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瞿秋白；南昌起义；中共中央

    关于南昌起义决策的提出和确定，目前史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1）是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先提出和决定的。（2）是李立三等首先在九江会议上提出，后由武汉中央决定的。（3）起义从提出、酝酿到决定有一个过程，它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的。（4）起义的提出和决定是一个过程，由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等人最早提出，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正式确定。［参见刘书楷、郭思敏主编《中共党史辨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5页。］上述四种说法都没有具体提及当时虽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但却是中央实际负责人的瞿秋白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只是笼统地归于“中央”或“武汉中央”等。学界早有人指出，许多著作“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刘福勤：《读瞿秋白生平资料札记》，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3），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从笔者接触到的材料看，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本文拟对瞿秋白参与决策和领导南昌起义以及总结起义经验教训的过程进行一些回顾和梳理，使南昌起义的历史面貌更加完整和丰富。

    一、参与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坚决发动群众斗争回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却采取了退让政策，不敢武装工农，不去推进革命运动，直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鲍罗廷的提议下，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蔡和森和李立三的回忆，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而为了不致引起陈独秀的怀疑，故又提出让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这个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不过，在当时，瞿秋白虽然没有参加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但由于他“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位置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191页。］这一点，瞿秋白本人后来的回忆也予以证实：“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并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本质，正式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随后，瞿秋白和已被汪精卫解除国民政府高级顾问职务的鲍罗廷一道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他们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计划发动武装暴动。［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八七会议》，第177页。］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已作出决定，要“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可是，正如瞿秋白后来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指叶挺——引者注）暂时退出CP(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的要求”［《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373页。］。

    7月20日，瞿秋白等来了在武装暴动第一线从事秘密工作的李立三、邓中夏。原来，张发奎果真暴露出其日益右倾的本质，已与汪精卫勾结，暗中布置“清共”。面对这一紧急事态，正在军中秘密策动起义事宜的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就当前形势，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纵然回粤成功，亦必在张发奎和汪精卫的协谋之中牺牲，这“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因此应尽早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由于瞿秋白是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而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对中央决策十分重要。据李立三后来的回忆，“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8页。］。为了促使中央从速决策，瞿秋白21日返回武汉，随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八七会议》，第189页。］。与此同时，来华接替鲍罗廷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也于23日抵达武汉。7月25日，瞿秋白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指九江——引者注)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页。］。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就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等事宜作了具体部署，并请罗米纳兹将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电告莫斯科，请莫斯科给予指示。

    7月26日下午，瞿秋白等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复电指示。针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认为这无异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48页。］，而现在即使是在汉口也能见到必有胜利的机会，遂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以坚决前敌之发动”［《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48页。］。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1页。］最后，经过瞿秋白和李维汉的反复劝说，张国焘同意前往九江，后又在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瞿秋白参与酝酿决策、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发动的南昌起义爆发。

　　二、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统筹部署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

    当时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动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南下广州，重建广州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因此，随着南昌起义枪声的打响，面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疯狂制裁共产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并派遣军队进逼南昌的严峻形势，从8月3日开始，起义军迅速撤出南昌，按照先前中央决定的“攻击朱(培德)军后直奔东江”［《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的原定计划进行南征。

    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以瞿秋白为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就致信前敌委员会，明确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指示“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中央致前委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8页。］随后，8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了《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将南方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与叶、贺起义军南下的斗争联结起来，以减少汪、蒋反革命分子对南昌起义军的压迫，从而协助起义军南征成功。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选集》，第373、374页。］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为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在此前后，瞿秋白和其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一起，积极部署了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具体行动方案：

    湖南方面：8月5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指示湖南省委，南昌起义“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与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其意义又是一贯的”。南昌起义给了湖南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湖南省应给南昌起义以有力的响应，把南昌起义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广泛的宣传，发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发动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南昌起义，同时，“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总之，应征调一切反唐(指唐生智——引者注)力量，采取一切破坏手段，以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为此，9日，临时政治局又致信湖南省委，决定“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并委任毛泽东为书记，组建湘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决定将湖南秋收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向北可以沿湘赣边界伸展至长沙、武汉，向南可以同进军广东的南昌起义军互为呼应，并制定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该大纲很快被瞿秋白领导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参见《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1、29页。 ］

    湖北方面：8月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南昌暴动后武汉政府及其中央军委的动态和武汉三镇8月2日总罢工情况。同时，对罗亦农在《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中提出的“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的工人及革命的南昌的军事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以鄂南、鄂东、鄂西北襄东一带武汉近郊为最重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3—244页。］，常委会给予了肯定，认为在“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2页。］，既在地理上断绝武汉与长沙之间的交通及邮路，又可以造成湖南军队的政治恐慌，以此减少湖南秋收暴动的压力。

    广东方面：南昌起义打响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广东省委，通告了叶、贺军队起义的经过和南下行动，要求其即刻全力以赴在东江接应起义军，并强调指出：“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第22页。］10月上旬，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中央常委致信南方局暨广东省委，指示“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中共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第58—59页。］随后，在得知叶、贺军队溃败的情形，瞿秋白召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并发函指示广东省委，指出应暂时停止广东暴动的计划，并要求叶、贺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尽力帮助当地的农民暴动，以求在农民暴动中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而在起义军执行这一切行动无效时，可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可上山。［参见《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函》，《广州起义》，第60页。 ］

    江西方面：起义打响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江西省委，指出：“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与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2页。］并规定了具体做法。

    在统筹部署四省秋收暴动的同时，为了使全国的革命群众都能积极支持和响应南昌起义军，8月11日，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参见《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八七会议》，第115页。］；决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古各共产党支部，以此扩大南昌起义的影响。［参见《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八七会议》，第116页。］

    三、代表中共中央总结起义的革命意义和经验教训

    1927年秋，南昌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南下途中遭遇一连串的挫折和失利后，最终失败。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以后中共独立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及时、认真的总结。作为起义的直接参与者，李立三、张太雷等在起义失败后都进行了总结。1927年10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全面分析了南昌起义和南征失败的原因。认为起义军队南征的失败，固然有“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乃在于“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0、17、23页。］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给予了组织处分，认为叶挺、贺龙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犯有“机会主义之遗毒”。［《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6页。］对南昌起义的这两次总结都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导，过分强调“无间断革命”论的背景下作出的，夸大了起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和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对党内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负有重要责任。但一连串起义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也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盲动主义的危害。从1927年12月中旬开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就连续发布指示，“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以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4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瞿秋白以其亲身参与决策和统筹南昌起义全过程的实践经历，全面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他近10万字的大会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可以多处看到他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反复思考。他认为，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起义军方法和策略上的失误。如：“叶、贺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去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

    7月9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六大政治议决案，其中针对南昌起义和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四省秋收暴动作了进一步的剖析。报告认为，南昌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在政策上决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页。］。正是由于进行了南昌起义和四省秋收暴动，党的政策才在农民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并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从而为我们继续开展农民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后，瞿秋白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他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六大政治议决案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要表现在：（1）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强大，它利用自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用贿赂收买军阀，以武力政策压迫革命，给起义的发展和胜利造成了严重的困难；（2）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3）地主领导的军队力量强大。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有优势的武力；（4）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5）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与封建土地和外国资本的密切联系，革命信念发生动摇，在起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3—305页。 ］

    主观方面，主要是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308页。］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自我批评。（1）没有明显的政纲。“国民党经过蒋介石叛变，又经过汪精卫叛变，实际上已没有革命作用。”［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然而，我们党却对其还抱有幻想，从而形成了起义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其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可起义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帜的尴尬局面。（2）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对土地革命不坚决，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武装农民，更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瞿秋白具体地指出，南昌起义后，叶、贺军队从南昌到广州的一路上，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弱点。起义军不仅没有明确的革命政纲，不能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交予农民耕种，而且不去帮助农民武装打击反革命的地主、豪绅、军阀，更没有将旧有的政府机关取消，让工人农民自己来治理，这样就使得“一般农民群众便以为叶、贺军队好像和普通的一样”，从而没有很多群众起来响应，也就没有达到扩大革命影响的目的。［参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237页。］而当起义军到达汕头，谭平山企图阻止工人运动、收编军阀军队的做法，更使得群众放弃了对其的信任。也正是由于此，当起义军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时，几乎没有农民群众的帮助，起义失败也是自然的。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是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他参与和领导党的武装行动的最重要的实例之一。回顾历史，在南昌起义从酝酿、发动到对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全过程中，瞿秋白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他在这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全燕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几日内，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被杀害，数百人被杀、被捕；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一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同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史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议在汉召开)的事实。”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晰的言辞和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把将当时的背景情况作简要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其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倘若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误区，他的思维方式就会顺着偏见发展，从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无论在南昌起义之后几个月的总结，还是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张国焘一直强调着当时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判断来自这位外同顾问的一番发言。当年7月26日F午，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中，有这位加仑将军。加仑当时说：他刚见到了张发奎，并与他讨论了军事问题。张发奎同意将自己的队伍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移(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攻)，并逐渐改变方向，返回广东。据此，加仑建议，张发奎如能赞成返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共产党英文缩写)，这样可与张发奎共同返粤，抵粤后再图发展。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时的张发奎已明白地向汪精卫集团靠拢，与中共疏远，你却不仅要求他保证既允许共产党存在自己的队伍里，又可以随军返粤，然后再“图发展”(即与张发奎反目)，这不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吗？但是，张国焘就陷入这一厢情愿的误区里，并由此延伸，做出了试图阻止党决义的南昌起义的异常举动。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贺昌(中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已将白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同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同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所积久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侯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说毕还不经意地“哈哈”了两声。因向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却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面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让张国焘觉得很没面子。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周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贺龙当时并不是其产党员，此次决心追随一同起义，成为革命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人当然十分珍视。眼下初次合作，便出尔反尔，或许将引起严重误解。此外，李立三还详细地告诉张国焘，此时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经很多。除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已经越过。一百多人，几乎已无密可保；再加上其他如湖南平江、江西九江等处的部分力量，也已约定同时举事。有些情况，不仅停不下来，就连准备的时间都有些来不及。因此，李立三还是坚持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起义不能停止。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同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间。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并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聪明的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这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主张将张国焘逮捕起来“要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同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上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持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如今，历史对张国焘已做出了公证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的一脉相通的地力。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政变。这个历史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承担。（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