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８時至８時３０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毛遠新，被以
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隔離審查”。中央為穩定局勢，在此後的半個月內，逐步實施向黨的高層內部傳達“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同時禁止傳媒公開報導有 關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傳遍全國。消息傳到哪里，哪里的人們開始都是震驚、懷疑，隨後便是驚喜。



 傳達：由高層至基層，由黨內至黨外



　　１０月６日晚１０時許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通過華國鋒等人召集的緊急會議，及此後汪東興的電話，得知“四人幫”被捕，一致表示贊同逮捕“四人幫”的行動。



　　７日至１４日，中共中央分批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一連串“打招呼”會議，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同時個別告知一些老幹部，如李先念約鄧穎超談話；葉劍英派兒子葉選甯去看望胡耀邦。



  　７日，中央召開駐京的黨政軍高幹會議。據廖漢生回憶，當晚及８日下午５時至９日淩晨２時，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湖北等省市
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同志開會，其中有上海的馬天水、周純麟，江蘇的彭沖、許家屯，山東的白如冰，湖北的趙辛初、趙修，南京軍區的丁盛、廖漢
生，濟南軍區的曾思玉，武漢軍區的楊得志、王平等。華國鋒神情莊重地宣佈：王、張、江、姚陰謀篡黨奪權，黨中央對“四人幫”採取了堅決措施，將他們隔離審 查，除去了隱患。會場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８日，中央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發出“打招呼”的１５號檔——《中央關於粉碎王洪文、張 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紀念堂、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及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並下達了華國鋒任中共
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檔；還發出兩條指示：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廣播電臺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



　　９日，中央決定，從今日至１４日，在北京市部分單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報社，及全國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中，分批傳達中央１５號檔。



  　１８日，中共中央發出１６號檔：《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將檔發至縣團級，傳達到全體黨員群眾。檔還說，有
關這個反黨集團的材料，“中央將繼續印發”。（１２月１０日及１９７７年３月６日、９月２３日，中央先後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 證》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１９日以後，１６號檔陸續傳達至黨外群眾。至此，事隔１２天以後，基層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



 １０月７日至２１日間，中央對新聞報導的處置



　　１０月６日“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葉劍英立即召見了吳忠、耿飆。



　　葉劍英對吳忠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嚴密控制新聞媒介。中央已經決定由耿飆同志接管宣傳口，你從衛戍區選調一批精幹、可靠的幹部，隨耿飆同志到廣播電臺。”



  　華國鋒對耿飆說：“究竟怎麼搞法，如何控制住電臺、電視臺，來不及細想，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 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來。”葉劍英說：“要注意兩條：一、要防止內部混亂；二、要防止向外洩密。你要防止發生異常情況，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



  　晚１０時，幾乎與政治局玉泉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在衛戍區副司令員及警備一師副師長的陪同下，耿飆持華國鋒手令赴中央廣播事業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廣播電臺
和電視臺。華國鋒知悉後，高興地對吳忠說：“最關鍵的問題解決了。”此後，遲浩田三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社。怎樣進行宣傳報導，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



　　接管電臺以後，耿飆下達指示：“主要掌握兩點：一是播音中不能洩露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二是凡節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針辦’的，一律刪去，還要撤換一些不妥的節目。”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主管宣傳的副台長楊正泉後來回憶說：“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眾。我們的宣
傳報導中是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繫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以前採取回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 海等地的來稿則嚴格掌握，慎重處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兒。
這一階段宣傳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強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守宣傳紀律，聽從中央的安排和指揮。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夠做到恰如其分，我覺得卻又十分困
難。”



　　吳德回憶說：“當時的情況確實很複雜。一些被‘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都出現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一
些追隨‘四人幫’的壞人就公開攻擊黨中央領導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有些地區甚至出現叛亂的跡象。”從１０月７日至２１日， 全國報刊和廣播電臺等傳媒，強調的是：“最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解放軍報》特別強調：“一切聽從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指揮。”



  　９日、１０日，《人民日報》先後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
於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以及“兩報一刊”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從１０日開始，《人民日報》發出“要搞馬克思 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毛澤東語錄。從１４日開始，出現“誓同一切背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篡改毛主 席的指示，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的提法。１７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其中不指名地寫道：“撕下他們披在身 上的畫皮，戳穿他們的猙獰面目和鬼蜮行徑。”中央宣傳內容及方針的變化，使地方傳媒感到迷惑。河北日報社的夜班人員，從種種跡象中察覺到氣氛顯然有了變
化：“接收的新華社稿件，突然間由過去每天四五萬字減少到萬兒八千字，這是為什麼？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幾位‘人物’，怎麼持續幾天不見面了？稿件行文中的 有些人們聽慣了的‘時尚’語言，開始改調了，這是為什麼？人們苦苦思索，悄悄議論，越看越明顯了，但是誰也不敢說出第一句這是因為什麼。”



　　儘管一些地方自發舉行了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但報紙、電臺均不予報導。



　　２１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發了新華社報導的北京遊行盛況：“廣大遊行群眾熱烈歡呼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偉大勝利，憤怒聲討‘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



　　２２日，《人民日報》以套紅標題《首都一百五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偉大勝利》，刊登新華社２１日夜報導的北京群眾的慶祝活動。從此，全國傳媒才開始公開報導“四人幫”垮臺的消息。



 １０月７日至１０日間，“小道消息”的傳播



　　儘管嚴密封鎖消息，但從１０月６日晚間逮捕“四人幫”以後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漢等大城市迅速傳播開來。



  　多數人得知消息時的心態：開始是驚疑，而後是狂喜。當然，在當時那種氛圍裏，人們間這種資訊的傳遞，是極其謹慎的，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湖南新寧縣有一 人到消息閉塞的廣西資源縣探親，說了“四人幫”倒臺的消息，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悅心情的表達，也大多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漸
變得大膽起來。



　　讓我們看看，６日晚間至１０日期間，“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傳播情況：



　　６日，首先是“近水樓 台”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內的人員，在晚１０時電臺被接管以後，一傳十，十傳百，迅速知道了。駐中南海的記者杜修賢也是較早獲悉的一個：“半夜，床頭的電話震 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當晚，從唐山返京的於光遠，從妻子孟蘇處聽到消息，不敢隨便相信。他 約了黎澍，黎澍又約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確認消息是可靠的。於光遠回到家已是午夜１２時，他打電話給國務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馮蘭
瑞夫婦，要他們馬上到他那裏去。于光遠見到他倆就說：“五個人都抓起來了。”接著，他講了一些他聽到的事情經過。李昌夫婦回到家後，興奮得許久沒睡。



  　７日，因“告江青狀”從４月起就被停職反省的新華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時刻，分別得知消息。早晨，李琴聽到王海容的聲音：“那四個人抓 了！”電話隨即掛斷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個人”是誰。朱穆之的妻子周蘿接到一個不知姓名女人的電話：“祝賀你們了！”晚上，友人劉回年悄悄走進穆青的 家：“那四個人都被抓了！”



　　６時，在友誼醫院住院的姚依林，是從匆匆趕來報信的女兒口中得知的，興奮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趕到陳雲家報喜去了。



  　７點多鐘，住在萬壽路幹休所的曾志（陶鑄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羅榮桓之妻）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四個人昨晚被抓起來了！”在她 明白那“四個人”就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之後，興奮得手直發抖：“謝天謝地，謝謝你告訴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電話，趕緊把消息告訴給女 兒、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掃室內衛生，友人李又蘭打電話告訴她：夜裏零點“四人幫”都被抓了起來。董感到：“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頭深深地呼了兩口氣，身體上下立刻都暢通了，天哪，真舒服，真開心啊！猶如２７年前上海解放，頓時一切都明亮了。”

　鄧小平也是在這天得知消息的。鄧小平的親家、鄧榕的公公賀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告訴正
在單位工作的兒子賀平，並要他立即去通知鄧家。鄧榕回憶：“賀平騎著自行車，飛也似的回到寬街。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
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



　　鄧小平夫婦和鄧林、鄧楠、鄧榕，是在緊閉房門的廁所裏，又是特意放開自來水的狀態下， 聽賀平“傳達”的。鄧榕記述：“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四人幫’被粉碎了！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
實。……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他們就在這間廁所裏，在嘩嘩作響 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



　　７日下午，從“文革”開始不久就靠邊站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李莊，當時正在看 書，電話鈴響了，對方未通姓名，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是還有半瓶茅臺嗎？喝了吧！”李莊再也無心讀書，挨到下班，一溜煙跑回宿舍，拿出茅臺，一飲而盡。李
莊回憶說：“電話是一位元穿軍裝的老戰友打來的，這是我們兩人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避禍定的一種隱語，表示‘四人幫’覆滅了。”



　　８日，消息傳到駐北京部隊。軍官們自發舉行了半公開的小型慶祝活動，招待所的酒銷售一空。



　　茅盾是８日從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的兒子韋韜那裏聽說的。



　 　韋韜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動物園附近等班車，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親是軍隊高幹。她悄悄地對韋韜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四人幫’被抓起來 了！”“你說什麼？”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萬確，都抓起來了，是在前天夜裏。”“消息真的可靠嗎？”“絕對可靠，是我爸爸親口說的。毛遠新也被抓起
來了！”



　　在班車上，韋韜悄悄把這個消息傳給了一位元同在“五七”幹校受過審查的“難友”。“難友”瞪圓了眼睛，悄聲說：“注意，當心謠 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華社消息。”“那太棒了！這幾個傢伙早該有這種下場了，真是罪有應得！是怎樣抓到的？”“還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裏抓起來
的。”



　　到了辦公室，韋韜向同事透露了這條爆炸性新聞，大家都興奮起來。室主任說：“這消息先不要外傳，我去核實一下。”過了一會兒， 他們被召集到會議室，一位部長說：“韋韜同志聽來的消息是真實的，‘四人幫’已經在６號晚上被抓起來了，一個也沒有跑掉。組織領導這次行動的是華國鋒副主
席和葉劍英元帥，執行任務的是八三四一部隊。現在中央還沒有公佈這件事，過幾天就會公佈的，在公佈之前我們要守紀律，要保密，不要亂傳。”



　　然而，韋韜回到家就把這個“特大喜訊”告訴了家人：“‘四人幫’已經抓起來了！他們完蛋了！”茅盾感歎道：“想不到，想不到這麼快，真想不到！”又問細節，韋韜講了，並強調說：“消息絕對可靠，我們部長親口證實這不是謠言。”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也是在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８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來報喜，連說‘三個公的一個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 想哪有這樣‘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當晚，史會同志來報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說，以為我已知曉。”８２歲的葉聖陶只在日記上略略寫道：“臨睡時聽到可驚
消息，今暫不記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興興去莫斯科餐廳會餐。她發現，今天排隊的人比往常多幾倍，而且都面帶一種神秘的笑容。兩個身著半舊軍服的年輕人大聲說：“今天這個日子裏，不多喝兩杯，對得起誰呢？”又說：“這事使人太高興了！”



　　９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質學院教師陶世龍趕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議論，認為遲群、謝靜宜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種“代代紅”的人還在，仍然憂慮：“這回他們會真的被趕下臺嗎？這顛倒了的黑白能顛倒過來嗎？”兩人一時沉默無語。



　　１０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傳開，人們半公開地議論，市場上白酒的銷售量突然猛增。許多人去買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還敲打螃蟹：“看你還橫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學所喬象鐘、蔡儀於９日得悉“四人幫”被捕，暗自竊喜。１０日這天，從各方面傳來消息，證實了此事，喬象鐘興奮得打著傘，穿著雨鞋，一家一家地 告訴好友，直到夜間才回到家。蔡儀則把他的存酒打開，逢有熟人來就舉杯相賀。那兩天又有消息說是有地震，人們也不以為然，有的人甚至說：“聽了這個消息就
是震死也甘心，因為中國人民得救了。”



　　李可染上街，馬路對面的女詩人柯岩看見了，穿過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對他說了聲“天快亮了”， 然後就離開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嚴寄洲到生產區打長途，副廠長劉沛然正在屋子裏手舞足蹈。嚴寄洲說，你吃錯藥了？跳什麼呢？劉說，沒什麼事，清規戒律不會
有了，你放心，今後搞故事片，日子好過了。



　　嚴寄洲回憶：“我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他閉口不說了。還沒等我走到門口，劉副廠長實 在忍不住，說你跟毛主席保證，絕對不講。我說好，我不講。‘上海幫’抓起來了。那時我還真不明白什麼叫‘上海幫’，也不知道什麼叫‘王、張、江、姚’，劉
沛然是廠黨委委員，他知道。他再次囑咐我，你要講了，咱們都倒楣。我興奮極了，也‘傳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著三步兩步往樓下跳。忽然我打了個冷戰，站住 了，不對，是不是‘釣魚’？對，‘釣魚’，一定是‘釣魚’！”



　　“我害怕，我確實被整怕了，生怕再三進宮四進宮。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 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報’，‘憋’得我就一個人到院子裏轉。平時倒頭就睡，那幾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來，出什麼事
情。能看得出來，有人知道，興奮得要命，但誰都緊閉著嘴不說。在公開宣佈前七八天，院子裏來了個賣小百貨的，推車上裝著手紙、肥皂什麼的。他大聲喊：快來 呀，三公一母，全抓起來了。我正在院子裏轉，他敢講？我一下愣住，他怎麼知道？他都知道了，這一定是真的。那時在飯館裏，誰也不認識，就互相碰杯，人心所
向啊。從來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連幾天睡不著覺。不過，這回是太高興了。”



　　消息迅速傳播到全國



　 　武漢。１０月８日，黃昏時分，周而複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闖進來，迫不及待地說：“‘四人幫’給抓起來了！”又說：“中央昨天找到少數省市委 負責同志到北京，開了‘打招呼’會議，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書記也去了。葉劍英在會上宣佈，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已經給抓了起
來，沒打一槍，沒費一彈，就把反革命‘四人幫’粉碎了……”她接著說，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開了緊急會議，廳局長一級幹部參加，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 好消息。周說：“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周而複回憶：“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漢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馬路上，我看到一條從未見過的大標語：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幫’！標語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佇立注視，有的一望而過，帶著懷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時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的馬識途，１０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傳。有人還據此寫了一份材料《馬識途 同志從北京回來講破“四人幫”的情況》，廣為傳播，後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傳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複又傳回成都。



　　福州。 華東地區血液病會議正在福州舉行，忽然會議室外邊的馬路上人聲鼎沸，聲浪由遠而近，越來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視窗探望，原來是遊行隊伍通過。在得知是 慶祝“四人幫”被捕以後，與會專家個個興奮得跳起來，會議也不開了，大家自動加入遊行隊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燈火通明，鞭炮聲震耳欲聾，如同狂歡節一
樣。



　　上海。這裏多敍述一下上海的情況。



　　７日到京開會的馬天水，對逮捕“四人幫”事持有異議，由於會議紀律，不能將“四人幫”被捕事電話告知上海。



　　當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處貼出了標語：“打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已被捕了！”員警把標語撕了，對圍觀群眾說：“這都是謠言，快走開，不許亂說！”



　　８日，華國鋒要求馬天水電話通知徐景賢、王秀珍來京開會。



　 　９日，《辭海》編輯所傳出消息：“四人幫”三天前已被捕，這個消息是交通大學一位元學生接到他高幹父親的來信以後披露的；這個學生和幾個一同刷標語的同 學，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該所的職工大會上，負責人申斥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亂聽、亂傳謠言。他說，“我們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勢十分穩定，革命形勢
很好，四位首長照常負責，馬老已應召於前晚進京，昨晚還和景賢、秀珍兩位元通了電話……”１０日，極力想瞭解中央事態的徐、王抵京。他們參加了中央的“打招 呼”會議，得知“四人幫”被捕事。



　　１３日上午，馬天水、周純麟及徐景賢、王秀珍返回上海。之前，華國鋒、葉劍英與馬、徐、王等人談話，他們表示擁護中央決定。晚上，上海市委召開市委常委、各群眾團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文件。



　　１４日，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開始傳達到上海一般群眾。



　　從１５日開始，上海群眾自發地連日舉行遊行集會，絡繹不絕。數以萬計的群眾擁進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麼不傳達中央關於上海是“四人幫”基地的指示。



　 　老報人徐鑄成回憶，就在“四人幫”在上海的同夥準備發動“巴黎公社式”暴動的緊急關頭，各機關、各團體乃至各里弄的婦孺老幼，一齊出去上街遊行，敲鑼打 鼓，“打倒萬惡的‘四人幫’”、“清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等口號，響徹雲霄。後來，連工人、民兵們也捲進遊行的隊伍。這
樣熱烈、憤怒的隊伍，經常首尾相接，使車輛無法通行。



　　農村的情況如何呢？



　　在北京延慶縣插隊落戶的季思聰回憶說： “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他用的那個
‘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



　　在他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以後，“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幾個女生馬上追問：“還有誰？”“還有姚文元。”季介面說：“是不是還有張春橋？”“對！”季思聰回憶說：“我激動得頭直暈，‘這回真的要變天了’。雖然老宋想不起來第四個人了，但不要緊，只要這三個被‘揪出來’，再揪誰不揪誰都差不多。”



　 　在另一個農村的大隊部，廣西知青錢文軍和幾個幹部閒聊。公社廣播站的崔會友闖進來，說：“北京抓住了四條大混子，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 來了！華主席厲害，真厲害！能得很啊！”“真的？”幾個人齊聲問道。接著，喝酒慶賀。錢文軍回憶：“酒壯人膽，接下去就成了訴苦會，全是那年餓死人的故
事，崔會友更是哭成淚人一個。弄不清喝到幾點，幾個人全在大隊部睡了。”

插隊福建順昌縣農村的知青施曉宇，是１６日得悉的。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董）麗娜 （從福州）來，帶來震驚人心的消息──中央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這四位華國鋒以外頂天的巨頭，在毛主席遺體未涼，就要對華國鋒採取行動，想搶班奪
權，趕華國鋒下臺，但被華國鋒察覺鎮壓了，現四人已被軟禁。這個事件現只傳達到十級以上幹部，但很多人已經聽說。據說福州街頭已有‘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以華 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和‘搶班奪權決沒有好下場’的標語。……消息聽後，實在令人又驚訝又欣喜。”



　　當然也有聞訊後懷疑是“右派政變”之類的，甚至有議論要“舉行武裝起義”、“上山打遊擊”的。上海、武漢、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深受“文革”之苦的各界人士，欣喜若狂



　　徐向前得知後，連說：“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說：“中國得救了！”楊勇說：“真是大快人心！”餘秋裏說：“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譚震林興奮得徹夜未眠，拂曉時才睡去，後來從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知道。鄧穎超立即去看蔡暢、康克清和劉伯承，和他們同享歡樂。



　　胡耀邦對葉選寧說：中興偉業，人心為上，請幫我捎三句話給葉帥和華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張愛萍興奮不已，當即作詩一首：“忽報一夜陰霾散，扭轉乾坤安國邦。白骨授首張正義，偉哉壯舉永流芳。”



　　住在中組部招待所的老幹部，奔相走告，飲酒慶賀，覺得國家有了希望，黨有了希望，個人也有了出頭之日。



　　被監管在長江下游一個地點的管文蔚（江蘇省副省長），舉著一隻酒杯送到在附近洗米的蠶種場徐姓職工的嘴邊，要他喝。徐說：“管爺爺，這一不過年二不過節，喝什麼酒啊？”“你先別問，喝下去再說！真香啊！這可是地道的茅臺……”



  　郭沫若張開雙臂同許德珩擁抱，連說“大快人心事”。許德珩回憶說：“當時我們高興的心情，不啻於第二次獲得解放，絕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於樹德說： “這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候一到，一定要報。”程思遠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應了這句中國古老的格言，罪有應得！”



　　時任吉林 省石化局局長的洪學智感到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喜悅，他組織全局職工，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時任武漢市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的王健激動得手都顫抖起來，立即
找消息靈通的負責同志打聽，經核實後，他就不斷地打電話，將這個喜訊轉告給其他戰友和同志。時任牡丹江地委書記的譚雲鶴回憶說：“雖然尚未正式傳達，但消 息一個接一個傳來，好像是真的了。大家都喜笑顏開，三三五五比較要好的同志，紛紛相約，喝酒慶賀，一時真是鬧得有點‘全國酒貴’的樣子，聽說有的小店酒都 賣光了。”



　　文學藝術家們尤其如此。



　　黃胄熱淚盈眶，只覺紅日當頭，眼前一片光明。王元化一陣狂喜過後，一口氣跑到
樓上摯友滿濤處，把這個喜訊告訴了他。兩人想說話卻說不出來，相互望著，默默地流淚。艾青致信友人徐勇奇：“把‘四人幫’砸爛，真是從心眼裏叫人高興。這
些人無惡不作，在這些人統治下，過的是白色恐怖的日子。現在，把這些妖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慶祝一百天。”關良特地上街買了幾支毛筆，又喝了幾口平 時從不沾邊的白酒，當晚畫了一張《三打白骨精》，“這時我高興啊，我還真能在有生之年作畫，熱淚盈眶”。後來，葉聖陶又在這幅畫上題了一首詩：“不辭反復 繪三打，想見興懷玉宇清。石窟飛天堪媲美，如斯藝事倍精英。”



　　上海畫家唐雲喝了一斤黃酒，連夜畫了《捉蟹圖》。畫面上，一口大酒缸，
三隻酒杯，四只用繩子捆紮著的蟹。他還題七言絕句在畫上：“三雄捉得又擒雌，不許橫行放厥詞；揭蓋劈螯除四害，人心大快慶千卮。”西安畫家石魯同友人徐行 連幹了三杯太白酒，徐行寫詩：“晨星光清夜路靜，情滿心舒步履輕。花逢時雨誰為俏，西行回首見戶明。”石魯則以“花逢時雨俏”為題繪畫：一枝枯萎的月季， 在濛濛細雨中復蘇。然後又寫了一幅“春到人間”的中堂。



　　南京女書法家蕭嫻從櫥櫃裏找出瓶好酒，斟了一杯，自己對自己說：“喝了吧，願天下從此太平！”一口幹了！接著寫了一副對聯：“明月千家滿，春風一夜來。”魏克明作詩：“歡呼四怪倒臺後，日月增光人增壽。人活百歲不稀奇，決心再戰三十秋！”



  　鐘靈曾經編了不少對“四人幫”大不敬的謎語，結果被人告發入獄，又由於“四人幫”被捕，他只關了８天就被釋放。鐘靈提著一瓶酒興沖沖地跑回家，方成等好
友正在他家裏等著呢。他一邊打招呼，一邊找圍裙，一下子鑽進了廚房，邊走邊喊：“有話回頭咱們就著酒說！”那天，他們樂了半宿。



　　那時 還在蘇州訪友的沈從文，１９日致信上海友人程流金：“這麼幾天中，北京傳來的新消息，和蘇州市幾條大街上的反映，對這次初聽來如‘突然’，其實卻是‘必然 ’的新問題，把我們所想像的幾乎在一夜之間便變成事實。使得每個成年人都像年輕了十歲。我們的國家或許正應和了《易經》上提到的‘否極泰來’。”



  　秦牧回憶：“只是在這時，我的槁木死灰一樣的心境才真正復蘇。我和廣東許多作家一樣，走上廣州街頭遊行，所到之處，看見群眾紛紛綻開了笑臉，歡欣鼓舞的
場面，只有抗戰勝利、解放初期入城式的場面可以比擬。可以想見人們對這夥政治惡棍怨恨之深。”他在一首詩中寫道：“縱然歷史風雲惡，大笑高歌又一回！”



  　在“文革”初期就“幾次都想死去”的曹禺，在聽到女兒告訴他“四人幫”垮臺的消息以後，他當時的感受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 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視窗，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都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
心臟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歷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不知道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出聲，我喊道：‘天哪！’ 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麼緊！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
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我相信我已從大地獄裏逃出來了。”



　　２４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百萬軍民大會，慶祝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慶祝粉碎了“四人幫”的奪權陰謀。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出席了大會。與此同時，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及解放軍部隊，舉行了盛大集會和遊行。



　　從秦城監獄釋放又被軟禁在潼關的楊獻珍漫步街頭，忽然發現到處貼著打倒“四人幫”的標語，遠處傳來鞭炮聲和鑼鼓聲，他馬上返回住所，打開收音機……這位飽受折磨的八旬老人，一連幾天都沉浸在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歡樂之中。



　　劉海粟偶然從收音機裏聽到喜訊，頓時熱淚盈眶，連喚妻子：“伊喬，伊喬，他們落網了！”他激情地畫了個風情萬種、身穿紅袍的鍾馗，題詞道：“看慣千年鬼魅，依然嫉惡如仇。烏紗拋卻更風流，換起香醪一鬥。世上鬼多人恨，環球無鬼君愁。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



　　一個時代終於結束了。當然，極左路線並沒有因為“四人幫”的垮臺而立即消亡。任重道遠，只能有待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去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