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一條有靈魂的紅線 去年建軍節前夕，我被邀請參觀在東莞舉辦的百位將軍書畫展。站在一幅“實事求是”的長軸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動腳步。不是字寫得特別出眾，是落款“許世友”三個字讓我吃驚，震動。因為我採訪過許世友的許多下級，都說許世友很
少寫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紅鉛筆龍飛鳳舞地寫上一個“許”字。 “鐵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園書畫院院長蔡志芳在我身後說，“許世友將軍的夫人和如今已當將軍的兒子看後也驚嘆地對我說：‘他十年不寫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還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擁抱一下蔡志芳院長，感謝她的真情與執著！一個從醫院退休的普通職工，在物欲橫流的時代，自掏路費，四處奔波，吃盡千辛萬苦，搜集元帥、將軍們的近２００幅字畫！身邊說她太傻、太癡狂的人一大把。因為之前一位港商，願出３００萬元港幣收購她的將軍字畫，她竟把頭搖成撥浪鼓，執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將軍的字畫，在全國各大城市公益展出１００場後，將全部捐給國家。
我真心讚美她的癡狂。如果她賣了字畫，不說大處，我與許世友的這幅字便無緣相遇。只一瞬間，許世友親筆寫下的“實事求是”四個字，像一條有靈魂的紅線，把我多年前的親身經歷，及近年來採訪的許世友的許多生動但略顯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過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塊心病啊！
頓時，心潮起伏，難忘的１９７４年，又引出了難忘的１９６６年和難忘的１９６７年。許多事情，倣佛只有成為歷史，拉開一段距離後，才能知道真實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實的意義所在。
“鐵姑娘來了嗎？！”
多少年來，不管誰提到許世友的名字，我耳邊就立即響起那個粗獷有力的聲音：“鐵姑娘來了嗎？！”我眼前就會走過來那位黝黑臉膛，一身軍裝，鐵塔般的結實身材，腳踏一雙布條編的草鞋，步履堅實，開口講話，嘴裏有一顆金牙在閃亮的人。
１９７４年夏天，廣州軍區常委會在廣州軍區小島賓館召開，從南京軍區調到廣州軍區擔任司令員的許世友大步走進會場，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鐵姑娘來了嗎？！”
我當時的身份是北京《解放軍報》派往廣州軍區的一位２６歲的女記者。
六年的兵沒白當，我“騰”地起立，抬頭挺胸，雙腳並攏，大聲回答：“到！”
“好，你坐下！”許世友向我揮揮手，一邊落座，一邊大聲威嚴地說：“要記住，每次軍區常委會研究批林批孔運動問題，一定要通知記者。封鎖記者，就是封鎖中央！”
會後我得知，也許是許世友的秘書向他介紹了《解放軍報》來的女記者鐵竹偉，是他的老部下，當時在浙江省委當第二書記的鐵瑛的女兒，所以他才會徑直叫了“鐵姑娘”吧。說實話，當時坐下的我，臉紅心跳，全身溫暖。當然不是因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為虛榮心得到滿足，只是感動于許世友對記者、對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我在解放軍報社已經不被信任。我原來在情況小組工作，專門編寫各軍區記者向中央發來的情況。運動一開始，立刻被限時調離！後來是報社工廠排字師傅悄悄告訴我：有記者反映你在浙江當省委第二書記的父親鐵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參加江青親自命名某連的活動。記者處領導可能是為了保護我的積極性或是為了別的什麼，就派我從北京出差到廣州軍區，參加《解放軍報》駐廣州軍區記者組的工作。主要任務不是下部隊採訪，而是參加廣州軍區黨委常委“批林批孔”運動的會議，並寫出情況簡報。
會議並不是一帆風順。起初是許世友反復提出一個問題：“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為什麼林彪要南逃廣州？”當然，軍區有一批領導被追問。誰知不久，中央來了通知暫停會議，特別指定廣西壯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也來參加會議，倣佛是在糾偏。于是，原先被追問的一批軍區領導反過來揭發，當然不會連許世友都批，只是每次發言都強調一句：許司令你剛調來，你不了解情況！
總之，我看得出來，對剛調到廣州軍區不久的許世友來說，面對的局面很復雜。
記得會議暫告一段落，我將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圓的軍人找到賓館我的房間，操一口地道的山東話：
“鐵記者，我是許司令的警衛員，首長請你到他家裏去一下！”
“好！”那時年輕的我，從基層部隊調到《解放軍報》還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單純，既沒有親不親線上分的“站隊”概念，也沒有打小報告拉關係的打算，只是覺得多一次看望長輩的機會，就爽快地答應了，放下手中的報紙，戴上軍帽，立即出門。
路並不遠，走過一座不長的小橋，大院深處套著的一個小院，就是許世友的家。
“許伯伯，您好！”我進門立即行軍禮。
“好！坐！”許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發，自己一邊坐，一邊急切地問：“鐵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幹什麼？”
這個問題白天也有人問過一次。
記得中午軍區宴請韋國清、趙紫陽兩位領導吃飯，也請《解放軍報》記者參加，許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親自對趙紫陽介紹：這個軍報記者鐵姑娘，是浙省委第二書記鐵瑛的女兒，鐵瑛也是河南人，你老鄉嘛！
趙紫陽與我握握手，微笑著問：哦，小老鄉，你爸爸好嗎？
那種場合，我只能點點頭，勉強地說：好。
此時，只面對許世友，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還能幹什麼，在大小會上挨批鬥唄！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傷了，至今抬不起來。”
“鬥他幹什麼？鐵瑛是個好同志嘛！”許世友的聲音一下提高了。
“說他是許世友的人，是林彪線上的人！要用１５噸大吊車吊他下賊船！”
“胡說八道！”許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發扶手，“我是誰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對你爸爸說，我把他調到我這來！”
一直在報社看別人懷疑目光的我，聽許世友堅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覺得心在快樂地飛翔！當時２６歲的我，還太年輕，一點不了解上層鬥爭的復雜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調來，能在一個信任自己的領導手下工作，就不會再被大會批鬥，無故受冤枉。如果能這樣，那是多麼幸福的事！
那時，我在賓館還能用軍線和爸爸通電話，當晚我就告訴他許世友誇獎他是好同志，並說了要把他調到廣州軍區來的話。
然而，爸爸的話卻讓我有些意外，他脫口而出：“千萬不要調！”接著很明顯地岔開話題，講天氣、問身體，只字不提運動的事。
後來見面，我問爸爸，為什麼不想到許世友的領導下工作？爸爸嚴厲地說：你是個部隊記者，怎麼一點不警惕？“批林批孔”運動時，多麼復雜的政治局勢，就是軍線電話，也很可能被人竊聽，又會造出許多謠言，給許司令帶來更多麻煩！
那天，我們剛坐定，警衛員就端茶送水果上來。望著警衛員消失在門口的高大身影，我忍不住問道：
“許伯伯，現在首長的警衛員都是挑面容清秀、身材靈巧的學生兵小戰士，你的警衛員卻相反，可以稱五大三粗吧！”
“也給我小個的，我不要！我點名要五大三粗型！”許世友喝口茶水，聲音洪亮地說，“警衛員是幹什麼的？不是花瓶！一旦打起仗來，萬一我負傷，他要能背起我跑！”
我立即明白，雖說新中國成立已經２５年了，無論是在南京軍區時的許世友還是調到廣州軍區的許世友，一天也沒有忘記自己武將的職責，一天也沒有忘記隨時準備保衛祖國上戰場打仗！
提到剛剛結束的會議，我坦述自己對中央通知不理解。許世友立即說：“接到通知，我馬上給周總理打了個電話！”
“給周總理？”我很吃驚，因為周總理對我而言，只是遙遠地望過。
“是啊，中央我只相信兩個人，一個毛主席，一個周總理！我問總理，你知不知道通知這件事？總理說：‘我知道，你就照著通知辦吧。’那我就執行！不過，我明天就去北京，找周總理報告情況！”
當時我還不知道許世友１９６７年曾上大別山一呆半年多的事，多年後經過大量採訪才了解了他當年的險惡處境，也才明白為什麼他會說：“中央我只相信兩個人，一個毛主席，一個周總理！”也才真正明白他為什麼每次會議都會問：鐵姑娘來了沒有？封鎖記者就是封鎖中央！
“許伯伯，我是您女兒桑元的同班同學，我們在衛崗上小學，是您講了話，我們才吃飽的！後來爸爸調到舟嵊要塞區，也是您講了話，我們家才不喝稀飯的呢！”
我說這話時感情很真摯。現在的人已經無法理解“肚子是橡皮貨，越撐越快活”這種感覺！在物資極度匱乏，許多人餓肚子甚至于餓死的年代，真的，每頓能吃飽，是最大的幸福！
１９６０年的困難時期，我還在南京衛崗小學讀六年級。當時，我們住校其實夥食還算不錯，每次早晚餐，一人兩個饅頭，稀飯管夠。可能正長身體，一宣布規定，同學們便覺得吃不飽！許世友去學校看了，大手一揮，說：再苦也不能餓著孩子！糧食不夠，司政後幹部捐！于是，饅頭不再限量。食堂裏，孩子們拍手跳著歡呼：“烏啦！”
其實還是個心理問題，真正放開吃，多數孩子兩個饅頭已經足夠飽了，並不需要機關捐助。
也是困難時期，許世友到海島部隊視察，走了幾個島，看了幾個連隊，立即找來要塞區後勤部長，沉著臉說：我看了幾個連隊，一天兩頓在喝稀飯！一泡尿就餓了，還怎麼訓練備戰？我還聽說你們鐵政委家也喝稀飯，你這個老後勤怎麼當的？從今天開始，讓每個連隊都吃幹飯、饅頭！讓鐵政委家也能吃上幹的！你不用為難，不夠的部分，我給你報！
這道“死命令”一下，連隊戰士和我們家都吃上饅頭米飯了。可能還是心理作用，後來，也並沒需要軍區後勤補發糧食。
“你媽媽好嗎？爺爺還種菜嗎？”
許世友還記得我媽媽是南京軍區學習雷鋒的積極分子，還記得我爺爺閒不住。當年我爺爺扛著鋤頭上司令部附近的山腰開荒，把金燦燦的南瓜，綠油油的黃瓜，紅紅的西紅柿及辣椒種到了作戰室附近。以“特殊化”為由，幹部們還給我爸爸提了意見。
“我８３歲的爺爺１９６８年去世了，真慶幸他沒活到今天，如果他看見萬人大會批我爸爸，如果他看到自己為打日本鬼子流過血的小兒子挨鬥，他一定會犯心絞痛給氣壞的！許伯伯，您恐怕從沒時間陪老人吧？”
許世友點點頭，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我活著為國家盡忠，等我死了，我要土葬到河南老家父母的墳旁，陪著他們，盡兒子的孝心！”
“現在不都是火葬嗎？我爺爺就是害怕火葬，才堅持回河南老家！”
“我的想法早已報告過毛主席，他也批準了！”
我心頭一熱：誰說戰將心頭只有槍和劍？！
我看許世友一個人，那麼大的房子，心想他一人來到廣州，平時的生活一定很單調，于是只想充當女兒的角色，讓許伯伯放松一下，便瞎聊起家常來。我發現許世友腳穿的布編涼鞋很好，他便興致勃勃地講起穿著如何方便，編制也不困難，還說以後有機會教我怎麼編。
總之，一老一少，無拘無束，像父女，又像忘年交，談得很輕松，很愉快，那一刻倣佛“批林批孔”的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樂的心情藏不住，嘴裏哼唱著“我家的表叔數不清”的京劇唱段，腳步輕快地走過小橋，穿過挂滿串串桂圓的小樹林，一臉笑容地返回賓館。因為剛才分明是探了一次家，感受到父輩的堅定和給予我的信任、關懷和溫暖。
“鐵姑娘好嗎？”
１９７４年以後，為解決浙江問題，爸爸常被叫到北京開會，只要到北京，一般都住在京西賓館。我從解放軍報社去看爸爸，爸爸告訴我，每次遇到許司令，他總要問：“鐵姑娘好嗎？”１９７５年底的一次，爸爸告訴我，許司令也住在這，上午遇到時，他又問鐵姑娘好嗎，你去看看他吧。我說好。
也真巧，才走到電梯門口，正好遇上許世友。轉眼又是一年多沒見許世友了，他身體仍然像鐵塔一樣結實，腳上穿著一雙藍白布編的布草鞋，看到我很高興：“鐵姑娘，到我屋去坐坐！”許世友半躺在靠椅上與我聊天。
“許伯伯，聽說您到過少林寺，真的嗎？”
“我家裏窮，八歲就到少林寺幹活，練武的！”
“怎麼又出來了？”
“在少林寺呆了七八年，一次回家，惡霸的兒子仗勢欺人，打死了我的表哥，我一火，三拳兩腳就把他打死了。師父說我殺氣太重，寺廟裏不能再留我了。不過，要出山門，走是走不出去的，只能憑武功打出去，打不出去就留下命來。不是吹的，我就是用一根木棍，打出了三道山門！”我點點頭，忍不住笑了：“我確實親眼看到您的內功了得！”
剛才，我跟在許世友身後走進電梯時，裏面已經站著一個軍裝筆挺的高個中年人，一張我不認識的臉，見到許世友上電梯，紅光滿面的臉上浮現出一抹不經意的壞笑，伸手隨意地拍了拍許世友的肩膀，說話的語氣明顯帶著不恭敬：“噢，許大司令嘛！”我站在電梯的側面，瞧那人架勢，直覺這人是北京總部得勢的幹部，或者是有什麼背景的寵兒！
許世友虎著臉，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沒說一句話，電梯上升至五層，我看著那人的臉，陡然由紅變成了慘白，到了住的樓層，許世友一松手，頭也不回，邁著大步走出電梯。我緊跟著走出電梯，猛回頭，只見將要關閉的電梯中，那人一臉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歲頭上動土！
聊天，當然又提起了去年廣州軍區召開的常委會，我又滔滔不絕地講出真心話：當時真為許伯伯捏把汗，您剛到廣州軍區，情況又如此復雜，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鐵姑娘，用不著擔心，我是老運動員了！”許世友說這句話時，“老”字講得特別重。
“老運動員？”我傻乎乎地反問了一句。
許世友仰面看著天花板，倣佛陷入了往事的回憶，語氣緩慢地說：“紅軍時期抓ＡＢ團那會兒，我當團長，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還跟我一塊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槍斃了，我一直沒事。”
“為什麼？”我吃驚地問。
“政委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愛提個意見，愛問個為什麼，我是團長，我就抓住兩條，第一不說話，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頭往前衝！”
“和你一塊的戰友、戰士犧牲無數了吧？”當時對紅軍時代真實歷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這一點。
“是啊！一將成名萬骨枯，這是戰爭的真實，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編出的形容詞！我前半輩子指揮打了那麼多次仗，哪次戰前不準備犧牲？就說濟南戰役，是我們解放軍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戰鬥打響前，我已經準備犧牲五個團兵力！”許世友講到這兒，下意識地用手拍拍腰間，“打仗時我是槍不離身。槍法不是吹，瞄哪兒能打哪兒！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槍法退步，一旦戰爭發生，我這個當司令的應付不過來，就靠打獵練槍法！所以，什麼運動，誰提意見我也不聽！一直到現在，我隨身都帶著槍！”
“真的？不是規定誰也不能帶槍到中央會議上嗎？”我吃驚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槍一直放在枕頭底下！你知道嗎？我到人民大會堂，我的車後備箱裏還放著輕型機關槍呢！”
“怎麼可能？！門崗不檢查？”
“誰敢檢查我的車？！”
“當年開九大，我也帶槍進會場的，我就防備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軍區來查票，氣急敗壞地追問為什麼南京軍區少了她的票，我大聲說，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沒投你的票！因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們聊得很開心，足足一個多小時，沒有錄音，也沒做記錄，許多內容已經隨著３０多年的歲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許世友維護尊嚴的凜然正氣，高度警惕槍不離身的戰將習慣，坦蕩磊落擲地有聲的話語，對國家長輩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銘記在我的心裏，清楚地回響在我耳邊。
後來，我採訪南京軍區後勤部一直負責許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長，他也說，許世友與他聊天時曾親口對他說過：“我進人民大會堂帶著手槍。門口警衛說：‘首長，不能帶槍！’我一邊往裏走一邊問：‘誰規定的啊？’他說：‘中央規定的。’我沒停步反問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員，我怎麼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說什麼，我人已經大步走進門了！”毛澤東的衛士也證實，１９７６年在人民大會堂給毛澤東守靈時，許世友也是帶著槍的。
“鐵瑛，你的槍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為什麼說鐵瑛是許世友的人，而許世友為什麼說鐵瑛是好同志，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在今年春節前又採訪了９２歲高齡的爸爸鐵瑛。
爸爸感慨地說：我１９５３年從上海公安總隊調到南京軍區當軍法處處長，後來任軍事法院院長。許司令１９５５年調到南京軍區，因為那時軍事法院直屬軍區管，我經常參加軍區常委會，常與許司令見面。１９６０年我被調到海島舟嵊要塞區任第二政委，後又擔任政委。許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島部隊視察一至兩次，我到南京開會也都會見到他。他到海島，我也從來沒有陪他打獵。都是要塞區司令員陪。除了工作，我們沒個人交往：我總想領導工作忙，不要打擾。後來調到省裏，對中央領導人我也是這個態度。
許司令這個人，雖說是名武將，但也很平易，很謙虛。
記得那年大比武，葉劍英元帥和羅瑞卿總參謀長表揚南京軍區的郭興福教學法。在師以上幹部會議上，許司令說：我們有郭興福教學法，我們烏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興福不興，好八連不好，南京軍區還有好多缺點！他是武官，但他認為是真理，就實事求是地堅持，我從來沒覺得他很不講理過。
記得有一年過“八一節”，許司令帶著前線歌舞團來海島慰問，演出過程中，一位性格開朗、平時愛開玩笑的師政委到後臺看演員化粧去了。許司令話說得挺重：你這個政委，看戲看不到你，你到後臺幹啥去了，你是個老油條！
這位師政委對“老油條”的批評很想不通，經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師政委一起到南京開會，我個別告訴許司令：“你批評他老油條，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領來，我跟他說一說！”許司令快人快語。
我把這位師政委帶到了許司令家。飯桌上，一邊吃著炊事員拿他獵物做成的香噴噴的“油炸麻雀”，許司令一邊說：“批評你老油條有什麼了不起，我這個老油條比你老得多！”師政委釋懷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頓時煙消雲散。
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部隊開始受到衝擊。１９６７年初，許司令曾多次給我打電話說：一定要頂住！在他還沒到大別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無錫，在二十七軍招待所，讓我匯報要塞區部隊的情況。
面對老首長，我先說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說的不解和困惑：
許司令，我怎麼也想不通，我們是共產黨員，怎麼現在的形勢卻越來越像封建歷朝歷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穩了江山，就要殺功臣的模樣呢？
許司令緊繃著臉，鼓起嘴，長吹了一口氣，算是回答。
我詳細如實地匯報了海島地委黨政幹部紛紛被打倒，被戴高帽子，遊街挨批鬥的情況。部隊文工團、衛校，日夜圍攻要塞區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不讓睡覺，要求我們解答問題。最嚴重的是，造反派長期包圍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們在坑道戰備值班，各守備區電話匯報情況，本來線路就不好，現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強聽到一點飄忽不定的聲音……
“砰！”許司令突然怒目圓睜，拍案而起，炸雷般的聲音喝道：
“司令部怎麼能衝擊？他攻擊，你就開槍！鐵瑛，你的槍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幾個再說，打死一兩個，把事情鬧大了，周總理就會來處理了！問題就解決了！”我堅定地回答：“許司令，我明白！”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許司令指揮下打過仗，新中國成立後也在他領導下工作１０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領會內含，只能意會，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隊，許司令的這些話我根本沒向黨委傳達，更沒向下傳達，如果真的向下傳達，層層開槍還得了？我心裏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數是群眾，壞人是極少數，我們人民軍隊怎麼能向群眾開槍呢？要真向群眾開槍了，上面查下來，還不撤我的職？後來某省確實發生過開槍的事件，結果非常被動。
記得是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９日，我正在外島花鳥島上檢查部隊戰備，突然接到中央的電報，限我和東海艦隊司令員馬龍３月３１日務必趕到北京。當時海上風大浪高，南京軍區專門派軍艦連夜把我倆接到沈家門，我只回家拿了點東西就走，天已經大亮了，９點鐘飛機從寧波起飛，因為北京天氣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許司令給我們介紹了情況：林彪事件後，為解決浙江問題，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開了一周了，沒有什麼進展。許司令說：你們兩個去，有什麼就講，不用怕！要不行就找總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鏡，夾皮包，打起仗來一團糟’的人。我和馬龍一對眼神，會意地笑了，許司令指的是張春橋、王洪文。
我們３月３１日晚終于趕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記得我一口氣講了４０分鐘，馬龍也講了一二十分鐘。揭發了林彪及其追隨者分裂軍隊、分裂黨的一條又一條具體罪狀。等我們發完言，已經是夜裏１２點了。周總理宣布：“好，明天開小會。”我們起身要離開時，站在門口的周總理伸出兩只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用力搖晃了一下，大聲地稱讚道：“鐵瑛同志，你真痛快！”接著又握著馬龍的手說：“你也痛快！”
幾天後，周總理就在會議上宣布了中央決定，調我去浙江省委當第二書記。周總理與我握手時，我不無擔心地說：總理，參加革命後，我一直在部隊工作，只在抗戰時期兼過一段縣委書記，我對地方工作不太熟悉。總理卻說：沒有辦法，在幹中學吧！許司令卻個別跟我說：譚啟龍是個老紅軍，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學習，搞好團結。
後來，為了解決浙江問題，許司令也到杭州講過話，鼓勵各派團結起來抓革命，促生產。這便是“批林批孔”中，說我是林彪線上的人，是許世友的紅人的證據。
真的，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後一次見許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幾天。記得那次從來不會給領導送禮的我，特意自己掏錢，從杭州飯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點心，那天，我和張明一起走進了南京軍區總院許司令的病房。臉色發黑發黃的他，看我們進來走到床邊，只輕輕說了兩個字：坐吧！我問：好一些吧？一向說實話的他，沒有接茬。許司令夫人田普迎過來說：鐵瑛同志，帶什麼東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較重，也不大能說話。然後把我們讓到旁邊，輕聲介紹了病情。
臨走前，我說：許司令，您休息吧，好好養病吧！
許司令睜開眼看看我，就算告別了。
不曾想到，這一別，竟成永別！
爸爸最後還感慨了一句：許司令要少喝點酒該多好！
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的“鐵姑娘”的我，正在為寫陳毅的傳記奔忙在全國各地採訪，等我知道許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經安睡在遠方他老家父母的身邊了。我倣佛能看到他為父母如願盡一份孝心後的安詳微笑是那麼甜。而他老人家對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與“鐵姑娘”的兩次長談，全部珍藏在我的心靈最深處，永葆清新！（鐵竹偉）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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