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參加反美遊行的示威者高呼反美口號。當天是美國軍隊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達4週年紀念日。
新華社/路透

點擊瀏覽更多軍事圖片

    前不久，德國學者赫爾弗裏德·明克勒撰文分析了美軍在伊
拉克戰爭失利的原因，作者以獨特的理論視角，剖析了美國軍事理論界目前面臨的兩難境地，既“究竟是美軍對普魯士戰爭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深信不疑導致他們在
伊拉克面臨政治和軍事上的災難，還是鋻於在伊拉克犯了嚴重錯誤，應該進一步以克勞塞維茨的理論為指導”。作為一名德國學者，赫爾弗裏德深知克勞塞維茨的軍
事理論對整個西方軍事文化的影響，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北美軍事家們在闡述其理論時大都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論述以支援自己或批判對方的觀點。如美空軍上校沃頓在
《空中戰局》中提出的“五環目標理論”，其靈感就來自於克勞塞維茨的重心作戰思想。但引用和理解是兩回事，美國人是否抓住了克勞塞維茨軍事著作的實質?是
否僅僅把其作為“指導軍官培訓的準繩，但其著作中蘊含的分析能力卻喪失了？”是否使“軍事行動不可取代政治既定目標”這一學說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這些都發
人深省。

   
資料圖片：3月19日，美軍士兵在巴格達南部幫助一名在襲擊中休克的同伴。2007年3月20日是伊拉克戰爭爆發4週年紀念日，目前駐伊美軍死亡人數已超過3200名。
新華社/法新

    過於看重技術和戰術的創新

    伊拉克戰爭爆發已經四年了，這場戰爭給人最突出的印像是美英聯軍的“前易後難”。
美英聯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一個政權，卻無法征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直到今天，美英聯軍仍深深地陷在伊拉克境內的恐怖襲擊、宗教衝突和遊擊戰爭之中，他
們既無法平息伊拉克國內的混亂局勢，也無法平息自己國內不斷上升的反戰情緒。

    在這漫長而又短暫的四年中，人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美國軍事理論界也隨著這場
戰爭的“前易後難”而上下起伏、激烈爭執。伊戰初期的勝利，曾使整個美國軍事理論界為之奮然，並宣稱新的作戰理論對美軍贏得伊戰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隨
後，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改革派就自信地提出了“10－30－30”的軍事戰略構想，即10天部署軍隊，30天完成作戰，30天重組部隊，一
年可以應對五場戰爭，並強力推動美國軍事轉型。但戰後的事實不光使這些舉措受到強烈質疑，就連拉氏本人也迫於國內政治壓力而引咎辭職。面對北韓的核子試
驗，美國在分身無術的情況下也不得不進行“妥協”。目前，美國的軍事理論界仍然處於“反思——困惑”的“混亂”狀態。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世界新軍事
變革的“領頭羊”，美國的軍事理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客觀上講，自海灣戰爭結束以來，美國的軍事理論就一直處於不斷創新中。美國的
軍事理論家們針對新形勢和新任務，汲取戰爭的經驗教訓，結合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提出了許多新的作戰理論，如快速決定性作戰、網絡中心戰、基於效果作
戰、五環目標選擇、平行作戰、OODA決策優勢等。同時，美軍也十分重視用戰爭實踐檢驗這些理論，隨後的阿富汗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成為了美軍
新理論和新裝備的實驗場。一時間，這些理論“風靡世界”，引起了世界各國軍事理論界的廣泛關注，成為許多國家紛紛學習、借鑒、甚至仿傚的樣板。

    但是，如果以一種批判的眼光來審視，美國軍事理論的繁榮也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

    在美國的軍事理論界，長期存在著一種重技術和戰役戰術層面研究的傾向，從而在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對政治及戰略層次的思考。這一潛意識植根于美國建國後歷次戰爭中所沉澱的片面經驗——認為戰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術的先進和戰役戰術的勝利去彌
補。這種片面思考問題的結果之一，就是導致了美軍在學習經典軍事著作時學的不深，消化不良。例如，沃頓的“五環目標理論”起源於克勞塞維茨的重心作戰思
想，但似乎沃頓忘記了以下事實：克勞塞維茨在總結拿破侖戰爭時曾敏銳地發現了戰爭中的“精神要素”，因此把拿破侖譽為“革命的皇帝”，並在戰爭中觀察到了
民眾的巨大作用。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對伊拉克國內民眾的因素考慮過於簡單，認為摧毀了伊政權就可以萬事大吉，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伊拉克民
眾會歡迎這些“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目前，美國一些理論研究人員已對這個問題有所覺悟，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出版的《伊拉克戰爭經驗教訓報告》
就指出：“美國的軍事思想根本不注重大戰略、終止衝突或軍事行動後果”，“美國軍事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贏得戰爭，而非贏得和平”。

   
4月10日，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郊區弗吉尼亞州的一個退伍軍人協會發表講話。布希重申，他不會改變否決含有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的法案的立場。布希發表講話時表示，他邀請國會領導人下周就緊急戰爭撥款法案進行討論。新華社/法新

　　對“決定性會戰”太過癡迷

    從理論思維的根源上分析，美國的軍事理論深受西方歷史上所推崇的“決定性會戰”的
影響。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就明確地把“快速決定性作戰”構想作為其作戰理論的核心。在西方傳統的軍事理論中，人們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歷史傳承。如瑞士著名
軍事理論家約米尼就提出：“在一種結合性的努力當中，盡可能將我軍兵力的大部分連續地投擲在戰區的決定點上，盡可能打擊敵方交通，而不危及我方的交通的情
況下，針對決定點進行決戰。”這種思想被約米尼視為不變的“戰爭原則”。同樣，克勞塞維茨強調攻擊敵方作戰重心；德國古德里安裝甲戰的核心思想也是集中坦
克于主要方向，對敵實施突然的進攻，擾亂並摧毀敵整個防禦體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美國的馬漢在其經典著作《海權論》中也提出運用主力艦隊在決定地域進行
決戰的思想。但應看到的是，這種“決定性會戰”的理論傳統有較大的局限性，因為它的著眼點偏重於力的張力，偏重於敵我力量(包含科技差距、戰術優劣)的對
抗，偏重於進攻性，偏重於對戰場主體——軍隊的控制，過於重視作戰的結果，而忽視了普通民眾及戰爭的後果。

    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積澱太深

    實用主義哲學的弱點在美國軍事理論研究中也有明顯的表現——容易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