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訪談錄》：邂逅劉少奇 - 共產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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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訪談錄》：邂逅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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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津

王光美從戀愛到婚姻
王光美這個名字，同她的丈夫、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一樣，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在國外也廣為人知。她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學生時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終選擇了共產黨。她是怎樣投身革命成為共產黨人的？她怎麼會同劉少奇相識相戀到結婚？她伴隨劉少奇經歷了哪些崢嶸歲月、風雨路程？眾說紛紜的所謂“桃園經驗”、“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文革”中她經受了什麼樣的不堪遭遇？王光美本人為您一一道來。《王光美訪談錄》一書娓娓道來，又有相當多的真實曆史史料為依據，是一本既有趣，又嚴肅的歷史讀物，啟迪後人，發人深思。
黃崢：當時延安的形勢比較緊張。蔣介石1947年2月28日在南京召見胡宗南，部署大舉進攻延安。國民黨軍隊投入的兵力達25萬人，而陝北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2萬多人，只有敵軍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3月初決定緊急疏散，撤離延安。
王光美：少奇同志後來告訴我，3月5日那天，他就和毛主席商量了撤退的事。不過當時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大約3月8日至10日之間，周恩來同志和葉劍英同志在王家坪，召集南京辦事處外事組和北平軍調部回來的同志開會，動員撤出延安，宣佈外事人員編成一個隊，隊長薛子正，副隊長黃華，黨支部書記王炳南。王炳南同志是和董老董必武同志最後從南京撤回延安的。我們先到了瓦窯堡，然後過黃河，4月到晉綏地區的山西臨縣。在瓦窯堡，還接到葉劍英同志的夫人吳博轉來他寫給我的一首詩，鼓勵我，說我表現比較好。
這次離開延安，我沒有和少奇聯繫。5月，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在這支外事人員隊伍的基礎上組成中共中央外事組。由葉劍英同志兼任主任，王炳南同志任副主任，內設三個處，翻譯處由徐大年同志任處長、章文晉同志任副處長，研究處由柯柏年同志任處長，新聞處由董越千同志任處長。我記得當時成員有30人左右，包括薛子正、黃華、王凝、淩青、馬牧鳴、張林生、張香山、吳青、陳浩、王朴、陳佩明、曾遠輝、劉文仲等同志。
黃崢：當時的背景是：國民黨軍飛機3月11日開始轟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時、葉劍英等同志，帶領一部分中央機關人員離開延安棗園轉移到子長縣瓦窯堡，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軍總部辦公。3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也從延安撤離。3月19日，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進佔延安。黨中央開始了轉輾陝北的歲月。
王光美：轉移的時候，一路上我們把能丟的東西都丟了。上級決定我們到晉綏分區參加土地改革。當時中央有個指導思想，就是凡是從白區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儘量參加根據地的土改運動。我被分配到晉綏分區的山西省興縣參加土改工作隊，隊長是王炳南同志。這時已經是4月份了。我們土改工作隊在進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學習檔。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參加了。沒有想到，這時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們就又見了一次面。
原來，中央根據全國內戰爆發的形勢，決定黨中央的5位書記分成兩套班子：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率中央精幹機關留在陝北，指揮各戰場作戰；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以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少奇、朱總是3月31日晚從陝西綏德和山西臨縣的交界處渡過黃河，從臨縣三交鎮過來的。興縣蔡家崖是中央晉綏分局所在地，賀龍、李井泉等同志在這裏。
我是在一天吃午飯的時候見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總和我們土改工作隊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頓飯。記得同桌的還有鄧穎超同志。少奇在飯桌上問了工作隊的一些情況：學了什麼檔？什麼時候進村？我沒怎麼說話。吃完飯出來，走到門口少奇問我：“你是在這裏參加土改，還是跟我們上晉察冀？到那兒也能參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說：“我正在學習，等分配參加哪個工作隊，能跟你們走嗎？”少奇說：“黃華都跟我們一起走。”我想我剛來這裏，還沒有真正參加土改，這樣不明不白走了算怎麼回事？而且我寫了入黨申請書之後，在下來之前王炳南同志剛剛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你現在的表現很好，這方面沒問題，但你的家在北平，要瞭解一下你家庭的情況。要是我現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淺，就打了個官腔，回答少奇說：“以後有工作需要再說吧！”我這話說出口以後，當時覺得沒什麼，回到住處琢磨琢磨感到不對：他跟我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怎麼沒有弄明白就回絕了呢？於是就想最好再問問清楚。
當天晚上，賀龍同志組織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總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說句話，問問他是什麼意思。走到門口往裏一看，見少奇、朱總坐在第一排，少奇抱著濤濤，正等開演。我猶豫了半天，在門口轉了轉，最後還是沒進去。我這個人，學生時代一心學習，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這時從沒有談過戀愛，這方面很遲鈍，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後來回想起來，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對我有好感，想帶我上晉察冀，但當時我不敢胡思亂想。
少奇同志他們走了以後，我們很快開始投入土改集訓學習。在村子裏，我們住在村長家旁邊的一個偏窯裏，幾個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個炕上。一次入睡前，吳青告訴張林生：鄧大姐找她談了一次話，說因為王前對少奇的工作干擾很厲害，大家都建議他們分開，年初他們就離婚了，最近鄧大姐想把她介紹給少奇，問她願意不願意？我一聽這個，才知道少奇和王前離婚了。
後來又知道，少奇本來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進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還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濤濤很厲害，少奇看不過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鬧。在王家坪的時候，少奇被王前鬧得實在沒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請主席幫助找個安靜的地方。毛主席讓少奇搬到棗園他原來住的窯洞。這樣少奇才從王家坪搬到了棗園。晉綏的土改我參加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姚家會村，一個是小鎮魏家灘。我們工作隊，是把從上海、南京等城市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混合編組，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學習鍛煉。可能因為我是學數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畝登記，計算每家每人分幾畝幾分地。我在晉綏搞土改，前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結束時已經是 1948年的春天。這段時間裏，我和少奇沒有聯繫。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黃崢：顯然少奇同志這段時間裏同樣不知道您的情況，可能也不方便打聽。你們重新見面是在西柏坡了吧？
王光美：當時通訊很落後，又是戰爭年代，同志親友之間多年不通音訊是很普遍的。這時連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約在1948年的三八節前後，我們結束了在土改工作隊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所在地，河北建屏縣西柏坡。這時，中央外事組已經搬到離西柏坡不遠的陳家峪。我住的那個村子叫柏裏。我回到外事組以後，在一些公眾的場合同少奇見過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參加中央機關的晚會，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們見面說話了。毛主席還問我：“上輔仁大學學的什麼？校長是誰？”我說：“我學的是原子物理，校長是陳垣。”毛主席說有“南陳”、“北陳”兩個陳，還說全國解放後我們也要搞原子彈。我說“南陳” 我不瞭解，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是研究歷史的。主席說的“南陳”，可能是指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
還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組織外事組舞會，少奇和朱老總都來了。少奇順便到外事組辦公的屋子走走看看，還與陪同人員到我住的小屋轉了轉。和我同屋住的還有吳青同志，不過這時她去歐洲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我臨時一個人住。交談中少奇同志問我： “星期天都幹什麼？”我說我不愛打撲克，星期天就是到南莊趕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書。南莊是中央組織部所在的村子，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他這時說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少奇這句話，我決定星期天去一次。因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趕集什麼的。但怎麼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這裏領導請假說要去找某某中央領導同志，即使去了，他那裏有崗哨，我這樣的一般幹部無緣無故也不讓進。我就想了個辦法，我跟我們的負責人柯柏年同志說，我有事要去東柏坡找一下賴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賴祖烈那裏，對他說，少奇同志約我去一趟，請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總同一個院子。賴祖烈同志沒說什麼，當即就把我送進了少奇同志辦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進去，少奇正在寫東西。看見我來，他馬上站起來，說：“你真來了！”
這次談話時間比較長。他說：這麼長時間沒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況怎樣？後來，他表示了願意跟我好的意思。他還說，他年紀比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慮。我當時覺得這個人真有特點，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都願意說自己怎麼怎麼好，以便取得對方好感，他卻光說自己的缺點。我說：“年紀什麼的我倒沒往那考慮，只是在政治水準上我們差的太遠，我和你在一起的話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也不瞭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少奇回答我說：“應該注意什麼的問題，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瞭解我過去的歷史，你去問李克農同志。”我對這事很慎重，最後我特別問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婚姻關系？”少奇就說：“如果你想知道這方面的情況，你去問一下鄧大姐，她就住在旁邊的院子裏。”說著說著，我覺得時間不早了，就問：“幾點了？我該回去了。” 少奇手上沒有戴表。他拉開抽屜，拿出一塊表看了看說：“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原來他的這個表早就壞了。

看到這個情況，我心裏又觸動了一下。我想：怎麼會是這樣？中央領導同志工作沒日沒夜，怎麼連個好好的表都沒有？怎麼這些事沒有人幫他收拾？他連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麼辦？我當時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時對他這種生活無人照顧的情況深表同情。今天我們都離不開手錶了。即使在那個年代，應該說對少奇這樣的中央領導同志來說，手錶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僅平時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時間，開會、行軍打仗更是分秒必爭。可少奇同志當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我說：“你怎麼也不叫人幫助修一下？”他為難地說：“該叫誰呀？”我也不知道當時出於一種什麼考慮，可能是心裏自然冒出來的一種義不容辭的感覺，就說： “好，你交給我吧！我幫你去修！”我認識中央機關管後勤的賴祖烈同志。他那裏常有人去石家莊辦事。我就和他商量，請他把少奇同志的錶帶去修一修。時間不長，賴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沒有把表直接給少奇，而是又帶給了我。這我就難辦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裏跑呀！想來想去，我把表交給了我的領導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組的負責人，經常出席中央工委的會，常見中央領導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釋修這個表是怎麼怎麼回事，說現在請你在開會的時候把這個表捎給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轉天就把表交給了少奇同志，說：“這是光美同志讓我帶給你的。”少奇當然是一聽就明白了。

可這麼一來，王炳南同志就看出來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後來我還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我去的時候他和他夫人劉競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飯。我本來是想請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卻不談這個，一上來就交待黨的保密紀律，說：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該知道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領導同志談話你不要聽等等幾條，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經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後到鄧穎超、李克農同志那兒，跟他們說了這件事。他們都沒想到，還問了我幾句。去李克農同志那兒，我是和孫少禮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兒還碰見康岱沙同志，抱著她的小女兒。我和岱沙在北平軍調部時就熟識。她同陳叔亮同志就是在軍調部結婚的。那時岱沙剛從延安抗大調來，陳叔亮同志是軍調部派在山東濟南的第七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後來知道，陳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輩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員。

　過了幾天，我四哥王士光從晉冀魯豫根據地到西柏坡來，找王諍同志談解放區的廣播電臺工作。他約我到王諍同志家見了一面。我見他需要手錶，就把我的送給了他。因為我在大學裏是物理學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諍同志想調我去晉冀魯豫根據地，搞電臺天線研究。我說現在不行，我可能要結婚，就把我和少奇來往的情況告訴了四哥。他聽了給我潑冷水，表情還特嚴肅，說你別胡思亂想。我說我沒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覺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確實是很慎重的。我對他很尊敬，同時對他生活沒人照顧很同情。我們從好感到戀愛。
黃崢：您和少奇同志結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景嗎？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這一段，一來二往的，我們就確定了關係。但我向少奇提出：我還不是共產黨員，等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以後再結婚。少奇同意。其實在北平的時候，地下黨組織就要吸收我入黨。那時青年學生靠近共產黨的要成為黨員並不難，但當時我對黨的認識很少，看了一些有關黨的書籍，包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覺得我還不符合條件。
到了延安，我申請入黨，這時反而難了，說要經過北平市委調查我的家庭情況，這就拖下來了。這時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結婚，如果不是共產黨員，那算怎麼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這個要求。但這事我沒有同我的黨支部說，因為一說反而複雜了，好像我要拿入黨作為交換條件似的。
過了一段，黨支部通知我，我的入黨申請批准了。我連忙給少奇寫了一封便信，告訴他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開會時帶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兒跑。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孫少禮、賴祖烈兩位同志，他們都是我在軍調部時就認識的，對我的情況比較瞭解。決定結婚以後，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兒去。我對結婚還有點老觀念。我問他：“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裏，算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佈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說不用，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
外事組的同志們知道我要結婚，熱情地為我張羅。8月20日那天，外事組開了個會，歡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來唱了個德國歌，唱到半截忘詞兒了，章文晉同志接著唱下去了。同志們還給我買了兩件襯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衛士長李長友同志帶著他的信來接我，幫我搬行李。他交待衛士長說：“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們去把她接來吧！”其實我的行李很簡單，主要就是一套白裏白麵的被子褥子。當時我下鄉的時候，一開始用的是紅緞子被面。老鄉們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覺得這樣可能脫離群眾，就托人把紅緞子被面拿到瓦窯堡的集市上賣了，用賣得的錢買了紅棗、豬肉等東西，回來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紅棗燉肉”，同志們一起會了一次餐。這以後，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裏白麵的了。
劉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處。一見少奇的衛士長來接我，外事組的同志們忙乎起來。大家覺得是搞外事的，有點洋知識，就說結婚應該有蛋糕。同志們從集市上買來雞蛋、奶粉、糖，調的調，蒸的蒸，做了一個大蛋糕，上面還設計了花，挺好看。幾位女同志送我的時候，就把蛋糕帶著，擱在了少奇的裏屋。
正好這天晚飯後食堂裏有舞會，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們今天結婚，就更加熱鬧了。那天毛主席、周恩來同志都在。恩來同志特聰明，他見我們沒有專門舉行結婚儀式，就跟毛主席說：“咱們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們住的地方。”這樣，我和少奇就陪著毛主席、恩來同志，還有外事組的一些同志回來了。來了之後，主席、恩來、少奇在辦公室談話，外事組的幾個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間屋，找刀子、盤子切蛋糕。打開一看，蛋糕已經被挖走了一塊，原來是濤濤等不及，先挖一塊吃了。我們給主席、恩來、少奇三個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們一面說說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後都吃光了。毛主席還給他的女兒李訥要了一塊帶回去。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覺得，我和少奇同志結婚，說沒儀式也沒儀式，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舉行什麼儀式，少奇跟平常一樣整天都在工作；說有儀式也有儀式，那天機關正好有舞會，很熱鬧，而且毛主席、恩來同志親自登門祝賀。
黃崢：我聽到許多老同志說，您和少奇同志結婚以後，對他的幫助很大。因為這以前很長時間少奇同志的身體一直不好，胃病經常復發，生活沒人照顧，對工作很有影響。後來有您照顧，就好多了。
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當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儉學時生活艱苦，經常饑一頓飽一頓留下的病根。他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到西柏坡後，胃病經常犯，平時老用一個熱水袋捂著肚子，有時疼得滿頭大汗，無法工作。由於吃不下飯，消化吸收不好，身體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後還專門從陝北給他打來電報，要他“安心休息一個月，病癒再工作”。
我和少奇結婚時，他體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剛結婚時，我的工作關係還在外事組，同時兼著為少奇管管報紙、資料什麼的，做一些服務性的事。一直到進北平以後，我們搬進了中南海，我的工作關係才正式轉到中央辦公廳，擔任少奇同志的秘書。那時辦公廳正式成立了政治秘書室，成員有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朱老總的秘書潘開文同志，還有我，負責人是師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辦公室很簡單，就是一張辦公桌，一個很舊的沙發椅，還有一個放檔資料的木箱。他整天埋頭寫東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亂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開會，我就幫他拾掇，把放得淩亂不堪的報紙改放在木箱上，把檔、材料收拾整齊。沒想到少奇回來把我批評了一頓，說你這樣一動，反而搞亂了，我要的東西不見了。他擺放東西雖然亂，可他自己有數，別人一動，就找不著了。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不擅自動他的桌子。
少奇的那個木箱，已經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來不起眼，可他視作寶貝。戰爭年代行軍打仗，什麼東西都可以丟，唯有這個木箱一直帶在身邊。裏面放的什麼呢？主要是他歷年來寫的文章、手稿，包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歷次提綱和原始手稿，還有一些重要的書籍、版本。我覺得這些東西很珍貴，就把它認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陽好，仔細晾曬了一遍。以後，保管這批手稿資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幾年編輯出版少奇的選集、專題文集，有些就是從這批手稿中挑選出來的。
我覺得他太忙太累，下決心照顧好他，不要讓家裏的事和生活瑣事影響、干擾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時間很不規律，沒有一天是晚上12點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裏開會，常常是半夜兩三點才回家，有時甚至通宵。散會回來也不能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興奮睡不著，另一方面還有檔要批。
毛主席、少奇、恩來同志都是一個習慣，往往要到淩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點甚至12點才起床。從毛主席開始就是這個工作習慣。形成這個習慣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戰爭年代形勢千變萬化，工作緊張，急迫事務太多。各戰場發給中央的電報往往要後半夜才到，等電報來了再研究決策，會就開得晚了。朱老總年紀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領導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來吃飯沒個規律，冷熱饑飽瞎湊乎，有時餓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輕時得的胃病就這樣老好不了，常犯。結婚以後，這些事我就管起來，讓他在飲食方面儘量規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這時炊事員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飯菜，放在一起煮熱了給他當夜餐，熱乎乎的他還挺愛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
少奇經常半夜開會，我一般都等他回來。有時連續工作時間長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們住的地方前面有個打穀場，每天晚上我們就在那裏散步。可是我們出去總有哨兵跟著。我是學生出身，一開始散步還想挎著他的胳膊。他不讓，說：“別這樣。那些哨兵都還沒有結婚呢！他們看不慣這個。”所以，散步時我倆也就是慢慢走路，說說話。我認識少奇以來，他一直是光頭。
結婚以後，我勸他把頭髮留起來，逐漸形成了背頭的髮式。那時濤濤4歲多，丁丁2歲多。雖然有阿姨帶，但我仍儘量關心、愛護他們。我們的家庭關係非常融洽。濤濤需要母愛，一開始就叫我媽媽。我外出回來晚了，她就坐在門口一直等我。總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顧少奇。有時他也想照顧我。
有一天，他看見我懷孕身體有反應，吃不下飯，忽然說：“今天我給你做個湖南菜。”我說：“你還會做菜？”他說：“年輕時什麼都幹過。”那天他給我做了個蒸雞蛋，裏面擱了醋。我說：“你這是什麼做法？蒸雞蛋還放醋？”他說：“我們湖南就是這麼做的，蒸雞蛋炒雞蛋都放醋。”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顧我。其實他不是不想照顧我，實在是顧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
有一次，不知為了什麼需要，我問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沒有想到他竟然說：“我不記得了。”我當時覺得挺奇怪：哪有連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點不高興，說：“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難道生日也要保密？”後來我才瞭解，他是真的不記得。那麼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環境，就是行軍打仗，走南闖北，千難萬險，他從來也沒想過為自己過生日。一直到全國解放後，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
有一年他老家的親戚來信，向他祝壽，從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陰曆10月11日。我通過年曆對照表，查出來他的生日是西曆1898年11月24日。這以後，少奇在填寫有關履歷的時候，才準確地填上了這個日子。剛結婚的時候，我對少奇在黨內的地位、貢獻等等，瞭解很少。有次我請求他：“你有空的時候，跟我講講你過去的經歷，就像講老故事一樣。”他不願意講，說：“你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而要從我的今後瞭解我。”這個回答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經常想起他的這句話。他的意思是，過去的功勞再多再大，都已經過去了，沒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後，要不斷地作出新的貢獻。事實上，他也沒有時間回憶和談論過去的事情。因為他實在是太忙了。
《王光美訪談錄》黃崢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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