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塘湾里弯又弯，穷人苦楚说不完；

朱毛领导闹革命，桂秀当了“花木兰”。

这是1928年康克清当红军时流传的一首歌谣，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位于赣江河边，有一片片绿草地，有一垄垄稻田，有一座座连绵青山，山水相映，风光绮丽。在旧社会，田地山岗被地主老财占有，农民脚打鼓一世苦，三荒五月饥难忍，十冬腊月寒难熬，穷人站在田地山岗仰头长叹！

诞生在一条小船上

1911 年9月7日，一个秋凉星稀的夜晚，停泊在河湾里的一条小渔船上，一声呱呱的婴啼声，划破了夜澜的寂静，小船上增添了一条小生命，小船主人康年苟乐开了怀， 虽然添的是千金，也给小船注入了生机。女婴满月后，康年苟心想该给婴儿取个乳名。他怀抱婴儿坐在船头上，望着滔滔奔流的赣江，想到时下正是桂花飘香的时 节，给女婴取了个乳名“桂秀”。

康 桂秀的父亲康年苟忠厚老实，是个劳而又苦的农民，母亲黄年姑是苦瓜藤上结的瓜，为人善良。旧社会康年苟家穷得响叮当，租种地主几亩地，每年放下禾镰交了地 租就糊不住口，过的是“糠菜代粮米穿汤”的日子。为了生计，在亲友的热心帮助下，买了一条小渔船，从事捕鱼谋生，终年漂泊在赣江上，历尽沧海之苦。

旧 社会穷人头上三把刀，苛捐杂税租难交。就在康桂秀出生两个多月后，康年苟因交不起渔税被衙门抓去坐牢，在牢房里认识了本乡老港村难友肖庆仲。两人患难相 交，互诉衷肠。康年苟整日愁眉苦脸，诉说家里无米下锅。孩子生下才两个多月，孩子妈缺奶，孩子怎么活，这个世道孩子真可怜！听了康年苟的一席辛酸话，肖庆 仲十分同情，劝慰他道：“孩子没奶吃，与其饿死，不如送人做童养媳。我有个姑父叫罗奇圭，是大禾场村人。他为人忠厚老实，有个儿子，想带个童养媳。如你同 意，我可以牵线搭桥。”康年苟听后心想，这年头，把孩子送人也是个活命办法，踌躇了一会后回答：“这样的大事要跟孩子妈商量，我一个人不能做主。”

两个月后肖庆仲、康年苟先后出了牢房。肖庆仲心里装着为难友康年苟找亲家的善事，直奔大禾场村姑父罗奇圭家说合。在旧社会，穷人疼穷人，罗奇圭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罗奇圭俩夫妇勤劳节俭，心地善良，对于有困难的人总是乐于帮助，康年苟俩夫妇也就放得心过。

成为罗家的童养媳

这 年腊月，罗奇圭选了个良辰吉日，提着装有酒肉的篮子去康家抱孩子。那天寒风凛冽，黄年姑抱着孩子难舍难分，全身发抖，眼泪似水流。孩儿呱呱地叫，这叫声是 那么凄厉，左右邻居见了此情景十分怜悯。罗奇圭心里也十分难过，走上前去安慰了几句孩子的妈。孩子康桂秀过门到罗家后，养父母细心抚养，虽然家境也贫穷， 但总比康年苟家好一些。旧社会穷人难娶媳妇，罗奇圭带个童养媳，便可了却这个心事。但事与愿违，不久罗家的小儿患病夭折，康桂秀就成为罗家的养女，与罗家 父母相依为命。

罗 奇圭夫妇爱养女如命，养女是他俩心肝上的一块肉。夫妇俩像燕子衔食，有点什么好的总是让给养女吃。桂秀的童年虽然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和千千万万的孩儿一 样享受到了母恩父爱的温暖。康桂秀从小就热爱劳动，三四岁时妈妈去菜地里种菜，她也跟着去。她细心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长到六七岁时 就会干菜地里的活了。十二三岁时学会了煮饭、炒菜、洗衣、做针线活、下水田干农活，十四五岁时长得又高又大，身体结实粗壮，成为家庭的劳动力了。有一年， 天旱地干，稻田里缺水，禾苗快枯黄了，养父又不在家，康桂秀在塘里装上水车，一个人车起水来，头顶烈日，脚踏车轮，劳累了一天，稻田里灌满了水。养父回家 看到禾苗得救了，乐滋滋地笑着说：“我的好闺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桂秀待人诚实，从不撒谎，做错了事就自己承认，不隐瞒不推脱。有一天她和几个姐 妹去野外放牛，一到野外只管自己采野菜，牛跑到人家的菜园里把菜吃掉了，别的女孩催她快把牛牵走离开此地，省得惹麻烦。桂秀说不能这样做，损害了人家的东 西我有错，挨打挨骂也应该！回到家里，桂秀把牛吃掉人家菜地里的菜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一听给她使了一个眼色，暗示她不要做声。桂秀对妈妈说：“这不行 呀！我家的牛吃掉了伯母家的菜，我不承认会冤枉别人的，只要承认错，赔个礼，给菜地浇上肥，伯母会原谅的。”桂秀这样谦逊认错，被牛吃掉菜的那位伯母不仅 没有生气责怪，反而还对人说，桂秀这孩子人品好。

养父罗奇圭爱好古戏，满腹戏文，得意的时候常给桂秀讲点《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等故事，桂秀依偎在养父的膝前听得入神入迷，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做个花木兰。”养父罗奇圭哼了一声：“这样的世道过得太艰难了，有朝一日你能做花木兰就有出息。”

光 阴荏苒，岁月流逝。转眼间桂秀已是十五六岁的姑娘了。封建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被当做不可逆忤的圣条。有一天，一位媒婆上门来说 亲。桂秀的父亲思想是开明的，他正好不在家，如在家那个媒婆就难以进门。那个媒婆油嘴滑舌，说得桂秀的娘神魂颠倒。桂秀从外回家看到媒婆的丑态，不由得心 中怒火升起，大步走到媒婆面前严厉指责：“你这个媒婆游手好闲，花言巧语骗人，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不快点滚出去，我就到农会状告你。”吓得那位媒婆夹着 尾巴悄然逃遁。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同龄的姐妹对桂秀的胆识无不夸赞和敬佩！桂秀抗媒拒婚之时，正值罗塘湾里农民运动之火熊熊燃起，桂秀受到穷人翻身 闹革命的思想熏陶，出头之日来到了。

卷入农运风暴

大 革命时期，万安农运基础较好。1926年5月就开始兴起农民运动，县、区、乡成立了农协组织。当时，在南昌朱德创办的军官教导团当政治教官的曾天宇，是万 安县罗塘湾人，他奉朱德的派遣，于1927年3月回万安指导农民运动，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万安农运工作。罗塘湾是万安革命活动的中心，罗塘湾的农运 工作是全县的一面旗帜，桂秀的养父罗奇圭是罗塘湾的农运骨干。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康桂秀卷入了农民运动的风暴，参加了少先队和妇女协会，担任妇女会的干 部，后来当上了区妇女会的宣传委员，办训练班，组织宣传队，积极活跃地开展革命工作，宣传穷人要革命，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禁止虐待妇女、岐视童养媳，废除 封建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发动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她经常带领一伙姐妹在南坝洲上习武操练，发动妇女剪发，“剪了头发件件好，随时出外跑，省 得梳妆来打扮，前照又后照；省得金来省得银，我们是穷苦人”。这首“剪发歌”昂扬响亮，扣人心弦，桂秀带头剪发做出榜样。

在 南昌八一起义的影响下，1927年冬至1928年1月，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等领导万安农民武装暴动，先后四次攻打县城，取得了万安农民武装暴动的胜 利，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此期间，康桂秀是武装暴动队的队员，她拿起了梭镖武器，参加了武装暴动斗争。熬硝、做火药、造松树炮，她都身先士 卒，吃苦耐劳。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她英勇无畏，冲锋陷阵，受到攻城指挥部的表扬。

万 安农民武装暴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集大批反动武装前来镇压。一时间，万安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十分关注万安 暴动的形势，指示万安农军分散力量，转入山区，保存实力，进行游击斗争。万安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罗塘湾的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

跟随陈毅上井冈山

1928 年秋，陈毅从井冈山来到万安县罗塘湾与万安党组织接上了头，了解万安暴动后的革命形势，鼓励万安同志坚定革命信念，继续坚持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毅 鼓励愿意上井冈山当红军的跟他上井冈山。革命青年争相报名。康桂秀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她自告奋勇报名要当红军。这时负责报名的同志说：“不行呀，不知道 上级要不要女的当红军。”桂秀理直气壮地说：“革命不分男女，女的也可以做革命工作，我能烧火煮饭，也能学会打枪打炮，古代有花木兰从军，我就不能当红 军？”坐在报名处一边的陈毅看到她身强体壮，又这样坚决迫切，笑了起来，点了一下头，算是应允了。养父罗奇圭也要求陈毅收下女儿。

9 月16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艳阳高照，康桂秀告别了父母和家乡亲人，和80个农民一起，浩浩荡荡，英姿飒飒，高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处处来欢迎，官长 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之歌，跟随着陈毅上了井冈山。以上便是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提到的“万安八十个农民上井冈山”的来由。

从此，康桂秀开始了她漫漫的革命征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她在井冈山改名为康克清，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康 克清从一农家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终于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康克清是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历任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六、七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在北京逝世。

在康克清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写下这些，以表缅怀之情。（《党史文苑》）

多年来，学界对朱德的研究，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显得薄弱。很多人对朱德不太了解，有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楚了——

　　朱德研究是领袖群体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党史、军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有个感觉，多年来，学界以及媒体对朱德的研究与宣传，同其他领 袖人物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弱，或者说不那么热。究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朱德不很了解。因为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历史作 用、历史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淡化或抹杀了；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左”的年代，“左”的党史总要突出宣传一个人，而朱德个人的特点又是谦虚谨慎，从内心愿 意把一切归功于党和人民。所以，朱德给不大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有的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 楚了。笔者以为，只有从几个历史视角的比较中找到朱德的生平特色，才能廓清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从而认识他的历史地位。朱德的生平特 色，可以用很多“最”来概括，本文列举其中的6个。这是从特定的视角和论题上比较出来的“最”，是可以从时间或内容上量化、界定和类比的。

　　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

　　在1946年朱德60寿辰时，中共中央致他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的祝词说：“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为什么朱德能得到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因为只有朱德经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他既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 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不是一般的经历、参加，而是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斗争的前列。上个世纪初，他在中国最早的两所军校之一的云南陆军讲 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投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中，他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前驱队长。接着，他作为滇军重要将领参加了护国战 争、护法战争。他为寻找救国之路而远赴欧洲，回国后即投入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经历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全过程、8年抗日战争全 过程和4年解放战争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6个春秋。因此，朱德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 碑”。

　二、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

　　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许多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都经历过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而朱德在实现这个转变中更 具有典型意义。朱德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但当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成泡影时，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 洋）追求革命。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他远渡重洋，终于在德国见到张申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旧势力里已经是赫赫有 名的高级将领，而在共产党这里仅仅是个新兵，还要背着旧包袱甚至于一时不被理解信任，但他心甘情愿“投降无产阶级”，从头开始。他的转变比其他人的转变更 为艰难，更有标志性意义，更能说明：为什么旧的革命搞不下去了，为什么五四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分子都集合在中共的大旗之下。

　　三、他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惟一的全军总司令，在军队创建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

　　在人民军队创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重要时期，朱德都不仅亲历，而且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参加领导了标志人民军队诞生的南昌起义并坚持到最后， 带领起义军余部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湘南暴动，首创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众武装三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他率湘南起义部队万余 人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他统领了红一军团的建立、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亲历了红一方面军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即组成红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抗战后又亲率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华北前 线，开辟敌后战场。在党的领袖群体和军事将领中，只是朱德有这样全面的经历，因此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外媒体就称朱德是“红军之父”。

　　朱德历任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全军总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第一任、第二任中革军委主席，直到1936年底毛泽东接任。以后，他也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四、在长征中走的路最多

　　长征中走的路最多，说明朱德长征中经历的坎坷曲折、艰难危险最多。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比毛泽东、周恩来等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一万多里。他是 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比夹金山高得多、险得多的大雪山党岭山，在人类迁徙史上、战争 史上绝无仅有。朱德在长征的统帅部中年龄最大，但只有他没有要给每个高级领导人配备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一匹常常是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 后面收容伤病员。

　　五、新中国成立后向中央写出的调研报告、建议最多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到各地视察，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视察的地区和部门最多。除了西藏、宁夏和尚未统一的台 湾，他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调研后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情况、提出建议。写出的调查报告、建议最多，且十分宝贵。比如：1953年在人们只 关注搞工业化时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1957年初他坐小飞机低空掠过海面登临海南岛，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在大跃进刮共产风的狂热中提出不能吃大锅 饭，要保留家庭和私有财产，要让农民致富，等等。他的许多建议，至今看来也是十分宝贵的。

　　六、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探索，表现在毛、刘、周、朱等的著作与讲话中，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概念的是朱德。1965年12月，朱德指出：“建设社 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 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 当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等等。 

1938年8月，朱德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山西省垣曲。

　　未曾见面 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 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 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 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上旬，朱德 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 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 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 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一见如故 生死相交

　 　朱德初次和卫立煌见面是在1938年1月12日。那天，他二人由临汾同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朱德和卫立煌同 乘一节车厢， 朝夕相处。朱德以他自己的经历，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事。当卫立煌听到朱德出 身贫寒，为追求真理而找到孙中山的一段经历，感到和他自己青年时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产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德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 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朱德那种视富贵功名如粪土，为国为民敢于赴汤蹈火，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精神，更让卫立煌感到其人胸怀之远大、志向之高远、人格之 高尚，令人可钦可敬。同时，他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光明前途，看到了八路军的根基及力量之所在。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 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头脑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他赞扬朱德朴素、谦虚、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襟怀宽阔，志向高远。卫立煌坦 诚地表示: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意识及群众工作经验，都值得自己的部队好好学习。由于抗日目标的一致，朱德和卫立煌谈得甚为投机。

朱德着装赴前线。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带着本部的两个军长从临汾的战区总部专程 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朱德首先代表八路军总部致简短的欢迎词，在称赞卫立煌抗战最坚决的同时，也鼓励说：“今天欢迎卫总司令和两位军长，希望中 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把敌人消灭!”卫立煌接着也发表了长篇讲话。卫立煌的讲话充满激情，既有对过去内战的坦白自责，也有对抗战时局 及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希望，还有对八路军诚恳的鼓励和褒奖，这使与会者很受鼓舞。讲话结束后，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活报 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新编京剧《三打雁门关》，卫立煌看了赞不绝口。他边看边同朱德探讨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探讨八路军 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当即表示，回去后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并请求朱德为他物色推荐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几十位进步青年就 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参照八路军的样子，组建了战地工作团，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线。从这以后，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 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对于促进他思想进步，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日军集 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 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 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自从朱德和卫立煌一 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发现卫立煌接受了朱德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是坚强，所以，朱德也 一直不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 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 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 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 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 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 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 “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 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这件事对卫立煌的影响极其深刻。

　　

1937年9月，朱德在山西五台山前线。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出发，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德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接到电报后，卫立煌亲自安排，要求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做好热烈欢迎的准备。朱德要来辛庄那一天，卫立 煌在村口等候多时。相见之后，两人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当天晚上，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讲话完毕，工作团里的同 志就带领大家高呼“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制造团结气氛。朱德和卫立煌单独谈了两整天。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 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抵制摩擦 默契抗战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期间，卫立煌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40年3、4月间，为诋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八路军退至白(圭)晋 (城)线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并责令卫立煌予以指挥实施。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 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 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 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 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1938年3月2日，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 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 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 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 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 动， 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 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 杯。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 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 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 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 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 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 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 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 反共高潮， 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 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 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 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 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 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朱德得此信息， 欣喜异常， 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洗尘，并邀请了彭 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再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夏天到了，朱德还安 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后来，卫立煌撰写了多篇文章，盛赞祖国建设的可喜成就，并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冬季，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2012年04月17日09: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第一次向黨外人士公布了他不準備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想法，並拱手拜托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范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幫他“刮點小風”。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為即將召開的全國二屆人大定調子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向二屆人大推舉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名單，新的國家主席人選當然也包括在內。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中，可以作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說有好幾位。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初步醞釀，最後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身上。

    按照慣常的做法，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中共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這種觀點。還在半年前，為準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托，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徵求意見。在這份名單上，仍把劉少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而沒有提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這就透露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仍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既然如此，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就是朱德了。

    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回想起和毛澤東的一些往事。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朱德的名字與毛澤東的名字密切聯係在一起。自1928 年4月井岡山會師後，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錘煉，我軍逐步發展成為一支與人民血肉相連、堅不可摧的隊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一個漫長的徵途上，“朱毛”的旗幟為革命者所共同高舉。朱德和毛澤東本人也把“朱毛”作為一種團結的象徵。

    1935年1月，長徵途中，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批判“左”傾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1935年6月，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徵途中會師，共同北上。當紅軍行進到川甘邊界時，張國燾借口無法過河，企圖使部隊回轉南下，並且要求與紅四方面軍一起行軍的朱德發表聲明，反對毛澤東的所謂“右傾逃跑路線”。朱德面對張國燾的威脅和利誘，毫不退讓，明確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當作一個人，朱怎麼能反對毛呢？你們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割不斷我與毛澤東的關係。”事後，毛澤東得知此事，深受感動，稱讚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新中國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他的首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祖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處于戰爭狀態，因此作為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象徵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一直空缺。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決定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人可比的崇高威望，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則當選為副主席。

    幾年後，毛澤東多次對朱德等人說：“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朱德長期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稟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人，也十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他們在黨內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和解釋工作，終于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誰是第二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毛澤東沒推薦提名，只是說“讓別人幹”。朱德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後，明白了中央的意圖。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言辭懇切地要“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于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以後在一係列公開和私下場合，他還多次說過自己比毛澤東年長七歲，由他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劉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于是，中央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

    1959年4月5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于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于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面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鄧小平在會上特別講到朱德的功績。他說，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在日本侵略軍向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戰局十分危急的時刻，朱德率領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到1940年為止，八路軍、新四軍由4萬人發展到50萬人，敵後解放區戰場逐漸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1940年5月，朱德由前方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解放區戰場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朱德親自籌劃和指導進行石家莊戰役，首開攻克敵人堅固設防城市的先例，並向全軍推廣了石家莊攻堅戰的經驗。在戰略決戰階段，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他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新中國成立後，朱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歷任黨、國家和軍隊的主要領導職務，1955年榮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毛澤東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l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朱老總”，一再讚揚他“肚量大如海”，號召黨內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學習。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顧 蘇）

2009年09月19日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