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耀邦来说，叶剑英是一位革命的长者、智者，所以胡耀邦对叶剑英十分敬重。对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的胡耀邦，叶剑英一直赏识器重、关怀支持，而且爱护有加。

1949年10月19日，叶剑英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开始主政南粤。因为他制订了实事求是的土改政策而遭到严厉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遭遇政治挫折。1953年10月，叶剑英奉调入京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不久，又因反对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被斥 为“右倾机会主义”。

解放后，胡耀邦首次遭受政治劫难则是在1964年底。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正是 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的运动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而导致了“三多”：抓捕人多、 开除党籍多和开除公职多。胡耀邦立即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 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 搞活经济。他还以极大的热情领导、推动陕西省各级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他亲自考察过十几个县，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

他的这些举措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好评与支持，但却遭西北局和陕两省委某些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胡耀邦被扣上“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以停止革命 的手段去抓生产”、“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等多项罪名。他们还竭力想把胡耀邦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 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他，胡耀邦被批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直到医生认为有生命危险时，才被送进了医院抢救。但一旦病情稍有缓和，他们就对胡耀邦继续批判不 止。此时，叶剑英远在京城，当他获悉胡耀邦身处险境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并对胡敢于“舍得一身剐”地顶风纠“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甚为钦佩，对身陷困境的 胡耀邦深感忧虑。他当即邀约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效仿《三国演义》里的“跨江救阿斗”，西行救助胡耀邦。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以“视察军事工作”为名抵达西安市。当晚，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宴会上，行伍出身、戎马生 涯的张爱萍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惊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 是有功的啊！”张爱萍的话说得有根有据，使批判胡耀邦的某些领导人哑口无言。多年后，不少研究者猜测张爱萍的发言是叶剑英事先授意的。当宴会结束后，主人 们向客人告辞时，叶剑英大声说：“耀邦，你留一下。”胡便单独留了下来。

叶剑英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连忙回答：“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仍然过不了关。”随后，胡耀邦向叶 剑英简要介绍了有关情况。叶听罢，意味深长地对胡耀邦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到北京去谈嘛！”胡担心 地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爽快地说：“我带你走嘛！”随后，胡耀邦便请假以回京治病为由，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返回北京。在临登机时，叶剑英对胡耀邦 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胡耀邦终于摆脱了险境，可谓是“死里逃生”。□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1年第1期，原题：《叶剑英与胡耀邦的友谊》

一进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的高大铜质塑像，他们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这里谈一谈叶剑英元帅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期间鲜为人知的一段办学经历。
毛泽东亲自点将
1948年，解放战争硝烟滚滚。
前线打胜仗不仅需要大批作战物资，更需要大批高级指挥人才。当时，华北重镇石家庄已解放，晋察冀解放区又是抗日模范根据地，党中央机关决定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认为，在石家庄办院校是大势所趋。他亲自点将，让时任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
那是1948年5月的一天，刚刚来到西柏坡的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今后的战争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大部分缺乏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决定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么样。”
“中央这个决定，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意见。只是多年没做这项工作了，我担心完不成任务”，叶剑英说。
“我们研究过了，认为你能胜任这项工作。中央决定调华北军区的肖克给你当助手，你们都有办学经验”，毛泽东说。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办学宗旨：“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
之后，叶剑英主持学校工作。他十分重视组织、引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的战争问题，注重总结我军实战经验，注重近似实战的野外演习。他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民主练兵方法贯穿在教学始终，实行群众路线和民主教学。
一个教学理论的提出
1948年10月，叶剑英在一次动员教员和干部加强学习会上提出华北军政大学教学理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意思是说，让没有经过军事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学员去打仗，就等于让他们白白送死，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不注重自身的学习、不具备高深的学问就去教学，就等于误人子弟，害人误国。
叶剑英提出的这一教学理论，阐明了军事院校的历史使命，对教员治学和学员学习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叶剑英领导下，华北军大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许多教员把能找到的国内外军事学校的教材收集起来，并注重研究各战区的实战经验，自己编写教材，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军事教材30多种、政治教材20余种，丰富了教学内容。
叶剑英补吟打油诗
一次，学校一大队政委徐兴华背了一首打油诗：“生活太单调，出来逛逛庙，庙里泥菩萨，比我更枯燥。”这首打油诗引起叶剑英的重视。原来，由于军大住房紧张，许多干部学员家属来队又没有房住，思想上有些情绪。一个星期天，几个团职学员散步来到一个小土地庙，便在庙门上写下这首诗，另一位学员还补上两句：“转身往回走，回去睡大觉。”叶剑英让徐兴华将这首诗重背一遍，他加上两句：“楼上死了人，楼下不知道。”意思是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报告。他当即指示，马上解决来队家属住房问题。来队家属多了，学校的存粮消耗增大，影响学员生活。有的学员编了顺口溜：“华北军大开饭店，老婆小舅来吃饭，队上存粮三千斤，不到仨月全吃完。”叶剑英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牢骚。他马上给华北局写报告，解决来队家属的吃粮问题。同时，开办家属半工半读学校和子弟学校，既让家属有劳动收入，又提高文化水平，还使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后，一部分教员随刘伯承元帅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部分到北京参加训练总监部工作，大部分骨干留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后几经演变，成为现在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徐宝库）

本文来自:福州新闻网
http://mil.fznews.com.cn/shgc/2009-2-2/200922XRC4REX+ON165417.shtml

    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更為人們傳頌的，是毛澤東送給他的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素有“儒將”之稱的葉帥，其過人之處大概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明斷是非，果敢抉擇，且謀慮縝密。

葉劍英元帥（1897－1986）

    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送葉劍英那兩句話的。原話是：“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涂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涂。”據薄一波回憶，大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毛澤東插話說：我曾送給葉劍英同志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看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這兩句話，故流傳甚廣。

    這兩句話，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自題聯語，意在借諸葛亮和呂端的為人行事之風以自勉。諸葛亮掌軍理政之謹慎，史家有共識；呂端的“大事不糊涂”，或許知其詳者不多。查《宋史·呂端傳》，宋太宗想以呂端為相，不同意者說呂端糊涂，太宗卻認為“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何謂“小事糊涂”？無非是在不關涉原則大道、只涉及個人利害得失的問題和事情上，不斤斤計較，大抵有所謂盛德若愚之風。諸如不滿呂端的人四處散布他的謠言，呂端知道後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再如，他和名臣寇準同列參知政事之職，且排名在前，呂端主動提出“請居準下”。不久呂端升任宰相，“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這正是他“小事糊涂”的一面。何謂“大事不糊涂”？就是在關係朝廷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堅持原則，是非分明，有舍我其誰之慨。比如，朝廷要捕殺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呂端知道後堅決反對，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籠絡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時，內侍王繼恩擔心有才幹的太子繼位妨礙其專權，同李皇後合謀另立。呂端覺察其姦，把王繼恩看管起來，去說服李皇後不要改立。太子繼位，垂簾召見群臣，獨呂端不拜，他讓人打開簾子，上殿看清楚確是原先的太子後才退殿下拜。可見，在小事上糊涂，有柔，有寬，有退；在大事上不糊涂，有剛，有嚴，有進。剛柔相濟，寬嚴並用，進退得當，才能有利于大局，幹成大事。也可以這樣說，在小事上糊涂一些，更有助于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澤東借呂端評價葉劍英，主要是指他能夠在大關節處看清要害，做事情從大局出發，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說法，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一件是1935年長徵途中，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除此兩件外，葉劍英一生中還有其他一些可為稱道的“大事不糊涂”之舉。如1922年陳炯明叛變，他挺身而出，率部保衛蒙難廣州的孫中山。1926年北伐軍打下南昌，蔣介石讓他做其嫡係第一軍第一師的師長，葉劍英予以拒絕。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他通電反蔣，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南昌起義的緊要關頭，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將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以阻撓起義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賀、葉商量對策，保證了起義順利進行。從紅軍時期開始，葉劍英長期在我軍總部負責參謀工作，多建帷幄運籌之功。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他“單刀赴會”，更有“舌戰群儒”之舉。“文革”初期，面對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搞亂黨和國家的局面，葉劍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九一三事件後，葉先是配合周恩來，後襄讚鄧小平，經受了黨內艱難的政治局勢的考驗。凡此等等，說明他能夠作出薄一波說的兩大貢獻，絕不是偶然的。葉劍英曾在一首《題畫竹》詩中說“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這可視為他在大關節處最能彰顯政治品格的生動寫照。周恩來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稱譽葉帥，大體也是這個意思。

    能在大關節處顯品格，需有謀有斷，有動有靜。如果一路走來，總是風風火火，缺少內斂，就可能像毛澤東常常引用的《後漢書·黃瓊傳》裏的那兩個比喻一樣，“峣峣者易缺，噭噭者易污”。葉劍英為人隨和，平時謹言慎行，善謀善思，很懂政治藝術，素有“參座”稱謂。觀葉帥言行，常常讓人想起北宋末年愛國名將宗澤的詩句：“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胸中有數且從容應對，關鍵處便見出英雄本色。此外，葉劍英才兼文武，學識豐富，也素為人稱道。好學深思，可以勵志、致知、正德、養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養，就不會莽撞行事，更不會計較小事或小題大做。

 檢閱空軍部隊的葉劍英元帥。

    作為元帥詩人，葉劍英對大事的許多思考，常寓于詩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賦詩雲：“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一句“眼底吳鉤看不休”，沉淀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同時創作的《七律·遠望》，更以其“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的精當比喻，傳達出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走向和前途的擔憂。此詩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澤東一字不差地把葉的《七律·遠望》書寫下來送給孩子，連在什麼時候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葉劍英在一首《虞美人》詞中說,“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衝！嚴關過後艱難在，思想幡然改”，也頗見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大關節”處所作的深邃而辯證的思考。

    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文才和見識的稱道，有一個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引用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幾句，稱三國時孫權“是個能幹的人”，並要葉劍英當場背誦了全首詞。毛澤東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此人（指葉劍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吳法憲。就是吳法憲不行。”這段話有三點值得體味。一是毛澤東有意把“生子當如孫仲謀”改為“當今惜無孫仲謀”，似乎生出了人才匱乏的感慨；二是讓葉劍英背誦辛詞，當眾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賞之情；三是稱道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肯定了葉在對待林彪集團的這個大關節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

    事實上，林彪事件前，毛澤東就想到了當時“靠邊站”多年的葉劍英。1971年8月28日在長沙同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汪東興談話時，他重提1935年的電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無疑是關鍵時刻的一次任命。葉不負重托，同周恩來等一起妥善處理了林彪事件發生後軍隊中的遺留問題。此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率先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于是，毛澤東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特別提出：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我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1974年周恩來住院後，為了不讓大權旁落“四人幫”，葉劍英在鄧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屢屢建言，得到毛澤東多次讚賞。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人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讚成照他的意見辦。”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曾受到“四人幫”的阻礙———引者注）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則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在1975年1月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曾兩次提出他不再主持軍委工作，要鄧小平主持。為此，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寫信向毛澤東告了一狀，說葉劍英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毛澤東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閣。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劍英再次體現了他在大關節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葉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等人的配合下，鄧小平在這年的7、8、9三個月主持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上所述，葉劍英在“文革”後期，對黨內健康力量的形成，對抵制“四人幫”的幹擾，確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澤東的識人之明和對葉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畢現于情辭。在他看來，“大事不糊涂”的葉劍英，富有政治智慧和決斷膽識，足可謀大局、當大任、托大事，也就是說，在大關節上靠得住，能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大事不糊涂”，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氣度、做事的識見能力均站在了歷史的高處。

    毛澤東彌留之際，有一個讓人尋味不盡的細節。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分組與他告別。毛澤東此時頭腦還清醒。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動了動手臂，葉未察覺。葉劍英告別完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吃力地以手示意，讓工作人員招呼他回來。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只能用一只手緊緊握住葉的手。

    葉劍英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一定要交待什麼事情，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回去呢？為此，他想了很多。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責任編輯：王香平）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時,葉劍英已是有51年黨齡的中共領袖人物了。他在這次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會議上,高舉民主與法制的大旗,並以此批駁封建法西斯主義,總結“文革”教訓,展望未來,意義極其重大深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紀念活動馬上就要到了,每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話要說,要紀念那些最有感觸、最有意義的事情。葉劍英同志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就是一篇應該很好回顧、學習、紀念的重要文獻。紀念應有慎終追遠、承前啟後的意義,還要有溫故知新、繼往開來的價值。人們對以往歷史的興趣總是和對當前生活的興趣呼吸相通、連為一體的。

　　葉劍英在講話中鮮明地指出，“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

    葉劍英是我國十大元帥之一,開國元勳。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他與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一起為社會主義祖國立下不朽功勳。

    但“四人幫”究竟是什麼人?代表一種什麼社會力量?在揭批“四人幫”的前兩年,普遍的認識還沒走上正路,甚至還十分荒唐!

    按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慣性思維,既然資產階級是我國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那麼“四人幫”當然就是新老資產階級分子,當然就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總代表了。既然毛澤東把這種敵人稱作“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這頂帽子從老幹部的頭上摘下,扣在“四人幫”頭上就是最自然不過的了。那時的批判就是這樣做的。“四人幫”倒行逆施,人神共憤,罪大惡極,但上述這種批判能服人嗎?不但不能服人,而且發展下去終將葬送中國共產黨的道德信譽,還會給人一種成王敗寇的印象。什麼時候我黨的理論水平低至這樣一種可悲的狀態,好像不給“四人幫”戴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帽子就不足以置“四人幫”的理論、路線于死地。這一情況非一朝一夕所致,自1957年反右以來,一直如此。在把“四人幫”作為走資派批判的高潮中,某國家機關在1976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四人幫”反對在市場領域內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指責“四人幫”唆使地區之間搞“自由貿易”。這樣的批判只能讓“四人幫”訕笑于地下。他們會說:今日之中國才是資本主義呢!誰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誰在和美帝國主義開展經貿合作,現在的私營企業主算不算資本家?

    第一個正確指出“四人幫”社會階級本質的中央領導人是葉劍英。他態度鮮明地指出“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

    林彪、“四人幫”所以在民主問題上制造混亂,絕不是要反對什麼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要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絕不要再上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98頁)

    我說葉劍英是“倡導破除封建主義迷信的第一人”,是指在最有資格縱論放言的開國元勳中,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是第一人。當然,有此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在黨內外已零星露頭。可以說葉劍英是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觀察、研究“四人幫”,並與之周旋最久的一個人。他的認識對我們了解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中國文化均有重大意義。這是觀察中國問題的一個大前提。他認為:

    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過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的。(同上,第501頁)

    “四人幫”及重要骨幹的經歷、地位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內非常非常一般。他們完全是在一種特殊關係光環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動之實的陰謀手段扶搖而上的。葉劍英一針見血地指出:

    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同上,第501頁)

    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錯誤,就是把自己、把無產階級專政概括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無疑為“四人幫”兜售其姦大大打開了可乘之門,江青接著就叫嚷:“共產主義也有女皇。”葉劍英對此十分激動地說:

    他們對任何與他們不同的意見都扣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使得我們的思想被搞亂了,分不清什麼是封建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同上,第501頁)

    在葉劍英看來,“四人幫”既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大帽子殘害全國人民；又用“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絞索,扼殺科學文化。其實“四人幫”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根本不了解,他們是當代中國最落後、最野蠻、最反動、最無信義、最會享樂的封建勢力和流氓無產者的代表。所以葉劍英在講話中號召全黨:

    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同上,第501-502頁)

    當時,全國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解放雖已啟動,但還未形成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不少黨員、幹部前怕狼後怕虎,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葉劍英對此深有感觸地說:

    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來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存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後,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同上,第501頁)

    葉劍英反對封建主義絕不是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而是有深厚理論根底和豐富閱歷的。1980年6月他對耀邦同志說:

    掃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為19世紀40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制,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為一個奴隸。……孟夫子都懂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個孔夫子不行,三天沒有皇帝他就飯也吃不下了。

    好在葉劍英並不孤立,從民主革命走過來的許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維漢十分鄭重地提出這個問題。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醫院看望李老,李維漢結合自己五十多年黨內生活的經歷,對耀邦同志細說了他對封建主義思想在黨內遺毒的認識。

    耀邦同志對李維漢的意見深表讚同。他考慮這一問題也非一日,他回答:“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來領導進行才行,”並建議他直接找鄧小平談談反封建這個問題。

    半年之後,1980年5月24日,李維漢向鄧小平誠懇闡述了他反對封建主義的觀點。他的開場白是:

    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係、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裏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採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現在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生。(《石光樹研究文集》,第158頁)

    李維漢是大革命時期中共的領導人之一。他十分清楚教條主義對我黨的危害。交談中,他又說:

    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批判教條主義,從1930年算起有十五年,從遵義會議算起也有十年。但對封建主義在黨內的遺毒毛主席沒有完全認識。他認為:(我黨在)理論上、思想上的封建遺毒還沒有來得及清算。……缺少了從理論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清算封建遺毒這一面。(同上,第162頁)

    小平同志的反應相當敏銳、及時,全力支持他的意見。鄧小平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指出“興無滅資”這個口號有缺點、不完全。指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可以不宣傳。第二個行動就是在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在講話的第四部分,重點論述了“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並要與“制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聯係起來。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這個講話合理合法地成為我黨的一項重要決議,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從而成為我黨全面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紛繁復雜的政治環境下,葉劍英作為“破除封建主義的第一人”,他的眼光、胸懷和對黨的負責精神就越來越值得我們後來人學習、紀念。

    講民主、法制，這是三中全會的一項重要成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

    我軍十大元帥,都從長期的戰爭中走來。元帥們一直秉承了井岡山時期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既是軍事家又是政治家,視人民為父母,全心全意為人民打江山,是軍中戰神,而絕不是輕言徵戰,以“殺戮為耕作”的粗野武夫。元帥們(除一人外)普遍還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講民主、講軍事民主；講紀律,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軍元帥中以雍容儒雅風范統領大軍的就不乏其人。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講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講民主、法制。這是三中全會的一項重要成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後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都有充分的論述。本文只想說明一下葉劍英同志為何如此重視我國人民生活中的民主與法制問題。

    首先,葉劍英十分理解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革命。十分清楚提出這一革命任務的全部現實根據,就是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對這樣一個社會,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時還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是歐洲啟蒙主義倡導的民主、自由、人權。這種文化舊民主主義視之為福音,新民主主義也舉之為旗幟,資產階級要利用,無產階級也要利用；資本主義奉為神聖,社會主義也不能排斥。但在打倒地主階級,廢除封建生產關係,並對從孔夫子一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中國歷史文化作出全面科學總結之時,絕不能把封建社會形成的皇權至上的專制制度、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君父觀念的倫理綱常、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人身依附的宗法關係的次生形態,移入當代社會,移入共產黨內。

    葉劍英的革命生涯,是從參加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始的,並直接追隨過孫中山先生,接受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世界大同的博愛思想,在此基礎上,又轉向了共產主義思想。“四人幫”大批民主派,像葉劍英這樣的老同志怎能服氣?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時,葉劍英已是有51年共產黨黨齡的中共領袖人物了。他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這次會議上,高舉民主與法制的大旗,並以此批駁封建法西斯主義,總結“文革”教訓,展望未來,意義是極其重大深遠的。第二,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進步人士對“四人幫”及“文革”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戰場就是民主和法制問題。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應在國家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民主、自由,都有行使自己民主自由的權利。任何民主都有其公開、透明、公平的程序。這些程序都要和法律相配套。民主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孤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不但是程序民主,也要擺脫資本主義民主的局限,不斷向實質民主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國人民生活在這種民主制度下,“文革”就無從發動,劉少奇作為共和國主席就不會手持憲法還無法制止“文革”對他的羞辱和迫害。

    但“四人幫”及極左路線竭力要制造一種恐怖,鼓吹“民主”是虛偽的,“法制”是禁錮革命行動的。正如葉劍英在講話中所言:

    林彪、“四人幫”混淆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于復辟資本主義。……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只怕是背離了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實在的民主,因為它只對反抗的剝削階級實行專政,對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權利。(《葉劍英選集》,第497-498頁)

    只有在民主法制問題上“四人幫”制造了混亂,通過黨報黨刊黨的電臺撒下彌天大謊,他們的姦計才能不受任何檢驗,暢行無阻。

    第三,葉劍英在總結“文革”教訓時,從民主法制又談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這年的3月5日,葉劍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1954年,我國制定了第一部憲法,這是一部反映人民意志的好憲法,但沒有認真執行,沒有正確處理好黨、政府和人大的關係,隨著個人迷信的盛行,任何一項運動,最高領袖任何一個指示,都可以衝擊憲法,高過憲法,所以人大落下個“橡皮圖章”之譏。葉劍英如何對待這項工作呢?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明心跡:

    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麼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那麼我這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同上,第500頁)

    葉劍英公開講出人大常委會是否可能會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這些話來,我想在我國的人大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吧!葉劍英對民主法制問題看到了兩個方面,一是防止像林彪、“四人幫”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兩面派、封建法西斯分子在黨內興風作浪,竊取國權、黨權；一是著眼未來,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定要健全民主法制,一定要加強民主法制的建設,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他代表人大常委會向中央工作會議表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立即著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訴訟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種經濟法等等,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制。(同上,第499頁)

    說起來也怪,1954年第一部憲法誕生之前,我國倒是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工會法”、“婚姻法”。憲法出來以後,全國人民最關心的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卻一直沒有制定出來,遑論什麼“物權法”了。

    葉劍英還說到“各種經濟法”,自然也和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和改革開放政策挂上了鉤。1979年,也就是葉劍英榮任委員長的第二年,人大以葉劍英的名義,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部經濟法。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廣東梅縣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打倒“四人幫”後的第二年——1978年他榮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五年後的1983年3月25日,他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不再提名他為六屆人大代表,不列入六屆人大委員長候選人名單。1985年9月他與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函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躬身力行為我黨廢除封建性的終身制,實現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作出光輝榜樣。1986年10月22日午夜過後,葉劍英在北京住所病逝,享年89歲。隨後安放葉劍英同志遺體的靈車在全家的護送下,于當天淩晨三時靜靜、默默地駛向301醫院,沿途不設崗、不布警。當天下午,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紀念長徵勝利50周年的大會上,耀邦同志宣布了這一噩耗,全體人員起立默哀,全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黨在肅清封建主義遺毒,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艱巨的任務需要完成。如在不少人的頭腦中,還缺乏“以人為本”的思想,顛倒了群眾和公仆的關係,人治重于法治；對人的個性解放,尊重人權的意識還遠遠沒有到位；很多地方存在的人身依附、官本位、以權謀私等現象並未得到有效遏制；以言代法、執法不公,選擇性辦案的現象還相當普遍；家長制、一言堂作風仍有相當的市場。這些老問題應抓緊時間解決,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新時期的眾多課題又不斷撲面而來,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為何產生許多驚人的權貴資本?對新的社會階層如何團結、引導、幫助、教育?就說“三農”問題吧,現在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大社會課題。城鄉二元結構,工農利益的巨大反差是什麼問題,說嚴重點就是社會等級問題,這絕不應是社會主義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現象。毛澤東有論:

    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75頁)

    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資產階級民主消滅了社會上的等級現象,社會主義民主應在此基礎上逐步消滅階級。在這方面,我黨既有補課任務,又有開拓前進的歷史責任。

    我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黨的利益就是全國人民的利益,就是全國人民利益的集中反映。“只有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也只有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的法制,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也是葉劍英三十年前講過的一段話。今天回顧三十年前那歷史性的一幕,人們倣佛還在聆聽他報告演講,他那雍容大度的儀態倣佛還在鼓勵我們完成未竟的崇高事業。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

　來源：北京日報   2008年12月03日

1941年9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負責人林伯渠、謝覺哉等舉行了一次宴會，革命老人和老儒碩學，濟濟一堂。席間，林伯渠倡議成立懷安詩社，並即席詠五律七律各一首，開唱了這個詩社活動的第一聲。與會諸君隨之唱和此起彼落。其中，朱嬰的紀事詩有這樣的句子：“主人笑謂今日好，群賢雅集意洋洋。在昔蘭亭傳盛事，此時延水後先望。山光水色相瀲灩，物情人意費主張。”“懷安不為古人婢，願為古人添新裝。懷安不為今人笑，願與今人共平章。”這就是現代詩史上有名的延水雅集。

　　懷安詩社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史上第一個古典詩詞詩社，它是一個業餘性的文藝社團，也沒有什麼章程、固定社員、入社手續和義務權利一類的規定。詩社的作者圈大約50來人，散于各方，其中的老一輩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如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範亭，乃至朱德、董必武等人，被尊稱為“懷安諸老”，他們以詩言志，以詩抒懷。那時沒有條件出詩刊，懷安諸老寫詩，自備一冊，將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與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與第三人，如是輾轉傳遞，互相唱和，名曰《懷安詩抄》（後在《解放日報》副刊上開闢“懷安詩選”專欄）。他們以獨特的藝術風格，抒發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和對革命的赤膽忠心，反映了革命戰爭和建設的歷史，體現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

　　詩社何以取名“懷安”，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曾做過解釋：“邊區建設民主政治，必須使老者能安，少者能懷。”期望延安革命者把邊區建設成為一個老幼都有所養的熙熙和樂的幸福社會。至於懷安詩社在什麼時候結束的，則很難有確定的日期，不過，根據詩社社長李木庵集存並計畫編輯出版的《懷安詩選》的時間下限看，大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

　　葉劍英是懷安詩社的重要成員。1941年1月11日，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在得知新四軍在皖南被包圍、襲擊的消息後，致電中央書記處：董老來渝，劍英四年在外，仍以能回延安參加七大為好。毛澤東收到電報後批示：董去渝，葉回。根據中央指示，1月中旬，董必武離開西安經成都赴重慶，繼續協助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和重慶辦事處工作。2月2日，葉劍英返回延安。2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繁忙緊張的軍務之余，葉劍英積極支持和參與詩社的活動，並與懷安諸老有過詩詞唱和。

　　1941年3月，被毛澤東譽為“有雲水襟懷，有松柏氣節”的續范亭將軍來延安治病休養。葉劍英與續範亭神交已久，因而一見如故。9月，懷安詩社成立不久，葉劍英便寫了《贈續范亭司令並呈懷安諸老（二首）》：其一，“孫陵碧血長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剩有殘軀效李牧，雁門關外殺敵回。”其二，“投身革命將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懷。君獨傷時異工部，小戎離黍托詼諧。”這兩首詩熱情歌頌了愛國將領續范亭的抗日英勇業績，鞭撻了國民黨政府賣國反共的罪惡行徑，激勵全國軍民團結抗戰。第一首詩從續範亭到中山陵剖腹明志起筆，抒寫了他甘灑熱血，獻身自由的愛國壯舉，接著，諷刺國民黨蔣介石昏庸賣國就像阿斗一樣，歌頌續范亭效法戰國末期名將李牧，不顧身體傷殘，奔赴抗日前線，轉戰雁門關內外，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第二首繼續讚頌續範亭並兼及懷安詩社諸老的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最後用唐代詩人杜甫的感傷詩與續範亭的革命詩歌相比，指出續範亭詩作沒有杜甫那樣的悲觀感傷，而是以幽默詼諧的筆調，抒發出革命的樂觀主義情懷。而以往被忽略的第五六句尤其值得一提，這是引用《論語?公冶長》中的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懷安”一詞即出於此。意思是老者得安，少者得懷，也就是說，革命成功之後，人民不論老少都能獲得翻身解放，過著安居樂業的和諧幸福生活。這是革命的目的，也是對未來的憧憬；既交代了“懷安詩社”的命名起源，又歌頌了續範亭和懷安諸老的革命理想和情操．並盡情地抒發胸臆，可謂一語多用，構思精巧。

　　葉劍英的這兩首詩很快在懷安詩社尤其是懷安諸老中傳開了。9月28日，遠在重慶的董必武讀到葉劍英的詩並獲悉延安詩壇的喜訊後，十分高興地寫下了《聞延安成立“懷安詩社”，賦四絕兼呈吳徐謝林諸老、朱總司令、葉參謀長》：其一，“韻事曾傳九老圖，東都無警亦無憂。而今四海皆烽火，酬唱懷安古意浮。”其二，“黃河西岸北山陬，抗日民權最自由。地僻更加封鎖緊，不教佳話出延州。”其三，“季子徐君氣誼投，希深處仲亦風流。指揮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葉劍侯。”其四，“巴蜀漂泊又經秋，搜索枯腸試打油。鼓吹休明吾豈敢，謳歌禦侮賦同仇。”第二首中的季子、徐君、希深、處仲分別為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

　　1942年春天，毛澤東先後在延安做《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拉開了全黨整風的序幕。這個春天也是葉劍英從重慶返回延安的第二個春天，他懷念在重慶的戰友，懷念董必武，並期望能在整風中向董老學習，於是寫下了《懷董老》：“飄然時危不老翁，卅年堅持旌旗紅。篤勝力行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日常生活稱老好，原則從未許通融。春風駘蕩懷人遠，安得歸來共整風。”7月2日，董必武作《口占和葉參謀長韻》：“失馬忘憂似塞翁，喜見東方日吐紅。咬得菜根無別異，看將桃葉與君同（君居近桃林，重慶紅岩亦有桃千株也――原詩注）。四年生產食先足，一瞥延安樂已融。歸計不成歪莫整，披襟權受大王風。”董老想得很仔細，想到延安桃林和重慶的桃林，想到延安大生產運動之後豐衣足食的安樂景象，想到戰友參加整風學習境界的提高，體現了一種“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真誠和信任。

　　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偽造中國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污蔑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還暗示兩年內消滅中共。中共對這本書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蔣介石集團的陰謀，說明中共及其領導的部隊已經成為抗戰的中堅，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反對內戰，反對分裂。

　　8月16日，該報登載續範亭讀《中國之命運》的《感言》，批判蔣介石，讚揚共產黨，其中有一段還談到葉劍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曾向重慶來的聯絡參謀說過：‘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不給吃，不給穿，不給槍彈，也是要服從抗戰到底的。’這還不夠便宜麼?為什麼還要一定把人置之死地？實在告訴你們吧，現在大奸賣國的秦檜雖有，再不會有多少愚念誤國的岳武穆了！”

　　續範亭還揮筆寫下了一首題為《贈葉劍英將軍》的詩：“十八集團參謀長，有謀有勇且知方。我與將軍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觴。酒味雖薄情誼重，滿座賓客盡賢良。慷慨痛陳天下計，兄弟誓死不鬩牆。最後一句酸辛話，今日無奶也是娘。”這首詩不僅在懷安詩社一傳十十傳百地流傳開來，還迅速傳遍延安，一時成為抗戰詩壇佳話。

　　抗戰勝利後，中國向何方去的問題擺到了國人面前。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為爭取國內和平而竭盡全力。而蔣介石集團玩弄和平陰謀，暗地裏調兵遣將，企圖一舉消滅解放區。1947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鑒於國民黨軍隊集中兵力進攻山東和陝北的嚴重局面，決定將黨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前委即黨中央的精幹機關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各項工作；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副書記的中央後方委員會開赴陝西西北臨縣地區，統籌後方工作。儘管葉劍英肩負重任，日理萬機，工作異常繁忙，他還是時不時抽空到後甘泉村去看望懷安詩社諸老如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李木庵和李六如、張曙時等人，關心諸老的生活起居、交換時局看法、探討土改政策、談文論詩，等等。

　　1947年11月25日，謝覺哉“聽參座講土地會議”後，有感而做詩兩首：“普遍之理必平易，艱巨之事重分明。燎天火要村村點，出陣兵需個個精。應知徹底非穿底，準備圍城到進城。同樣戰爭分兩部，小蔣大蔣一時平。”“反右始來反左終，都緣思想未能通。幹群腰要兩頭撐，成富案經三榜公。檢討立場曾否穩，安排戰術詎從同。中堅更有貧農會，主體還須黨內純。”12月21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聽劍英同志講土地會議，北伐時的統一戰線很好的，把北洋軍閥孤立了。由於‘左’的錯誤政策，卻把自己孤立了。蘇區裏赤白對立，買不到東西，像海中孤島，白區裏剩下些光棍黨員，最後連根都拔掉。現在我們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援，蔣介石集團則日形孤立。但是我們並不是沒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確的執行聯合中農，聯合中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才可避免。”

　　1947夏秋間，葉劍英離中央後委駐地山西三交雙塔村到河北建屏西柏坡惡石溝參加全國土地會議。在返回時途經山西五台縣，抽暇參觀了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臺山。當葉劍英看到寺內許多文物古跡遭到破壞時，心情十分沉重。陪同的人員告訴他：群眾說五臺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還帶兵和槍。土改中，群眾鬥爭了和尚，把寺院的許多東西當成大地主的浮財分了。葉劍英聽了這話，沉思了許久。下山後，他對縣委的負責人說：“你們領導群眾反對地主階級，包括反對封建迷信，這都是對的。但是，反對封建剝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壞歷史文物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五臺山寺廟，是勞動人民修建的，體現了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和風格。廟中的東西，大多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破壞了十分可惜。你們應採取措施，保護這些文物。”縣委的負責人聽了葉劍英的話很受教育，並很快採取了一些保護文物的措施。在遊覽五臺山藏經樓時，葉劍英曾拾得被毀棄的三張佛畫像，十分愛惜地加以珍藏。離開五臺山時，他騎在馬上一邊吟唱劉禹錫的《烏衣巷》和剛剛寫就的絕句，一邊感歎地說：“可惜呀，可惜呀！這是封建剝削的象徵，也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啊，今後還要為人民服務的，這樣破壞真可惜。”到了1951年秋，葉劍英將上述拾得的三張佛像畫片請專家補綴起來，並作補記：“1947秋，予參加阜平西柏坡全國土地改革會議，歸時游五臺山，時已經土地改革，作三絕以紀之。這三張畫像，即在藏經樓上的破片也。1951年鑲補于廣州，1952年1月21日補志。”

　　葉劍英曾作《過五臺山》三絕：其一，“千年古刹千年債，萬個金身萬姓糧。打破禪關驚破夢，未妨仇恨是輕狂。”其二，“荒涼殿宇有啼鴉，稀世藏經灰化也。昔日莊嚴金佛像，而今流落萬人家。”其三，“南臺山上白雲低，人在雲中路徑迷。可有神工能掃霧，容吾放眼到平西。”

　　第一首詩中，前兩句揭露了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利用五臺山殘酷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罪惡。指明寺廟內供奉數以萬計金光粉身的神仙菩薩塑像，養著許許多多的僧人。山上的龐大開支和消耗，都是由山下老百姓獻出大批錢糧來擔負的。後兩句形象地描繪出勞動人民翻身做主，揚眉吐氣的另一番景象：佛家打坐靜身的禪堂被砸爛了，封建地主的酣夢被驚破了，罪惡的世界被顛倒過來了，表現了詩人熱烈支持土改群眾運動的堅定立場。第二首詩反映經過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後五臺山地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金碧輝煌、香火不斷的廟堂殿宇，如今變得滿目荒涼冷落，再也聽不到求神拜佛、敲打木魚的喧鬧聲音，只有幾隻烏鴉在那裏發出淒苦的哀啼。一些稀世少有的佛教經典，已付諸火炬化成灰燼了。往昔那金光閃閃的偶像，如今已打翻在地，流落到千家萬戶的平民手中。與此同時，詩人對在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宗教文物遭到破壞感到隱憂。

　　葉劍英是作為高級軍事領導人來參加這次全國土地會議的，其思緒很快從五臺山轉向前方戰事，於是第三首詩轉向對各解放戰場尤其是華北戰場的勝利憧憬。詩人以白雲之低襯托南台之高險，指出置身於飄忽繚繞的雲海中，就極可能迷失路徑和方向。詩人想像借助神仙的功力將障眼的層層雲霧一掃而光，放眼華北戰場，看到北平的解放，該是多麼欣喜若狂啊！

　　葉劍英的《遊五臺山》三絕，一經傳開，當即在黨的高層和文化人之中引起轟動，懷安詩社諸老的和作絡繹不絕。例如，朱德的《和葉劍英同志<過五臺山>詩》：其一，“廣大神通難賴債，強舍金身償舊糧。食盡農民千載粟，清還一點不為狂。”其二，“禪宮寥落亂飛鴉，掃地出門罪佛也。修道院成休養院，榮軍個個好為家。”其三“五台高聳白雲飛，天朗氣清路不迷。世人覺醒何須佛，來自西天去自西。”又如，董必武的《和劍英同志<過五臺山>三絕句》：其一，“曆萬劫魔猶有債，食千年粟要還糧。前人造業後人報，如是我聞佛亦狂。”其二，“無神無佛好棲鴉，紺宇琳宮是幻也。貝葉忽飛金像散，文殊何處再為家。”其三，“秋雨秋風一葉飛，白雲深處五台迷。撫今感昔多豪宕，好句傳來我欲西。”謝覺哉也有和詩。他在1947年11月25日的日記中記載葉劍英參加土地會議和遊五臺山歸來後前來看望他以及他作和詩的細節：“枕上和參座遊五臺山詩（第二三首記不全，原韻未照次也）：無計重參喜歡佛，無人再送道場糧。荒唐故事荒唐像，當日文殊亦病狂（參坐示以在五臺山得的喜歡佛，喜佛銅像，男是牛頭，傳什麼時候人被殺絕，一女伏牛腹下得脫，此牛是文殊化身，旋複化為人，和女性交得傳種）。飽餐狗肉卷袈裟，血染屍橫跨戒刀。坼去亭子推倒佛，耐庵文字古今豪（五臺山寺，土改中多被破壞）。天下名山僧占多，剩經殘碣足磨挲（見示殘經數紙，黑紙金泥調白書的）。重來真是清涼地，避暑療屙勞動歌。”

　　參加革命將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懷！如今，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安康而奮鬥了一輩子的革命老人一個一個地離開了人世。197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彙集的懷安詩社老人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續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錢來蘇的詩集，葉劍英欣然為之題寫了封面書名《十老詩選》。到如今葉劍英也去世20餘年了。葉劍英與懷安詩社諸老的交往一直成為文壇佳話，人們不僅能從他們的唱和交往中欣賞到古典詩詞的魅力，還能感受到他們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共產主義情懷。

葉劍英在湖南的三次不尋常經歷

金立昕

　葉劍英元帥生前曾多次到過湖南。其中，有3次經歷頗不尋常：第一次是1938年遭遇“長沙大火”，第二次是1939年創建“南嶽游幹班”，第三次則是1969～1970年間“流放”湖南。



　　第一次：從長沙大火中脫險



   1938年10月25日淩晨，葉劍英和周恩來率領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最後一批人員，在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乘卡車撤離。途經湖北應城、天門、沙市、公安到達湖
南常德。27日，輾轉抵達長沙。此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各部長官以及陳誠的第九戰區司令部均已雲集於此。長沙，一時取代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
中心。



　　葉劍英到達長沙的當天晚上，就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邀請，出席了該廳舉辦的時事座談會，並作了題為《廣州、武
漢淪陷後的抗戰新局勢》的演講。他從分析抗日戰爭的性質說起，列舉中國抗戰一年多來所取得的進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難，雄辯地指出：“15個多月以來的事實證 明：隨著時間的進展，日本消耗增大，中國戰鬥力提高，國際援助增進。這三者貫串在一條堅持抗戰的紅線上。” 這一年，葉劍英剛剛41歲，正是一個軍人最成 熟、最富活力的黃金年代。講臺上，一身戎裝、英俊威武的他意氣風發，侃侃而談。在談到人人關心的廣州、武漢失守後的局勢時，他充滿信心地說：“抗戰前途尚 有許多的困難，但我們必須認定，這些困難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們必須在發展的過程中去把握抗戰勝利的前途！”葉劍英的這篇演講，高屋建瓴，氣勢 如虹，強烈地感染與振奮了與會人員的情緒。



　　然而，走出會場，長沙城四處彌漫著的那種動盪不安的氣氛，卻令人備感壓抑。此時，隨著廣
州、武漢的先後失守，原配備在鄂南和湘鄂邊境的兵力已迅速轉移——湖南從抗戰的後方變成了前線。湖南省府正依次分批遷往預定的戰時省會——沅陵。蔣介石和 一些軍政大員們在此開了幾天高級軍事會議，檢討武漢作戰中的教訓之後，便匆匆轉移到南嶽衡山去了。周恩來和葉劍英繼續留在長沙，參加中共代表團各種會議，
廣泛接觸湘省各界人士，商談抗日救國事宜。



　　在此期間，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找到葉劍英，商談湖南抗戰問題。張、葉兩人早在廣州黃埔軍校時就相識共事，抗戰開始後，兩人交往較多，私誼甚厚。談話中，張治中表示：我自己決定不隨省府西遷，而以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衛團總團長的名義，調派少數人員，組成軍事性質的行署，準備隨戰局形勢而機動地轉移，並選定邵陽為比較固定的駐地，就近指導戰區的政務，策動展開廣泛的遊擊戰。張治中向葉劍英提議，聘請他當省府的高級顧問，領導湖南全省打遊擊戰。對此，葉劍英欣然允諾。



　　就在張、葉這次晤談後不久的1938年11月12日上午 9時，張治中接到蔣介石處發來的一份密電：“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中正文侍參。”此前，他還接 到蔣的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說：“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雖然對“焦土抗戰”計畫心存顧慮，但軍令如山，當即召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處
長徐權商討具體辦法，指定警備司令部負責籌備，由保安處協助執行。同時，他一再限令：“須在我軍自汨羅撤退後，再命令開始行動。”



　　由 於這是蔣介石的密令，張治中沒有把焚城計畫透露給周恩來、葉劍英。雖然他再三強調“要等到接命令後，先放空襲警報，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緊急警報時，即開
始行動”，但他萬萬沒有料到，日軍還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他的那些已成驚弓之鳥的部下“誤信流言”，迫不及待地燒城了！



 11月12日是
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午，葉劍英和周恩來出席了第三廳在離開長沙前舉行的總理誕辰紀念大會，然後指揮八路軍辦事處同第三廳人員向湘潭縣下攝司分批撤退，一
直忙到深夜12點。送走李克農、童小鵬等最後一批同志後，葉劍英給張治中打了個電話，詢問前線戰情。張回答：國軍仍堅守在汨羅防線，敵軍沒有過江。葉劍英聽罷，便與周恩來商議，今晚好好睡上一覺，明天一早撤離長沙。



　　睡前，葉劍英照例檢查了人員、車子的情況，見一切正常，才放心地上樓睡下。睡了沒多久，長沙火起！這場大火是如此的突然，火勢又是如此的猛烈，以至於葉劍英多年之後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晚的種種細節。1982年3月25日，他對《葉劍英傳》編寫組的同志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那 天夜裏，我們睡在辦事處的樓上。為了防止有人偷汽車，就把汽車放在大門口，派個警衛員睡在汽車裏頭。沒過多久，來了幾個放火的人。他們砰砰砰地敲汽車，說：“他媽的，你們還不走，燒死羅！”警衛員邱南章起來一看，城內已是滿天紅光，馬上咚咚咚跑到樓上來報告：“參謀長，參謀長，大火燒來了！”我一看，火都燒到我們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說著我走下了樓，到外面一看，滿天紅光，趕快跑回樓上找恩來同志，那時他是副主席。我說：“副主席！副主席！燒房子了！” 他說：“那樣驚慌幹什麼！”我們一起下樓來，出了大門，從一個巷子往外走。火已經快燒到巷子裏來了，四面都是火。我們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個人，便問：到湘江走哪里？因為剛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個人指著說：“到湘江往右邊走。”我們沿著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邊，沿著江邊一直走，走到天亮，長沙的大火還在燒，劈裏啪啦的響。我們好容易脫離了火海，當天撤到了湘潭。



　　到了湘潭，他們與正在那裏焦急等待的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郭沫若和第三廳的工作人員陸續會合。遭此大劫，宛如生死重逢，大家都為周、葉從火海中幸而脫險而激動不已。



  　在湘潭，葉劍英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著手佈置八路軍辦事處搬遷衡陽的準備工作。隨後，他顧不上休息，又陪同周恩來乘卡車返回長沙，協助有關方面調查災情，組織善後救災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出了撥款救災，清理街道，安置災民的辦法，並要求懲辦放火首犯，同時為張治中擺脫重壓，作了一些解釋工作。



　　事後，蔣介石從南嶽趕到長沙，舉行了軍事會審。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長徐昆、長沙市警察局長文重孚3人被處死刑，張治中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

第二次：創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



 “長沙大火”事件之後，葉劍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轉移到衡陽。1939年2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參與創辦國民黨舉辦的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



　　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的一個創舉。



  　早在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即將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漢與周恩來面見蔣介石時，就提出國共合作辦游幹班的建議。1938年11月下旬，周恩來、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南嶽召開的軍事會議，再次向蔣提出這個問題。蔣介石在會上說：“二期抗戰，遊擊戰重于正規戰。”並決定辦游幹班，要中共派幹部去教遊擊戰戰法。會後， 周、葉就有關辦班的具體問題與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毛澤東同中央幾位負責人研究後確定，派葉劍英帶一批得力幹部去南嶽參加主辦游幹班。



　　葉劍英在衡陽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恩來反復商量，決定抽調李濤、邊章伍等擔任教官，並立即著手從組織上、教學上進行準備工作。



  　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成立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不久，蔣介石親自兼任訓練班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被聘為訓練班的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接到通知後率領中共方面參加辦班的教官、工作人員、武裝警衛班共30餘人前往南嶽報到。訓練班本部設在南嶽聖經學校。葉劍英和中共方面人員集體住在山腳下一處名為“桔盈圃”的莊園內。



 1939年2月，訓練班開學。
訓練班的訓練內容包括：軍事教育，以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及爆破技術為主；政治教育，以民眾運動及遊擊戰政治工作為主。葉劍英借鑒當年他在紅軍學校辦學的成功經驗，強調教育訓練要從抗戰的實際出發，嚴格要求。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和講義教材，都由他直接審定。他還注意言傳身教，並告誡全體工作人員：“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我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給黨丟臉。”他還親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堅定的立場、苦幹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並書寫成條幅，張貼在八路軍教官集體辦公的第一教官室的牆壁上，用以自勵和互勉。



　　在訓練班，葉劍英不僅負責籌畫全盤教育工作，而且親自講授“遊擊戰爭概論”這門主課。其他幾位教官負責講授遊擊戰術和遊擊戰中的政治工作。



  　葉劍英每星期講課兩次，聽眾很多，有時達二三千人。連國民黨軍第九戰區的一些軍官也慕名從長沙、衡山趕來聽課。當然，來聽課的人動機並不相同。據沈醉回
憶，戴笠聽說葉劍英等在南嶽講課，很想把中共打遊擊的一套辦法學過來，便設法派軍統臨澧特別班的兩個副大隊長到訓練班工作、聽課。當時來聽課的，甚至還有南嶽各寺廟的和尚。課堂容納不下時，就在外面廣場講大課。葉劍英上課時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軍裝，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那精闢的見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風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場的聽眾。當時國際新聞社的一位元戰地記者高詠在一篇通訊中這樣描繪道：“在課堂上，遊擊戰爭戰略家葉劍英先生的遊擊戰爭概論一課，最為學員們所愛好。這一門課，在課表上規定是二十小時，占全班軍事學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課兩小時，總要發生學生提延長時間的要求。每一次上課，都是肅穆的空氣統治著課堂，遊擊戰爭的革命意義，遊擊隊產生的客觀條件，遊擊戰的運用……每一個單字，都在每一個聽眾的腦子裏爬過，也都在每一個聽眾的筆記簿上爬過。下課的號聲響了，聽眾還是不願意走，‘再講五分鐘好不好？’這個問題常常發出來，這話語裏充滿了迫切的求知心與戰士的要求。”



  　葉劍英不僅講遊擊戰，而且講軍民團結，講堅持抗戰的道理。有一次，他講到軍民關係，用魚和水的關係說明進行遊擊戰爭必須要緊緊依靠群眾，在敵後作戰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群眾。湯恩伯在旁聽了，用手指著葉劍英對學員們說：過去我們為什麼老打不過他們呢？因為他們同群眾是魚水關係。



　　葉劍英非常注重實踐，為了鍛煉學員在遊擊戰爭中開展政治工作和民運工作的能力，他倡議各隊利用節假日到鄉間去，並且常常親自帶隊前往，訓練學員掌握實地宣傳組織民眾的方法，學習八路軍的作風，密切與當地群眾的聯繫。4月23日，他將在南嶽游幹班的工作情況寫成一個報告，派人送給在重慶的周恩來，並報中共中央。



  　南嶽游幹班第一期學員于5月15日畢業。在畢業典禮上，葉劍英講話完畢，在一片掌聲中帶頭高呼“抗戰到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 歲！”的口號，會場上群起呼應，喊聲震撼南嶽群山。學員們依依不捨，拿著自己的筆記本、紀念冊，紛紛請求葉劍英題詞留念。葉劍英揮筆給大家分別題寫了“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去”、“路是人走出來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詞句，以資勉勵。



　　南嶽游幹班的意義十分深遠。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中央軍最重要，但最難接近，最難工作。南嶽訓練班較珞珈山（訓練班）更有成績。這幾乎是我們接近中央軍官最好的機會，只可惜人去少了。因為人去的多，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影響，而且可以培養我們自己的知名幹部。



  　很多國民黨軍官在同葉劍英等接觸後，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真相。學員當中有好些人接受了中共的主張，在抗日戰爭中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磨擦鬥爭中，持消極和中立態度，以至站到中共方面來。不少學員畢業以後，運用遊擊戰術，活躍在各地抗日戰場上，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敵後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敵人。在後來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寫信或想辦法派人與“游幹班”的中共教官聯繫，有的還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門市部，秘密送情報、地圖等，暗中建立聯繫。



　　葉劍英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主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頁。

　第三次：“流放”湖南



 1969年10月，根據國內外
的形勢，中共中央向全國發佈了戰備命令。10月17日，林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形式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在此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
幹部及其家屬被“戰略疏散”到外地。



　　時年72歲的葉劍英也不例外，被“下放”到湖南。他去湖南只有兩名工作人員隨行，沒有一個親人同往。他這一次在湖南，歷時10個月，輾轉于長沙、岳陽、湘潭等地，受盡林彪及其追隨者的冷遇刁難，過著孤獨、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葉劍英到湖南之前，周恩來親自給當地領導人交代說：葉劍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儘量照顧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夥卻向軍隊系統交代：要和葉劍英保持距離。為此，湖南省領導人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裝作不知，有的躲躲閃閃，更有個別人奉林彪一夥的旨意，暗中加以監視和迫害。但是，一些正直的領導和幹部出於對開國元勳們的敬仰與愛戴，硬是不理那一套。他們在困難的境遇中，對葉劍英一如既往，關心備至，想方設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顧。



　　葉劍英從乾燥的北京突然來到陰冷潮濕的南方，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復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藥，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一天，當地領導決定讓他從長沙搬到湘潭去住，並讓工作人員通知他立即搬走。就在這時，葉劍英突然得知，因受他牽連被下放到某農場勞動改造的二兒子，在勞動中，不慎一隻手被機器卷了進去，尚未脫離危險。葉劍英聽到這個消息後，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長沙進一步瞭解兒子的搶救情況，卻沒有獲准。葉劍英是個組織紀律觀念很強的人，雖然心裏不痛快，還是服從組織決定，搬出長沙“蓉園”，轉移到湘潭。



　　事後才知道，當時把他緊急從長沙遷往湘潭，是因為毛澤東來長沙要住在“蓉園”。葉劍英聽到這個情況後很傷心，說：“讓我離開長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會讓我走。”事實確實如此。



  　這時，正值數九寒天，湘潭地區寒氣逼人。葉劍英在湘潭下榻的賓館，沒有供暖設備。後來，還是一位好心的湖南領導知道這種情況後，立即與湘潭地區領導和有關工廠聯繫，幾經周折，才派來工人檢修賓館的鍋爐和暖氣管道。純樸善良的技術人員和工人聽說為葉帥修暖氣設備，不辭辛苦，加班加點，很快解決了供暖問題。
葉劍英從心裏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眾給自己送來的溫暖。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儘管遭受冷遇，而且體弱多病，但依然心系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他先後到長沙曙光電子管廠、岳陽橡膠製品廠、榨糖廠、漁場、湘潭鋼鐵廠進行調查研究，瞭解生產情況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況。在那種情況下，他搞調查不僅有時受到冷遇，而且有時連交通工具也解決不了。他到岳陽橡膠廠，是坐鐵路上的一節搶險車（車上沒有座位）滑行過去的。下車後，要步行走過10多米寬 的鋪著碎石的多條鐵軌的路基，然後還要步行數百米才能到達工廠。這對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來說，其艱難之狀可以想見。可是他到了工廠後，沒有休息，就一個車間一個車間認真參觀，對原料來源、價格、生產成本、產品品質等，都進行了很細緻地瞭解。到了中午開飯時間，他執意要到職工食堂與工人們一起就餐，他邊吃邊問：工人的糧食定量是多少，菜的價格是多少……



　　葉劍英是“儒將”，一生手不釋卷。在湖南期間也是如此。每天堅持讀馬列、毛澤東著作和古典文學，學習英語，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書本。除讀書外，每天還堅持看報紙和《參考消息》，他把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親自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他從北京帶去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是他瞭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管道，也可以說是惟一的管道。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國內外的新聞廣播。



  　葉劍英在困難的境遇中，和他身邊的同志相處甚好，經常說古談今，啟發他們讀書明理，做一個有知識、有頭腦、敢於堅持真理的革命戰士。他胸懷寬闊，善於關心人、體貼人、諒解人。有時廚師做的飯菜不對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時，總是親自或讓服務員轉告廚師說，不是菜燒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說胃口不好。每到一地，他都要親自到廚房感謝廚師。



　　儘管這一時期的生活單調枯燥，但葉劍英很善於自我調劑。除了讀書、看報、背詩外，經
常在院子裏散步，與工作人員打打乒乓球，自得其樂。心有所感時，則吟詩填詞以明志。他曾改寫唐代大詩人柳宗元的《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高樓出世翁，獨賞湘潭雪。” 1970年端午節，葉劍英遙望汩羅江，憑弔屈原，心緒起伏，賦詩一首：



 澤畔行吟放屈原，

　　為伊太息有嬋娟。

　　行廉志潔泥無滓，

　　一讀騷經一肅然。

　　這無疑是葉劍英在逆境中的生活及心態之真實寫照。



 1970年7月6日，葉劍英接到中央通知，由長沙乘機返回北京。從此，結束了長達300天的“流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