建議對此慎重考慮。項英敢於提出與總書記向忠發相反的意見，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接著在1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項英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辦法不妥，強調指出：省委的工作很實際，與各方的接觸面廣量大，會直接影響到保密工作，而當時白色恐怖情況嚴重，如果危及中央機關的安全，就會影響全黨，建議中央再慎重考慮。直到中央政治局另一常委周恩來于1月11日從外地回到中央，也不贊成由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做法後，向忠發才改變自己的主張。1939年，項英從上海地下党來的揚帆處得知藍蘋（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的不良表現，明知講了不會有好結果，但從關心毛澤東出發，仍立即打電報向黨中央報告，並提出“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儘管後來的效果不好，反映情況的揚帆被作為“反革命”坐牢25年之久，其他有關同志也遭株連，但項英秉筆直書、剛正不阿的正派作風是值得稱道的。 
    項英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追求，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党的優良傳統的重要內容，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紀念項英誕辰110周年，學習、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增強開拓進取、求真務實的勇氣和力量，激勵艱苦創業、再造輝煌的決心，都會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