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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六﹞‧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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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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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ji713
安津

陳毅1901826197216),男,字仲弘,四川省樂至縣人。國共內戰中重要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1955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 一級獨立自由勳章、 一級解放勳章。文革期間,陳毅、譚震林等人不顧自己的安危,毅然挺身而出與四人幫鬥爭,被稱為二月逆流1968,下放石家莊。1971116日,腹痛加劇,發現患有腸癌。1972去逝,在北京西郊八寶山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臨現場。逝世後,中國政府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1977年其遺作專集《陳毅詩詞選集》出版。

陳毅生平簡介

  • 1901826(清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於四川樂至復興場張安井村。

  • 1916就讀于成都甲種工業學校。

  • 1919赴法國勤工儉學。

  • 192110月因參加中國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被武裝押送回國。

  • 1922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 1923加入中國共產黨

  • 1927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共委員會書記。同年參加南昌起義後任國民革命軍第112573團政治指導員,率部參加湘南起義

  • 中國土改革命戰爭時期歷任:中共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黨代表;中國工農紅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第4軍師長、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前委書 記;第6軍政治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區委員會書記;第22軍軍長;江西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西方軍總指揮;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辦事處主任。

  •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軍委新4軍分會副書記、新4軍第1支隊司令員、江南指揮部指揮、蘇北指揮部指揮、華中總指揮部代理總指揮、新4軍代軍長、新4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

  • 中國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 中共建國後歷任: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司令員。1954任國務院副總理,並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8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長。1966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曾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九屆中央委員。1959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 197216北京逝世。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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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文革中的一次演讲:反对迷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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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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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陈毅: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演讲

1958年5月,陈毅和毛泽东等人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
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
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
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
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
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
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
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
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
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
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
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
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
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
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
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
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
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
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
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 ....,
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
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
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
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
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
(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
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
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
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
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 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
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2011年10月24日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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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游击战争中 陈毅元帅五次脱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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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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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陈毅(左)
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长达3年极其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由于中断了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相互之间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各游击区、根据地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用最劣等的武器同持有优良装备且在数量上10倍、20倍、甚至50倍于己的敌人正规军作战,克服了无数的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下来。这里记述的是陈毅5次历险的经历。

  第一次:转移途中遇敌,钻进路边水沟芦苇丛中得以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搬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了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军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

  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看,鞋子在这里,一定人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排长下去,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好,跑掉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打共匪,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

  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第二次:叛徒引敌军进山搜剿,哨兵鸣枪报警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余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一个连敌军。

  当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而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带他到交通站去。何长林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

  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秘书和一起去的几个人,挑起米,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有多少人哪?”秘书胡吹说:“我们那里人多,有50多人,还有几挺机枪,打了好多胜仗。”龚楚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秘书他们走前面,他掉后十几米远,他怕死。

  当走到离陈毅驻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有十多里。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很险要,一定是这个地方。他们几个人回去报告都来不及,我们走直路。”龚楚不同意,何长林坚持说:“我定要立这个头功。”龚楚坚持要自己带人去,从黄昏起,搞到凌晨4点多钟,陈毅派来的几个人都跑散了,龚楚抓住一个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就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兵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卫员说:“你要沉着,不沉着,一打枪,项英、陈毅就跑了。”警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营敌军上山,仔细搜剿,把陈毅他们住的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三天,这才脱险。

  第三次:被敌军重兵围困在梅山岩洞中20多天,“西安事变”才解了围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移民并村,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军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爬回了家。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冒然行事。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军一撤,敌人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下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项英的警卫员正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等发现敌人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300多国民党军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搞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30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逃过了又一劫。

  第五次:下山找谭余保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被误认作叛徒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色眼镜、一顶红军帽子,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半天都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项英,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干。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四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五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那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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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預言林彪會成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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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槍斃你”

    1966年10月1日,國慶大典照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這?是人海花海和旗海。天安門城樓檢閱臺正中的麥克風,向廣場,向京城,向全國傳出了林彪帶著濃重鼻音、時而拖腔、時而短促的聲音:“同志們——同學們——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我代表黨中 央、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蒼穹之間,立即口號震蕩、歡聲如雷。林彪狹長、蒼白的面孔上,浮現出一種意味深長的笑容。這笑容,人們很難一眼看透。他舉起握在手?的毛主席語錄,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後揮動幾下,又扶正手中的講稿,繼續念下去。陳毅站在林彪右側不遠的地方,對他的一舉一動看得十分清楚。林彪翻動著手中的稿紙念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聽到這,陳毅心頭一顫,臉色陡然冷峻起來。對于這種意見政治局內部有爭論,尚沒有結果。就在3天前,周恩來還根據中央的決定,召集了國務院各部、委、辦黨組成員會議,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運動應該收尾了,不能再搞下去,要轉入抓生產……可今天,林彪突然公開宣稱“鬥爭還在繼續”,言下之意,“文革”運動不能結束,還要繼續開展下去!眼前這陣勢,似乎也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潮將繼續升級。一種難言的苦痛涌上心頭。他感到一種威脅,一種前所未有的威脅,正向中國共產黨緊逼過來!一幕多年都沒有想過,深埋在記憶深處的往事,重現在眼前: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了武漢。陳毅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編的第二方面軍教導團“東徵討蔣”,乘船離開武漢順江東下,8月4日到達江西九江,得知南昌起義的消息,此時起義軍已南下,陳毅決意追趕起義隊伍,終于在8月10日,找到了黨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隨即,他接受了周恩來的委派,去起義部隊戰鬥力最強的第73團當團指導員。他走進第73團團部,還沒落座,門口就跑進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面帶惶恐地報告:全連120塊毫洋的夥食錢被自己的表弟拐跑了。當時起義部隊從南昌撤出來,戰鬥頻繁,給養補充十分困難,120毫洋,那可以是一連人一個月的飯錢啊!團長黃浩生氣憤地吼道:“我要槍斃你!”

    參謀長余增生徵求陳毅的意見。陳毅說服團長補發了他那個連的夥食費。陳毅走到年輕人的面前問:“你是哪個連的?叫什麼名字?”

    年輕人兩腳跟一碰,高聲回答:“七連連長,林彪。”

    陳毅和藹地說:“林彪同志,你既然當連長,以後夥食錢無論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讓人再拐跑了怎麼辦?”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謝團?的決定,今後,我一定自己背夥食錢!”

    後來一年多沒有給林彪晉職,一直到上井岡山後,因為領導成員傷亡大,缺乏帶兵的幹部,迫不得已,才提他當了營長……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高音喇叭?傳出廣播員激越洪亮的聲音,整個廣場隨即發出陣陣“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

    “林彪,你為什麼不抵抗,你跑到哪?去?”

    陳毅扶欄遠望,雄偉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矗立在藍天下,像一枚巨大的感嘆號,伸向遙遠的戰火紛飛、硝煙滾滾的年代,他分明聽見了那一陣陣從歷史深處傳來的槍聲。

    1929年元月,漫天大雪。為了粉碎敵人第三次“會剿”井岡山、扼殺紅軍的陰謀,紅軍離開井岡山,沿山間小路經遂川、上猶、崇義縣境向贛南出擊,順利佔領了大庾城,朱德和毛澤東讓部隊準備在大庾城宿一夜,遂命令林彪任團長的第28團追擊敵人,驅敵遠離大庾城。不料,下午4點多鐘,槍聲逼近,敵人打回來了,擔任警戒任務的第28團很快退下來了。毛委員認出提槍跑在前面的林彪,大聲喝道:“林彪,你為什麼不抵抗,你跑到哪?去?”站在毛委員身邊的陳毅火了:“你是團長,要打反衝鋒,把敵人壓下去!”

    林彪根本不理,提著槍從毛主席與陳毅跟前衝過去,往山坳坳?一蹲,再沒露頭。

    群龍無首,部隊還在紛紛往後退,情況危急萬分,毛澤東看了看陳毅。

    陳毅沒說話,迎面攔住一個剛退下的排長,命令他立即帶部隊反衝鋒,排長不敢違令,終于帶部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攻上山頭,鞏固了陣地。

    惡戰中,第28團黨代表何挺穎挂了彩,毛澤東讓陳毅告訴林彪:一定要抬著走,照顧好他。林彪當時滿口答應,然而,待部隊急行軍到達龍南,陳毅去看何挺穎時,林彪卻若無其事地說:“丟了!哪個管得了那麼多!”

    陳毅氣得發抖,高聲斥責:“你是團長,對于團的黨代表都不能幫助,還有什麼階級友愛?!”

    林彪滿不在乎地轉身揚長而去……

    陳毅和林彪在長徵以前分手,待解放後再見面時,林彪已是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1959年當上了國防部長,“文革”開始後,又成了副統帥、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

    想到林彪在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講特講政變經;想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高喊“文革”是“罷官運動”;想到林彪對毛澤東“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以及“一句頂我們一萬句”的頌揚,“不理解也堅決執行”的“忠誠”,深知林彪底細的陳毅,不難看出林彪手舉語錄的表象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居心。

    “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

    陳毅的心思真想找人好好談談,他從休息室叫出文化部副部長蕭望東,指著廣場上的一條“打倒×××”的標語說,“你看看,這就是‘文化大革命’!”陳毅聲音不高,卻充滿了憂慮和憤懣:“你看見了吧,‘文化大革命’!”

    天近傍晚,兩輛拉嚴窗簾的“大紅旗”開出了京西賓館,穿街繞巷,快速駛入中南海西門。車上坐著華東地區的幾位第一書記,他們多次要求同陳毅談談,陳毅才臨時決定在會議快結束時,請諸位到家來吃飯。

    大夥親熱隨便地圍席而坐。

    陳毅拿起茅臺酒瓶,給每一位端著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然後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也倒滿,舉杯向眾位說:“今天我們喝茅臺,都敞開酒量,喝個痛快!我也不敬酒,大家盡情喝,剩下的,請大師傅喝光。幹!”

    人們沒有吃菜,也沒碰杯,有的一飲而盡,有的抿了一口,陳毅猛一仰頭,杯中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擱在桌上時又補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們能喝的盡量喝!”頓了頓又說:“我們這些人一同吃飯,這是最後一次了!”

    這句話說得聲音不高,可是“最後一次”這四個字的分量很重。張茜猛地一怔,隨即埋怨身邊的丈夫:“你不要瞎說嘛!”

    “你懂什麼!”陳毅一改平時對妻子的溫存,衝著張茜怒吼一句。張茜意外地平靜,溫柔地說:“老總,你只能再喝半杯,這是醫生定的量,對吧!”

    “唔!”陳毅這才順從地點點頭。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地令人眼眶發熱,鼻子發酸。

    這是在陳毅的家?,人們不必擔心周圍有耳目,氣氛還是隨便輕松的,大家談本省的運動,談自己挨鬥挨衝的情景,無論是苦是澀,倒出來總是舒暢些。

    陳毅見大家也無心吃飯,便端起酒杯說:“困難,我們都經歷過,要說困難,長徵不困難?三年遊擊戰爭不困難?建國初期要米沒米,要煤沒煤,頭上飛機炸,下面不法投機商起哄搗亂,怎麼不困難呢?我還是那句老話: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不能當?頭蒿草,哪邊風大,就跟哪邊跑!”

    大家屏住氣,認真聆聽老首長的臨別贈言。陳毅頓了頓,又以渾厚的四川鄉音說道:“德國出了個馬克思、恩格斯,也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佩服得可以說是五體投地,結果呢?馬克思一死,怎麼樣?伯恩斯坦就當叛徒,反對馬克思主義最積極!”

    “俄國出了列寧、斯大林,又出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比對親生父親還親,結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屍揚灰,背叛了列寧主義。中國現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如此之高。毛主席的威望國內外都知道,不需要這樣捧嘛!我看哪,歷史驚人地相似,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

    說最後一句話時,陳毅濃眉倒立,怒目圓睜,字字斬釘截鐵。大家像陡聞炸雷,受到強烈震動。

    陳毅拉開椅子,站起身,高高舉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舉起。陳毅深情地環視這些患難相扶、生死與共的老戰友、老部下,充滿感情地說:“讓我們幹了最後一杯!我保不住你們了,你們各自回去過關吧。如果過得了關,我們再見;如若過不了關,這就是最後一次!”

    元帥最後這番話,分明是與即將出徵惡戰的將軍們訣別!

    大家挨個與陳毅碰過杯,一仰頭,吞下這杯烈酒,不管對元帥的指點是否理解,這些非同尋常的話語全都銘記在他們心中了。(摘自劉培一主編的《元帥晚年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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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福将陈老总,十大元帅最幸运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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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福将陈老总,十大元帅最幸运的一位

陈毅元帅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可谓妇孺皆知,如雷贯耳。其军事、诗歌、围棋、外交传为一时之绝,被众多青少年奉为师表,至今不绝。通读陈毅元帅的生平事迹,微微惆怅失望之余又不觉心神往之。感觉他虽不是时代潮头的弄潮手,但绝对是时代浪尖上的幸运儿,堪称“天之骄子”。上天总将幸运的光环照在他头上,普通人有其一半的幸运,一生或许也可声名遐迩,锦衣玉食了。仔细考证陈毅元帅如日中天的盛名从何而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感觉较当今的造星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幸运之一:飙升的团指导员和人民军队创始人。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军失利退出南昌城。尽管参加革命似乎较早,但影响甚微,名不见经传的陈毅及时赶上队伍,从此参加了人民军队。因为过去在法国勤工俭学(类似今天的洋打工)时,认识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陈毅被委任为团指导员。如果在和平时期或者不认识周恩来,第一天当兵被委任为初级干部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团指导员已经是中级干部了。更为幸运的是,因为部队失利,叛逃、失散、牺牲、借口汇报前往安全地带的师、军级干部不少,最后部队的最高级别的领导由中央常委张国焘、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总参谋长刘伯承渐渐变成了九军副军长朱德,至于师团干部则只剩下王尔琢、陈毅。王尔琢是黄浦一期的高才生,军事造诣相当不错,红四军时期为毛泽东倚重。可惜斯人无命,不久牺牲后,也就成不了南昌起义余部的代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者了。而陈毅由此突显出来,成为与朱德并驾齐驱的人物,进而与朱毛一起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周士第等真正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师级干部,后来再来井冈山,便只能“后到为臣“,成为陈毅的部下,解放后也不过是上将。

 二、幸运之二:远离枪炮的红军队伍职务。 红军时期,陈毅首先在主力部队担任政治干部,短期与毛泽东争过前委书记一职后,转为地方军区——江西军区司令员等职,这些经历有力的保证了陈毅元帅不会成为黄公略一样的革命烈士,因为战争年代,主力部队的军事干部对革命贡献虽多,但危险机率也大得多。

三、幸运之三:南方游击战争的唯一领导者、指导者和代表

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元帅因伤留在中央苏区。试想一下,如果让他去长征,没有了“指导南方游击战”领导人和代表的身份,就不可能在皖南事变后担任代理军长;没有了代表新四军的身份,又无法在亲自指挥战役却连遭泗县失败、两淮失守后,成为华东野战军不负责战役指挥的司令员;没有司令员的头衔,也就不是华东野战军的代表,周恩来再争取他为元帅,毛泽东也不会答应了。陈毅到陕北后最好的结局也就是比滕代远等政治干部好一点吧。

不仅如此,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受命统一指挥南方红军部队,是最高军事首长。陈毅为中央留守处主任,中央军区副司令员的头衔都没有。

但最高军事首长项英牺牲,后来又成为全党有名的“右顷机会主义者”,声名扫地,无人理睬后,陈毅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唯一领导南方游击战的人。现在项英部分恢复了荣誉,重新成为革命烈士,教科书才将他们两人一同列为南方游击战的代表和领导者。

其实,项、陈两人始终在一处,坚持一小块根据地,因为电台遭破坏,与党中央及其他南方根据地失去一切联系,并没有起到“领导南方游击战”的作用。粟裕于1959年5月谈《新四军1、2支队及第一师、苏浙军区的历史情况》说:“在三年游击战时,他(项英)在赣南与广东交界的地方,带了十几个人躲在山上,名义上是中央分局书记,实际上并未起到作用,南方各省没有接到他的什么指示。”(《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86页。)粟裕作为南方另一块根据地的领导人,说话自然合理、可信,既然项英未起到作用,陈毅作为与他朝夕相处的留守处主任更加不会有。

然而,斯人有斯命,奈何?

四、幸运之四:新四军的领导者和代表。

新四军军部领导层的变化过程是:

(一)1938年—1941年1月,军长:叶挺,政委:项英。

(二)1941年1月—1943年11月,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前刘少奇、后饶漱石。

(三)1943年11月---1945年8月,代理军长:张云逸(《陈毅年谱》:11月25日,陈毅赴延安后,由张云逸代理军长职。),政委:饶漱石。

(四)1945年8月—12月,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陈毅年谱》:8月26日,中央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

综观以上领导层变化过程,发现新四军7年抗战史中,陈毅代理军长的时间是从1941年1月—1943年11月约两年半的时间。然而,因为叶挺被抓,后飞机失事牺牲;项英牺牲且长期成为反面人物;工作时间最长的最高军部首长饶漱石后来成为反面人物;张云逸后来只是大将;于是,陈毅成为新四军的代表!一般的党史、军史教科书截去前后两截,单取陈毅就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一截宣传,因此人们一谈到新四军,便在脑海出现陈毅的名字。

令不少人很有不公平之感的是,张云逸将军也有近两年的代理军长时期,然而事实只能藏在尘封的历史档案室里,不为天下人知晓,教科书讳莫如深;同样是代理军长,为何待遇差别甚大?如果因为是代理,所以不作数,那么,新四军的代表还当是直到牺牲均未被撤职的军长叶挺;如果因为叶挺未曾管事,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两年代理华东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原野战军工作或者根本不在华野司令部履行职责,可华东野战军的代表还是陈毅而非粟裕!一句话,上天以双重标准罩着陈毅元帅,他成为新四军的领导者和代表,扬名天下。

五、幸运之五: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卓越军事统帅

1946年1月,养精蓄锐两年的陈毅从大后方延安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后方观战有功,一下取得了四个从未有过的耀眼头衔:中央委员、新四军正式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无端遭解职)、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4年倒在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吃亏就在始终处在前线浴血奋战,“瓦罐难免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啊!张云逸代军长一直在前线与死亡打交道,虽未曾扶正为军长,但能保全性命,实乃万幸。

1946年10月,华东野战军组建前,陈毅率领5万山东野战军遭泗县失败、两淮失守,粟裕率3万华中野战军取得七战七捷。陈毅却对粟裕进行指责,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离开苏中,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毛泽东明辨是非,明令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的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从此,国共相争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位奇怪的司令员:司令员不负责战役指挥,副司令员代为其劳。

但历史人物的职务履历表上,人们只能读到“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两句,“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被有意无意间删去。大家以惯性思维,自然以为司令员当然管作战,于是,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乃至陈毅到中原工作后的豫东、济南等华野名战均归属于陈毅司令员名下。

陈毅元帅不负责战役指挥,因此颇有余暇构思诗篇。有意思的是,从他的诗章即可看出参加了哪些战役(许世友硬说陈毅参加了济南战役,可惜陈毅没有诗。)宿北战役后,陈毅写诗:“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全然忘了起初自己要回山东,而粟裕坚持在宿北歼敌,结果毛泽东支持粟裕,终于形成两军汇合后第一次战役——宿北大捷。(参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528页)。鲁南战役后,陈毅赋诗:“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莱芜战役捉了郝鹏举,陈毅作诗:“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扔自教尔分人狗。” 孟良崮战役后,连作两首,“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处逃。蒋贼专横嗟命薄,美帝侵略徒空劳。华东战场捉笼鸟,沂蒙山区似虎牢。原野麦黄家家足,人民军队胆气豪。” 这些文字艺术上实在乏善可陈,其实不过在说一个意思:“我在这儿呢”,有似无形的吸功大法,误导天下人,那些大仗是陈毅元帅打的。“才资文武此全才”,在外行的柳亚子的诗句传颂下,陈毅“卓越军事统帅”的军名满天下。

六、幸运之六: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代表

陈毅既不负责战役指挥,以政治委员身份代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也未尝不可。可惜三年解放战争,他两年不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履行职责。《粟裕年谱》有陈毅的行踪:(一)1947年11月8日陈毅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去邯郸局商谈后勤供应问题,后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陕北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到1948年4月返回濮阳华野驻地。(二)、1948年5月7日,毛泽东约粟裕谈话,传达中共中央决定,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陈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三)、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不在三野期间,粟裕仍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前敌委员会书记。2月11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发布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团编制番号令。

粟裕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是有司令员战役指挥权的副司令员,而且从未离开过决策的野战军司令部,陈毅调走后,他还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前敌委员会书记,1949年9月又以野战军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自然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主帅和代表。然而此人是战争时代的“香饽饽”,和平时期的“烫山芋”,1958年被整肃为“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军事教条主义者”,从此声名狼藉,销声匿迹于政坛

可是威名赫赫的第三野战军需要一位代表,于是,陈毅出场,并于1955年在周恩来的力建下,以副总理分管科学等工作的岗位成为元帅,而“全军首脑机关”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仅为大将。

七、陈毅元帅幸运之七:同级战友同僚无好下场。 考证陈毅元帅一生幸运之神永远光顾时,却发现他的同级战友同僚下场均不好。

(一)1935年——1937年,陈毅任苏区留守处主任,与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留南方。结果:项英于1941年被叛徒杀害,并长期成为为人不齿的反面人物,80年代才部分平反。

(二)1938年——1941年,陈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结果:军长叶挺1941年遭囚禁,1945年放出来,马上又死于飞机失事。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政治委员项英结果同上。

(三)1941年——1943年,陈毅任代理军长。结果:政治委员刘少奇于1966年遭整肃,1969年悲惨、孤独地死去,1980年才平反;政治委员饶漱石于1953年刚解放即被打倒,被长期关押后死去,至今成为不能翻转的铁案。

(四)1947年——1949年,陈毅为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期间长期未到职)。结果: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如上。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1958年即被打倒,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将领,而且26年未能平反。1994年才低调恢复名誉。

(五)1949年,陈毅任上海市长。结果:市委书记、一把手饶漱石如上。
八、幸运之八:老朋友争来的元帅军衔

就在粟裕辞帅被批准,新的元帅人选逐步确定,准备正式授衔之际,党内高层中有人在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情况下,提出了对同样主要从事地方工作的陈毅授衔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如果按这一异议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显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担当元帅。时任总参谋长,坚持了国民党腹心地区三年游击战战争,从未离开过抗日战场并在新四军全军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长期实际负责华东野战军领导与指挥重任的粟裕,显然将再次成为考虑的焦点。当然,粟裕本人的再次谦让也必将在情理之中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陈毅多年的好友,当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伴)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其中说:“(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京的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顾问一直在考虑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以解决师级干部的军衔。但苏联顾问因为苏军没有准将军衔而有争议,认为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而1955年苏军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却只是大将军衔,显然也是不对等的。不过此时两军交往中,对苏军而言,已不存在不利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丢的是中国人而非苏联人的面子了。 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衔的意见最终获得通过。1955年9月16日,陈毅终于成为元帅,也是唯一当时就有异议的元帅。 因为同级战友同僚长期乃至永远成为反面人物,只在“二月逆流”中稍稍遭毛泽东批评及红卫兵小将骚扰的陈毅,成为南方游击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唯一正确的代表,同级战友同僚的功勋或多数(譬如粟裕)、或少数(譬如刘少奇、项英、叶挺)、或全部(譬如饶漱石)均归属于陈毅。 很长一段时间,公开出版物谈到南方游击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上海市,只列出陈毅的名字。于是陈毅元帅成为中共历史上少有的风云人物,小学生在课本中学习他的《冬夜杂咏》,中学生在课本中学习他的《梅岭三章》、,普通老百姓从专为他拍摄的《黄桥战役》、《陈毅市长》等电影认识他的英姿,从他“导弹是竹竿捅下来的”话语认识他的外交风范,从此,福将陈毅元帅盛名传遍天下。

哎,上下五千年,多少仁人志士有“关张无命”的哀叹,有“李广难封”的悲鸣,惟有似陈毅元帅一般“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幸运,古今有几人呢?!

青年论坛_北青网 » 古史漫谈 » 一代福将陈老总,十大元帅最幸运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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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暗害陈毅市长阴谋破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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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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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沉浸在庆贺新中国诞生并开始热情似火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时,隐蔽战线上却仍然狼烟四起,退踞台湾作困兽斗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他的特务们下达了“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的任务。

  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残军,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信,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沉甸甸的,拆开一抖,“当啷”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了桌旁的纸篓。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市长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蒋介石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已派遣特务潜入上海,要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敌人的这个阴谋已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

  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

  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二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迅速又派来了由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欲对陈毅继续下毒手。这次他们除带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轻功,得诨号“山猿”。

  接到任务不久,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即将刺杀陈毅的计划,通过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一头是建立“工作路线”———保密局特工赵自强女朋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最近与赵旧情重续,如胶似漆,据杨对赵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该剧团团长家作客。于是想通过赵自强———杨小姐———女秘书的曲折关系,接近陈毅。另一头是去无锡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残兵头目潘震,许以“长江下游支队长”的头衔,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组”完成任务。

  毛人凤看完呈报,表示基本满意,当即下令执行。谁知出师不利,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支、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不得不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朱估计薛那边情况不妙,大摇其头。幸而赵自强这边进行得顺利,他在给朱山猿的信中说:“兄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

  于是,朱山猿决定孤注一掷,带上武器,直奔上海。朱山猿一伙到上海后,分散隐藏起来。朱独自住进浦东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眼睛一眨,已是3月初春,某日,赵自强来永乐村16号见朱山猿,朱问起策反女秘书的事,赵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朱山猿一再逼问,才知策反非但没有成功,反让女秘书数落一通,请他“一般情况下不要到团长家里去,团长工作很忙”。朱山猿忙问赵自强,可知道那团长家的布局?赵说去过几次,朱马上要赵绘一份图纸。当晚,朱山猿按图索骥,仗着轻功去团长家进行了踏勘。这时,周围形势已经吃紧,朱山猿却没意识到。先是潘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接着“上海特别行动组”中有人被捕。不久,上海市公安部门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朱山猿警觉,提前一天开溜,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但朱的行动计划已暴露无遗。公安部门意识到朱的危险性,决定派侦察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明情况,以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敌特分子。

  沈伍受命后,有意识地流露不满情绪,让早已被“内控”的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有一天傍晚,赵约沈碰头,刚谈了两分钟,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从暗角里走了过来,赵连忙向沈介绍,这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朱朝沈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你原先在警察局工作,应该认识当时的消防处长周兆祥。”沈没有否认。朱山猿接着说:“他已被共产党留用,你能否靠上,把他干掉?”沈说自己已不在公安局,无法接近周。朱问:“你还认得谁?”沈说:“方志超。他现在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方志超是原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朱说:“那你设法靠近方,他的思想赤化了,也应该干掉!”说完,朱山猿匆匆离去。沈伍对朱山猿的布置感到纳闷,经赵自强解释,才知毛人凤那里催得紧,朱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帐,以缓解保密局本部的压力。公安部门作了全面考虑后,指示沈伍假戏真做,引朱山猿上钩。

  不久,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

  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

  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会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

  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整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

  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了,然后又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里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有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

  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他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一把匕首:“我等你的好消息。”

  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人员那里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但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就这样,又一批欲刺杀陈毅的国民党特务还未下手即被擒获,落入法网。朱山猿1950年4月被捕,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于当年9月1日,处以死刑。
  三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他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上任后,看到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自己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为6人。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抗命不从”,他们认为,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走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岂能对此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陈毅,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了6人。

  1949年10月30日晚,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台湾自己的别墅里亲自召见刘全德,要他去谋刺上海市长陈毅。

  刘全德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颇有名声。他是江西省吉水县人,当时36岁。20年代末参加青年团,3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曾担任红一军团班、排、连长,搞过军队保卫和情报工作。1935年11月,他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一头拜倒在特务头子戴笠脚下。由于他胆大慓悍、枪法娴熟,深受特务机关赏识,认为他人才难得,就送他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从此他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先后当过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季仲鹏、毛森的副官,军统江西站行动组副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中校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上校警卫组长等职。他先后执行过数十次重要人物的暗杀、爆破行动,屡屡获奖,是一个极狡猾的老手。刘全德深知眼下谋刺陈毅与当年暗杀佘珍等人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汪伪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有他们军统的密探,在他们的掩护下,他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得手。如今风云变幻,不但解放前夕毛人凤布置在上海的潜特已纷纷落网,而且上海解放后,从台湾潜入上海的特务为了求生,也多向公安机关投案和自首。现在去谋刺陈毅市长,必凶多吉少。但在毛人凤面前,刘全德怎敢违令,当天,他就动身飞至仍被国民党盘踞的舟山定海。

  同日,一份特急绝密电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手里,电文大意为: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执行谋刺市长陈毅的任务。杨帆看完电报,立即驱车直驶陈毅市长寓所,向他作了汇报。陈毅市长听后淡然一笑,说:“特务要来,你又不能阻止他来,但来了,就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全部抓获!”

  听了陈毅市长的嘱咐,杨帆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寓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公安局社会处各室主任、科长会议,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把刘全德擒获。据查,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甚深的关系,他潜沪后有可能在这几个关系处居住隐藏。对此,杨帆决定采取“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侦察方案:一是严密控制吴淞口,防止刘从此潜入;二是快速接触与刘全德有关系的4个人,争取他们为我所用;三是继续侦察新的重要线索。

  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到达定海后,连夜赶到女土匪头子黄八妹的巢穴。黄八妹,又名黄百器,以前是上海郊区出了名的女土匪,投靠国民党后被毛人凤、毛森委任为“苏浙清剿总部直属勘乱建国总队副总队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上海解放前夕,黄八妹携部逃至舟山地区洋山岛屿,曾多次派武装匪特潜沪进行破坏活动,均被人民政府一网打尽。黄八妹是毛人凤埋在舟山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

  刘全德的确是一只难以捉摸的狡兔。到定海后,他先要黄八妹立即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接着又对黄八妹说,3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败露。他让黄八妹安排安平贵、欧阳钦搭乘去吴淞口的货船进了上海,然后,自己化装成“糖商”,于11月1日深夜悄悄离开大洋山,在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偷偷登陆,于11月2日辗转潜入了上海。

  在大上海茫茫500多万人口中,要发现和捕获刘全德确非易事。撒出去的网已有几天了,仍不见刘全德的影踪,参战的干警心急如焚,杨帆更是一连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连日的排查,社会处发现了几名有接触敌特条件的人,其中有两个值得高度关注。

  陆某,解放前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刑警处当便衣警探。1949年5月,毛森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刘全德曾多次随毛森到过上海市警察局,从而与陆某相识。陆还认识住在长乐路文元坊的刘的密友姜冠球,刘全德抗战前曾住姜的楼上,与姜有房东房客之谊。姜知道刘为军统特务机关效劳。刘认为姜嘴巴紧,不会出卖他。因此,刘全德潜伏来沪很可能会在姜处落脚,派陆某去姜家探听刘全德行踪当不易被察觉。

  高某,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学生,刘全德当时任该校教官。刘在军统特务机关指挥下暗杀佘珍后隐藏在政治保卫学校,该校学生史晓峰掩护过刘,刘对史十分感激,以后两人关系日趋密切。高既认识刘全德也熟悉史晓峰,与刘、史虽无深交,但毕竟是同在一个学校。后来,史晓峰在山西南路开设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作住所,刘全德潜伏来上海也可能登门拜访自己的学生。

  社会处决定先让陆某到姜冠球处探听虚实。11月8日晚,陆领受任务,以探望弄内旧同学顺便看望为由到姜冠球家。巧的是陆某刚进门,就看到刘全德已坐在会客室内。陆某不觉一怔,内心既喜悦又紧张:喜的是亲眼见到了刘全德,证明他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急的是刘全德历来枪不离身,杀人不眨眼,应付不当,不仅有丧命的危险,而且再要发现他就更困难了。陆某暗自定了下神,便主动迎上去与刘全德打招呼。陆某的出现,也使刘全德大吃一惊。他对陆某的底牌清清楚楚,此人曾在国民党警察局当便衣警探,解放后仍被留用。今天何以这么巧,自己刚踏进上海就被不想见的人碰到!今晚陆某来姜家,莫非自己的行踪已被发觉?刘全德有些局促不安,但脸上却露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起身与陆握手,并借机到窗口观察了一下外面的动静。见没什么可疑情况,他便回头狡黠地对陆说:“我刚从舟山回来,想请冠球替我找个关系去向政府自首呢!”陆某一听话音就明白,这是试探他的来意。陆故意不接刘的话题,流露出一副沮丧的样子说自己早已辞职不干,现在经营金钞买卖。刘全德不知陆某这番话真假,仍然十分警觉说自己还有点事,要先走一步。陆某知道刘全德分明是想滑脚溜走,为了消除刘对他的戒心,顺势对刘说:“那好,我们一起走,我到同学家去。”说罢,随刘出了姜家。但陆某心里十分矛盾:一直跟着刘全德怕要引起他的进一步怀疑,如果扭送他到公安局,夜里天黑自己又孤身一人,恐难对付。为不引起刘的怀疑,陆某头也不回地拐进了同学家。此时,刘全德站在姜家门口,目睹陆某招呼同学开门进去了,才一人匆匆离去。眼看着即将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当晚,杨帆亲自听取了汇报,认为既然刘全德已经到了上海,那就绝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姜冠球家刘虽已去过,但仍要布置侦察人员加强守候,以防刘再度上门,同时令高某向刘极可能前往的史晓峰处出击。

  11月9日中午,高某领命来到山西南路“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刚巧在门口碰到史晓峰。史晓峰见到多时不见的老同学,忙拖他上楼叙谈。推开房门,高某猛然看见刘全德正坐在屋里。高某立即上前亲热地与刘全德打招呼。刘全德见到自己的学生,又喜又惊,喜的是师生相聚不易,惊的是此番自己一到上海,就接连碰见熟人,心中不免疑窦顿生:是巧合,还是……刘全德毕竟老谋深算,他不动声色,边和高某交谈,边察颜观色,在言谈中试探高某。高某将计就计,对着刘全德大叹苦经,说自己解放后一直失业在家,想请史晓峰帮忙介绍点生意做,也好混口饭吃。虽然高某对答如流,但刘全德这只老狐狸仍是疑心重重,借口吃午饭时间已到,要高某留下来吃饭,陪他喝两盅。留高某吃饭是假,想灌醉高某让他酒后吐真言是真。高某为消除刘对他的怀疑,便坐下陪刘喝酒。席间,刘全德频频给高斟酒,高则来者不拒。两人你一杯,我一盏,觥筹交错中刘对高放松了警惕,说:“过几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我们再畅饮一番。”高某见酒已喝得差不多了,急于想脱身向公安局报告,他灵机一动,乘刘、史不注意,将吸的香烟咬下半截吞下肚去,引起呕吐,刘见状,信以为真,让高一人离席而去。

  高一离开史家,便想打电话报告公安局,但又怕刘溜走,于是到马路上找了几个巡逻的解放军和交通警,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他们跟随他去抓特务。高某带着解放军与交通警匆匆赶到史家门口,为免打草惊蛇,要军警在附近等他。高以酒醉不能骑自行车要将车放在史处为由独自上楼察看,见刘已脱衣卧于床上,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刘全德擒获。

  刘全德的被捕,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侦察人员的干劲。为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上级决定一鼓作气,兵分两路,一方面布置侦察员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处日夜埋伏守候,以防其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连夜进行审讯。

  刘全德慑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潜入上海经过和活动情况。据其自供:10月30日,毛人凤派他和安平贵、欧阳钦一起到上海。毛森在厦门召见了他,不但面授了机密,还发给了电台和特务活动经费2780枚银元,并把已经派往上海和即将潜沪执行行动任务的保密局技术总队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邱信和“东南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江知平、副总队长梅文伟等都介绍给刘全德,授权由他指挥,刘全德可以与他们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可以运用这两个组织配合行动。并下了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最后,他悲哀地说:“我这次到上海,算得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未走访,外出注意化装,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才一个星期就落到你们手里。”

  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被一一捕获。1950年8月,市公安局奉命将刘全德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审理。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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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一生系得几安危 成为粟裕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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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系得几安危


  2008年一个春雨潇潇的早晨,我按响东城区一条古老胡同里一个灰色铁门的门铃。我说我找陈小鲁。年轻的开门人,脸上一片茫然。我差点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

  这个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难道真的把自己隐遁了起来,以至和他同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都不再知道他的名字?

  可他怎么会被与他同时代的人忘记?!

  他的人生,折射着共和国的历史。从他还是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转眼他走过了62年的岁月。

  ■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

  1946年7月30日。不知道那时候沂蒙山中的草场上,有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就像那首有名的沂蒙小调唱的那样。沂水河里,有没有盛开的荷花和碧绿的荷叶;乡间小路上,是不是疾行着送军粮的畜力车。

  这一天出生在沂蒙山下的陈小鲁也不知道。但他记得父母和父母战友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他叫她陈阿姨,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更疼爱的孩子。到他有了妹妹,到他长成了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陈小鲁朗朗的笑声贯穿了采访的始终。笑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微微弯了下来,像孩子一样的调皮。他长得像极了父亲,似乎年岁越大就变得越像。

  父亲给他起名小鲁,一个是取自孔子那句有名的“登东山而小鲁”,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3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全取了山东,而且全取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

  陈小鲁在南京读的小学一年级,在上海读的小学二年级。那时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一次,他在学校站着滑滑梯,摔裂了左臂的骨头。他熬了一星期,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被父母发现。母亲有些生气:“你们学校的老师怎么搞的?”父亲却劝母亲:“没事没事,这小孩子能忍疼,还不错!”从小,父亲的宽厚,就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8岁时他跟着父母迁到北京,被送进寄宿制的育英学校读3年级,后来转到了走读的北京实验学校。身为元帅的父亲,不让子女对外讲家世。他常讲:“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现在的地位,一个是党给的,一个是多少烈士的牺牲换来的,这个功劳不应记在我的账本上,更不应记在你们的账本上。你们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将来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人。”10岁的陈小鲁,买一张月票,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他没戴过手表。他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有不认识他的人来找他,同学给指点:那个穿得最破的就是陈小鲁。

  那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政治时代。陈小鲁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反右斗争。学校的大礼堂里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看。这让陈小鲁和他的同学觉得很神秘。胆大的学生趁礼堂没人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看到大字报上校长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

  1958年陈小鲁小学毕业,正赶上全国开展扫盲运动。陈小鲁的学生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忽然又不扫盲了,变成了除四害。北京的每个房上都站着人轰麻雀。陈小鲁在房顶上,一坐就是8个小时,三天就看见了3只麻雀。

  陈小鲁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这时的运动是大跃进了。全民大炼钢铁,就连中南海里的湖边也修了高炉。高炉倒映在水面上,在少年陈小鲁的眼里,多么的壮观。四中校园里也立起了一个小高炉。给陈小鲁和他同学的任务是找耐火砖。老师拿来一块表面麻咧咧的样砖。陈小鲁熟悉的地方只有琉璃厂,他就从四中所在的西什库走到琉璃厂,看到马路牙子有麻咧咧的砖,就拿棍子撬起来,沉沉地抱着再走回学校。不过他抱回来的不是耐火砖,而是钢渣砖。

  陈小鲁和他的同时代人,就这样在政治氛围中长大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刚刚成年的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这一点不妨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社会上一片无序,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伴着残酷的批斗,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许多老干部的孩子被送去坐牢,就连陈赓大将才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都不能逃脱。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小鲁淡出运动了,带上军用地图,骑着自行车,和好朋友在北京郊区游玩。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周总理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小鲁回到家里,简单转述了周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哭了。父亲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他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安排的。”陈小鲁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可他坚信自己无辜。他给自己八中的同学、李富春的外孙李勇写了一个条,请妹妹转交。条上写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相信党中央相信群众这样几句简短的话。纸条上是他信奉一生的格言。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钱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人喝的也是这种水。平时连队的伙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一次挖地时,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事走过来,关心地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老干事一眼看见了他握的锹把上有血,就问:“你的手是不是打泡了?”他急忙掩饰:“没有。”“你把手给我看看。”陈小鲁伸出没有打泡的左手。老干事一把抓过他的右手,手掌上满是血泡!

  数年后,陈小鲁到伦敦的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处当武官。扫院子、买菜……什么杂事他都干,甚至使馆的下水道堵塞了,他挽起袖子就去掏。连队生活锤炼了他,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里,可以吃得了任何的苦,做任何卑微琐碎的“凡人小事”———这些是后话了。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连指导员每个星期要给上级写一份关于陈小鲁的情况汇报。两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他自己补了一次又一次。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粮,连里不缺,可津贴费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他又发现陈小鲁的军装已是补丁摞补丁,又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

  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

  ■“一死何须万人泪”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他在梦中见过父母兄妹,梦醒之后,又把那份彻骨的思念深埋在心底。

  1971年初,他和战友一道去火车站为复员的老兵送行。

  灰蒙蒙的天幕下,两条铁轨伸向远方。被风吹起的沙砾在空中飞舞旋卷,扑打着陈小鲁的脸也扑打着他的心。这些正和战友依依话别的老兵,有流淌的泪水,有凄楚的叮咛,可他们毕竟是回家啊。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回家呢?他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

  从来没有人见他这样哭过。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对家的思念,却也有和同年来部队的战友分离的悲伤。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指导员过来劝他,见劝不住,唏嘘着走开了。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

  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叫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半年后的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小弟回来了,来看你了!”久久,昏迷中的元帅似乎听到了,开始用眼睛寻找。终于,他看见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这一夜,陈小鲁和母亲、兄妹,都无法入眠。心潮起伏到极点,陈小鲁提笔写下了一首小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两年后,他和哥哥、妹妹,又失去了母亲。从此,陈毅的儿女,要依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

  ■寻一个“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说:“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领导和群众反映都是最好的。这么好的基础,你为什么要走?”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坚持要走。

  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我问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他想了想,说:“不。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如果他想走仕途,升迁的机会,不仅仅在部队。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参加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会后和一位记者就朝鲜战争问题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

  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对他说过: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司局级的职务任他选择。他也谢绝了。

  或许这是出于一种天性。虽然他是元帅的儿子,虽然他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过多个领域。他信奉的第三句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文革”中,他不愿意挨打,所以坚决反对打人。做生意,他不希望挨坑,所以决不坑人。他相信在传统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权力;而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他给自己的身份创造了一个名称,叫“无上级个人”。

  ■仿佛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仍然有许多社会活动,而少年时的壮怀激烈,早已化成了沉稳和平和。他仍然喜欢热闹,常常和中学同学、部队战友以及生意上的朋友一起聚会,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他还用自己的笔,写关于父亲和岳父的回忆文章。

  他又是直率的。遇到了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马上就会变得冷冷的。这时候,你就会感到他性格里的另一面:凛然和骄傲。他毕竟流淌着元帅父亲的血。

  不止一次有人问过他:在事业上,有没有父亲赫赫的声名带来的荫护?

  他从不讳言父亲的名声给自己带来的帮助。这又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只做成一件两件事,而是长久地做成事,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靠自己做人。

  我问陈小鲁:现在会常常回忆过去吗?他说:不会。人不能老生活在过去里。当你常常回想过去的时候,人就老了。我们还没到这个时候。不过慢慢会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

  在我采访他前不久,他和妻子粟惠宁,应革命老区江西省开化县之邀,去了一趟开化。接过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走过当地群众欢迎的队列,陈小鲁和妻子一同迈进开化县华埠镇工商弄24号,一幢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1938年3月,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此集结,要整编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时为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就住在这座老宅里。

  木板铺成的地面,原汁原味。屋内的陈设,仍如70年前。虽然经历了岁月沧桑,外墙上仍然依稀可以辨别出当年新四军留下的笔迹。曾经目睹过陈毅风采的老人,向他深情款款讲述起陈毅当年的行迹。陈小鲁仿佛重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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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周恩来两度哽咽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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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追悼会的前前后后


  陈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身中国革命,不久即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名将。全国解放后,他领导建设新上海;接着,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成为二十世纪国际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在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中,这些无疑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他还有着更加显赫的一页,“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党为国直言无讳,充满着浩然正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本文讲述了1972年陈毅同志追悼会的前前后后,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批昔日老战友对陈毅的深情惜别,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老战友们垂泪送别

  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走进地下甬道,转进右面的房门,里面就是301医院的太平间。陈毅的遗体已经移至这里。

  说是房间,似乎称为加宽的走廊更合适,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三面是洞开的大门。朝西是双开门,直通一条带水泥棱条的坡梯,此时呼啸的西北风卷着黄沙细土直灌而入,把摆满坡梯两旁的花圈上的挽联、纸花吹得索索作响。

  陈毅静静躺在风口,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恩来清癯的面容凝聚着深沉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周恩来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

  立在旁边的张茜(注:陈毅夫人)呜咽出声,她握住周恩来伸来的右手,抽泣着说:“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朱德总司令来了。他发着高烧,由人搀扶着走到陈毅遗体前,他老泪纵横,呜咽出声,颤巍巍地将右手举至帽檐,为一同举红旗上井冈的老战友送行。到了病房,他仍然流着泪,沉痛地说:“陈毅同志好啊,他死得太早了!”

  刘伯承元帅来了。人未进门,哭声先至。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再见一面老战友的遗容。他执意走近床边,俯下身去,双手颤抖着从陈毅的面颊抚摸到胸部,嘴里不断哭唤着老战友的名字,久久不肯离去。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分别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向遗体告别。依然痛哭失声,泪如雨下。几十年转战南北凝成的友谊刻骨铭心。

  宋庆龄副主席热泪盈眶,向陈毅的遗体敬重地鞠躬,她拥抱了张茜热泪盈盈,慰语切切。

  王震携孙女为陈毅送终后,茶饭不思,寸步不离。当陈毅的遗体移上担架,要转送至301医院太平间时,他自己用力抬起担架的一头。医护人员和周围同志顾念他年老体弱,竭力劝他别抬。他双手攥紧担架扶手哭喊着:“不要抢!陈老总的灵,我一定要扶。”

  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一直陪坐在陈毅遗体旁。一批批外交部来参加遗体告别的同志,哭声尤为痛切!陈毅的逝世,对他们太突然,因而打击更大。陈毅拜会西哈努克亲王后,陆续在医院接待了几批外宾,思路敏捷、谈笑风生的神情,他们亲眼目睹。陈毅外长转至日坛医院后,他们常悄悄打电话询问病情,得到的答复都是陈毅的身体很好,请放心!人们欣喜地期待着陈毅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外交部……不料今天,一条素洁的床单,把他们与陈毅外长隔于两个世界……

  只要“优秀党员”、“忠诚战士”这两句话就够了
来灵堂告别的人何其多!有战友朋友真诚的泪水,有恶人敌人冷冷的怯笑。一生磊落的陈毅元帅双目紧闭、安然仰卧,他再不会感动也再不会激愤,然而,这一切又都强烈震动着周恩来的心。

  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地点在八宝山。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占去一半篇幅。

  对于悼词,毛泽东圈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的悼词尽管对陈毅没有作充分的评价,但是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他若在天有灵,是会首肯的。况且悼词张茜已经看了,她曾亲口对周恩来说:我只要“优秀党员”、“忠诚战士”这两句话就够了!这是一位熟知丈夫情操的妻子。

  对于追悼会的规模,政治局已通过,周恩来也无力改变了。他在政治局处于受攻击、受挟制的地位,说话也无用。

  只是,离追悼会的时间越近,周恩来的心情愈加沉重,这种低规模的追悼会,对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丰功伟绩的陈毅,是太不公正了!10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中午12时,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沉重的长时间的踱步声。

  毛泽东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中南海,“游泳池”。

  身穿淡黄色睡衣的毛泽东,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辗转不宁。他面色略显憔悴,腮边胡须很长。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让毛泽东穿着散散步。当然,因受健康状况限制,他已经长久足不出户,闭门谢客了。

  卧室没有日历,床头没放手表。自从8日圈发了陈毅追悼会文件后,没有任何人提醒他,今天是10日,下午3时,陈毅追悼会将在八宝山举行。中饭后,毛泽东照例午休,宽敞的卧室里,寂静无声,只间或听见他翻身的声音。

  突然,毛泽东缓缓坐起身,他摸索着穿上拖鞋,向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着,人向门口走去。

  工作人员熟悉毛泽东主席的脾气:一旦决定去做的事情,劝阻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有两位抱大衣扶毛泽东上车,有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的电话。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像严冬刮起一阵东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有力: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决断。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

  周恩来赶到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张茜听后,双泪长流。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张茜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慨然说:“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战友就是他了。”临走时,他问在场的粟裕:“你是什么时候到井冈山的?”粟裕回答:“我是和陈老总一起到的。”

  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两次哽咽失语
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只电热炉;调来了新影厂的摄影师,报社、电台的记者。顷刻之间,冷冷清清的礼堂内外,放电线的,挂聚光灯的,架摄影机的,人出人进,川流不息。

  休息室里,落座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看见张茜进来,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他两手撑住沙发扶手,努力想站起来迎接。张茜快步上前扶住毛泽东,满脸热泪哽咽着问道:“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然后,毛泽东与后进来的四个孩子昊苏、丹淮、小鲁和姗姗一一握手,询问了各人的工作单位和情况,最后深情勉励:“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孩子们离开后,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赶到了。毛泽东开始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话。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西哈努克亲王频频点头。

  毛泽东看着西哈努克亲王坦率地说:“我们家里有时也发生吵架,吵架是难免的,你们家里不也是常吵架吗?但你们推翻朗诺反动集团是团结一致的……”

  在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继续交谈时,叶剑英轻轻走到周恩来身旁,递过去几页稿纸,周恩来接到手中,不解地抬头望望叶剑英,叶剑英拱手再三,未语而退。这样,致悼词者便由叶剑英换成了周恩来。

  在毛泽东谈话即将结束时,张茜真诚地请求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张茜忍着泪连连摆手:“那怎么敢当呢!”毛泽东说:“你们把它套在我大衣的袖子上。”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会场内没有奏哀乐的军乐队,只有一架破旧的留声机。恐怕已是年久失修、唱针磨秃或唱片受损,放出的哀乐还夹杂着小刀刮玻璃似的“吱、吱”声,一遍未完,戛然而止。这一切像钢刀刺痛着礼堂内一百多位党和国家、政府部门领导人和礼堂外越聚越多的悼念群众。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硬压在心底的呜咽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所有同志。一个强烈的共同感慨在人们心头共鸣:毛泽东主席没有忘掉老干部,颠倒了的黑白还有希望澄清。直声满天下的陈毅元帅,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摘自: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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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思念——回忆婆婆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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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72年春,珊珊出国前到301医院看望母亲。前排左起:张茜、秦昭。后排左起:珊珊、丹淮、小鲁、昊苏。


  张茜湖北省武汉市人,生于1922年6月11日。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在皖南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与陈毅结婚。此后长期在华东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建国初期在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任宣传股长。1955年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57年在对外文委从事编译工作。1958年以后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张茜的工作也转向外交方面,多次陪同出访亚欧国家,担任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亚非拉组副组长和中柬友协副会长。1964年10月在湖北省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时参加工作组到外文印刷厂工作,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以后数年间她与陈毅一起经受了严峻考验,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坚贞气节。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70天之后张茜也发现患肺癌进行手术。病中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某部副部长,带病完成陈毅诗集整理工作。1974年3月20日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52岁。

   春天到了。“吹绿东风又一年”,我们又迎来了这润物有情、催花无语、大地回阳、万物复苏的季节。而每当我心里充满了春意带来的喜悦的时候,同时就会想到一个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人,她就是我的婆婆张茜。婆婆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她是在春天走的,却没有能看到真正的春天的到来。所以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她,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不平常的日子……

  第一次见到张茜

  第一次见张茜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正读高中。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哥哥秦晋、弟弟秦晓到护国寺人民剧院观看话剧《雷锋》。王光美阿姨和张茜阿姨也来到剧场。能在这样的场合见到她们,心中十分欣喜。不仅因为她们是令我敬仰的女性,还为她们清丽雅致的仪态和气质所感染。演出结束以后,她们随着人群往外走,竟然从我的眼前走过,因为距离很近,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的记忆在脑海中一直保留至今。王光美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端庄秀丽;张茜圆圆的脸庞,留着短发,像大学生一样,清纯素雅,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那天她穿一件天蓝色的带皱纹的丝绸衬衣,出了剧场,我看见她们在几个警卫的随行下骑上自行车轻盈地离去,夜灯下的天蓝色至今历历在目。

  没想到10年之后,到70年代初,我竟然走进了她的生活,张茜阿姨成为我的婆婆。当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是满头花白,脸色也显得暗黄,没有了当年的光彩。啊!她经历了多少磨难,经受了怎样的艰辛,承受着多大的负担……我不禁感到心中酸楚。但她依然是美丽的,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有神,说话的声音圆润又清亮。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

  非常时期的婚宴

  我和昊苏、二弟丹淮和鲍燕是同时结婚的。当时政治空气严峻,陈老总两次手术后,由301医院转至日坛医院,病情危重。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阴云。按婆婆的意思,结婚事宜从简,没请什么客人。那天晚上,婆婆张茜深情地对我们两个媳妇说:“你们是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进门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还读了陈老总的诗词:《青松》,《示丹淮》等。婆婆动情地流了泪,大家也很压抑。后来是王震胡子叔叔带着小孙女晶晶的突然到来,打破了沉闷的空气,给大家带来一丝喜悦。结婚的晚宴没有其他外人,菜全部是家里的四川厨师做的,有地道的豆瓣鸭、罐罐鸡、担担面等。简单的婚礼一点也没有减弱我们的爱,那种对这个家庭的相知相通、相依相存的情感,一直在我的心里流淌。

  之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陪着婆婆去日坛医院,在那里听取专家的会诊意见,了解病情的发展变化,细心地照顾和守候在生命垂危的公公床前。我们在心里都默默地祈祷着,期盼着病情能有一个好的转机。婆婆的心里也总是希望着能出现一个奇迹,希望阴暗的天空能有一线光明。她写了长长的条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是如是看。”含泪在公公床前慢慢展开。是劝慰他,也是鼓励自己要坚强,要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

  于无声处的悲号

  我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在1972年1月6日那天,病魔就夺走了我们敬爱的陈老总。他走完了光明磊落、坚贞不屈、光辉灿烂的一生。历史是公平的,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陈毅逝世,引起极大的震动。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天,毛主席突然来到八宝山,连胡子也没有刮,衣服也没有换,只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夹大衣。得到消息我们悲喜交集。当被叫进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婆婆泪流满面地讲诉着公公临终时对主席的怀念,表达对主席亲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感激。总理在一旁用白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泪。毛主席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是好同志。”主席的到来,令很多人积聚在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奔涌出来,这在“于无声处”的当时,成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慰问信、悼念诗词、挽联像雪片一样寄来。我曾经帮助昊苏整理过这些信件。写信人有熟悉的老战友、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也有素不相识的天南地北的人,有著名的文化人士、艺术家、科学家、军队将领,也有普通的工人、教员、战士和学生。他们真挚的情感,深切的怀念,表达着一种人心和民意。这让婆婆沉浸在极度痛苦中的心得到了慰藉。

  著名文化人士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合作的《海思图》使我记忆犹新,画面上陈毅雄伟的身影,面对着大海伫立凝望。那波澜壮阔、浩瀚无际的大海,仿佛是他南征北战、用热血捍卫和赞美过的壮丽江山;仿佛是他坚贞不二、清正一生、在波涛风浪中奋斗到最后的人生事业;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所表达的无限深情和不尽哀思。张老的挽联写道: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东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辞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幅诗画由我父亲秦力生亲自送来,婆婆看了十分感动,想对张伯驹夫妇表达一点谢意,征求我们的意见。秦晓建议送一副围棋。婆婆立即同意,叫小丹把公公用过的围棋拿来,由我父亲转送给张老夫妇。听父亲说,张伯驹夫妇收到张茜赠送的礼物,热泪盈眶,后来父亲还在西四“沙锅居”摆了一桌酒席,代表张茜特别感谢在公公病重期间和去世以后关心和帮助过陈家的几位文化界的老先生和他们的夫人。

  斗不垮打不烂的友情

  陈毅元帅逝世以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婆婆和我们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叶帅亲自过问并主持张茜的身体检查治疗和生活安排。聂老总和张妈妈经常来看望、安慰张茜婆婆,并把我们全家请到家里吃饭。邓妈妈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家里来,每次都带着新鲜的水果,问长问短,关怀备至,有时还走到厨房,说要看一看我们吃些什么。廖公的住地离得很近,常常过来玩,为了让张茜婆婆高兴,他亲自给我们全家照相,还出着怪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有一次在西山小放映厅看电影,是一部埃及爱情悲剧片,片中女主人公后来不幸染病,命运十分悲惨,看了一会儿,叶帅叫停播,说今天不看了。回家后婆婆说:“叶帅是怕我难受。”许多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的老同志都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公公陈毅的思念之情。在这期间,我得以见到那么多心中尊敬爱戴的老前辈,深切感受到他们之间真挚的战斗情谊和深厚的革命友情,这种坚毅的友情使我很受感动。
 含泪带病整理诗稿

  公公去世后,婆婆张茜异常地坚强,她擦干眼泪,怀着巨大的悲痛开始整理陈毅诗集。她清楚这是陈老总生前的愿望,却不知病魔正悄悄地向她袭来。她咳血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从没有认真地检查治疗过。就在陈老总逝世2个月之后,她也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后叶帅亲自安排为我请了长假,住在301医院专心照顾张茜婆婆,让昊苏也留下来料理家中的事务。手术之后婆婆知道时间的紧迫,就支撑着病体开始工作。陈老总的诗词多是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中挥就,过去没有来得及整理。张茜婆婆请赵朴初帮助一首一首仔细地斟酌、推敲、校订。每天下午午睡之后,我和婆婆总是坐在那里等待着昊苏的到来,当听到他那熟悉的脚步声快到门口时,我和婆婆都会会意地笑出来。他一进门还有点奇怪,不知我们笑什么。他除了带来适宜的饮食、水果、营养品之外,就是要整理的诗稿和赵朴老的意见。这时,母子二人就会很细致、很深入地讨论诗词中的问题。张茜婆婆十分认真,十分严格。在那些日子里,为完成诗稿的整理工作,她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陈毅诗词中很多地方涉及到战争年代的史实状况和背景环境,张茜婆婆为此经常翻阅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战史等历史资料。一天,301医院的杜院长来看望她。为了搞清1943年陈毅从苏北经山东、山西到延安的路线,她向杜院长寻问起那一带的地形道路。杜院长原是129师的,在晋冀鲁豫工作过。我记得他们在地图上查找,边讨论边比划,到了吃饭时间还在不停地说。

  她一生都在学习

  婆婆是一个知识型的女性,她很少和别人闲聊,从来不打牌不打麻将,几乎没有其他娱乐。一生都在学习,和时间赛跑,和生命比赛。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她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都很长。晚上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我走到她的房间照顾她洗漱时,她才从桌边离开。她曾经对我们说,她和陈老总之间有很大差距,几十年来她都在努力地缩小着他们之间的差距。整理陈毅诗词的过程,也是她学习的过程。她经常翻阅《史记》,《资治通鉴》等古籍。古今文学著作,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楚辞》、《鲁迅全集》、《沫若文集》等,她经常从书柜里找出来放在案头。她读过的诗词,精辟的诗句都用红铅笔圈点过,现在我们翻阅时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当年阅读时的专注和对古典诗词理解的深邃。她曾经用很大的精力把龙榆先生的唐宋词定格中全部的例句(并标明平仄),用隽秀的行书抄写一遍,称春蓝词谱(春蓝是婆婆的名字)。漫漫长卷,感人至深,这里面浸透着她的心血,记录着她清丽秀美的人生。

  婆婆一生都在学习。战争年代她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多新四军的阿姨们像凌奔阿姨、王于耕阿姨、楚青阿姨、薛和阿姨,提起张茜的好学都风趣地说:“她当时学外语我们都不理解,现在看起来她可真有远见!那个时候就知道,进城以后她要当外交部长的夫人。”建国初期,陈老总担任上海市长,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张茜,从上海来到北京上了俄文专科学校。住在学生宿舍和青年学生一样地学习和生活。后来因过度劳累她得了肺结核病,才不得不中断学业。但她并没有停止俄文学习,家里有满满两大书柜的俄文原版书。50年代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话剧《平平常常的人》。这是她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她人生百花园中的硕果。

  诗书共吟的陈门家风

  走进陈毅元帅的家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书香气息。陈家的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阅读的习惯和写作的能力,博学多才,文质彬彬,并非想象中的将门虎子。父子、母女、兄弟、兄妹之间都有着深厚的诗书情谊。1961年丹淮赴军工就学,陈老总写了《示丹淮》为儿送行:“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谆谆嘱咐在一代人中传颂,教育青年人健康成长。陈毅元帅逝世以后,张茜婆婆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毅然决定把小女儿珊珊送出国外学习,并含泪写下了长长的送行诗,诗里写道:“临别意呛恻,翻捡父遗篇。与儿共吟咏,追思起联绵。汝父叮咛语,句句是真知。情义最深沉,尽过平生事。”充满了在家国两难中送女远行的悲凉之情和追思人生寄望未来的拳拳之心。二弟丹淮在父亲七十大寿时写了祝寿贺词(永遇乐):“寿日皆欢,今度尤殊,七十古稀。霜天云淡,松江初寄,正家门始离。萧瑟复到,滦峰重贺,不觉十年满期,忆风云,善恶终报,两鬓俱白何惜。五十年内,才得宽余,谁知又斗病疾。惟谢重恩,安乐晚年,秋风送家喜。海滨情深,松涛散香,再领北戴深意。放眼量,悠闲高龄,更添健力。”丹淮的诗词感情充沛、真挚,富有热情。三弟小鲁最善绝句,精悍、干练、豪放,正如同他的秉性。“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这是他悼念父亲的诗句,真可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1954年陈老总写了《手莫伸》,张茜为陈老总拟了互勉诗:“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后来由陈毅亲笔书写,铭刻在一个铜砚上,下署“春蓝自制”。一直放在大写字台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座右铭,也成为家庭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最美好的回忆。

  我的爱人昊苏,作为长子,受到父母严格教育和影响,铸就了他严格、严谨、勤恳、勤奋的品格和善始善终的作风。几十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不断学习,笔耕不辍。出版的诗集有:《红军之歌》、《继志集》、《走向新世纪》、《希腊之旅》、《中马友好之歌》,约500余篇。每到父母的纪念日,他都要在他们的灵前献上他的诗作,表达哀思。“十年思念,魂梦常相见,冬月影,春风面。”是他对父母深深的思念之情。“用不完的财富是前辈留下的教诲,还不清的债务是双亲交付的责任。”这是他与小妹珊珊互勉的诗句,字里行间表达着他心中高度的责任感和继承老一辈革命遗志的决心。昊苏曾为纪念母亲写过一首长诗,赞美母亲的一生,是一支苦难的歌,是一支创造的歌,是一支欢乐的歌。描绘了一个杰出女性、一个伟大母亲艰难 大杂院突然到来的贵客

  在我们结婚之前,张茜婆婆由昊苏陪着曾到我家来过。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父亲定为走资派,在专政队关押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家被查抄,工资冻结,被勒令搬家。由原来单独的四合院搬到西单附近一个住着十几户人家的三进大杂院,仅分给两间半房子。有一天母亲突然接到张茜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明天晚上要来看我们,母亲又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父母从五七干校刚回来,大哥秦晋本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时选派出国留学,回国后竟被分配到武汉钢铁公司炼钢厂铸锭车间当瓦工。大哥离开北京时,把他的书装了两大木箱托运走了,这是他在一切都被剥夺了之后,留下的是妹妹和小弟弟在部队当兵。家里只有父亲、母亲、我和在内蒙插队的,那时正好回家来的秦晓。我在山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年之后分配在一轻局下的一个工厂。当时年轻,要求自己严,认为“个人”的事,不应当影响工作,而且在那种政治空气下,也很难张口请假。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不仅上了一天班,还要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和大批判会。一直等所有的工作学习会议都结束了才回家。是爸爸妈妈和秦晓一大清早就开始做准备,又打扫卫生,又上街采购,又准备晚餐。听妈妈说,张茜来后,看到家里的情况,对我们的遭遇很同情,担心是否能住下,还特意问了秦昭睡在哪里。晚餐准备了不少菜,家里只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所以也买了一些熟食。张茜阿姨只是建议把外面买来的东西蒸一下,过过火。晚餐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坐凳子,有的人坐在床上,很高兴也很有情意。阿姨和我爸妈一样,都是从小受过苦,又在革命队伍中经过磨炼的人,他们此刻是在用一种难得的愉悦和轻松,努力把生活从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共同的文革境遇,共同的爱憎情感,使两家人亲切如故,谈话也自然融洽。爸爸在科学院工作,陈毅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时,爸爸曾到中南海向陈毅汇报过工作。张茜向爸爸妈妈介绍了陈老总最近重读的白居易《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那时林彪事件刚刚发生,用这首古诗来解释当时的政治局势,真是再准确,再深刻不过了。真理是最雄辩的,历史是最公正的。是真是假,是金子还是沙石,在革命的浪涛里,在历史的长流中定能显现出来。陈老总逝世后,我的弟弟秦晓步白居易《放言》诗韵也写了一首七律,表达对陈毅元帅秉正斥佞、风清云淡、磊落一生的崇敬:“唯有东风能解疑,一生磊落岂须蓍。克险踏关盛誉满,责佞诉衷群情期。大木参天风雪后,高潮逐浪海天时。披荆引路身先死,波涌雷奔亦可知。”

  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吃完饭了,谈话也正在高潮。我只给张茜阿姨削了一个苹果,给昊苏也削了一个。天晚了他们要走了,我送他们走出被自建小厨房搞得杂乱破败的院子,出了胡同,在甘石桥坐上向北去的公共汽车。那天张茜阿姨穿着军大衣,带着灰色的毛线帽子。我看着汽车慢慢驶动,渐渐远去时,才感到十一月夜幕笼罩着的北京,冷风吹来一阵阵的寒意。

  追求完美是她的性格特点,也是她的人生境界

  一般家庭多是严父慈母,而在陈家却是慈父严母。张茜对子女的爱,更多的是体现在她的严格上。尤其是对他们的学业管教得非常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她都要给孩子们布置作文。昊苏的一首白话诗:《在大海边上》,就是那时写的,是他能找到的最早的一首诗歌。她不仅严格,而且严厉,孩子们在她面前有时会紧张,不知所措。记得那时家里有一套洗相片的设备,照了相就自己冲洗,这种事一般是昊苏干。他一边洗,婆婆一边使劲地说他。婆婆是要求他把显影的程度掌握到最好,相片要洗得端端正正,连四边的白边的宽窄也要均匀。后来,昊苏很仔细,照片果然洗得非常好。和照相馆里洗的差不多。母亲的严格,使孩子们从小养成了认真做事的习惯。

  婆婆张茜的严格与她的细致是联系在一起的。她生活得很节俭很用心。她病中用的披肩,靠垫,都是她自己根据需要设计的,有夹的,有棉的,有的带扣子,有的带拉锁,都是利用家里的布料缝制而成,既适用又舒适方便。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她还学着做过衣服,有时还打打毛衣。手术之前她要我把她的洗脸、洗脚、洗澡的毛巾都分别绣上字免得拿乱。术后她不能俯身洗头,我帮她坐着洗,她讲得很细,告诉我:肥皂水要如何泡,温度要怎样掌握,从头顶上慢慢倒下时,每次不能多,一点点把两边的头发揉进去。用手指肚搓揉等等。她做事情就是这样,极其细致,一丝不苟。

  婆婆手术后因疤痕牵拉疼痛,301南楼的于医生给我一个自制的梅花针,要我每天给她打一打。为了做得更好,我去书店买了介绍打梅花针的医书,了解手法、经络、穴位。每天不仅在刀口的周围打,而且还配合内关、神门、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调理她的睡眠和饮食。她感觉很好,很满意。我上大学时赶上文化革命,没有学什么东西,后来张茜婆婆又送我上了中医学院,实现了我的理想。成为现在有高级职称的医师。她很支持我们学习,鼓励我们不断上进。她要求我们做事要认真,在生活中要用心,要用脑,要善于学习。

  我体会婆婆的严格,是对人生完美境界的追求,她一生都在努力追求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她很高贵,是她不愿意平庸无为地生活;她很少娱乐,很少闲聊,是她不愿浪费时间;她坚持不懈地学习,是她不愿做养尊处优的夫人。她选择的是一条充实的,有意义的,不断进取的人生道路。她的一生是美丽的,是光彩夺目的。

  1974年3月20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婆婆走完了她艰难坎坷、有意义有光彩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她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我更加理解了我的婆婆,更加认识了我的婆婆。我现在已经超过了婆婆当年的岁数。也到了该当婆婆的年龄。回忆婆婆张茜,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她的人生教育了我,影响了我,使我的人生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她离开我们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挑起了工作、生活、教育孩子、照顾老人几副重担。没有被压倒,反而变得能干了。退休之后,我又开始学习古典文学和诗词,学习书法和绘画。生活又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每有新作,内心无比喜悦。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天地无限宽广,学习的道路永无止境。体会到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的乐趣。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它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更多的理解和生命价值的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婆婆张茜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永远都难以忘怀的亲人,而且是一种永远都能体验到的精神和一种永远都能感受到的力量。

  摘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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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电影《南征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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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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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陈毅是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又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常常在南京、上海两地奔忙。

  1951年春的一天,陈毅坐火车从上海回南京,路过无锡站时,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吴强挎了个公文包也上车来了。他是军区电影指导委员会主任、后来的著名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当时,苏南行政公署设在无锡,军区的同志经常要到无锡联系工作。吴强上车后,向陈毅报告,军区文化部刚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陈毅高兴地说:“我们军区有人写电影了?你写的?”

  “沈默君写的。”吴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大叠文稿。

  陈毅接过这一大叠文稿,喜滋滋地说:“好,很好!我们刚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接着就要像苏联那样,拍我们共产党的电影。你看斯大林,他们拍了多少部十月革命的片子啊!”

  吴强汇报:沈默君完成的电影剧本,是根据沈西蒙的话剧《战线》改编的,原剧导演顾宝璋也参与了创作。该剧反映的是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历程。

  陈毅点点头,说:“沈西蒙写的戏,我看过;沈默君写的小说,我读过;沈亚威作的曲子,我唱过。我们华东军区的‘三沈’是出了名的。”

  吴强说:“沈默君还能演戏,近一年一直在上海拍电影《海上风暴》,演的还是主角。电影拍完了,回到军区就弄出了这部电影剧本来。”

  陈毅点燃一支烟,对吴强说:“我的吴部长,你现在找个地方去休息吧。到南京还有3个多小时,我要在火车上把这部‘电影’看完。要是真不错的话,我们要赶快把它拍出来。”

  在“哐当哐当”的列车行进声中,陈毅抽着烟,认真地读起剧本来。这部剧稿,就是后来被誉为新中国首部史诗性战争大片的《南征北战》。也就是从这天开始,陈毅开始关注《南征北站》的撰写。

  那时,陈毅的家位于南京市青岛路1号,是一幢西式小洋楼。一天,他沏了两杯茶,在楼下客厅里和沈默君谈《南征北战》剧稿。谈了很久,最后明确地说:“你们应该设计一个解放军团长,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叛变投敌,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俘虏了他,使他受到军法审判。”

  陈毅站起身,拍了拍沈默君的肩头,亲切地说:“同志哎,这样写矛盾冲突才有说服力,才有艺术魅力。要知道,搞通运动战思想,不是听一次报告就行了的,是要经过斗争实践才能认识的。”

  当时,沈默君聆听陈毅的指示时,一下愣住了!他为面前这位名扬中外的儒将的大胆艺术构思所折服!他激动地将陈毅的指示一字一句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不久,《南征北战》第二稿完成了。

  当时,剧稿对拍摄后的电影是着重表现人民战争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很明确,只是简单地认为两者不可分割,而在拟写剧本时则比较偏重于前者,原因是对这一方面的生活比较熟悉。剧本试图把华东战场三年来的重大战役都包罗在内,最后以外线出击为背景写大踏步前进,直到准备投入淮海大战为止。贯穿全剧对敌斗争的故事线索,有主力部队、敌后武装和地下工作三条战线,作者确实煞费了一番苦心。

  陈毅阅后,认为目前的剧稿既有人民战争性质的描写,又有战斗历程的记述,内容太庞杂了。于是,他把沈默君和沈西蒙、导演顾宝璋召来,共同探讨剧稿中存在的问题。

  陈毅首先肯定了剧作者的艰辛劳动,然后循循善诱地说:“艺术不是历史总结,也不是政治工作报告,不能面面俱到。艺术之所以称其为艺术,就是要集中一点来表现全盘。根据你们所掌握的素材,我看,还是集中写毛主席伟大的运动战战略思想为好,因为这个主题有现实意义。”

  关于故事结构,陈毅主张“重庆谈判”不要写,开头就从鲁南撤退写起,写到莱芜战役为止,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得深刻。他还具体讲述了莱芜战役前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并说可以有两种表现方法,一种是正面描写历史事实,一种是采用虚构故事的做法。陈毅认为应通过具体的军事斗争的故事,表现毛主席的运动战战略思想。

  大家听罢,当即表示同意。为了让剧作者进一步认识运动战战略思想的实质,陈毅详尽地把当时华东战场敌我基本情况讲解给他们听,还帮助他们确定剧本的贯穿线为运动战中的大踏步后退和大踏步前进,并且要他们重新构思故事,不要写真人真事,要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方法去写。陈毅谈到表现敌人也应该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如果敌人是顽强的,就不应该把他写得不堪一击。

  陈毅还当场热情慰勉剧作者,说这个剧本的内容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写得也生动,如果能够再下一番功夫,把写作的角度再转换一下子,把问题想得再深一层,那么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就会更好一些。

  陈毅的指点,无疑有着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作用。对此,剧作者们的心情却是矛盾的,一方面增强了修改剧本的信心,另一方面又感到写战略思想问题太大,对能否写好没有把握。

  

  经过共同努力,至7月底完成了第三稿,此时正式定名为《南征北战》。

  夏天,南京酷热,气温达到摄氏40度以上。陈毅在军区医院抱病听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轮流念刚改好的剧本。病房内,两台电扇呼呼地使劲吹,陈毅仍满身冒汗,但却全神贯注地边听边插话。

  因为重写的《南征北战》剧稿仍很粗糙,让陈毅这位“文艺内行”听这样的稿子,3位剧作者心里都很过意不去。而陈毅却像慈母守护摇篮那样,满是汗水的脸上闪现着温和的微笑,说:“刚生下的娃儿总是有点毛脸的,不要紧,装扮装扮就会好看的,是不是?文章总是越改越好嘛。”

  陈毅就是这样忍受着酷热和病痛,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同剧作者讨论修改方案,讨论每一句台词。他坦率地指出剧本所存在的缺点,是概念化和简单化。他告诉剧作者,该在哪些地方加强,哪些地方削弱。他列举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经典著作,要剧作者去阅读一下。他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还是要读一点文学名著。写文章、写戏、写电影都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构思要深思熟虑,要学古人那样反复推敲,不要拈来就写,要考虑成熟了再下笔。”接着,陈毅强调:“剧本中有些对话,请你们务必修改,就是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好不好?这件事,我拜托你们了!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60万吗?显然是不能够。胜利归功于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全体指战员。个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陈毅不能贪天功为己有!”

  吴强主抓电影《南征北战》的工作。陈毅又特地同他打招呼:“吴部长,我拜托你帮我把好一个关,就是不要在《南征北战》中提到我,知道吗?我的作用也就那么一点儿,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从来只承认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承认时势造英雄的说法,而不赞成一个英雄造就整个时势的说法。”陈毅握着吴强的手,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南征北战》要好好写写那些冲锋陷阵的战士。淮海战役中那个奋不顾身炸碉堡的战士才19岁,我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了不起的英雄!没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革命胜利的今天。我过去常常讲,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这些还幸存在世的人,要记着为牺牲的同志扫墓。”

  

  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从陈毅那里回来以后,思想豁然开朗,把原来写的打乱,重新构思,以华东战场上一次大歼灭战为背景,着力表现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由此,奠定了《南征北战》史诗片的地位。

  听了陈毅关于写“解放军团长叛变投敌”的指示,沈默君几天几夜都没睡好。他和合作者沈西蒙、顾宝璋反复商量,3人均没有勇气写,脑子里清规戒律太多,所以只写了一个战士由于对运动战思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

  为了写好适合拍摄的剧本,沈默君深入当年参战部队进行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打磨,终于写出了剧本新稿。这一稿经过三野电影指导委员会审阅,再复送陈毅审定。陈毅在提出个别场面与对话仍须修改的意见后,认为这个剧本的创作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

  剧本修改后,吴强便命沈默君携剧本赴北京,送呈总政文化部审查。总政方面提出意见后,沈默君在北京修改了3次。总政审查通过后,又将剧本送上海电影制片厂审查,再次修改了3次。剧稿刚脱手,即被北京一家文艺刊物全文登载,开创了电影剧本在期刊发表的先例,深受读者的好评。最后,电影剧本《南征北战》送呈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审查。

  1951年9月6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了解到陈毅亲自主抓军事题材影片,便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支持的意见。这使剧作者沈默君等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中央电影局下达了拍摄令,上海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并由中华书局将剧本出版发行。

  在层层审查过程中,剧本有几处被要求必须修改:

  原先剧本拟通过高营长和赵玉敏隐约涉及爱情的亲密关系,以深入表现部队和群众的关系,结果受到“在战争艰苦的情况下,一个军人怎么能够跟一个地方女同志谈恋爱”的诘难,只好修改成后来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关系;

  剧本结尾原先写奉命插入敌后的张连长,为阻击敌人突围壮烈牺牲。审查意见认为“正面人物不应当牺牲”,剧作者只能忍痛删除了;

  剧中原来所写唯一对运动战思想不通的战士王春开了小差,被指为暴露了我军政治工作一个很大的弱点,结果修改为没有开小差,变为我方全部是正面人物出场。有人严厉地指责沈默君:“让一个战士的思想发展到开小差,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为什么要这样写?什么动机?你们要向组织检讨错误。”

  陈毅详细了解了电影剧本《南征北战》的审查过程,沉默了。他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共产党员,既然是上级部门的审查意见,他不主张剧作者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深知,剧本中的“爱情”、“牺牲”及“战士开小差”等情节设置,均是剧作者受自己的艺术观点的影响所至。基于当时全国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等严峻形势,陈毅感到《南征北战》能通过审查而获拍摄,已是很幸运了。

  1952年10月,《南征北战》摄制完成。影片一经放映,好评如潮。在新中国的银幕上,开天辟地以崭新画面,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宏伟图景。

  在《南征北战》的拍摄过程中,陈毅在北京开会,遇到军委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还是泄出了他胸中的不满:“一个战士开了小差,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失败?那张国焘开了大差,投降了蒋介石,能不能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垮台了呢?不要形而上学去看问题嘛!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脱离了革命,我们党垮台了没有?没有!党少了一个陈独秀还不是照样发展壮大了,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到现在?对艺术要求不能形而上学、吹毛求疵!”

  陈沂是建国初期我军文艺方面的最高领导,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的私下发泄,他听得津津有味,连连点头赞同。陈毅又说:“艺术不写矛盾冲突就不成其为艺术了。毛主席推荐的有名的苏联小说《毁灭》中,还写了一个游击队员偷老百姓的瓜吃,最后这支游击队都被打光了,只剩下一个队长,那怎么办?岂不更是政治工作的完蛋?说这种话的人,送本《毁灭》给他看看,请他看了再讲话。艺术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照相。艺术的特点是夸张,就是要把真善美和假丑恶放大若干倍给人看的,教育人的。艺术构思要大胆,要有魄力。你们不许可写一个解放军团长叛变,塑造反面典型,说明你们艺术手腕、气魄不大。写文章跟打仗一样,首先要有勇气才行。”

  30多年后,惨遭政治迫害的陈沂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说起陈毅主张在电影《南征北战》中写解放军团长叛变投敌的创作胆识,感慨万分:“现实生活中,‘副统帅’的叛逃震惊了世人,岂止写一写‘战士开小差’、‘团长叛变投敌’?陈老总艺术构思上的大将军胆略,在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中,仍然值得学习。”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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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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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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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字仲弘。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10月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到重庆,任《新蜀报》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赴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法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同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和发表革命的文学作品。1925年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经中共组织批准,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

    1926年3月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和游行,对帝国主义和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作坚决斗争。8月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赴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并参加泸(州)顺(庆)起义的组织工 作。1927年春到武汉,5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他转赴江西,在抚州(今临川)赶上南下的南昌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25师73团团政治指导员。入粤后,该部分守三河坝,归朱德指挥。起义军主力于潮(安)汕(头)地区失败后,他挺身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大力进行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整顿,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推进了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政治工作建设。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在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4月同朱德率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先后担任该军第12师师长、中共红4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起随朱德、毛泽东所率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6月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书记。主持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前委书记。8月赴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向中共中央汇报红4军的情况和经验,支持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红军行动策略和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的主张;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三人委员会",研究红4军的工作,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中央通过后,带回红4军向前委传达,请回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工作。12月,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以后历任红6军(后改为红3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曾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因重伤未愈,被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军委分会委员。1935年春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由集中作战到分散游击的转变。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进行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率部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艰苦备尝,依靠赣粤边人民群众,巧妙地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地方党的秘密斗争经验与游击埋伏的经验结合起来,在各游击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战斗骨干(见赣粤边红军三年游击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后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新四军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1支队支队长。1938年率领第1支队挺进苏南敌后,与第2支队协力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5月在南陵召开1支队干部会议,为结合江南地区实际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此后进行新丰、新塘、句容、珥陵等战斗。1939年起,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指挥所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东湾、延陵等战斗的胜利。6月以主力一部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南京─上海),火烧虹桥机场,轰动上海,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同年冬第1、2支队合并为江南指挥部,任指挥。1940年夏率江南主力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任指挥。遵照中共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制订并贯彻了灭敌、反韩(反共顽固派韩德勤)、联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的策略方针。10月与粟裕等指挥黄桥战役,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阻挠和进犯,歼其主力1万余人,扫除苏北抗战障碍,实现与南下八路军的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中央给予肯定,并向全军转发了这一报告。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并总结经验教训,领导部队整训。先后发表《论建军工作》、《论军事建设》,推动部队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环节的全面建设。1941年春日军诱胁国民党军一部投降后,令其配合"扫荡"苏北,陈毅等争取先机,发起讨逆战役,歼伪军李长江部5000余人。7月领导盐阜反"扫荡",组织指挥苏中、苏北部队突袭敌后方,1个月内作战135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敌人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的计划。10月成功地组织指挥陈道口战役,进一步沟通了盐阜、淮海和皖东北根据地的联系。1942年春刘少奇返延安后,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指挥各部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清乡",采取统一战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克服了困难,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45年春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10月指挥所部发起津浦路阻击战,至次年1月上旬,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受降日军4000人,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1946年6月指挥进行自卫反击战,歼灭山东境内铁路沿线残存伪军3万余人,先后解放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张店、胶县、高密、即墨等城镇。7月起,统率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部队,抗击50万国民党军对华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任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从坚持长期战争着眼,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等方针,大力开展立功创模、团结互助运动,推广评定战术、"溶化俘虏和诉苦教育运动",加速了华东部队的建 设。在此前后,同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一起组织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沉重打击国民党军,夺取了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重点进攻山东时,又组织指挥了泰蒙、孟良崮等战役,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等部。同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实行分兵作战,8月同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出击,9月取得沙土集战役的胜利,随即挺进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配合,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1月赴陕北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途中应邀在中共中央邯郸局、晋察冀、晋绥等地作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5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组建华东空军、 上海防空 军。同时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底出席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作关于坚持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发言,会后,与罗瑞卿、谭政一起主持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以后兼任外交部部长,在以主要精力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仍继续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著有《学习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1951)等大量政治、军事论文和诗词。(军事百科研究部提供)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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