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

1937年10月

新四军军长叶挺

12日，是新四军成立的日子。其实，10月12日只是后来议定的纪念日。新四军的诞生，有一个复杂的相当长的谈判、斗争过程。

八一三事变后，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之下,国民党终于同意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开赴抗日前线。为减少矛盾，共产党提议由已经不是 共产党员的北伐名将叶挺出来担此重任。叶挺希望这支新编的部队能够继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提议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新四军臂章

1937年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10月以后，叶挺、项英、陈毅等 同国民党当局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进行了多次协商。关于建制，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新四军隶属八路军，最后议定新四军受第三战区指挥，在 长江以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则受第五战区指挥。关于干部，国民党一再要派人担任新四军各支队直到团营的军职，理所当然被共产党拒绝，最后的协议是在军和支 队，可以由国民党军事当局派驻联络副官。关于装备和经费，国民党竟要新四军自行解决，后来商定由第三战区拨给，但标准略低于国民党军。

新四军军部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在武汉只有12天，于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三 眼井(今友竹路7号)。到南昌以后，军部各部门陆续建立起来。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是军部设8个处，新四军有所不同的是将政工处扩大为政治部，以继承 红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军法处处长李 一氓兼，兵站处处长张元寿，情报处处长封裔应，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民众运动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兼，敌军工作部部长 林植夫，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

初期的四个支队

1938年4月间，编

安徽云岭新四军

入新四军的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全军共10329人，但是只有6500余支枪，许多战士还以大刀梭标为武器。此时，新四军辖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团、第六团。第五团由闽北游击队组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六团由闽东游击队组成，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

左起：陈毅项英袁国平李一氓朱克靖粟裕叶挺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 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5月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新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 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第1支队派出第 6团向苏南东部发展，与当地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直抵上海郊区。1939年9月，江

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抗 西撤到长江中的扬中县与挺进纵队合编，并向苏北发展。10月，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在扬州以西改编为苏皖支队，打通了与第5支队的联系。11月， 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这一时期，新四军还增加了两支部队。1938年9月30日，在河南省确山 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开辟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1939年1月，在竹沟 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先后与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 日根据地，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

重建军部

新四军在抗日

新四军第一军部

战 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恐惧和嫉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从华北转到华中，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他们先是要新四军全部调 到长江以南，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又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企图与日伪军夹击予以消灭。

新军部包括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财政经济部。司令部设参谋处和作战、侦察、

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

通 信、机要、训练、管理科。参谋处处长先后是陈锐霆、陈钟昆。政治部设5个部处，秘书长邓逸凡，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后张凯)，宣传部部长钱俊瑞，锄奸部部长 汤光恢，敌军工作部部长刘贯一。情报部部长封裔应。供给部部长宋裕和，副部长叶进明。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副部长戴济民、崔义田、齐仲桓。军工部部长韩振 纪，副部长吴师孟、孙象涵、喻篙岳。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朱人俊、骆耕漠。财政经济部兼管地方的经济工作，包括银行和税务，1941年8月撤销。^[3]

新四军遗址(16张)

2新四军组成编辑

第一师：

1941年2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叶飞，参谋长张藩，政治部主任吉洛（即姬鹏飞），辖第一、第二、第二团和特务营。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副旅长段焕竞，参谋长杜屏，政治部主任陈时夫，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和特务营。第三旅旅长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卢胜，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特务营。

第一师师长粟裕

第二师：

1941年2月，新四军

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

第二师由原江北指挥部及所辖部队改编组成，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和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共1.8万余人。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原第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原第五支队改编为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旅长林英坚，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侯政，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团。原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副旅长孙仲德，副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

第三师（八路军南下部队）

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增援新四军”的指示，八路军先后有4支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华中，并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编入新四军。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

第四师：

1941年2月，八路军

1942年，陈毅代军长与二师、四师干部合影

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第十旅由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改编。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第十一旅由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第二团合编。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副旅长张太生，参谋长钟友松，政治部主任黎同新。辖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第十二旅由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团和第一、第二总队各缩编的一个团合编。旅长谭友林(饶子健代)，政治委员赖毅，副旅长吴信容，参谋长罗保廉，政治部主任刘作孚。辖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团。另辖萧县独立旅，旅长纵翰民，政治委员李忠道（李砥平），参谋长廉平，政治部主任陈其五，辖第一、第二团。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

第四师共1.5万余人，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津浦铁路两侧的淮北抗日根据地，担负着坚持淮北抗日游击战争，对西防御国民党军东犯，并向河南敌后发展的任务。

第五师：

1941年4月5日，豫鄂挺进纵队

1945年1月新四军五师主要领导合影

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后郑位三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第一、第二、第三游击纵队，以及豫鄂边区保安司令部，11月又组建了特务旅。第十三旅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第二、第三、第五团编成，并依次改番号为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副旅长萧远久，参谋长黄霖，政治部主任栗在山。第十四旅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黄冈地方武装、第九团编成，并依次改番号为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团。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副旅长吴林焕，参谋长熊作芳，政治部主任夏农苔。第十五旅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第六、第十、第八团编成，并依次改番号为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团。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副旅长朱立文，参谋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张执一。

第一游击纵队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第四团和第十团一部组成。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政治部主任王潜。辖第一、第三团。

第五师师长李先念

第六师：

1941年2月，新四军

新四军

第六师由苏南的新四军部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辖第十六旅和第十八旅。第六师活动于西起南京、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在日伪的心腹地区，担负着坚持苏南抗日

第六师师长谭震林

游击战争的任务。

第七师：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辖第十九旅和挺进团，共1900余人。同年11月，也是皖南事变突围的傅秋涛任副师长。

第七师师长张鼎丞

浙东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左二何克希

第七师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共歼日伪军2万余人，主力部队发展到2万余人，组建地方武装7000余人，坚持了皖中、皖南、皖西的抗日游击战争，向东沟通了与第二师、第六师的联系，向西沟通了与第五师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皖江抗日根据地。^[10]

抗战胜利后

1945 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以及在重庆谈判中向国民党作出的让步，新四军在浙东、浙西、苏南、皖南的部队先后北撤到长江以 北地区。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和3支部队北上山东，第三师进军东北，第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等部编为中原军区。部队一再重新编组，序列 有了很大变动。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1946年1月7日正式合并）。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后增加罗炳辉），副政治委员黎玉，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袁仲贤，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唐亮。1946年1月7日，成立山东野战军，陈毅、黎玉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8月，陈毅司令员又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下辖胶东、鲁中、鲁南、滨海、渤海五个二级军区，山东野战军（辖第一、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兵力约27万人。

前排左起：舒同、黎玉、陈毅、张云逸

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辖原属新四军的苏北军区、苏中军区、淮北支队、 淮南支队，原属山东军区的鲁南、鲁中、胶东、渤海军区以及滨海军分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以及山东军区所辖师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辖11个纵队和特种 兵纵队。其中原属新四军的是：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为第一纵队，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3个团为第二纵队，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为第四纵队，华 中野战军第六师为第六纵队，华中野战军第七师为第七纵队，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为第十一纵队，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为第十二纵队，华中军区骑兵团、华中野战军 炮兵团和山东野战军机关一部编成特种兵纵队。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另两个团和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骑兵大队、洪泽湖大队编成淮北支队。留在淮南的华中野战军 第二师第六旅第十六团和地方武装编成淮南支队。

新四军

新四軍及其所屬各部 主要領導關係沿革的特點

　新四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但她是在抗日戰爭背景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隸屬
於國民革命軍系列，因此，她不僅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皖南事變前也接受國民黨政府軍事機構的指揮，而且新四軍所屬各部機構調整較頻繁，指揮關係變動也
較大。本文主要談新四軍及其所屬各部主要領導關係沿革的特點。



　　一、皖南事變前新四軍及軍部領導關係沿革的特點：1、新 四軍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結果。國共兩黨經過多次談判，才達成改編協議。新四軍重要幹部、編制均經過國民政府的同意或正式任命，國民政府還提供了部分經費和武
器裝備。2、新四軍是一支完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新四軍的主要幹部均由共產黨決定，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也“不干涉一切內部人事”。 3、新四軍接受國民黨政府軍事機構的指揮。新四軍軍部及所屬江南部隊主要是受第3戰區及其所屬部隊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受國民黨第5戰區及所屬部隊指揮。 直到皖南事變前這種指揮關係一直存在。但新四軍對國民黨軍隊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接受其指揮，並不表示事事聽命於它。除配合參加一些戰鬥外，基本上是按照毛
澤東在1938年5月4日的指示精神辦理的，即：“現時方針不在與他爭若干的時間與若干裏的防地，而在服從他的命令，開到指定的地方去，到達那裏以後，就 有自己的自由了。爾後，不要對他事事請示與事事報告，只要報告大體上的行動經過及打捷報給他。”也正因為此，新四軍才能不受國民黨軍隊的束縛，不斷地發展 壯大。



　　二、皖南事變前新四軍所屬各部領導關係沿革的特點：1、新四軍軍部與所屬各部領導關係緊密程度不一。有些支隊雖 使用新四軍番號，但軍部開始並未直接指揮。如第六支隊、豫鄂挺進縱隊主要受中原局指揮，只是發展到一定階段，江北指揮部才參與指揮。而第六支隊更曾與八路
軍合編改名為八路軍第四、第五縱隊。即使是組建初期即成立的第四支隊，獨立性也很大，直到江北指揮部成立，情況才發生改變。軍部對江南的第一、二、三支隊
領導關係較密切。2、新四軍與所在地區黨組織關係未完全統一。江南的新四軍先後受東南分局、東南局領導，而江北的新四軍（除蘇北外）先後受長江局、中原局
領導。這使得新四軍所屬部隊領導關係有時較為複雜。如江北指揮部在軍事上受軍部指揮，黨組織上同時受中原局及新四軍軍分會領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新四
軍的發展。3、新四軍各部與國民黨軍隊的關係由相互合作到逐漸惡化。抗戰初期，新四軍各部與國民黨軍隊保持了較好的合作關係，曾受命協助國民黨軍隊抗擊日
軍。但1940年後，華中的國民黨軍隊頻頻襲擊新四軍，新四軍被迫自衛還擊，發動了半塔保衛戰、黃橋保衛戰等，但兩軍關係並未完全破裂。



　　三、皖南事變後新四軍及所屬各部領導關係沿革的特點：1、 新四軍脫離了國民黨政府軍事機構的指揮，完全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所在地區党的領導機構也實現了統一，先後為中原局、華中局、華東局。新四軍還
與所在地區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所屬各部領導人也分別兼任所在地區黨委、軍區負責人。這使新四軍在粉碎敵、偽、頑的鬥爭中保持極大的獨立性，促進了新四軍
的發展。2、新四軍所屬各部基本統一。雖然新四軍各部來源不同，有的是新四軍正規軍，有的是地方遊擊隊，有的是由八路軍改編的，但全軍指揮關係明確，號令
統一，基本形成一個整體。3、新四軍所屬各部指揮關係根據戰爭需要有部分調整。如因電臺經常不暢通或中斷、指揮困難等原因，1942年7月18日、 1944年8月5日，新四軍領導曾兩次建議中央直接指揮第五師，均被中央採納。又如1942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第六師番號不變，統一由第一師指 揮”；10月26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又同意第一、六兩師領導機關對內合併，由粟裕統一指揮，但對外仍採用和保存第一、第六兩師番號。1944年11月 2日，中央決定設立蘇浙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員，譚震林為政委（未到職），統一指揮蘇南及全浙。4、抗戰勝利前後新四軍軍部及所屬各部機構變化較大。抗戰勝 利後，新四軍軍部與山東軍區合併，另成立華中軍區。之後，兩軍再次合併，成立華東軍區。所屬各部機構變化也較大，第五師和第三師更先後脫離新四軍序列。 1945年10月24日，南下支隊等與第五師會師後，成立了中原軍區，以李先念為司令員、鄭位三為政委。中原軍區成立後，第五師所屬部隊即脫離新四軍建
制。第三師在9月23日接到開赴東北的命令後，於28日離開蘇北。11月6日，該部抵達河北灞縣時，中央軍委令其歸東北局領導，後加入東北民主聯軍序列。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 作者：汪謙幹 原文標題為《新四軍及其所屬各部主要領導關係的沿革》）

遊擊專家高敬亭 ──紀念高敬亭100周年誕辰

 台運行

　高敬亭是鄂豫皖蘇區三年遊擊戰爭中的紅軍主要領導人，也是一位黨內很有爭議的人物，他曾誤殺過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終又被自己的同志誤殺。直到1975年毛澤東親自批示為他平反，對他的爭議才有所平息。



  　高敬亭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率領2000名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3年裏，戰敗了率領10多萬軍隊“剿共”的國民黨3任總指揮。特別是最後一任總指揮衛立煌，除率領10多萬正規部隊外，又武裝30多個縣保安團，修築8萬多座碉堡和40多條封鎖線，對紅軍實行所謂“駐剿”、“圍剿”、“追剿”，也 無濟於事。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剛發表戰報稱“高敬亭被擊斃”，第二天其部屬國民黨一○二師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創，氣得他懸賞十萬大洋要買高敬亭的人頭。



　　高敬亭不僅在紅軍時期戰功卓著，在抗戰時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辭世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裏，其領導的四支隊抗日戰績位於新四軍4個支隊之首。也就在這個時期，他走向生命的盡頭——他被定上“消極抗日”等諸多“罪名”，被蔣介石假共產黨人之手，犧牲在革命陣營裏……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董店鄉（今屬河南新縣轄區）一個貧農家庭。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29年3月加
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光山縣委書記，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書記，紅二十八軍政委，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他在大別山歷次反“圍剿”戰鬥中屢立戰功。特別是在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主力先後離開大別山蘇區後，面對10 多萬敵人的瘋狂“圍剿”，他臨危受命，將蘇區零星的遊擊武裝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堅持保衛大別山蘇區的武裝鬥爭，以遊擊戰爭的戰略戰
術，不斷給國民黨軍以重創，直到全國抗日戰爭爆發。抗戰時期，他依然以遊擊戰術，不斷重創日軍。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參加新四軍編制會議，周恩來指著高敬亭和林維先，向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介紹說：“這兩位就是聞名於大別山的遊擊專家高敬亭和林維先同志。”



　　一



   1934年11月16日，大別山最後一支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奉中央軍委指示，撤離蘇區開始長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書記高敬亭重新組建大別山
紅軍，開展保衛蘇區的鬥爭。當時，在大別山的國民黨軍隊有10萬多人，曾親自兼任大別山“剿共”總司令的蔣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長劉鎮華任“剿共”總指揮，限 一月之內完全肅清大別山尚存的紅軍。



　　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高敬亭臨危受命，迅速將活動於皖西和鄂東的部分紅軍遊擊武裝組織起來，成立
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自任政委（未設軍長），下轄八十二師和手槍團。八十二師下轄3個營和1個特務營。八十二師師長羅成雲，政委方永樂，手槍團團長 餘雄。全軍1100餘人。紅二十八軍成立之後，接連在霍邱、潛山等地打了幾個大勝仗，殲滅了安徽保安第三團2個營和敵十一路軍九十六旅二一三團1個營。2 月9日，又打掉了潛山衙前鎮區公所，生俘敵區保安隊80餘人。此時，蔣介石限劉鎮華“一月之內完全剿清大別山小股遊擊紅軍”，已經過了期限，劉鎮華正在為難，又接蔣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紅軍”的急電。



　　劉鎮華接電後，立即召集各軍長開會，將大別山蘇區劃為4個“駐剿區”，在指定區域內“清剿”，另外還設立追剿部隊，不分剿區，跟蹤“追剿”。



  　高敬亭探知敵人新的“清剿”部署後，立即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他說：“敵人雖多於我們幾十倍，這是他們的優勢，但他們地域不熟，調度慢，各部行動也不可 能一致，特別是十一路軍和二十五路軍及東北軍為了保存各自的實力，互相矛盾重重；我們紅軍雖然人少，是劣勢，但我們地情熟悉，調動靈活，有人民群眾和地方
黨組織支持，能夠及時得到敵人的情報，有大別山良好的根據地掩護，便於遊擊，完全可以堅持下來，消滅敵人，發展自己。因此，我們是不可戰勝的。”會議決定：以遊擊戰為主要作戰形式，以分散遊擊為主，時聚時散，分散敵人，調動敵人，疲勞敵人，拖垮敵人，相機打擊敵人，保衛根據地。



  1935年2月15日，敵二十五路軍司令梁冠英得悉紅二十八軍在太湖涼亭坳一帶活動，立即調動9個團兵力，四面圍來。中共潛山縣委很快將這個情報報告了紅二十八軍。高敬亭決定利用敵人“圍剿”心切，狠狠地調動、疲勞一下敵人，相機殲敵。他親率二四四團一營、二營和手槍團，穿過敵人圍堵空隙，向鄂東遊擊。 24日，敵九十四、九十五兩個旅和六十四師一九一旅向鄂東跟蹤而來，高敬亭率部拖了敵人4天后，於28日行至長嶺關。他看到兩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間一條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這裏正是埋伏殲敵的好地方，便一邊將主力隱蔽在兩面樹林裏，準備伏擊，一邊命手槍團一分隊繼續引誘敵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憊不堪
的敵一九一旅2個團立即追蹤而來。我一分隊且戰且退，下午3時，敵人進入伏擊圈，高敬亭一聲令下：“打！”各種火力一齊向敵人射擊。敵人猝不及防，倉促應戰，由於山溝道路狹窄，敵人人多，互相擁擠，自相踐踏，重火力又施展不開；紅軍勇猛射殺，敵人不知紅軍虛實，慌忙後退。特務營按事先部署又從背後殺來，打
得敵人四處亂竄，激戰近半個小時，2個團的敵人被殲近半。高敬亭擔心後續敵人增援，立即率領部隊向西轉移到立煌（今金寨縣境）抱兒山。此役繳獲機槍6挺， 步槍200多支，子彈萬餘發。



 3月3日，高敬亭率領的手槍團兩個分隊與方永樂率領的二四四團在金家寨匯合。這時，敵一九四旅六二二團跟蹤追來。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吳家店樟樹坪設伏，將其全殲。



  　劉鎮華得知一九一旅戰敗和六二二團被殲的消息，氣急敗壞，他認為紅軍之所以難以殲滅，主要是各“駐剿區”畫地為牢所致，他命令各“駐剿區”各組織2至3 個團的“追剿”部隊，不分地區界限，跟蹤“追剿”紅軍，務必在4月底前“剿清”紅軍。為了給各“駐剿區”做出樣子，他將其看家精銳部隊獨立第五旅組成“追 剿隊”。3月10日，獨五旅旅長鄭廷珍偵悉高敬亭率手槍團在雙河一帶活動時，便傾巢出動。高敬亭得悉後，率領手槍團鑽進深山老林和獨五旅轉圈子，一連轉了 5天。敵獨五旅一直沒和紅軍手槍團接上火，加之他們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們被拖得十分疲勞。3月18日，手槍團在雞冠山設伏，將鄭廷珍所率六一三團 和特務團，殲滅大半，鄭廷珍率殘部逃回雙河。



　　鄭廷珍為報雞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動在英（山）霍（山）邊區的高敬亭部追來。
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帶著敵人兜大圈子，前後半個月，鄭廷珍率領的獨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關桃花山設
伏，命特務營長林維先率領一連引誘敵人。鄭廷珍果然上當，立即派六一二團配一個炮兵連追擊而來。林維先且戰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處，登上花心制高點，以火
力引誘敵人。敵六一二團以其炮兵連火力開路，向花心攻來。高敬亭命在高處隱蔽的二四四團、手槍團和特務營，衝殺下來。敵人還沒弄清怎麼回事，便死傷一大片，林維先率領的一分隊也從花心小山上俯衝下來，敵人被包圍在一個大田畈裏，激戰近半個小時，敵六一二團和炮兵連除少數逃遁外，全部被殲，團長張永和被擊
斃。戰後，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鄭廷珍忙又率殘部跟蹤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溝，又被消滅一個團，其六一五團團長被擊斃，鄭廷珍負傷，落荒而逃。劉鎮華一氣
之下，取消了獨五旅的番號，從此不可一世的獨五旅在大別山銷聲匿跡了。

　二



　　劉鎮華雖然費盡心機，對紅軍圍追堵截，卻屢遭失敗，到5月中旬，其10多萬軍隊不但沒“剿滅”紅軍，還被紅軍消滅了不少。蔣介石一氣之下，免去了他的總指揮之職，由二十五路軍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紅軍。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隊師團以上領導人開會，重新劃定“清剿區”。並嚴令在哪個“清剿區”發現紅軍流竄，就拿哪個“清剿區”負責人是問。會後，他到各“清剿區”邊界巡視，又在各“清剿區”之間建立聯防隊，負責各防區之間的聯絡，以為這樣，紅軍便無處遊擊了。但無論敵人如何變換花樣，紅軍有人民群眾的支援，遊擊戰總是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3個多月來，部隊由初建時1100多人，發展到1800多人，武器裝備也有了很大改善，每個連隊都建立了機 槍班，彈藥也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隊積累了很多遊擊戰的經驗，高敬亭將這些經驗總結為：在策略上，堅持“三打三不打”原則，即敵情明、地形好、繳獲大則 打；敵情不明、地形不好、繳獲不大則不打；無大傷亡則打，傷亡大則不打。對待各路強弱敵人的作戰原則是：拖垮二十五路軍，相機打擊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堅決
打擊地方保安團；在戰術上執行“拖垮敵人，疲勞敵人，擾亂敵人，打擊敵人”的“十六字訣”；利用敵人互不相識，保存各自實力的矛盾，化裝成敵人，殲滅敵人；在通訊聯絡方面，充分發揮地方黨組織作用，派紅軍骨幹到區、鄉、村，組織區、鄉、村便衣隊，白天為民，勞動生產，晚上為軍，宣傳紅軍政策，偵察敵情，
鎮壓地方反動分子，團結一切可以爭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別是爭取國民黨基層政權的小頭頭，建立兩面政權，為紅軍服務。高敬亭總結的這些經驗，都是從實戰出發
的成功經驗，易於掌握和運用，對堅持大別山蘇區鬥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這位農民出身的遊擊專家走向成熟的標誌。



 5月30日，
高敬亭率領手槍團在霍山西界嶺活動時，接到由中共鄂東道委書記陳守信送來東北軍一一○師參謀長李有光（其家屬王芹3月18日攜女兒由西安來大別山時，經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紅軍手槍團將其解救並安全送到一一○師，從此李有光和紅軍建立了秘密聯繫）的關於梁冠英接任“剿共”總指揮後新的“圍剿”部署的情報，決定利用繳獲的敵人軍裝，進行化裝，殲滅敵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裝成敵人的手槍團由皖西向桐城、潛山遊擊，剛到潛山袁家河，敵九十六旅旅長王修身率3 個團就跟蹤追來。高敬亭立即率手槍團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廟時，被敵三十二師聯防隊兩個哨兵發現，哨兵喝問：“哪一部分的？！”事態緊急，如與敵開火，勢必引來周圍敵人圍堵。高敬亭便命手槍團一面搶佔有利地勢，以防萬一，一面命手槍團一分隊隊長詹化雨與哨兵接洽，伺機殲滅敵人。佩戴敵少校軍銜的詹化雨一個箭步來到敵哨兵面前，劈臉兩個耳光，拍著胸前符號罵道：“媽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隊的！”這時，佩戴敵上校軍銜的手槍團團長餘雄也來到敵哨兵面前，喝問敵哨兵是哪一部分的。當得知敵人是十一路軍三十二師一個營的聯防隊時，餘雄便命令一個哨兵帶路到隊部找隊長說話，同時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槍團跟進。到敵隊部，敵聯防隊長聽說是二十五路軍“追剿隊”的，便禮貌接待，因當時二十五路軍勢力較強，其司令梁冠英又是總指揮，所以其他部隊對這個軍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聯防隊長集合聯防隊訓話，聯防隊長俯首聽命。聯防隊剛集合完畢，手槍團300多支長短槍一齊對準他們。高敬亭大聲喝到：“我們是紅軍，你們誰動一下，就叫你們全部完蛋！”就這樣，一個營的聯防隊乖乖地當了俘虜。當晚，部隊順利地繞過敵人封鎖線，到達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紅二十八軍在店前河整訓，交流各自的遊擊作戰經驗，一致認為化裝戰術是打破敵人劃區“圍剿”、聯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務營營長林維先又介紹了他去平漢鐵路沿線，到敵人後方打敵人地方武裝的經驗，認為敵人後方防禦鬆懈，到敵人後方遊擊，既可得到武器彈藥的補充，又可調動敵人出山回援，減輕根據地的壓力，一舉兩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個多月裏，紅二十八軍以營為單位，一會兒山裏，一會兒山外，時而紅軍，時而“白 軍”，3次往返平漢路，打到了武漢邊緣的蘄春、黃梅、廣濟、黃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陽，迫使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連連向蔣介石告急：大別山總指揮梁冠英“圍剿 “不力，縱匪出山，危及武漢、開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槍團化裝成敵二十五路軍追剿隊去浠水活動，在新洲受到了敵區保
安隊的熱情接待。敵保安隊長淩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敵十一路軍有個長官當天由武漢行營押送給養回大別山，中午要在這裏吃午飯，他正在佈置。高敬亭聽罷，立即說有緊要任務，率領手槍團向武漢方向運動，行約10多裏，果然有3個騎馬的國民黨軍官和10多名背槍的士兵押著30多副挑子向這邊走來。佩戴國民黨軍中校軍銜的詹化雨率一分隊搶先來到敵人面前威嚴地說：“我們是二十五路軍追剿隊的，奉命在這裏檢查來往行人，你們把證件拿出來！”



　　其中一個騎馬的敵軍官大聲怒吼道：“我是十一路軍秘書長，你敢檢查我？！”



　　詹化雨說：“你就是蔣介石也不行，我們梁總指揮命令我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錯放一個，你們怕是給紅軍送給養的吧！”



　　敵秘書長破口大駡，揮起馬鞭就朝詹化雨打來，詹化雨一閃身，掏手槍罵道：“媽的，你八成是紅軍的秘書長！”命令戰士們：“下了他們的槍！”一分隊100多名戰士一擁而上，將3個騎馬的拉下馬來，繳了他們的手槍，後面跟著的10多個敵兵也跟著被繳了械。



　　敵秘書長還不服氣地大罵著。這時，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紅軍，你再罵，老子就敲掉你！”敵人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釋放了敵士兵和兩個副官後，將裝滿銀元和將校服裝的30多副擔子，仍由挑夫挑著，晝伏夜行，於2月底返回大別山。敵秘書長中途逃跑被擊斃。



  　敵十一路軍給養被紅軍截獲，使敵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大為惱火，又向蔣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狀，說梁冠英在大別山圍而不剿，使得紅軍到處流竄。蔣介石鑒於他限
期年底“剿清”大別山紅軍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氣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總指揮之職，令其愛將衛立煌重返大別山就任總指揮。

三



　　衛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圍剿”時，蔣介石親任總司令並兼任中路軍司令，衛立煌是第六縱隊司令兼14軍軍長，在“圍剿”大別山紅軍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故而蔣介石在金家寨建縣，以衛立煌之名，命名為“立煌縣”，這實在是蔣介石對衛立煌的最高獎賞。衛立煌這次再任大別山“剿共”總指揮，深感蔣介石對他的“厚愛”，國民黨《中央日報》1936 年3月3日報導衛立煌在上海就職時演講雲：“立煌奉蔣委員長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邊區少數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職……。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 三省邊區共匪，回憶前後共有三次，第一次驅徐向前、曠繼勳兩大股（指紅四方面軍，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東部（指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緊，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擔任清剿任務，已為第三次。三省邊區殘匪，為數無多，現決定分四個綏靖區，於最短時間內徹底肅清……”



　　衛立煌離開上海到達金家寨後，部署“圍剿”，也沒有什麼新花樣，不外乎還是圍、追、堵、截。他劃的4個防區也和原來劉鎮華、 梁冠英的“駐剿區”相似。所不同之處，在於他搞“剿撫兼施”、“軍政並進”和“碉堡政策”，擴建地方保安團。特別是“軍政並進”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 毒辣的。“軍政並進”，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區、鄉、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裝，逼迫群眾訂立“五家連環保”條約，一家“通共”，五家俱殺。碉堡設置猶為苛刻，其命令規定：“凡重要村鎮、山嶺、隘口，交通要道，築能容營、連碉堡，其餘次要地點，則築排碉。至於一地帶內，碉堡數量與密度，能以互相通視火力為要。”據國民黨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統計表所列數位，僅皖西地區即新建碉堡24700餘座，整個鄂豫皖蘇區，碉堡密如蛛網，很多碉堡為了能 “通視火力”，相距僅半裏之遙。



　　此外，各縣、區、鄉、保還規定了訓練壯丁數目，作為區、鄉、保的武裝組織，以實現“軍政並進”的目標。



　　然而，等待衛立煌的還是失敗。



  　高敬亭根據李有光提供的情報，於4月5日在太湖涼亭坳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根據前一段經驗，會議作出了3條決定：深入敵後遊擊；縮小目標，全軍以營或連為單位活動；加強地方便衣隊建設，有計劃地在各地區原有便衣隊的基礎上，補充部分骨幹，建成一鄉一支便衣隊，對付敵人地方鄉、保武裝，為紅軍提供情報，安置傷病員，籌集給養。會議還根據形勢的變化，對政策做了修改。對待根據地內國民黨地方政權和民團，實行“攻心為上，攻擊為下”的政策。加強與地方開明人士 的聯絡，建立兩面政權。改變過去“對地方民團堅決地打”為“三不打”，即：地方民團不先開槍打紅軍，紅軍不打；地方民團願意和紅軍聯絡，紅軍不打；在紅軍沒有走之前，地方民團不去向國軍報告的，紅軍不打；對地方開明人士的生命財產給予保護，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動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與紅軍為敵，不殘害紅軍家屬，紅軍也不打不殺；對向紅軍提供錢糧幫助的，或給紅軍掩護傷病員的，紅軍給予保護，並為其保密。這些政策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民黨基層政權及鄉
紳與紅軍的矛盾，方便了紅軍遊擊。



　　由於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紅軍資訊靈通，在廣大農村活動自如，而衛立煌的“軍政兼施”卻難以實施。 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領手槍團特務營在麻城大畈活動，被駐麻城福田河的敵三十三師發覺，敵師長馮興賢率3個團三路合圍。福田河區公所開明區長李明 學立即將敵情報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連夜向王通山轉移，敵人緊追不捨，被便衣隊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團團長也被炸死。可敵人 卻謊報軍情，說他們打了大勝仗。國民黨中央巡視專員袁德情向蔣介石報告說：“共匪在黃安、麻城一帶死傷、被俘無數，特務團團長林維先被擊斃，屍體解往黃安
示眾，所繳槍支已彙報軍委會。”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敵一○二師在姚家山戰鬥詳報上已有“在姚家山殲紅軍200余，匪首林維先被擊斃”， 這次已是林維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敵一○三師1個營向活動在黃岡白羊山的林維先部追來，林維先率部向西急行30裏，在一個小山村隱蔽休息。敵人未尋到林維先，便在白羊山住下來糟蹋老百姓。開明紳士王貴先將此情況報告了林維先。林維先當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殲敵一個營！



  　衛立煌得知林維先並未被“擊斃”，反而在白羊山殲其一個營，實感羞愧，便以十萬銀元懸賞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維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報》一則消
息雲：“京訊：皖鄂豫邊區剿匪總指揮衛立煌，對邊區殘匪，原則剿撫兼施，冀其就範，惟匪首高敬亭、林維先迄今無悔悟表示，衛為防滋蔓，貽害地方起見，已飭
各部嚴厲圍剿，如能將該匪生擒或擊斃，或殲擊其主力者，給予破格嘉獎，以資激勵……”



　　衛立煌看到《申報》的一則報導：“查高敬亭股 匪，全部精銳不過千餘人，在邊區各縣時聚時散……國軍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後，大軍進剿，則彼雲無匪，大軍過去，匪眾皆是……”衛立煌便把罪過歸於國民黨地 方政府。他認為紅軍之所以能四處遊擊，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避而不戰或與敵為友有關。特別是白羊山之戰的失敗，他認為是國民黨地方官員在紅軍走後才向國軍報告的，以致于國軍撲空；國軍住下又被襲擊，也是地方官員向共產黨報的信。7月8日，衛立煌與其參謀長郭寄嶠親率其警衛團到白羊山調查，並對白羊山聯保主任張 一函嚴厲審訓。



　　衛立煌覺得在白羊山審訓，不能殺一儆百，便把張一函帶到黃安縣城，召集邊區各縣、區長、聯保主任參加聽審。張一函原來僅是一私塾先生，從沒見過這麼大官，這麼大陣勢，當衛立煌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如何向共匪報信時，張嚇得張口結舌，語無倫次，只一個勁地承認他“有罪”。



　　參謀長郭寄嶠以為他真的是共產黨，把盒子槍往桌子上一摜：“你是什麼罪？何時加入共產黨？不如實招來，我立刻槍斃了你！”



  　張一函被郭寄嶠這麼一聲喝問，要他招認是共產黨，又聽說要槍斃他，神智居然清醒起來，說：“我今天死也要死個明白，你說我是共產黨，有什麼證據？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勞，國軍不管哪次經過我們白羊山，我們都殺豬宰羊招待，索要擔架、民夫，從沒打頓，只要有紅軍活動的消息，我都立刻報告。就說這次紅軍過白羊山吧，我當時就向縣裏報告，你們追來時已是第二天下午，紅軍跑了，我有什麼辦法呢？紅軍夜裏返回白羊山，你們那麼多部隊都不知道一點消息，我怎麼知道呢？
你們這次損失，恕我直言：貴軍到白羊山，沒找到紅軍打仗，便一窩蜂地抓雞捉鴨，搞女人，紅軍夜襲時，一點戒備也沒有，有些弟兄還在女人床上。據說紅軍不過百人，而國軍多紅軍幾倍，結果卻兵敗如山倒……”



 “住嘴！”郭寄嶠哪能容他再講下去，惱羞成怒，說：“我說你不是共產分子，就是通共！你現在還在替共產黨說話，誹謗國軍！”便命兩個警衛：“把他拉出去槍斃！”



　　張一函對郭寄嶠說：“你殺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紅軍打仗要有這樣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親者痛仇者快！”



　　張一函被處決，嚇得那些縣長、區長、聯保主任們面如土色，個個都擔心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衛立煌感到處決張一函達到了殺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說：“各位同仁，今天郭參謀長此舉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你們多數都是對党國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數像張一函這樣的共產黨奸細。大家想想，國軍10萬多人，四處圍剿，紅軍卻能到處如入無人之地打我們的遊擊，如果不是有像張一函這樣坐探，紅軍能生存嗎？今天請大家來，無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蔣委員長交給我們剿清大別山殘匪的任務，維護地方治安，保衛民眾生存。希望諸位今後要務必小心，一發現紅軍，
立即報告，如發現在哪個地方有紅軍不及時報告者，定然嚴懲不貸。”衛立煌正在滔滔不絕地訓話，有一位參謀遞來一份電報給郭寄嶠，郭看後，大為震驚，立即呈衛立煌。衛立煌看後，草草結束訓話，率領隨從離開會場——原來是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來電，要衛立煌去廬山參加高級軍事會議。



　　七七事變，震驚全國，也引起全世界關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聯繫的紅二十八軍，卻一點消息也不知道。 7月13日，高敬亭與皖鄂特委書記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開會時，看到了薑樹堂從西安辦事處帶來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
和國的決議》等文件和一些報紙，這才知道抗戰爆發，時局發生了大轉變。



　　姜樹堂家住西安，原是國民黨十一路軍中的一個排長。1936年 秋，在一次戰鬥中被紅二十八軍圍困，率全排投誠，此後在紅軍中任排長，後因身體不好，經批准回家休養。西安事變後，他進一步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真正
代表國家與民族利益的。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駐西安辦事處報告了大別山紅二十八軍的情況，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等熱情地接待了他，並將上述檔
交給他送往紅二十八軍。



　　高敬亭根據中央文件內容和中央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停戰談判倡議。經過艱苦的談判，7月27日，雙方達成協議。至此，堅持大別山三年遊擊戰爭的大別山紅軍在高敬亭的領導下，完成了偉大使命，寫下了光輝一頁。

四



　　在與國民黨談判結束後，整訓部隊，做抗戰準備。1938年1月，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林維先任參謀長，下轄七、八、九3個團，全支隊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黃安七裏坪召開四支隊東進抗日誓師大會，率部東進皖中、皖東。5月12日，首戰蔣家河口，殲滅日軍一個小隊，軍心、民心大振。蔣介石
給新四軍發來了通電嘉獎。接著，四支隊轉戰皖中、皖東和江蘇的江浦等20餘縣，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時間裏，與敵作戰120餘次，殲滅日軍1700餘人，傷 日軍400多人，俘日軍9人，殲偽、頑軍和地方反動武裝3700多人，炸毀日軍汽車156輛、汽艇兩艘，打開了廬江、無為縣城，趕走了駐舒城的日軍。其作戰次數、殲敵人數，在當時新四軍4個支隊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隊已發展到近萬人，是初建時的3倍，成為新四軍中發展較快的一支勁旅。



  　高敬亭功昭大別山，征戰皖中、皖東，功勳卓著。雖不能說高敬亭是常勝將軍，但他領導的部隊，確是勝利之師。高敬亭在對敵鬥爭中是勝利者，但在革命內部鬥爭中，卻被革命的子彈所誤傷。高敬亭在任紅二十八軍政委時，由於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錯殺過自己的戰友，但那是在失去黨中央領導，在敵軍圍困萬千重， 一時難辨真偽的情況下發生的，當然，後來對高敬亭的批判鬥爭，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條款，如擁兵自重、獨立王國、山大王主義、違抗中央指示、不服從軍部指揮、消極抗戰、破壞統一戰線等等。最後批判他是“反革命”、“反黨”、“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則界線。



　　上述加在高敬亭頭上的罪過，多是在高敬亭領導四支隊一年多的時間裏發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領四支隊東進抗日所取得的戰績，列新四軍各支隊之首，這本身就證明他是忠於黨的，更是積極抗戰的，是執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黨、反中央。



  　無須諱言，高敬亭在三年遊擊戰爭時期，遠離黨中央，缺乏組織監督，獨攬一方黨政軍大權，養成了一些獨斷專行、一言堂的家長作風，這對其當時和後來正確處
理上級和同事之間關係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在“肅反”擴大化問題上，他錯殺了一些同志，積怨很多。他領導的紅二十八軍堅持大別山作戰和他領導的四支隊東進抗 日不斷取得的勝利，也使他產生了居功心理。他創建的以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巢縣為中心，背靠大別山的皖中抗日根據地，不願讓給國民黨，是他“拒不執行 新四軍軍部命令”延宕進軍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終被處決的主要原因。高敬亭1939年6月4日在肥東青龍廠被捕，24日被槍決。高敬亭這位共產黨的優 秀兒子，國民黨花10萬銀元買他的人頭沒買到，卻被自己人的子彈奪去了年僅32歲的生命。



　　毛澤東對高敬亭的問題是很關心的，1953 年視察安慶時，他曾對安慶市委書記傅大章說：“高敬亭不應該殺，是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