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發行的《李德生在動亂歲月》一書，第二十三節中記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澤東和周恩來關於解放老幹部的指示精神，抓緊“做好解放１７５位將軍的工作”。其中寫道：“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中將、（第二）政治委員李成芳中將，是紅四方面軍的團長、團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都在晉冀魯豫軍區

擔任過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是劉鄧大軍的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軍長。解放後，賀龍元帥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與這兩位軍長是上下級關係。‘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誣陷為‘賀龍分子’關押起來，總政治部連個關押地點都不知道。幾經周折，才弄清他們被關押在湖南境內廣州軍區一個軍隊農場。李德生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先後將秦基偉、李成芳和昆明軍區副政委胡榮貴少將、副政治委員張子明少將，南京軍區原參謀長王蘊瑞少將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療，等待安排工作，並將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

    去湖南接秦基偉、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療，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務，是李德生派我和總政組織部的秘書任振先具體執行的。有人戲稱我倆這次執行的任務是接幹部出“牛棚”。在完成這一工作任務的中間，頗有一些值得回顧的故事，現整理出來，以饗讀者。

    李德生在京西賓館面授任務 

    我於１９６８年冬由濟南軍區政治部借調到軍委辦事組幹部部工作。１９６９年７月，李德生由南京軍區調軍委辦事組後，就在京西賓館住宿和辦公，我和他經常見面，但工作上沒有直接接觸。１９６９年１２月，總政恢復辦公後，搬到旃壇寺總政大樓辦公。李德生開始是以總政臨時黨委書記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後被任命為主任。這樣一來，我就同他斷不了在小型會議上或呈送、領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觸。１９７２年國慶日後的一天早晨，總政幹部部領導通知我，帶上洗漱用具、糧票、出差費，早飯後接上總政組織部的任秘書一起去京西賓館找李德生主任受領任務。

    我倆到賓館九層西頭套間見到李德生後，他開門見山交代任務說：“你們馬上出發到湖南省軍區瞭解一下秦基偉、李成芳、胡榮貴、張子明、王蘊瑞、張力雄六個人的情況。”他還特意交代：“見到秦基偉後，問一問他當時是怎麼被留在北京，沒有回到昆明軍區去的。”

    我當時在總政幹部部第二任免處（後改稱第二任免局）任副處長，該處負責各大軍區正師職以上幹部的任免工作。這六位將軍“靠邊站”前都屬該處業務管轄範圍，老的花名冊上都有他們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講他們的姓名，我都知道他們原來的任職情況。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昆明軍區第二政委，胡榮貴、張子明是昆明軍區副政委，王蘊瑞是南京軍區參謀長，張力雄是雲南省軍區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先後“靠邊站”，有的歸中央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有的歸別的專案組審查。審查情況專案組從來不向總政幹部部通氣，總政幹部部也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准過問專案審查物件的情況。因此，我想請李主任明確一下這六位將軍的矛盾性質，便說：“主任，我們見到他們時，怎麼說明來意？”李德生回答說：“一是代表組織看望他們，二是聽取他們的意見。”聽到這兩條，我心裏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內部矛盾。

　　“總政來的這位處長舉動可不一般！” 

    我和任振先從京西賓館直奔首都機場。那時客運航班很少，事先又沒有訂購機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機場不久，有一架從瀋陽飛廣州的裏－２型小飛機，十幾個座位的座艙內只有我和任振先兩個乘客，在開封、武昌兩次落地後於下午到達長沙。湖南省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幹部處處長到機場把我倆接到接待所，問工作怎麼安排。我說，我們這次來湖南的任務是專程看望秦基偉、李成芳等六名幹部。幹部處處長說，他們現在都住在寧鄉縣的灰湯療養院。我說，那就請省軍區安排一輛車，明天早飯後出發去灰湯。

    秦基偉等六位將軍是１９６９年“緊急戰備”時被疏散到湖南的，開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漢壽縣的一個部隊農場勞動，“九一三”事件後，於１９７２年４月轉到坐落在寧鄉縣灰湯鎮附近的解放軍３６４醫院（又稱“灰湯療養院”）休息。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軍區管理，但是這六位將軍為什麼被“靠邊站”，到底有什麼問題，誰也沒有向省軍區作過交代，省軍區的同志也不便過問。中間除了時不時有專案組人員找某個人談話、調查核對材料以外，他們與原單位完全斷絕了組織聯繫。

    灰湯療養院坐落在素有“瀟湘第一泉”之稱的灰湯溫泉附近，山清水秀，環境幽靜，溫泉水溫高達９０攝氏度左右，確實是個療養的好地方。六位將軍從農場轉到這裏，處境有了很大改觀：一是解除了勞動；二是家屬可以前來探望團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飯，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歸口管理的機關不是原來的保衛部門，而是換成了幹部管理部門。

    然而，對他們的處理還是留了個“尾巴”。他們雖然住在了療養病房，但並沒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療養員”的待遇，日夜２４小時陪伴他們的不是醫生、護士，而是保衛幹部和警衛戰士。他們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層樓的樓上，房子窗戶朝南，房門向北，病房門外有一個敞開式的長廊相連，長廊兩頭各有一個樓梯。六位將軍和他們的夫人住在中間，兩頭靠樓梯的房間裏住著負責他們安全的幹部和戰士。他們外出活動，要向警衛人員請假，活動範圍只能在療養院附近。管理他們的省軍區政治部幹部處，有事都是通過照管他們的警衛人員轉達，從來不與他們直接接觸。幹部處處長為六個人的事免不了去療養院收發文件、部署工作，但與他們“保持距離”卻一直沒有改變。因此，我見到這六位將軍時的一些舉動，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軍區幹部處處長陪同我倆到達療養院，我們把隨身所帶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戶一戶地拜見，見了面我首先向對方敬禮，問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後說：“我叫劉岩，是總政幹部部第二任免處副處長。他叫任振先，是總政組織部秘書。我倆受總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託來看望首長，一會兒集中一塊再彙報來意。”六戶走訪完畢，大家先後來到學習室坐定。我說：“李德生主任派我倆專程來的任務，一是代表組織看望六位元首長，二是聽取首長們的意見。聽取意見的方式準備一戶一戶個別交談，我倆由東向西，到首長房間一位一位地談，時間不限，請你們把要說的話說完為止。有的事一次沒談完，想起來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談，我們什麼時候聽完首長們的意見，什麼時候再離開療養院回北京。”

    散會後，接著到房間個別交談。此時，我示意省軍區幹部處處長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給省軍區領導打電話，彙報我們會見六位元將軍時的情況。後來聽說，他打電話的第一句話是：“總政來的這位處長舉動可不一般！”所謂“不一般”，是與過去來療養院的專案人員的舉動對比而言的。專案人員見到他們一不敬禮，二不握手，三不稱呼職務，四是叫名字時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還加以訓斥、指責。

    我倆用兩天的時間，聽取了六位將軍的意見後返回北京。一到辦公室，幹部部的領導同志就交給我一份廣州軍區政治部發給總政治部的電報，內容是關於改善秦基偉等六位將軍生活狀況的幾條措施，請示總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項，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將軍接到長沙大醫院，全面檢查一次身體；二是由廣州軍區衛生部調撥一批六位元將軍需要的藥品，放在療養院藥房專藥專用；三是給療養院增配一輛小汽車，專門用以到寧鄉縣城等距療養院較遠的市場採購副食品；四是組織六位元將軍和他們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參觀遊覽。另外，還有關於看檔、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進措施。

    我看後心想，廣州軍區對這六位將軍的優待措施，與我倆湖南之行傳達了總政治部的意圖是分不開的。因為我倆到長沙後並沒有向湖南省軍區傳達關於六位元將軍的什麼資訊，只不過是用我們的行動表明自己對六位“靠邊站”多年的領導同志的政治態度而已。後來聽說，湖南省軍區幹部處處長把我“不一般”的舉動向湖南省軍區領導彙報後，省軍區馬上轉報了廣州軍區，於是很快提出對六位將軍採取幾項優待措施的意見。

　　從進京“靠邊站”到勒令離京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將軍就“靠邊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幹部名單上已經沒有了他們的名字，對他們的有關情況，除對秦基偉、李成芳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從湖南回京查閱檔案和電話詢問昆明軍區、南京軍區後，才瞭解到他們的一般情況，他們都是叱吒風雲的開國將軍。

    秦基偉，湖北黃安（今紅安）縣人，１９２９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靠邊站”前為昆明軍區司令員。歷任排長、連長、團長、軍分區司令員、縱隊司令員。在朝鮮著名的上甘嶺戰役中，他是打出軍威的志願軍第三兵團第十五軍軍長。

    李成芳，湖北麻城縣人，１９２９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將軍銜，“靠邊站”前為昆明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歷任班長、排長、指導員、教導員、團政委、旅長、縱隊政委、軍長。

    胡榮貴，山西定襄縣人，１９３３年參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靠邊站”前為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歷任幹事、隊長、指導員、股長、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軍區及大軍區政治部主任。

    張子明，山西離石縣人，１９３５年參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參軍，１９６１年晉升少將軍銜，“靠邊站”前為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歷任股長、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副師長、師政委，軍事工程學院教育長、副政委。

    王蘊瑞，河北巨鹿縣人，１９３１年寧都起義後參加紅軍，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靠邊站”前為南京軍區參謀長。歷任參謀、科長、團長、師長、縱隊參謀長、兵團參謀長、志願軍參謀長。

    張力雄，福建上杭縣人，１９２９年參加革命，１９３２年參加紅軍，１９６１年晉升少將軍銜，“靠邊站”前為雲南省軍區第二政委。歷任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分區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縱隊政治部主任、軍政委。

    六位將軍都是于１９６７年初調到北京後“靠邊站”的，其中五個人有這樣那樣名目的專案組進行審查，還有一個人與任何專案都沒有瓜葛，也在北京“靠邊站”了兩年多，他就是秦基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秦基偉回憶錄》第十七章“新的考驗”中，有一節的題目叫“晾在北京‘靠邊站’”，用詞十分貼切。他在北京呆的兩年多，第一不是停職檢查，第二不是等待結論，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離或被監護。那麼應該用什麼詞來表述他的處境呢？秦基偉用了一個“晾”字，我以為完全符合他的實際狀況。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問問秦基偉將軍是怎樣被留在北京而沒有回到昆明的，是因為總政治部事後查問，誰也不知道秦基偉是為什麼“靠邊站”的，誰也說不清秦基偉“靠邊站”後到底歸哪里管，實際上是稀裏糊塗地“靠邊站”了５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１９６７年初上海造反派奪權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躍躍欲試，有的與軍內極左的人勾結在一起，衝擊軍事機關，揪鬥各軍區的領導人。周恩來和軍委領導為了防止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同志被揪鬥，派飛機將他們接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保護了一段，風聲過後其他軍區的領導人陸續回到了各單位。昆明軍區的兩位軍政一把手都沒有回去，李成芳是因為歸專案組管，而秦基偉並無專案，為什麼也沒有回去呢？所以李德生覺得這個謎需要解開。

    在灰湯療養院個別交談時，秦基偉講完他要說的事情後，我問：“秦司令，李主任讓我請問你一下，你當時是怎麼留在北京而沒有回到昆明的？”秦基偉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說：“是軍委××領導同志跟我談的，他說現在昆明軍區機關還比較亂，你先不要回去，呆一段看看形勢再說。”１９６８年３月“楊、余、傅事件”發生後，還是按照軍委那位領導同志的要求，秦基偉搬到了海運倉總參第一招待所後小樓，一住就是一年多。《秦基偉回憶錄》中有好幾處提到，同他一起被疏散到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都斷不了有專案人員光顧，而從來沒有專案人員找過他。他當時哪里知道，自己並非專案物件，是糊裏糊塗地被“晾”到一邊的。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利用中央決定戰備疏散的時機，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１０月１８日，總參按照黃永勝的傳達，以林彪“第一個號令”的名義通知了各部隊。在北京凡是不在職的黨政軍高級幹部，都要立即疏散到外地。京外來的“靠邊站”的幹部，當然就更不在話下了。

    林彪“第一個號令”傳達後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幾個人到海運倉招待所，找在這裏“靠邊站”的幹部逐一進行個別談話，宣佈軍委辦事組的決定，要他們第二天就離開北京去外地，並且不得互相打聽將要去的地方。這幾個人一走，樓裏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經交談，得知他們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軍區的秦基偉、李成芳、胡榮貴、張子明、張力雄和南京軍區的王蘊瑞六人分為一個方面，都告知到廣州軍區。宣佈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點商量的餘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覷，心情都很沉重，誰也鬧不清這次疏散意味著什麼，將來命運又將會如何。

    第二天火車票準備就緒，六位將軍一齊到了北京車站。護送他們的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名排長。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於職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對護送的物件進行監督，生怕這些人出了什麼問題。

    在瀟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六位將軍在談話中都訴說了這些年來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時不禁淚流滿面。我們離開療養院前到病房與六位將軍一一告別，他們都表示要說的話都說了，感謝組織派人對他們的看望。我聽了六位將軍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說了一些安慰的話，回到機關如實地向領導作了彙報。

    林彪“第一個號令”發佈後，當時向六位將軍宣佈是去廣州軍區，可是到長沙就讓他們下了火車，接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中間來人向他們介紹了西湖農場的情況，宣佈他們將被安排在那裏勞動。很快，他們就被送往漢壽縣境內的西湖農場。六個人被分到六個連隊，規定相互間不准來往。

    西湖農場最早是湖南的一個勞改農場，是在洞庭湖西面圍湖造田建起來的。房子是犯人們打坯蓋的草房，非常簡陋；地面坑坑窪窪，用腳一踩就會出水；屋頂上到處是洞，麻雀不斷飛進來啄食。夏天炎熱難當，冬天冷得要命，洗臉毛巾往鐵絲上一搭，轉眼間就結了冰。連隊伙食極差，幾乎整月見不到油葷。

    生活條件的艱苦，作為老革命的他們都不在乎，因為他們都是從艱苦環境中走過來的。讓他們憋氣的是政治待遇，六個人生活上雖然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在政治上卻享受不到一個普通戰士的待遇。

    他們在西湖農場期間，在連隊歸班、排、連長管，團裏則由政治處的保衛股管。什麼矛盾性質的人歸保衛部門管理，部隊歷來都是有明確分工的，所以從管理管道上不難看出，農場對他們是作為專政對象看待的。由此給他們帶來了許多精神上的痛苦，他們向我訴說了很多這方面的具體情況。比如：

    他們想自費訂閱報紙，得不到農場的同意。他們寫封家信，寄出前要經保衛股審查，家裏來信也要先由保衛股拆閱，凡被認為是不該寫的內容一律抹去。每個週末的組織生活，值班排長一吹哨，宣佈黨員站第一排，團員站第二排，不是党團員的戰士站第三排。六位將軍都是有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們這個年齡的人應該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黨非團的戰士們站在一起，聽值班班長訓話。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以營為單位集合選舉四屆全國人大的軍隊代表，秦基偉與全連官兵列隊去營部投票。快到營部時，營裏一名幹部把秦基偉攔住，讓他回去看書，剝奪了他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選舉權。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偉的女兒畹江住在營部，有位副營長的愛人和畹江比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約畹江到外面一個地方見面，沮喪地告訴畹江說：“今後我不能跟你來往了，組織上已經批評了我，說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場有問題……”

    １９７２年４月，“九一三”事件發生半年多了，六位將軍才接到通知，說要將他們轉到湖南寧鄉縣的一所部隊療養院３６４醫院休息、療養，從而結束了在農場監督勞動的生活。

    六位將軍到灰湯療養院後，吃、住等生活條件比在西湖農場時有了改善，但他們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著歧視：一是活動範圍有限制，不得離開療養院附近；二是每個人配有一名戰士，名為警衛，實際是監視他們的行動；三是剛開始看不到任何檔，經一再要求，後來才由省軍區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團級幹部閱讀的檔集中傳看。

    這樣又過了５個月，政策才漸漸地放寬了一些，而且他們的家人可以到療養院與他們團聚了，這讓他們興奮不已。六個人都先後經歷了到灰湯車站迎接親人的難忘時刻。秦基偉的愛人唐賢美，於８月初放暑假後帶著孩子們從昆明趕到灰湯。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後的第一次團聚。

    秦基偉說：“隨著家人的到來，我的生活也日見規律。每天下午，我扛著竹竿和愛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撿，每次提回來一網兜。這固然是為了解決生煤爐的引火問題，但更多的是為了充分享受一種田野情趣。上午，我們則讀書看報。當時新華書店來賣過幾次書，我們買了一些。我的老秘書張維明也從四川給我寄了幾本書來。我對他寄來的蘇軍元帥朱可夫寫的《回憶與思考》一書最感興趣。這本重點記錄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作戰情況的書，我對照地圖讀了兩遍。因這本書是秘書借來給我看的，我讀後又寄還給了他，但內心很捨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時，我與同在灰湯療養的工程兵某師政委谷善慶相遇。我們過去素不相識，但他對我很熱情，顯得很尊重。當在交談中我稱讚《回憶與思考》這部書不錯時，他立即慷慨地說：‘我這兒有一部，我送給你，首長。’在那個歲月裏，谷善慶同志能夠這樣做，是很不簡單的，表明了他的不隨波逐流和為人的正直，讓我非常感動……”

    在灰湯，除秦基偉外的其他五位同志，都不時有專案人員前來向他們核實情況，索取證明材料，而秦基偉卻如同在西湖農場時一樣，仍然沒有任何人來找他，所以他有比別人更多的時間享受“田野情趣”。有專案人員光顧的將軍，雖然有些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可以通過專案組的管道轉達，但有時也會產生“衝突”。張子明將軍第二次與我們交談的內容，主要就是反映專案人員搞“逼供信”的情況。他說，有一個同志的歷史情況，按照自己的記憶實事求是地寫出證明材料，但專案人員不滿意，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按專案人員的口徑重寫。他堅持不能編造，專案人員就批他的“態度不老實”，雙方爭吵不休，搞得很不愉快。張子明將軍講到這裏，難過地掉下了眼淚。

    結束“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書回到北京的當天，就將我們湖南之行的情況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報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倆向他的報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來的報告。

    １９７２年“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靠邊站”被審查的幹部要得到解放和分配工作，按當時的慣例都得有個審查結論，有問題要寫清楚是什麼問題，沒有問題也得寫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結論。六位將軍中的五位都是立了案的被審查物件，要解放分配工作，當然也需要由審查他們的機關提供結論材料。秦基偉沒有立案審查，但因為他與其他五位將軍一直在一起，這次也只好等著一批辦理。

    五位被立案的將軍，只有王蘊瑞歸我們第二任免處業務管轄範圍――南京軍區審查，其餘四位元的立案單位不屬於第二任免處的管轄範疇。因此，領導上就把瞭解專案組對王蘊瑞審查情況的任務，交由我們處辦理。那時候誰都知道，領導機關向下面瞭解對被審查幹部審查的進展情況，是要求儘快結案的一種催促方法，也就是解放幹部分配工作的“前奏”。但是，要瞭解和搞清楚被審查物件的情況，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李德生在動亂歲月》所述：“當時解放幹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張春橋的搗亂；在基層，有受極左思潮嚴重影響的某些幹部的干擾，增加了工作的難度。”

    王蘊瑞將軍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催問了南京軍區幾次，負責搞他專案的人員都說，王蘊瑞歷史上還有一個問題沒有查清，所以還不能作結論。什麼問題呢？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當時我們第二任免處的工作人員都將此作為笑料來談論。１９３４年中央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的紅軍組建了閩浙贛軍區，方志敏為司令員，粟裕為參謀長。１９３５年夏，組建浙西南軍分區，王蘊瑞（當時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員。不久，軍分區被國民黨軍隊“圍剿”打散，部隊大部傷亡，王蘊瑞與上級機關失去了聯繫，便與浙江籍的一個參謀化裝跑到該參謀老家隱蔽起來。國民黨的“圍剿”越來越殘酷，王蘊瑞又不會講浙江方言，在參謀家裏無法長期躲藏。這時參謀的父親出了個主意，建議王蘊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難，並湊了點路費，與參謀一起將王蘊瑞送到浙贛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火車站，上了開往老家方向的列車。１９３７年秋，八路軍出師華北前線抗日，王蘊瑞很快與部隊取得聯繫，重新投入了新的戰鬥。

    “文革”中，有人懷疑王蘊瑞從浙西南軍分區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軍工作，中間這一段的歷史有問題，便立案進行審查。專案組經過調查取證，浙江的那位參謀證明，王蘊瑞上火車前沒有被俘、被捕問題，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證明王蘊瑞回家後，沒有任何不正常的情況。但是，專案組以王蘊瑞從浙江火車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間，尚未取得沒問題的證明為由，堅持不能下結論。我們說服專案組的同志，王蘊瑞從浙江上火車到巨鹿的中間，沒有人證明他沒有問題，但是也沒有人證明他有問題呀！單獨一個人在長途跋涉中的活動情況能找到證明人嗎？你們這樣拖到什麼時候才算完？最後專案組不好再堅持原來的觀點而作罷。

    １９７３年４月，解放六位將軍的準備工作終於告一段落，正式決定六位將軍離開湖南灰湯，到相應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麼地方等待呢？經總政治部研究決定，兩位大軍區正職幹部來北京，其餘四位元，凡是與原單位兩派群眾無瓜葛的回原單位，否則也來北京待命。４月下旬，幹部部以總政治部的名義電話通知了廣州軍區，請他們責成湖南省軍區，派員護送秦基偉、李成芳、王蘊瑞、張力雄四位將軍來北京；通知昆明軍區，請他們派幹部到灰湯將胡榮貴、張子明兩位將軍接回昆明。

    ４月２８日，秦基偉等四位將軍抵達北京，我到火車站把他們接到總參海運倉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們三四年前住過的後小樓待命。待命期間，分工由總政幹部部任免二處負責照顧。４月２９日，我將慶祝五一節的遊園票一一送給四位將軍。５月１日，他們高高興興地參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遊園活動。５月２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早晨的新聞聯播節目和各大報紙，都播出、刊登了新華社的新聞報導。報導中專門有一段說：“參加節日聯歡活動的還有：……秦基偉、李成芳、郭林祥、廖漢生、呂東、姚依林、錢信忠、張稼夫、李質忠、童小鵬、鄧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偉、李成芳參加五一慶祝活動的消息公佈後，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們，表示祝賀。一時間，你來我往，好不熱鬧。他們的這些戰友都是“文革”中受過摧殘的，大家大難不死，還能相見，都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