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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省長、書記之程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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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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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津
開國省長、書記之程子華
－－山西省委書記、省主席程子華
（1）“門衛”原來是省主席
1950年1月27日，山西省第一次專員、縣長會議在太原召開。
省政府會議廳門口，一位身著軍裝的中年人正默默地注視著與會代表的到來。他中等身材，四方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眉宇間透著一股英氣。
會議室差不多坐滿了，大家熱切地注視著主席台，今天，剛剛到任的程子華主席要同他們見面。
當程子華走上主席台時，台下許多人頓生詫異：剛才那位站在門口的中年人不就是這個人嗎？“門衛”原來是省主席。
程子華出任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在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軍區成立時。但由於別的事務，他一直呆在北京，直到1950年1月才正式到任。
此次回山西，做家鄉的“父母官”，用他的話來說，“這是從事22年戰爭，取得全國革命勝利后，轉業地方做經濟政治建設工作。”
當時，山西全省雖已得到解放，但解放戰爭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國民黨和閻錫山殘余分子還未肅清﹔人民政權的建設、經濟的恢復、新解放區的土改、官僚資本的沒收等問題都亟待解決，程子華面臨著大量嚴重而迫切的工作任務。
黨政軍重擔一肩挑，程子華感到沉甸甸的。但他發誓要把家鄉建設好，無愧於家鄉父老的期望。一到山西，他就迅速投入各項工作中。
全省建政工作的順利完成，是程子華到山西后走好的第一著棋，這為后面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閻錫山統治時期的山西經濟，按其當時在全國所佔的地位而言，僅次於上海、東北。但到解放前夕，山西經濟已近於崩潰。解放后，雖然進行了軍事接管、復工復業等繁重工作，但是到1949年底，山西的工農業生產總值仍低於抗日戰爭前的水平。
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成為山西人民最迫切的願望。
以程子華為首的第一屆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把生產建設、文化教育和治安工作確定為當時的基本任務，決心在3年內恢復國民經濟。為此，許多有力措施在程子華的精心組織下，先后出籠。
沒收以閻錫山為代表的官僚資本。
閻錫山的官僚資本，不但壟斷了山西的工礦企業，而且壟斷了山西的金融、貿易、交通和郵電事業。人民政府在接管這些官僚資本的同時，組織職工復工生產，對生活困難的職工進行救濟、安置，並在接管的企業中開展了民主改革。
穩定金融物價和調整工商業。
山西剛解放時，由於通貨膨脹，生產遭受破壞，物質匱乏，投機商人乘機搶購面粉、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程子華到山西前夕，1949
年4月至1950年3月，全省發生了4次物價大波動。他到山西后，領導省委省政府立即採取有力措施，禁止白銀、黃金、美鈔、港幣在市場上流通，堅決取締金
銀黑市，打擊金融投機活動。在此基礎上，根據一定的比價，將各解放區發行的地方貨幣逐步受兌，以人民幣為統一的流通貨幣。這樣，到4月中旬，全省物價趨於
穩定。
調整工商業的工作是在1950年下半年開始的。隨著金融物價的穩定，市場虛假購買力的消失，貨幣流通量的減少，加之政府在價
格、稅收管理方面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致使大量私營工商業在一段時間內倒閉、歇業。1950年2月至3月間，全省約有3600家私營工商業歇業。看到這
種情況，程子華十分焦急。於是，他親自組織力量到太原市棉織、糧食等13個行業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在全省普遍推廣。政府堅持“公私
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縮小國營貿易范圍，規定國營零售公司隻售糧、棉、油、布、鹽五大商品，以免過多地與私營商業競售。另外，政府還調整了批發與零售
之間、產區與銷區之間、季節與季節之間、原料與成本之間的價格差額，使私營工商業有利可圖。由於政策得力，私營工商業很快擺脫了困難局面，私營工商業戶從
業人員迅速增加。
鎮壓反革命，是又一項繁重的任務。程子華到達山西的當年，全省發生反革命騷亂事件20起，搶劫事件394起，破壞鐵
路交通事件281件，殺害干部和群眾51人。血淋淋的事件，觸目驚心，令程子華等一班領導寢食難安。對敵人的嚴懲就是保護人民的最好方式，山西省經過3個
月的斗爭，僅省一級就處理反革命犯383人。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凶手徐德勝等3人，也在這次鎮反斗爭中處以死刑。鎮壓反革命運動為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安定的
社會環境。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后，全國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為了迅速恢復遭到破壞的山西國民經濟，程子華與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班領導，把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確定為關鍵突破口。
程子華就山西的工業情況著重進行了調查，並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相應措施。煤炭工業是山西的優勢。建國初期，國家在財力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先后撥出專款
3976萬元用於礦井的修復和改建。省政府在狠抓恢復老礦井生產的同時，著重恢復和建設了大同、陽泉和石圪3個國營煤礦。山西第一台掘煤機就是這段時間內
在大同永定庄礦用土法制造出來的。1950年，原有各煤礦基本完成礦井修復任務，當年生產原煤380萬噸。
太原儀表廠作為中國第一個
航空儀表制造廠，是程子華在山西時籌建的，1949年10月7日，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4000余職工在香港起義，駕機回歸大陸。
1950年，中央軍委民航局決定，遣調“兩航”修理廠的全體職工和設備到太原，進行飛機發動機儀表附件的修理，這是太原儀表廠的雛形，程子華負責安排了國
民黨“兩航”起義人員。
山西的電力工業、國防工業也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
由於工作的需要，程子華於1950年9月離開山西到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山西工作的時間不到1年，但是由於他領導山西省委省政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開了個好頭，山西的國民經濟恢復得十分迅速。
（2）擔任“京官”的程子華奔波在經濟建設主戰場
離開地方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程子華基本上是在經濟部門任要職，為了新中國經濟的振興，他嘔心瀝血。
程子華在中央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他是1951年初到任的。建國初期的合作總社除負責管理供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外，也負責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直到1955年，手工業合作社才從供銷合作總社中分離出來。
當時手工業正面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程子華與一些錯誤主張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上任之初，他就從理論上著手解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程子華組織全國合作總社局以上干部學習了《資本論》的有關章節和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
展》。在學習中，大家明白了工業發展的一般過程，即從農業當中分離出來以后是作坊，然后是行會，再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繼而發展成為機械化、半
機械化的大工業。聯系中國的實際，程子華等人認為，作坊這個階段，就是我們的生產小組﹔行會這個階段，類似我們的供銷合作社﹔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
“我們就把它作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這樣，一步步由低級到高級逐步過渡。
但蘇聯專家堅持隻承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而對手工業生產小組和供銷生產合作社堅決不承認，說那是資本主義。有些盲從的官員隨聲附和。
程子華就此情況向劉少奇作了匯報，由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程子華等人的意見最后被認為是正確的。
在合作社組織蓬勃發展之際，程子華和合作總社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基層社的組織形式問題。1949年1月的華北供銷合作會議和1950年7月的全國合作社
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根據劉少奇“供銷社要大”的指示，提出了農村以集鎮為中心建社的原則，但是認識很不一致。高崗和東北的一些干部極力堅持以村為單位
建社。
帶著這個問題，1951年3月，程子華下到華東、華中作調查。
經過調查，程子華心中有了底。4月中旬，他和薄一波聯名給劉少奇並中央寫了《關於農村和城市基層合作社改變組織形式問題的報告》，肯定了農村基層社應以集鎮或較大村庄為中心建社的原則，明確了城市消費社應以居民區建社為主的3種形式。
報告得到劉少奇和中央的肯定，5月初，中央將報告批轉給各級黨委作為城鄉建社整社的依據。
程子華的出色工作，贏得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他們對他的工作非常支持，對合作社的工作也抓得很緊。
由於中央領導的重視，加上程子華等合作社領導的努力工作，合作社的各項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
繼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工作之后，程子華擔任過國家商業部部長、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中共西南局書記、西南三線建委常務副主任、民政部部長等職務。
程子華到國家計委工作的時間是1961年。當時，國家計委主任、黨組書記是李富春，他任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60年代初，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程子華是受命於危難之際。
程子華參加領導縮短國家基本建設戰線的任務。工農業生產，包括消費商品生產和基本建設的計劃，要根據物質的多少，量力安排。物質的多少是由勞動力決定
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人民幣是造幣廠印出來的，要多少有多少。如果按人民幣多少作計劃，超過物質供給可能，就會造成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拉長基本建設戰
線。他在實際工作中得出的經驗之談，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
程子華直接參與了解決香港人民吃水困難的問題。1962年夏，他親自到兩
湖、兩廣，就這個問題進行廣泛調研。到廣州后，正逢周恩來出國訪問回國后在廣州作短暫休息。周恩來了解到香港人民吃水困難，便找到陶鑄和程子華研究解決。
他們三個人不謀而合，都主張把東江水經過幾級提級開發，越過高山，送水到香港。回到北京后，程子華向李富春作了匯報，將此事列入了國家計劃，從而解決了香
港人民吃水困難的問題。
為西南三線的建設，程子華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名字生根於西南地區人民心中就是始於此時。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攀枝花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設不起來，睡不著覺。”他這裡所說的攀枝花，實際是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代名詞。
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成立了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主任，程子華任常務副主任。
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是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從廠址的選定到工廠的投產，程子華親歷親為。
僅過了1年，攀枝花工程就完成了准備工作。1966年開工，1970年煉出了鐵，1972年軋出了鋼坯，1974年就出了鋼材。
1966年，程子華剛過花甲之年，老當益壯的他仍在繼續為黨的事業忘我工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受到迫害的程子華被迫離開了領導崗位。
程子華由專政機關關了4年多，在軍隊農場勞動改造近一年。在逆境中，他仍很樂觀，他知道烏雲總會有散去的一天，被關押期間，程子華閱讀了大量書籍，包括
《資本論》、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通過讀書，充實自己，打發無聊的時光。
在閱讀之余，程子華憑著記憶，寫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報告》。這個報告融入了大量的經濟理論觀點，並與建設的實踐完美結合了起來。從專政機關出來后，他將報告呈送毛澤東和周恩來各一份，周恩來看后認為寫得不錯。
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大程子華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曾是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並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被選為常委。
他還是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程子華最后在實際工作部門任職是1978年，那年他已過了73歲，擔任國家民政部部長。
1991年，程子華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205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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