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
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却感到吃惊。
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
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
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
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竟是这样的嘴脸啊!
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
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
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
司令部的军官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
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
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
军官们你看我，我看你，几乎突然哑巴了。
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
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还是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
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
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他的脑袋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对出入的人盘查加紧。
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
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在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
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
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
他没落座，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
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
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
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应，大家纷纷走出。
实际上，许多人心中并不平静。
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
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抽烟。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
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
虽然张发奎不会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
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
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了徐向前的不安，说道：“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
睡吧，睡吧!”
“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
徐向前说。
“你不愁呀?”
“愁?我愁个屁!”
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
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
睡觉，睡觉。
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吧!”
徐向前不语。
他不知这位是说真话，还是假话，从来这里以后，他们彼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
谁都不知谁的身份。
“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
……”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
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
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
船顺江而下，四等舱里乱哄哄的，找不到坐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
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
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
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了逃犯!
逃到哪里去呢?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
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
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
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然而，他一登上码头，心里就凉了。
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
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
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
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粮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
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
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
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
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
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
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
路经两湖书院附近。
徐向前远远望去，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
如今大门禁闭，不见有人出入。
他想，即便是里边有人，也决非是同志。
不能多停留，便匆匆离去。
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
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
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
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能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的地方。
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
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
军人的警觉，使他懂得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
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
“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在眼前。
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吗?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士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我去找这个毛泽东呢!
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若干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
败走中原之后又投入党的怀抱
连载: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作者：张麟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就在那次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大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
一次徐向前向记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记者曾向他提问：“毛泽东当时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一笑，“我想不知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在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
记者把自己的分析讲了。
徐向前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啊?那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
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记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向前又一笑，接下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
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
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他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又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
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他像失去母亲的幼儿。
他决心去上海。
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
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
他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10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
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
一天在街上居然碰到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
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才说出这几个月的经历，问李楚白：“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
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
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
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
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
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
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
中国的革命，到了坚决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
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蛟叮得人心都发麻。
可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的人少，徐向前爱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
他像入党宣誓似的，郑重地向军委那位负责同志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
那位军委同志是谁，徐向前不敢问，也无必要问。
不通告姓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
是党的指示，坚决执行，是党分配的工作，赴汤蹈火也要去完成!
文章摘自《徐向前的非常之路》 张麟/著 人民出版社
解密老照片：徐向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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