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繼侵佔東北後，又入侵華北，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亡國慘禍，迫在眉睫。而蔣介石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1936年12月4日，他由洛陽至西安，以臨潼華清池為行轅，親自坐鎮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進攻紅軍，同時調遣中央軍主力至潼關一帶，對張、楊的軍隊形成大兵壓境之勢。張、楊鑒於日本侵略軍的步步入侵，以及在與紅軍的作戰中，損兵折將，屢遭失敗，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下，已經同共產黨和紅軍達成協定，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蔣介石到西安後，張、楊數次到華清池蔣的住處，向他苦口勸諫，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蔣的申斥。張、楊決定實行“兵諫”。

    12日淩晨，張學良的衛隊活捉了躲在驪山虎斑石後的蔣介石，同時楊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隨蔣抵陝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大員。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隨後蔣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綏靖公署新城大樓，後遷居張學良公館。蔣被扣押期間，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殺，在一天之內，寫了寄其妻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與全國國民三份遺囑。人們皆知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寫有遺書，但從未有人看見過，即使2004年4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對外公開的《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其中雖然提到遺書事，但沒有具體內容。今據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存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室的蔣介石日記(1945年以前的日記影本已對外開放)，將遺囑介紹如下，並就蔣的日記分析其寫遺囑的原因。

    給宋美齡 

    賢妻愛鑒: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並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于我遭難前一日尚來函，極欲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給蔣經國、蔣緯國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屬。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國國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党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党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惟望全國同胞對於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蔣中正。 

    上述遺囑，雖然均寫於1936年12月20日，但在當時的日記中並未記錄，而是錄于西安事變二周年之際，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蔣介石在13日的日記內寫道:“本日撿得前年在西安寄妻與兩子之遺囑，讀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錄之。”在20日的日記中雲:“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難時告國民之遺囑，特錄之。”

    另外，12月15日，蔣介石寫給宋美齡一信，交給奉宋美齡命隨同端納(英籍澳大利亞人、蔣介石的顧問)一起來西安瞭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齡和蔣介石信任的黃仁霖轉寄。此信與前兩份遺囑內容相差無幾，實即遺囑，錄之如下:

    兄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余決不愧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歸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惟經國與緯國兩兒既為余之子，亦即為余妻之子，務望余妻視如己出，以慰餘靈而已。但余妻切勿來陝。(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5日)

    蔣介石的信被張學良扣留了，黃仁霖亦被留陝，不准回南京。蔣的三份遺囑於20日交給以私人身份來西安聯絡的宋子文轉交宋美齡，但也被張學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記記其事雲:“我于11時再次面見委員長，他交我幾封分致國民、蔣夫人及其二子之遺囑，並要我將這幾封遺囑給漢卿看。(張扣下遺囑，謂假如發生戰事，他以人格保證將把這些遺囑發送，但現在他不會允其發送。)”(《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1日，據張俊義譯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這裏有不同之處:一、蔣介石遺囑交宋子文的日期，蔣日記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記系12月21日，究竟誰是誰非，尚待考證。二、遺書交給宋子文的時間，宋子文日記為當天他第二次見蔣介石時，蔣日記是在宋、蔣開始談話之前，先將遺囑交宋轉宋美齡。蔣日記雲:“子文乃命張與端納出外，而彼獨自與餘談話。餘先將遺囑交彼，屬其轉寄余妻也。”宋子文抵達西安後，先與張學良談話，然後和張及端納一同見蔣，因蔣看到宋美齡致函，情感激動，嗚咽說不出話，宋子文乃示意張和端納出外，由自己單獨與蔣談話。三、蔣日記沒有記述讓宋子文將遺囑給張學良看。

 蔣介石給宋美齡和兩子的遺囑，有四點重要內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齡為他擔憂，自責自己。其二，他已準備死，決不向張學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後，宋美齡善待斷絕音信近十年、遠在蘇聯的蔣經國和在德國柏林的蔣緯國，“視如己出”。其四，叮囑蔣經國、蔣緯國，他死後對宋美齡盡孝道，“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那麼宋美齡就是你們“惟一之母”，“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危難之際，蔣介石關心夫人和兩個兒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國國民遺囑中，蔣介石檢討西安事變發生的責任在他自己，“上無以對党國，下無以對人民”，決心以死補償。同時希望全國同胞在他死後嚴守並實行其所倡言的信條:“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他相信中華民族必有復興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詡為至高無上的君王的頭銜，說“天君泰然，毫無所繫念”。

    人之將死，預先留給後人囑咐，乃正常現象。但西安事變發生當天，張學良的部下在驪山活捉蔣介石時就明確告訴他，兵諫的原因，“只求你帶我們抗日而已”，並沒有侮辱殺害他的意圖。(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2日)之後，蔣介石從端納那裏得到了張學良對他並無加害之意，以及張、楊扣押他的真實動機。那麼，蔣介石為什麼還要寫下遺囑準備死，甚至自殺呢？筆者以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蔣介石被部屬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喪、悲傷和憤怒。

    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副主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被他的部屬張學良、楊虎城拘押，淪為階下囚，失去了尊嚴和自由；而他經過十年的“剿共”戰爭，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消滅紅軍已經指日可待，西安事變爆發，使他十年的努力毀於一旦，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寧願死，也不願受侮辱，不願放棄“剿共”。12月12日黎明時分，當他在驪山虎斑石後被張學良的部下活捉時，他說:“余為蔣委員長，今既為你等所執，你應即可將餘槍斃。但余尚為你之上官，除槍斃餘以外，你不得對餘有所侮辱。”(蔣介石日記，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總部新城大樓後，態度羞憤絕望，不吃不喝，並堅決拒絕和張學良談判國事；讓他遷移到張學良公館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館，他以行政院長應住其直屬機關西安綏靖公署而拒絕，且稱張學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這裏。他在13日的日記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他決心自盡。總之，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從至高無上統治者的權力巔峰，跌落至穀底，淪為他部屬的階下囚，失去了尊嚴和自由；他躊躇滿志的“剿共”計畫從此功虧一簣，完全破滅，使他感到屈辱、沮喪、悲傷和憤怒。這是他準備死而寫下遺囑的一個原因。

　　第二，擔心中共會乘機除掉他。

    蔣介石深知，自1927年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十年來國共兩黨處於對立狀態，無數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被屠殺；“九一八”後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下，國土、主權喪失，民族瀕臨危亡。按因果關係的邏輯推論，他被已經與共產黨結成三位一體的東北軍、西北軍扣留，共產黨會利用這個機會，主張殺掉他，“替千千萬萬犧牲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金鳳《鄧穎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事實上，當中共中央收到張學良電報得知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一度殺蔣復仇主義占了上風，認為現在是清算血債的時候了，蔣“雖百死也不足以贖其罪于萬一”，(《紅色中華》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主張嚴懲。不過，共產黨很快調整了策略，確定了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14日，在端納的勸說疏通下，蔣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樓移住張學良公館。在張宅，張學良向蔣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等八項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並明確告訴他有共產黨和紅軍參加其間。(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紅軍參加的情況下，15日，蔣寫了給宋美齡的信，表明他決心“為國犧牲”，“為革命而死”，並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黃仁霖轉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給黃聽，“為黃朗誦者二”，希望黃記住這些內容，即使信被張學良扣留，回去後可以向宋美齡口述。(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5日)17日，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率李克農、羅瑞卿、張子華等人以紅軍代表團的名義到達西安，共商事變解決大計。蔣介石以為共產黨來插手其間，會加重他的危機處境，會加速他的死亡。後來宋美齡至西安，蔣親自對宋說:“此事癥結在於共產黨。”(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3日)蔣介石擔心中共會乘機除掉他，是他寫下遺囑的又一個原因。

第三，恐懼西安方面孤注一擲。

    蔣介石的生命安全取決於西安方面。事變發生後，他與張、楊處於嚴重對立狀態。他12日被扣押後，張學良曾多次去見他，他態度倔強，說話賭氣，不容分辯；讓他從新城大樓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館，起初他堅決不肯，後雖同意移居張學良公館，但與張學良約言:“移住後一切事大家皆聽從委座之意辦理”，並送他早日回南京。(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5日)及到張宅，張向他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八條，他嚴厲拒絕，並痛斥張學良，“深恨其無恥無信一至於此”。16日，南京方面繼13日決議先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又正式頒發討伐張、楊令，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顧祝同、劉峙為討逆軍西路、東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在蘭州、潼關集結十數萬兵力，東西呼應，對西安進行軍事威懾，並派飛機轟炸渭南地區。張學良忍辱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嚴厲處罰，請被扣押的蔣方震勸說蔣介石給南京中央寫信，停止轟炸西安和軍事行動。蔣介石卻提出限期送他回京為交換條件。蔣的不合作態度，使得事變幾乎沒有一點解決的希望。張學良、楊虎城非常焦急，由張去對蔣說，如果中央軍仍向前進攻，西安方面軍隊只有“退卻”。蔣明知退卻即是挾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7日)這使得絕不贊成殺蔣的張學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來提出的:“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14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楊虎城在扣押蔣介石後，態度謹慎，認為蔣氣量狹小，翻臉不認人，如果輕易放蔣，恐遭打擊報復。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直接參與抓蔣的少壯派軍官，則擔心不殺蔣會放虎歸山，後患無窮，主張殺掉蔣介石。隨後張學良又派蔣百里勸說，同意照蔣介石意三日內回京，蔣這才於17日給何應欽寫信，命令停止軍事行動和停止轟炸西安三天。當然，在有關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還沒有達成之前，張學良、楊虎城是不可能釋放蔣介石的。蔣對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記中說:“至今三日停攻之約期已滿，張並無任餘回京之表示，餘亦並無回京之希望，蓋明知張之前日約言為詐也。”蔣介石感到被釋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殺的準備，他在同一天的日記提要欄內寫道:“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鐘而已。十字架之受難，餘不承辱，誰複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禮矣。”宋子文日記也記述了當時西安方面有殺蔣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達西安，經過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談，他發現雖然蔣的生命暫時安全，但整個西安局勢依然十分兇險。他20日日記雲:“我得出個印象，委員長性命正處非常危險之狀態。他們已走向極端，若其遭受失敗之打擊，他們甚有可能挾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們可能變成一夥暴徒，並在暴徒心態下殺死他。漢卿直言不諱告訴我，其委員會已經決定，如一旦爆發大規模戰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

    西安事變發生後，是蔣介石拒不同張學良、楊虎城對話，拒絕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的條件，加之南京政府討伐大軍壓境，逼迫張學良17日同意在內戰爆發，南京政府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13頁)即殺掉蔣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決無望，而南京方面的軍事討伐全面進行的情況下，有可能把蔣介石殺死，這是蔣寫下遺囑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蔣介石自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也會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蔣介石的眼裏，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部下扣押長官，就是“犯上作亂”，就是“叛逆”、“叛亂”，必須嚴懲，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討伐張、楊，營救他。14日，到達西安的端納告訴蔣，南京政府已決議討伐張、楊。蔣在是日日記中寫道:“晚間端納為余言，南京對陝變已決議討伐，余心乃安。”南京頒佈討伐令，集結兵力向西安挺進，並對西安郊區進行轟炸，在張學良答應三天內送蔣介石出西安的條件下，蔣給在南京主持軍事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寫信，命令停止軍事行動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蔣鼎文於17日乘飛機送往南京。但蔣只給了何應欽三天的停戰時間，他仍然“甚盼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8日)20日，蔣要來西安的宋子文將他“應急速進兵之意見轉達中央，並示以進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蔣介石辭行，蔣說:“照余之計，五日內可以圍困西安，則余乃安全，雖危亦無懼，不可為餘生死有所顧及也。”宋子文離開時，蔣叮囑他不要再來西安，並轉告宋美齡不要來西安，同時“以手勢全力示以速即進攻”。(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1日)

    蔣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對西安發動軍事進攻，固然是想利用討伐這張王牌來要脅張學良、楊虎城早日釋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軍事行動將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轟炸西安的飛機炸死。這一點，宋子文也很清楚，當蔣介石告訴他"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時，他當即"指出形勢之危險性，謂軍事上之成功並不能確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們尚可退至接壤共區，惟國家將陷於分裂，內戰四起。"（《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936年12月20日）蔣介石明瞭自己期望的軍事討伐將不能保證自己的性命安全，這是他寫下遺囑的第四個原因。

    根據蔣介石日記的記載，隨著蔣夫人宋美齡的到來，蔣改變了態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齡代表他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西安方面張學良、楊虎城談判，並最終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12月25日，蔣介石等人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離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變以和平收場，蔣介石寫下的三份遺囑沒有實現。（感謝赴美國探親的周天度先生饋贈資料 作者：孫彩霞 來源：文匯讀書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