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何不让祝他身体“永远健康”？

    十年浩劫開始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規定：紅旗雜志社和光明日報社負責轉送群眾來信。那時我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工作，凡屬托由轉送中央負 責同志的信件，我都順便帶到釣魚臺。1966年7月，我弟弟杜保同（當時在第七機械工業部設于內蒙呼和浩特市的一個研究院作政治工作）交給我一批信件，內係《關于蔣匪軍委第六部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情況調查》報告。這是他所在的群眾組織“新紅聯”外調組剛從長沙回來寫成的，我把這份材料帶回釣魚臺，當即交收發室分送給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份材料中涉及到在那個“青訓班”受過訓練、當時正在黨、政、軍領導機關任職的10多人的名單，其中一人叫“葉宜敬”（是葉群當時用的名字）。

    不久，原在這個“青訓班”擔任教官的歐陽敏納，在向“新紅聯”外調組提供了上述材料之後，又向林彪通風報信，提醒林彪“注意”。葉群看到歐陽敏納這封告密信後十分緊張，讓林彪拿主意。林彪說：“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隨即親筆寫信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要他迅速查清涉及此事的有關人員和“後臺”。

    吳法憲接到信後，馬上就把空軍司令部何汝珍等人召去說：“有人在長沙搜集葉群同志在‘青訓班’的材料，凡是接觸過這個材料的人，都把他們抓回來。”

    他們在追查中發現，我曾為杜保同轉送這份材料，認為我是林彪說的那個“黑手”。以後林彪就下令將我和我妻子張卉中、弟弟杜保同拘留審查。

    在我被送到秦城監獄以前，就被關在空軍司令部私設的監獄裏。那時候，我對轉送的信件中含有葉群歷史問題的事還不知道。後來我才曉得，他們是在追問揭露葉群反動歷史的那份“黑材料”的去向，他們擔心材料是不是落到周恩來的手裏了。

    1966年12月2日夜，我的弟弟杜保同被空軍司令部宋城、何汝珍等四人綁架後，即被關押到北京東城西楊威胡同吳法憲私設的監牢裏八九天，由宋城、何汝珍等採取車輪戰，晝夜審訊，反復逼問整他們的“中央首長”葉群“黑材料”的問題。杜保同拒絕回答，逼供沒有結果。他們決定把他押回內蒙實行“群眾專攻”，繼續審問。

    “九大”以後，有一次他們追問杜保同有關葉群的材料送給了誰的時候，竟然誘供說：“他們現在還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給他，你講了也不要緊嘛！”九屆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十分明顯，他們明目張膽地將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這些情景，固然顯示他們對于葉群歷史問題曝光的恐懼，同時也可看出他們準備借題發揮，正在暗中醞釀、策劃著某種重大陰謀。只因突然發生“九一三”事件，致使這一陰謀流于破產。

    1975年5月，我從秦城監獄出來。1979年底，我和妻子張卉中、弟弟杜保同才徹底平反。（穆欣/光明日報社原總編輯）

2009年06月05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大乱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以陈伯达（组长）、江青（副组长）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到了1967年初，文革运动蔓延至军队。

1967年1月14日，文革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一时大乱。“揪军内一小撮”的完整说法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是谁提出来的，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说法。林彪死后，官方说是林彪等人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而抛出来的，但后来有学者称，这一口号的源头其实来自于毛泽东。

不管口号是谁提出的，文革小组的斗争已经涉及到了军方高层。当时的上将萧华被抓，使得江青与军方之间的矛盾一度激化，也激怒了林彪。

陈伯达、江青要打倒萧华

《徐向前传》记载，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萧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站出来辟谣。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

陈伯达、江青等人又对萧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说 “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彪，破坏文化大革命，责令萧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

叶剑英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剑英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此事。

当天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还是抄了萧华的家，萧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叶剑英气愤他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叶剑英还严辞抨击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祸水引向军队的作法，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

林彪怒骂江青

据吴法宪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

“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当时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很高，而且随着刘少奇的失势，已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热门人选。也许正因为如此，林彪有恃无恐，对江青大吼大叫。

林彪搬出了毛泽东，他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发怒的过程中，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她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赶紧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但林彪仍然不放过，他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不料江青的话使林彪更加愤怒，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正当此时，林彪的妻子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说：“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等到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终于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

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吴法宪后来说：“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以上情节，并非吴法宪本人亲身经历。以吴法宪1967年2月时的身份，他不可能身处现场。那么，这样“详尽”的、绘声绘色的事情经过，是否当事人告之吴的？吴没有特别交代。上述引文中有一处提及“叶群事后告诉我”，联系上下文意，林彪怒斥江青一事似乃叶群事后的转告。

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还说，以往媒体都将萧华的被打倒归罪于林彪，事实上，林彪一直是保护萧华的，为此还与江青翻脸，怒斥过江青。

固然，萧华一事是导火索，但令林彪发怒的真正原因还是文革要搞乱军队，作为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必须力保军队不乱，这是他的根基所在。江青将手伸向军队，无疑是动了林彪的地盘，林彪自然要大发雷霆。

    四野的榮耀

    林彪是1948年11月30日離開沈陽的。

    車輪滾滾，載著“黑土地之狐”馳奔華北的黃土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24日 林彪從延安啟程，目的地是山東，去接替他的老搭檔羅榮桓。羅榮桓身體一直不好，中央決定讓他回延安治病。

    林彪、肖勁光、江華、鄧華、李天佑、聶鶴亭等人，乘坐一架美國運輸機到太行山，然後騎馬、步行，主要是步行。到達河南濮陽，接到中央“萬萬火急”電報，讓林彪一行原定去山東的人，立即轉道趕赴東北。這時，羅榮桓也去東北了，接替羅榮桓的是陳毅。

    風雨兼程，到達沈陽，11月中旬，林彪奉命到錦外西部打大仗。山海關保衛戰正激烈進行，呂正操、李天佑帶個指揮班子趕赴營口，準備堵截從海上登陸之敵。這時中央的方針，是集中兵力作戰，堅決阻止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用高崗的話講，背靠蘇聯，“勾子”(屁股)坐在沈陽，把眼面前幾個口子堵住了，東北就是我們的了。 

林彪各時期合成照片

    在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從關內各地先後進入東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達十多萬人，年底發展到27萬多。而這一刻，有的還在路上，已經闖進關東的散在各地，疲憊不堪，一些部隊還沒帶武器。就是這些有武器、沒武器的部隊，許多還聯係不上，有電臺，無密本，彼此收到的電報成了“天書”，幹著急上火。

    11月21日8時，林彪致電軍委、彭真、羅榮桓，說明目前我軍應避免倉促作戰，放棄錦州以及以北百余公裏，使敵人戰線拉長後，再選擇弱點進行突擊——這是林彪到東北後的第一個比較重要的電報，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並進一步做了指示。

    闖到關東的共產黨人，關鍵是沒有根據地，沒有家。7個月間，時局和方針就像萬花筒般變化多端，共產黨人還未來得及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戲。而正統觀念很強的東北人，對國民黨存有幻想，想的盼的是“正牌”的中央軍。四平保衛戰後北撤的民主聯軍疲憊不堪，有的被阻隔敵後，失去聯係。在東北組建的新部隊，有的潰不成軍，有的投敵反水。黃克誠在給軍委的報告中，驚呼“有遭遇西路軍危險的可能”。

    1947年6月16日，中央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

    林彪臨危受命。

    1947年7月7日哈爾濱東北局會議決議(即著名的“七七會議”決議)號召：“跑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以下鄉的幹部統統到農村去……”

    接下來，就是艱苦卓絕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是攻勢淩厲的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是三大戰役中的第一個戰役——遼沈戰役。

    只要醒著，林彪腦子裏的那個車轱轆，就沒有閒著的時候。

    全力以赴在戰爭的輪子上飛轉。

    1948年1月5日這一天，林彪一天發出了30份電報，接下來的3天，分別是28封、27封、l9封， 同年5月24日的電報，竟達39封。

    “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四快一慢”，“四組一隊”——可與一口氣兒口述幾封電報媲美的，是林彪在戰術問題上的婆婆嘴。

    國民黨稱東北共軍戰術水平高。

    對遼沈戰役的評價則是：“對兵力之分配，完全符合節約與集中之原則”，“對大兵團之運用，時空力之分配，緩急先後，悉合機宜，決非幸致。”

    1948年l2月2日，林彪從喜峰口入關。

    快到馬蘭峪時，兩架敵機飛來轟炸、掃射，警衛人員趕緊將林彪保護起來。

    從吉普車上被架到路邊溝裏，到爬起來重新坐到車上，林彪那神色，跟在地圖前踱步沒多少異樣。

    “撤退將軍!”“逃跑將軍!”“林總在蘇聯養了幾年傷，是不是不會打仗了?”在四平撤退後彌漫全軍的沮喪、失望中，從他那張臉上既讀不到從容、鎮定，也看不出驚慌失措，那顆心好像無動于衷。他好像天生就不會用包括臉色在內的形體語言傾訴情感，連遼沈戰役那樣的勝利，也不能在那張臉上蕩起激動、喜悅的漣漪。聽說捉到了范漢傑，劉亞樓樂得跳起來，跑去報告。俯身看地圖的林彪，頭也沒抬，只是面無表情地嗯了一聲。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林彪到達喜峰口時，新華社和《東北日報》發表一則消息，說林彪正在沈陽主持東北局會議。

    國民黨情報部門就向蔣介石和傅作義報告：林彪尚在沈陽開會。

    共產黨蒙起國民黨來，那是一蒙一個準。

 是狐狸又是老虎

    林彪不抽煙，不喝酒(必要場合象徵性喝點。據說在蘇聯養傷期間，一次斯大林敬酒，他也拒絕了)，不講吃，不講穿。那個時代，那種環境，共產黨人喜愛的各種文體活動，他也不感興趣。像延安時期非常盛行的跳舞，他只是偶爾露一下面，一會兒就沒影了。從朱老總到士兵都喜歡的打籃球，他看都不看一眼。

    林彪崇尚進攻。

    遼沈戰役是進攻，平津戰役是進攻，衡寶戰役是進攻，海南島戰役是進攻，只有進攻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這是最簡單的常識了。

    問題在于敵強我弱時，林彪依然強調進攻。不是那種死打硬拼的攻城拔寨式的進攻，而是運動戰的進攻，是由我選擇時間、地點、作戰方式的進攻，像平型關戰鬥那樣，像秀水河子戰鬥那樣。

    從遼西退到遼北，林彪不是不打，而是不和敵人硬打，要在被動中尋求主動。再大的敵人也有薄弱之處，林彪專揀這種地方下手，一有機會就會像鯊魚聞到血腥一樣撲上去。而當敵人佔領的地盤多了，戰線拉長了，兵力分散了，這種機會就更多了。

    遼沈戰役，那個精銳的廖耀湘兵團，出沈陽後就在遼西徘徊、轉悠。吃夠了圍城打援的苦頭，唯恐有去無回，結果仍是有去無回。

    在組織指揮上，林彪不拘一格。幾萬、十幾萬、幾十萬大軍，有時全憑一個腦袋調度指揮，有時臨時指定局部戰場指揮員，有時越級指揮到師、團。衡寶戰役打成圍殲戰時，後來的部隊要聽從先到的部隊指揮，先到的團長、師長，可以給師長、軍長下達命令、布置任務。因時因地因敵情而宜，怎麼便利怎麼來。

    林彪有時是狐狸，有時是老虎，更多的時候既是狐狸，又是老虎。

    縱覽林彪決策、指揮的戰鬥、戰役，多是以智取勝打巧仗，較少硬碰硬的死拼仗。

    林彪個頭不高，纖弱文靜，許多老人說他像個大姑娘(據說，當年延安高層領導中，許多人有外號，林彪就叫“大姑娘”)，絕少大將軍的八面威風。他又難得批評人，從不訓斥人，從無臟話，從不罵人，這在那一代將帥中是極少的，卻是不怒而威。

    衡寶戰役後，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到衡陽採訪林彪。

    首先詢問對當前敵人及白崇禧的看法，接著請林彪介紹四野的戰鬥歷程。林彪本人當然也是西氏中國之行的重要採訪對象，可在歷時4個小時採訪中，關于自己二十多年的戰鬥生活，林彪只講了5分鐘、幾句話。

    不愛講自己的林彪，孤獨而不寂寞的林彪，除了口述電報，平時難得說句話，有時一天都沒句話。可在戰術和戰鬥作風上，這位中國最年輕的野戰軍司令卻有個“婆婆嘴”，各種場合有機會就“叨叨”，滔滔不絕，苦口婆心，唯恐你記不住，不明白。

    怕光怕風怕水

    衡寶大捷，近一個月忙得團團轉的司令部參謀人員，這下子可喘了口氣。有人提出要去東湖風景區看看，林彪不但立即應允，自己也去了。東湖邊擺攤賣水果的挺多，有人買些梨，用頂草帽裝著，林彪也吃了一個。

    從東北到江南，各地包括水果在內的各種土特產吃食很多，繳獲的洋吃食也不少，像各種美國罐頭、餅幹、糖果、咖啡、酒呀什麼的。林彪對進口的東西好像沒興趣，或者說沒這心思，一天除了三頓飯，就是嚼炒黃豆，別的看都不看一眼。飯量也小，有人形容為“吃貓食”。這回竟然吃了個梨，顯然心情很好。    

    回到“林彪100號”就拉開肚子了，折騰了大半宿，醫生也忙活了大半宿，第二天下午好歹才算止住了。

    從此，林彪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拉肚子了。

    1971年7、8期合刊《人民畫報》上，林彪捧讀《毛澤東選集》的照片，第一次把他那個光禿禿的頭頂亮給了世界。

    即便是在毛家灣家裏，除照顧林彪生活的內勤外，身邊其他工作人員也沒見他有不戴帽子的時候。這時是為了遮掩頭上過度的拔頂，而l925年考入黃埔後是因為軍人著裝規定。至于從軍前也總愛戴頂帽子，則是小時患過頭癬，留下一些禿疤。

    在延安為林彪看過病的一位老人說，林彪消化不良，有口臭。平型關戰鬥前，在太原，林彪還為此看過醫生。

    一位曾任紅4軍參謀、紅1軍團科長的老人說，在江西時，他曾3次見到林彪坐在那兒，站起來腿腳突然就不好使了，有兩次還栽倒了。一次正趕上敵人來攻，他和警衛員架起林彪跑，跑出幾十米那腿腳就好使了，還挺有勁的。

    老人說，那時林彪很少踱步，就坐在那兒看地圖、思考。坐著好好的，站起來怎麼就不行了呢?坐久了，腳麻了，那也不能倒呀?槍一響，別說腳麻，就是腿中彈了，那人也常會跑上一陣子。是不是考慮問題久了，精神高度集中，造成神經過度緊張，表現在腿上了，一時間就不好使了?怪人得怪病，說不明白。

    有老人說，別看林彪個頭不高，瞅著也挺單薄，其實體質挺好，挺結實的。平型關戰前看地形，雨天，上山下坡，邊走邊看邊琢磨，有的人都跟不上他。

    許多老人說，就是平型關戰鬥近半年後，在隰縣，晉軍那一槍把林彪打壞了。

    那是一陣排子槍，獨獨打中走在前面的115師師長。

    這是林彪第五次負傷。

    子彈從背後打進，從胸前出來，擊中肺部，流血挺多。先送延安治療，後來又到蘇聯療養，據說發現骨髓神經受傷，結個疤，造成植物神經紊亂。據說這種病人喜靜、怕光，且病情會因年齡增長及感冒、發燒而加劇。

    抗戰勝利後出現在東北戰場的林彪，除臉色蒼白外，別的看上去挺好。但是，以往臉上有時出現的紅暈，自那陣排子槍後，已經永遠不復出現了。

    從四平撤退到舒蘭時，林彪病了，交感神經發炎，發燒不退。

    四平保衛戰後，有的部隊被隔在敵後，有的被打散了，有的叛變了。一路北撤，每到一地，林彪第一件事就是與各部聯係。從九臺出發前，林彪要秘書季中權通知參謀處，讓機要組和電臺乘汽車一起走。結果，到了舒蘭，電臺人挑馬馭還未到。

    林彪臉色煞白，到參謀處長李作鵬住處。後來東北野戰軍有名的“大燒鍋”(燒鍋即釀酒作坊)李作鵬，正和幾個人坐在炕上喝酒。林彪也不說話，雙手抓住桌沿一掀，稀裏嘩啦桌子翻了，又抓起炕上的行李什麼的，朝李作鵬等人一通砸。

    大家全蒙了、傻了。

    四平保衛戰打得那樣苦，林彪又那麼累，再加上當時內外局勢那種巨大的壓力，那身體就支撐不住了。人病了就煩躁，林彪就一反常態的歇斯底裏了。

    有老人說，我們這些人跟林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有的都有十來年了，什麼時候見過林彪這樣子呀?像長徵中的湘江之戰，那也是千鈞一發，急得火上房，林彪依然沉靜得很。他這個人沒有不著急的時候，也沒有著急的時候，腦子裏永遠在轉，思路從來不亂。而這次顯然是有些亂了方寸，雖然一會兒就恢復常態了。

    建國後，特別是“九·一三”後，聽說林彪有許多“怪病”，怕光、怕風、怕水，聽到水聲就要拉肚子，一些老人覺得林彪舒蘭那次發作，是一種病態。

    有人說，現在想來，林彪在東北就有點怕光了，好像就從舒蘭那次感冒之後。那時就覺得這人有點怪，沒人想到這是病，更不可能想到隰縣晉軍的那陣排子槍。

    在東北就常看藥書，並給自己開藥方的林彪，據說直到“九·一三”前還念念不忘這個梨，一拉肚子就提到這個梨，怨自己吃了一個梨。

（張正隆；摘自《槍桿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林彪原名林育蓉，1907年生于湖北黃岡縣林家大灣，在兄弟姐妹5人中，他排行第三。還在幼年時，父親林明清就替他與鄰村一位叫汪靜宜（原名汪伯梅）的女子訂了婚。

    林明清與汪靜 宜的父親汪友誠是老相識，林、汪兩家常有交往。一天，汪友誠到林明清家聊天，見林育蓉同他的女兒汪靜宜一般大小，便當面向林明清提出兩家“結親”之事。汪靜宜生得眉清目秀，人見人喜。林明清覺得她與三兒子倒也匹配，便滿口答應。1914年農歷正月初四，林明清在家辦了幾桌訂婚酒席，親朋均來祝賀。

    林、汪兩家定親後，關係更加密切，但雙方父母從不讓孩子們見面，以致林彪一生也沒有見過這位未婚妻。

    1925年7月，林育蓉從武昌共進中學畢業。一次在堂弟林育黎家喝酒，酒到半酣，嬸娘賈氏問：“育蓉，你今年18歲了吧，怎麼還不將汪家的那個姑娘娶進門？她可是個大美人啊。”賈氏的幾句話說得林彪春心蕩漾，回到家裏，他就對母親陳氏說，年底要將汪靜宜娶過來。林明清翻看皇歷，發現當年是個“星災年”，加上他經營的布廠陷入困境，婚事只好暫行擱置。

    1925年10月，林彪考入黃埔軍校，眼界大開，回想過去自己提出與汪靜宜完婚一事，覺得荒唐可笑。每當有教官、同學問起婚事，林彪總是避而不談。1926年底，他隨第四軍獨立團在武漢休整，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到了武漢，如有機會就請假回來一趟。林明清收到信後，與陳氏商量，等兒子一回來，就叫他與汪靜宜圓房。

    臘月廿九，一身戎裝的林彪出現在家門口。林明清夫婦高興極了，趕忙問他：這次回家請了幾天假，能不能與汪靜宜結完婚再走？林彪低頭不語，半晌才說：我要與汪靜宜解除婚約。林明清大發脾氣：“混賬東西，哪有退婚的道理！”

    汪友誠得知林彪回家，臘月三十下午托人帶信給林明清，要林彪到他家去一趟。正月初二，林彪帶著厚重禮物及一件送給汪靜宜的紅綢嫁衣，來到岳父家。汪友誠盛情款待，席間，他問林彪：“辦婚事的日子定好了沒有？”林彪料到岳父會這樣問，早已想好了應付之詞：“我這次回家只請了5天假，時間倉促，沒法辦婚事，請您諒解。”汪友誠沉默許久，才對林彪說：“育蓉，我同你父親是多年的至交，才把靜宜許配給你。你是個讀書人，知書達理，千萬不要使我們做父母的為難，更不要誤了靜宜的青春。”

    林彪表態：等北伐結束，一定回來與靜宜完婚。

    林彪到汪家時，汪靜宜怕羞，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只是偷偷在門縫裏看他。她見林彪一身戎裝，英俊瀟灑，心裏樂開了花，滿以為林彪上了自家的門，而且連嫁衣也送來了，這場婚姻就這麼定了。

    1937 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林彪給家裏寫了封信。林明清這才知道兒子在延安，立即給林彪寫回信，要林彪派人把汪靜宜接到延安完婚。誰知林彪此時竟匆匆與號稱“陜北一枝花”的劉新民（又名張梅）結了婚。直到平型關大捷後，汪家才知道林彪在共產黨軍隊裏做了大官，並結了婚。汪友誠氣得病倒在床，不久便離開了人間。雖然如此，善良的汪靜宜還是把心思放在“負心郎”林彪身上，夜深人靜時，她常常拿出那件紅綢嫁衣左看右看，疊疊折折。

    1949年6月，林彪指揮第四野戰軍進駐武漢，林家大灣的鄉親紛紛跑去看他敘舊。一次，嬸娘賈氏對林彪說：“育蓉，汪家的姑娘至今還等著你呢！”林彪聽後，心中一驚，隨即微笑著說：“她還等著我，她現在住在哪裏？”“香爐山。”賈氏回答。

    解放後，林明清覺得汪靜宜很可憐，便寫信給林彪，勸兒子把她接到北京，安排點事做。林彪覺得這事很棘手，一直拖著沒辦。林明清見兒子無動于衷，就去求葉群，葉群考慮再三，認為汪靜宜可以到北京替她帶孩子。隨後，她派了兩名工作人員到香爐山去找汪靜宜。

    汪靜宜一聽，憤然作色道：“我與育蓉、葉群地位懸殊，人格卻是平等的，葉群憑什麼叫我去給她當保姆？”于是，林明清又給黃岡縣民政局負責人寫信，希望民政局對汪靜宜予以適當照顧。汪靜宜對民政局工作人員說：“這樣的錢，我不要。”

    1954年夏，林彪夫婦回到老家住了兩天。一天晚飯後，林彪來到香爐山，他想看看等自己幾十年的汪靜宜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子。汪靜宜聽說林彪要來，便躲了起來。林彪只好叫汪靜宜的妹妹汪金宜轉告：不要等著他，找個人家。並留給汪靜宜一些錢。汪靜宜聽了妹妹的轉告，態度堅決地說：“烈女不嫁二夫，你叫我嫁人，我決不嫁人。”

    1964年，汪靜宜病逝。大隊幹部在料理喪事時發現，她的床頭放著一件紅綢嫁衣和一疊錢，這些錢是林彪送給她的，她一分沒花。

    林氏家族建家譜時，在林彪名字下寫了三個妻子：第一個是汪靜宜，第二是劉新民，第三個才是葉群。不過，汪靜宜的名字下有個“娉”字，“娉”即訂婚之意。（摘自《周末》 吳曉）

    艱難時險成逃兵

    1927年8月1日淩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 承等率領起義軍2萬余人發動南昌起義。8月3日，起義部隊撤出南昌，開始南下，陳毅到25師73團當團指導員。陳毅到團部報到的那天，一個面帶惶恐的青年人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報告團長，我們連120塊毫洋的夥食錢給勤務員背跑了，我連的夥食錢現在發不出來。”當時起義部隊剛剛從南昌撤出來，戰鬥頻繁，給養補充十分困難，120塊毫洋可是一連人一個月的夥食費。團長黃浩聲聽後大發脾氣：“你怎麼搞的？自己為什麼不背夥食錢，現在經費這麼困難！我要槍斃你！”年輕人慌忙回答說：“這個勤務員是我的表弟，以為可以相信，不料卻拐款逃跑。”這個年輕人正是林彪。

    陳毅說服團長黃浩聲補發了那個連的夥食費。陳毅走到林彪面前問：“你是哪個連的?叫什麼名字？”林彪兩腳跟一碰，高聲回答：“七連連長，林彪。”陳毅和藹地說：“林彪同志，你既然當連長，以後夥食錢無論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讓人再拐跑了怎麼辦？”林彪十分感激地回答說：“感謝團裏的決定，以後我保證自己背夥食錢！”

    陳毅救了林彪，可他們卻互無好感，這主要是因林彪當逃兵的事。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久，陳毅在病中接受有關人員採訪時首次披露此事——

    南昌起義失敗後，林彪隨部隊南下廣東。當部隊到大庾縣城時，林彪約一些黃埔軍校畢業的中、下級軍官一起找到陳毅，表示要離開部隊，另尋出路，還勸陳毅和他們一起離開。陳毅說：“我不走，現在我拿著槍，可以殺土豪劣紳，我一離開隊伍，土豪劣紳就要殺我。”

    林彪與少數幾個動搖分子離開了部隊，朝梅關方向走去。但在山林中，他們遭到反動民團的搜捕、追殺，林彪與那幾個一起離隊的人失去了聯係，一人躑躅前行。路上一位好心的山民告訴他，梅關一帶的路隘、關口被地主“挨戶團”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操外地口音的人，輕則搜去財物痛打一頓，重則砍頭殺身。一聽這話，林彪嚇壞了，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只得返回部隊。回到部隊後，林彪向陳毅檢討，陳毅說：“回來我歡迎，還是把你的七連抓好吧。”

　　激戰中顯露才幹

    1928年2月29日，林彪帶領一個連護衛後勤輜重從永興趕往耒陽，走至耒陽東南小水鋪時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

    突然間，數百名國民黨民團團丁從暗處殺出，緊急時刻，林彪命令部隊收縮，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將敵人擊退，途中，押運的軍用物資被敵人搶劫一空。林彪決心復仇，朱德批準了他的計劃。

    3月3日早晨，林彪帶領一批人馬化裝成“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向小水鋪開來，駐扎在小水鋪的譚孜生剛剛搶得林彪押運的輜重，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來的這群人是林彪的部隊化裝的，他立即設宴款待。在宴會上，林彪舉起手中的酒杯，大廳裏的20余名“國軍”軍官見到信號後，就一起舉起槍向譚孜生等人開火。林彪不僅奪回了被搶的全部輜重，還俘虜了數百名團丁。

    3月9日，李宜煊帶領國民黨部隊將起義軍逐出耒陽城。團長王爾琢指揮起義軍主力從耒陽城西門發起反攻，李宜煊從槍聲中聽出革命軍只有少量輕機關槍，根本沒有重武器，于是下令打開西門，向我軍主動發起衝鋒。當朱德等人準備放棄耒陽城時，連長林彪站出來說：“現在耒陽城內，敵人多半是在領功請賞，戒備必定松懈，我軍應該趁敵不備，連夜大舉反攻。”按照林彪的設想，部隊最終收復了耒陽，消滅敵軍百余人，抓獲俘虜80余名，繳獲槍枝500余支。

    林彪又提出應一鼓作氣，兵分三路，把耒陽境內敵軍全部殲滅。朱德再次採納了他的建議。經過此戰，林彪威鎮三湘。1928年3月，朱德提拔他為營長。

    團長王爾琢犧牲後，經毛澤東、朱德再三思考，決定由28團1營營長林彪接任王爾琢的團長職務，這年，林彪僅僅只有21歲。（摘自《文史月刊》苗體君 竇春芳/文）

人物：王中远，原北京国际信息协会副会长
曾陪同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赴现场处理林彪坠机事件
时间：2004年6月25日
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688厅


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

3年前，美国纽约的“9·11”事件，震惊世界。

33年前，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汁也同样震惊世界。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机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1969年4月28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政治局常委除毛和林外，还有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仍然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在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是天机暗合，也许是玄机深藏，总之，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就一路飘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林彪从上到下，也就5年。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谶言。爬得高，摔得狠。民间俗语也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33年前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说法，但“9·13”事件依然是一个大谜。笔者的老朋友孙一先，在“9·13”事件发生期间，正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说，林彪为何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这些都有待后人去破解。坊间、网上、口头都有关于林彪之死的种种猜测和新锐的解密说法，那种为真，那种为假，不得而知。
王中远，就是当年林彪坠机现场的四人现场处理小组成员之一。十年前，我就认识王中远，多次在私人场合听他讲过“9·13”事件的故事。

借他这次来穗休息的机会，我请他又讲了一遍当年的亲历记。

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窄一看上，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田炳信：主要是想了解林彪当时9·13事件的情况，你作为目击者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怎么得到通知的。

王中远：“9·13”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更为世人所关注。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刚到任20多天的许文益大使，是位老革命、老前辈，为人持重，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八点三十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使馆还没有专设电台，通讯很困难，很慢。

田炳信：慢到什么程度？

王中远：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那次发报是我去的，蒙古邮电局说，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田炳信：那你们通过什么办法和国内联系上的？

王中远：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田炳信：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呢？

王中远：是，外交无小事。

田炳信：听到坠机的事你们惊奇吗？有什么猜测和议论吗？

王中远：有，根据乘员人数情况，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轰炸机，因为作战飞机不可能有9人。那时，敌情观念还是很强的，甚至有的同志分析，会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在飞机上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但是飞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乘员，各种猜测都有。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坠落的是一架专机。只是后来到现场后，我们确才认为是一架专机，但专机上是何人所乘，也没有深想。

田炳信：你们是什么时间到达坠机现场的？

王中远：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们找出一张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三百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9月14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使馆还没有得到北京的指示。

田炳信：那不是很麻烦？

王中远：是麻烦，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但已过了原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

田炳信：那到底是什么时间你们到的现场？

王中远：真正的起飞时间是9月15日下午2点45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田炳信：温都尔汗机场大吗？

王中远：很小，实际就是一个简陋的机场，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指挥塔，只有几部电台车，一排电线杆。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

田炳信：从温都尔汗机场到出事地点还有多远？

王中远：飞机从乌兰巴托飞到温都尔汗也就一个多小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从机场到现场，蒙方介绍说有70公里。分乘两辆苏式嘎斯69和一辆大骄车出发。

田炳信：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9月13晚出的事，9月15日才去。

王中远：因为他们14日才通知的我们，9月13日是凌晨出的事，我们15日晚上才到，相当于过了两天多。

田炳信：当时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民航出事还是……

王中远：听到消息后，有一个分析，可以肯定不是一般的飞机，因为一般的民航飞机不可能只有9个人，至少是首长的专机，肯定是不一般的。

田炳信：当时许大使有没有跟国内联系，他知不知道？

王中远：国内保密还是很好的，关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没说，只是让我们处理这个事件，我们现场看情况，再把情况报回来。下飞机后，当时就勘察现场，天还没黑。

田炳信：当时到现场看的感觉如何？

王中远：我们乘车沿克鲁伦河岸走了一个多小时，走过平坦的草原，转向东北，进入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飞机失事现场。现场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河盆地，四周是小的丘陵，深秋的蒙古草原草很茂盛。小小的盆地十分平坦，南北长约三千米，东西宽约八百米。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属肯特省依特尔默格县管辖，距省会温都尔汗约70公里，距贝尔赫莹石矿约10公里。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最近的飞机舱8、9米，排开去，一共有一二十米吧，都是机舱爆炸迸出来的，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有些尸体发红，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当时的的确良军装很容易着火，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叶群是烧的最轻的，除头发烧光外，身上还是比较白净。看样子当时飞机一爆炸，还没有马上死掉，手脚的姿态还有挣扎的痕迹。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约有10-20厘米深，20多米长。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在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散落了很多东西，也有些枪支，冲锋枪、手枪、子弹，皮质文件包是空的。头天就看了看，拍了些照片。蒙方也派兵把现场警戒起来了。当天现场看完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蒙方也要搞一个会谈纪要，他要我们认可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方领空，以不明原因坠毁。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飞机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所以我们说是民航飞机，不是军用飞机；第二点，我们并不是侵入。谈判的其他内容都很容易，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以上两点。

田炳信：后来结果如何呢？

王中远：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蒙方的理由是，人是有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田：向着祖国），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15米，宽3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1、2、3、4、5、6、7、8、9，我们按编号编出来，林彪是5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的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象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9个人，遇难者。

田炳信：蒙方有没有洒了些酒在上面？

王中远：那到没有。

田炳信：这个仪式搞完的时侯是16日了？

王中远：是16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田炳信：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王中远：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个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

田炳信：许大使一直在吗？

王中远：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当时只有我知道林立果，我在北大读书时，他也在，知道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林豆豆也在北大，是中文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社会上有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部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17日一整天。17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场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那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同志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

田炳信：当时老孙知道是什么事吗？还是汇报完才知道？

王中远：当时不知道，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

田炳信：当时讲林彪的飞机一起飞，全国的机场都关闭了，有这回事吗？

王中远：听说是这样，但为什么关闭，也不得而知。

田炳信：关闭是所有的飞机起飞和降落不了。

王中远：对，应该是。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知道林彪的事的？

王中远：我知道的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9月29日下午五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月30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田炳信：事后你会有联想吗？

王中远：当时还真没有，没有更多的想，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1971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是第八期，封面登了林彪头像，10月份通知要收回。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的很轻，摔的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型还是比较像。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想过？还是不敢想。

王中远：我就没想过，但是脑子灵光一闪，然后没再想。当时工作也很忙。

田炳信：当时传达以后，使馆有什么反应？

王中远：大家一样，都很吃惊，想了很多，如果飞机没爆炸，如果飞机迫降成功了会怎么样？或者蒙方把他接到苏联……等等。

田炳信：在我们国内公布之前，苏联有插手吗？

王中远：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场苏联人不止一次的去过。埋掉了也很容易挖出来的，这很可能。实际上外界9月20号以后就有传闻了，就像酒会上问我的事。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开批判大会？

王中远：我们在国外学习了文件。

田炳信：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参与处理这些事的人，回国后还有人找吗？

王中远：有，很多人感兴趣。

田炳信：80年以前还有什么样的人问，熟人、小圈子？

王中远：那时最大的谜，它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油确实不够飞到苏联，一共是12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他要往苏联飞，他并没有要往蒙古飞，要往苏联飞油不够。温都尔汗出境几百公里。

田炳信：文章后来86年写了一篇？

王中远：86年外交部召集我们四人写了篇东西，是作为文件。这个事情国内外都很关注，后来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转载。

田炳信：后来，出了这个事，你在蒙古又工作了几年？

王中远：五年，我是76年回来的。当时没有再去现场看，因为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年代，两国的关系非常僵，到处都是反华的声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使馆人员外出都受到限制。

田炳信：后来你又回去时，有没有再去过当时的失事现场？

王中远：81年去了蒙古后，我没有去过。八十年代末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使馆的同事、报社的记者有的去了。残骸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听说中国有些人通过使馆的协助，把一些飞机残骸拉了回来，有一部分放在北戴河，林彪别墅。

田炳信：经历了这件事，自己对政治有什么看法呢？

王中远：从使馆来讲，一级一级的，上面传达的文件，大家是领会精神。90年代以后，去的人比较多，也有的人写现在现场的情况。

田炳信：当时事件时，穿的军服还很厚吧。

王中远：9月蒙古已经很凉了，有时9月底就下雪了。许大使这个人很好，现在80多岁了。
田炳信：当时蒙古的东戈壁你去了？

王中远：没有机会跑，在蒙古当时有一些中国援建工程，有信使，带家信，我去看望过。乌兰巴托市路是我们修的，当时电厂也是我们修的，还有酒精厂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上万工人在蒙古，“文革”期间关系不好，就撤回来了。

田炳信：当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王中远：现在叫蒙古国。

田炳信：林彪事件对国内影响是什么？

王中远：主要是对林彪怎么看，赫赫战功没人否认。但是后来的林彪是怎么演变的，本来林彪是深受毛主席赏识的，非常信任他，69年写进党章，71年就这样了，这两年巨变，究竟是怎么变的，不了解。

人类一直在追求速度，对速度的留意观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包括诗人、词人的感觉和记录。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这是一个马车夫的内心速度；山舞银蛇，原驰腊像，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苏式小飞机的感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古代大诗人驾轻舟过长江顺流而下的船与马，船与轿子的悠然对比。

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沙海，茫茫的戈壁，淼淼的水域，这些感觉大都是乘船、骑马、坐轿、步行获得的印象。

1998年，我从呼和浩特乘小飞机到了一趟乌兰巴托。乘机前，呼和浩特的朋友说，乘坐蒙古航空公司的飞机，一是羊膻味大；二是蒙古空中小姐特漂亮；三是碰上驾驶员喝多了，一个醉鬼开着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就像骑在一个大白鸟上，那感觉美极了。在蒙古草原上如果恰好碰到在游牧的羊群、马群，他们会做超低空俯冲，飞机像一只大鹰把羊群驱跑如飞。我听后，先是鼻子收缩，再是眼睛放光，然后是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飞机后，飞行一小时后，我发现内蒙古人真幽默，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许多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当真。

从高空看草原，看戈壁，看大漠，看森林，看大海，其实都是一掠而过，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都是一样，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色块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草黄羊肥的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林彪9人同乘一架飞机飞临黑漆漆的大地，除了天上散散疏疏的星光，我相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我相信今天无人知晓，飞行的速度对林彪而言，是快还是慢，我相信今天也无从知晓。飞机是被导弹打飞的，还是燃油不够坠毁，是由于搏斗失控，还是技术操作不当擦地起火，我相信，也是一个谜。

我搜集到了几个材料，照录如下，也算是一种对不解之谜的结尾。

1、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2、《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写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3、《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作者王海披露：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世界上真正的大英雄都是无名英雄，世界上真正的千古谜都是越猜越多，越猜越复杂的谜。
世界真精彩，时光最无情。

林彪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担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作为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15师师长，他具有良好的军事理论素养，作战向来十分关注总结经验与教训，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之战后，他即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0月17日，就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文章“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总结了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主要有：

八路军在山地抗击日军是最佳的地形选择。因日军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至于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飞机，由于近战和地形所限，作用也不大。

初任115师长的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