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１９５５年９月，毛主席授予了一位從來沒有指揮過火線交鋒的神秘人物上將軍銜，他就是我父親李克農。
父親出生在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與馮玉祥、張治中都是一個縣人。他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７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我父親曾被國民黨懸賞五萬塊大洋明令通緝，但他仍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
１９２８年春，父親秘密轉移到上海。不久，經黨組織批準，他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並和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打入陳立夫、徐恩曾把持的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黨中央機關面臨被敵人一網打盡的毀滅性災難。父親與陳賡等機智果斷地同敵人展開驚心動魄的鬥爭，使黨中央安全轉移，創造了改變歷史的奇跡。他與錢壯飛、胡底被周恩來譽為“龍潭三傑”。毛主席曾說，李克農、錢壯飛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們，當時許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來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為了緬懷在隱蔽戰線鬥爭、工作過的同志和為之獻身的先烈，我們的話題既沉重，又歡快。
李力今年８４歲，從房間客廳裏的鮮花和墻上的飾品，看得出不久前剛剛舉辦過生日活動。他精神矍鑠，自己學電腦，打印撰寫書稿、回憶錄。
李力：我們兄弟姐妹五人。二姐李冰、大哥李治均已去世，剩下大姐李寧我們姐弟三個。我們習慣稱父親為老父，不叫父親、爸爸。最近應人民出版社之約，我們正在撰寫介紹父親李克農的書。寫這本書，我們傾注的是一種景仰的心情。許多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作出的貢獻很大，解放後，他們不但沒有像帶兵打仗的軍長、師長那樣立功授勳，有的還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
從１９２７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一直到解放戰爭、全國勝利之後，隱蔽戰線的工作功不可沒。可是在這方面的報道很少，一般還不為人所知。
我父親生前曾說過，“我一生不外乎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保衛黨中央的‘警衛員’；二是統一戰線的‘尖兵’”。後來他又加一句：培養幹部的園丁。這是我父親一生的真實寫照。
對待死難的戰友及其家屬子女，我父親都非常關心。
１９４９年３月，我父親剛進北平城，就多次詢問錢壯飛的夫人和孩子的情況，關心他們的生活，還請錢壯飛的女兒黎莉莉等一起吃飯。
李克農一直在隱蔽戰線工作，他有一個特殊的品質，那就是對黨無限忠誠。當時他的工資也不多，還要繳納黨費，還要捐助一部分錢給“濟難會”，用以救濟死難者的家屬。用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來概括李克農的一生是很恰當的。
李力：我父親出生在巢湖，後來我們全家搬到蕪湖。我爺爺在蕪湖海關做事，一開始家境還不錯，買了很大的房子。後來父親加入了共產黨，房子被查抄，父親外逃，祖父失業，此後欠債很多，生活很困難。全國解放後，祖父心中背負了沉重的負擔。母親跟我父親商量，由中央辦公廳出面跟安徽省協調，把祖父與外祖父的兩處房產交給政府變賣處理，把債全部還清，了卻了祖父的心願。
李倫：１９３４年初，父親在江西蘇區工作的時候，用一家商號的名義給家裏寫了一封信。我母親寫了回信，她也讓我給父親寫一封信。母親也不限制我，說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剛上小學二年級，那時家裏生活極度困難，我在信裏就說，別的同學都有鉛筆、有紙，我沒有。我要有一支鉛筆、一個本子多好！我父親看到信以後，心中非常難受。父親還讓其他戰友看了這封信，大家看了以後都很心酸。後來我父親的戰友還問過我，那封信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我寫的。他們說，當時看後都掉淚了。父輩們為了革命，顧不了家。
１９２７年我還沒有出生。當時在蕪湖市公安局任顧問的單志伊聽局長說，國民黨要抓我父親。單志伊就派他兒子到我家報信。我母親懷著我星夜趕到江北。１９３１年前後，錢杏邨寫了一本書，書名叫《逃亡者》。寫的就是我母親趙瑛懷著我冒著風雨踏著泥路，趕到江北，通知父親與戰友們迅速轉移的艱辛歷程。我父親去世後，錢杏邨還把這本書給了我。
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原副主任童小鵬，曾任毛澤東的秘書，西安事變後，一直隨周恩來負責秘書、機要工作。童小鵬享有“紅色攝影家”的美譽，為中國革命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瞬間。“文革”中，童小鵬下放幹校。那個年代，李克農的子女也受到不小的衝擊。
李倫：童小鵬最早在我父親身邊工作。後來我父親把他介紹給總理當機要秘書。總理身邊的幾個同志，如邱南章、吳志堅、龍飛虎，總理辦公室的羅青長，毛主席的秘書葉子龍，包括汪東興，也是社會部的，都歸政治保衛局管。童小鵬的照相機還是我父親送他的，教他怎樣照相。
李力：建國以後，我大姐李寧和大姐夫李啟明都在陜西工作。李啟明是省委書記，我大姐是新中國的第一位公安廳女副廳長。“文革”開始後不久，他們就被打倒了。他倆對運動很不理解。因為我父親和康生一起共過事，對我們家有一定的了解，我大姐就給康生寫了一封信。信裏說，現在不調查研究就打倒一切，社會秩序很亂，我們也被打倒了，希望他能說說話。沒有想到，康生卻說，李寧是一個壞女人。結果沒有幫忙，反而將他倆列入“百醜圖”，被鬥得更厲害了。我後來被派到中央民族學院去“支左”，當革委會主任。那時，我不敢說我父親是李克農，很低調。別人知道了問，我也只能是點點頭。１９７５年，康生病入膏肓，我二姐李冰是康生醫療小組的。有一次，康生讓我二姐去見他，對她說：李寧、李啟明我看沒有問題，應該解放了。二姐聽到後喜出望外，立即請康生身邊的工作人員轉告有關部門。之後，我大姐和大姐夫又被重新安排了工作。
在繁重復雜的工作中，李克農積勞成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因病中斷工作，但病情稍有好轉，即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說：“我是毛驢子，馱慣了東西，不馱還不舒服，能馱多少就馱多少。”經中央批準，１９６１年，李克農著手總結上海特科的工作，搜集資料，總結經驗教訓，以鑒後人。
李力：１９６１年初我母親去世後，父親心情悲傷，身體不好，但他對中央特科年代的無名英雄的處境很關心。他帶領陳養山、潘芳等到上海，在上海市委調查部、上海市公安局的協助下，訪問烈士家屬，查閱歷史檔案，同時調查了解曾在隱蔽戰線上做出成就的老同志的生活、工作現狀，並給予妥善的處理、安排。他在寫給鄧小平、楊尚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信中提出：“使過去在戰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扶，鰥寡孤獨，各得其所。”
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７日，我父親專程到上海虹橋公墓祭掃李白烈士墓。抗戰爆發後，李白奉命轉入上海等地建立秘密電臺，獲取了敵人許多重要軍政情報，幾次遭敵人逮捕，受盡酷刑，終不屈服。解放前夕，李白被蔣介石下令殺害，當時才３９歲。我父親根據李白的生平事跡，組織黃鋼同志創作了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成為中國人民革命鬥爭題材的一部經典作品。
那時，有些同志是很苦的，值得敬佩與同情。譬如董健吾，他在上海撫養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不幸，後來毛岸龍病故了。宋慶齡給中共中央的信件是他送的，斯諾訪問延安，也是董健吾帶著去的，他還聯絡斯諾採訪了張學良。解放後，董健吾沒有正式工作，生活困難，因受潘漢年案牽連，曾被關押過。斯諾在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初、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先後幾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親切接見。１９７０年來我國訪問時，斯諾提出來要見見他寫的《西行漫記》中的王牧師（即董健吾）。毛主席就讓工作人員打電話告訴上海。此時的董健吾就躺在一家普通的醫院，病得很重。後來在統戰部門的關心下轉到一家醫療條件較好的醫院，但沒有等到斯諾去看他，董健吾就去世了，很可惜。
後來，父親還想到上海再做一些工作，整理一些資料。不想，１９６２年２月９日，他就突然去世了。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０日，新華社播發了李克農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的消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陳毅、李先念等向李克農同志遺體沉痛告別。李克農的一生，留給後人豐富的精神財富。
李倫：１９３９年底，我剛剛１２歲，因在國民黨統治區無法上學，父親就分配我當勤務兵，要求我和其他公務人員同吃同住。平時的任務是打水、掃地、倒痰盂，後來又到電臺當報務員。那時我年齡小，值夜班時還打瞌睡呢，沒少挨批評。
１９４１年，我們全家人，經過１０多年的分別，終于第一次在延安團聚。
我父親和毛主席的關係也很密切。毛主席在江西蘇區被排擠的時候，顯得孤零，很少有人去看他。毛主席說：鬼都不找我。當時我父親就給主席送些報紙、雜志去，有時還給主席送點藥。主席跟我父親說想要個秘書，我父親就把葉子龍推薦給了主席。主席身邊的好多工作人員基本上都是我父親考察後送去的。葉子龍一直跟到主席去世，還寫了一篇回憶錄叫《我的老上司李克農》。
１９４１年回到延安後，毛主席親自請我們全家吃飯。那一天，我和二姐李冰都去了。席間，主席問我姐姐：“你知道你父親是幹什麼工作的嗎？”我們都說不知道，主席笑著說：“你父親是個大特務，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風，我們兄弟姐妹幾人都回到棗園看望父親、母親。當時我們為了一個政治上的問題進行爭論。中央黨校校長鄧發正在我們家玩，聽了我們的爭論感到很有意思。由于爭論不分上下，我們就請鄧發評判是非。鄧發說讓我先發言。我姐姐說，他還不是黨員呢！鄧發說那就請“非黨人士”先發言。就這麼一件事情，不知怎麼傳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在一次舞會上，毛主席和我二姐李冰跳舞時就問，你們家那個“非黨人士”在哪兒呢？後來又傳到我父親那裏，他就想，家裏怎麼有一個“非黨人士”？他還以為我以“非黨人士”自居呢。其實，我感到很丟人。他們都是黨員，我不是。我當時才１６歲，不到入黨年齡。有一天，父親把我叫到身邊，批評教育我說，你是什麼“非黨人士”？你是共產黨的兒子，你走到哪裏，哪裏的組織就是你的父母。你有什麼事情要找組織，要靠黨，不要依靠父母，要老老實實做人，不要攀比，靠自己奮鬥。不要做墻上的蘆葦隨風倒，不要做“客裏空”式的人物。這些話對我教育非常大，我也牢牢記在心裏。
李力：１９３７年，我父親以十七路軍楊虎城部隊軍官的身份，回蕪湖老家看看。那時我家欠的債很多。我大姐一開門，還以為是要債的呢，趕快把門關上了，回去給祖父說：“爺爺，爺爺，要債的來了，你快躲起來吧。”後來，祖父一看才知道是兒子回來了。我大姐十幾歲了還不認識父親，什麼模樣也不知道。那一時期，我們就知道父親是共產黨，是好人。國民黨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是赤匪，我們都不相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關係很好，許多單位都有蘇聯專家指導工作。中蘇情報合作是件大事，雙方都很重視，父親親自參加談判。本來這是好事，可是有些蘇聯專家以老大自居，指手畫腳，不但瞧不起中國的情報工作，而且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企圖掌握我們黨的關係。毛主席專門找我父親談話，希望從大局出發，無保留地向對方交底，哪怕脫了褲子，也要讓人家看夠。父親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但仍然堅持情報工作的保密原則，向毛主席說：“褲子、背心都可以脫，可總還要留條褲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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