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八月底的一天，我与妻子正在合肥大马路上走着，忽然看到对面过来一个六十多岁、个头削瘦的老人，感到很面熟，那位老人，精神攫烁，上穿当时很普通的白色“的确凉”短袖衣，下着普通蓝布长裤，正双臂甩开，大步疾走。待我看清楚他是谁时，赶快叫了声“钟伯伯”，跨一大步前去与老人握手。老人看清了是我们，热情地大声说道：“啊，是你们啊。你们好、你们好！”双方相互问候了一番……分手后，老人还转过身来，笑着对我们招了招手。

这位老人，如果你仅仅看看他那普普通通的模样，普普通通的穿着，很容易会把他看作是一位老教师，或者是一位老职员，甚至一位普通的老工人……都说得过去，就是不会想到，这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将军。

他，就是现在被网络上军史爱好者称之为“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

不起眼的小老头

就在与钟老偶遇的前两晚上，父亲（姚天成）突然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看一个人，你一定很感兴趣。”我问：“去看谁？”他笑着说：“钟伟啊。”

啊，钟伟！大约从我懂事以后，父母亲、他们的老战友们的一次次言谈，就让这个名字就铭刻在我脑子里，不断地浮现出来：一个明目张胆向林彪“要官”、说“当（纵队）副司令员是明升暗降，要当就当正的”“性情中人”；一员被林彪称赞“没有命令能打胜仗”的虎将；一位敢让部队造酒、卖大烟“什么都敢干”的“二杆子”；一名文革中指挥过武斗的“黑手”……在自己还幼稚的年代，我甚至还曾经把他想象成一员高大威猛的战将。

但是，曾经是钟的下属的父亲和母亲（我母亲与钟的爱人刘XX曾在一起工作，后来她又调到军政治部工作，所以与钟也很熟悉）翻来覆去地告诉我，这个大名鼎鼎的钟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人很机灵，但其貌不扬。

父亲看到我听到要去看钟很兴奋，便瞥了我一眼说：“现在他挺倒霉的，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不说，历史上的麻烦事又太多，所以总也难以落实政策。我们去看看他，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如果他现在得势，我是不会去看他的。”

我不由得问了一句：“是不是他架子挺大？”我知道父亲是很不愿意与“架子大”的上级打交道的。

父亲笑着摇了摇头：“这个人，倒还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时跟下面的参谋、干事说话，一口一个‘娘卖X的’，嘻嘻哈哈地没个正经，非常平易近人。我们有时侯甚至觉得，他那种吊儿郎当劲儿，显得游击习气太重。这个人有些毛病，但是个好人，打仗就更不用说了，连温玉成也不能不服他。”

不管怎么样，我怀着十二万分的好奇心等待着那个时刻。

第二天，在合肥长江路上一个省级机关招待所，我们一家四口人（我父母和我们夫妻），上到一个二楼的普通旅客间。敲开门，一位瘦小的老头迎面走出来，他一看到我父母亲，就大笑起来，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高声喊道：“啊，是老姚吧？进来，进来，欢迎欢迎！老战友又见面了啊！坐坐坐。”

果然是其貌不扬，果然是一个实在是很不起眼的小个子。——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描述的那副“老职员”、“老工人”的模样。

而最让我感到“不起眼”的，还是老人住的这间招待所的屋子。钟老当时至少也该算是“厅级干部”（钟文革前的最后职务，是安徽省某的厅副厅长）吧，怎么会住在这样一个既没有会客间，也没有沙发茶几，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的小单间屋子里？！屋子地面是水泥（当时安徽好一点的招待所的房间，都是木质地板），双开木窗，一张硬板单人床，上面挂着那种很厚的纱蚊帐，在时下这盛夏天气睡在里面，一定会很难受。老人告诉我们，他是来省委“上访”解决他的问题的，所以被安排住在这里，当我们都为他的住宿条件太差表示不满时，老人却很惬意地说：“这地方好啊，离省委近，我几步就可以到省委去上访，每天都可以去找他们的‘麻烦’。而且，反正我也不拿房钱，哈哈！”

这屋子太小由于人多（陪着老人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和一位从北京找来照顾老人生活的好象是侄孙女一类的亲戚），有的还要坐在床上。但这些一点也没有妨碍老人的浓浓谈兴。

谈话中间，有位招待员开敲门，倚着门边笑着问：“钟老，你要请客啊？”

老人站起来笑呵呵地指着我爸爸说：“是啊，这是我的老战友。午饭我请他们一家。”

服务员又笑问道：“那午饭是给你们送来，还是你自己去端啊？”我看她那懒垮垮的模样，好象是想让老人代她们劳动。

老人很客气地笑答：“当然是我自己去端啊。”

门关上后，他转过来我跟我们说：“我跟食堂那些人都很熟，只要我自己去端饭菜，他们就会照顾我的。我在这里住时间长了，什么服务员、炊事员、管理员，跟我都很熟悉了。还是这些普通老百姓很好啊，他才不管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就认你是老干部，所以对我都很好。现在就这样，只要有熟人，就好办事。”说这话时，老人露出一副似乎是很“世故”、很“懂社会”、甚至想表现出自己有点“油滑”的样子。

快到午饭前，老人站起来对我们说：“老姚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接着他端着饭锅、菜盒，和小侄孙女一起去了食堂。回来时，只见老人兴冲冲地双手端着一只盛着一条红烧鱼盘子，笑着说：“你们看，食堂给我这条鱼还好吧？我说他们会照顾我的。”

房间很小，桌子也很小，老人弄得菜又很多，挤摆得满满一桌。椅子又不够我们六、七个人坐，就只好要让两个人坐在床上。动筷子时，还怕挤着别人。这种情景，让人感到像是普通居民区里住房紧张的老百姓家里，临时请客凑合起来的一桌“百姓宴席”。这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位正在请客的老主人，会是一个红军时期的团政委，抗战时期的旅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长，一个当过北京军区参谋长、曾经叱咤风云的虎将。当然，他现在，确实也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街坊邻居”老人，只不过，你这时候决不会觉得他在刻意去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而就是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老百姓”。

数年后，张正隆在他那本著名的《雪白血红》中，把钟伟描写成一个爱玩、搞物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敢干的人，很容易被人们想象为那种一身毛病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一个类似与张献忠、刘宗敏那样的人物。我不知张正隆是否亲自采访过钟伟，更不知是否亲见过这样布衣化、生活化的钟伟。要是他亲见了，再以其“文化腔”（宋晓军发明的这个词颇有深意）笔墨，把钟伟描述成“红色张献忠”、“现代版刘宗敏”，他甚至都可能会怀疑自己：这个“爱玩”的人，为什么没有想象得那么“享乐主义”？这个让部队烧酒、卖烟土的人，为什么没有想象的那么“奢糜无度”？这位老人，甚至为什么那样能够适应一种百姓化的窘迫的生活？我不想否认，张正隆写出了一些他听来的关于钟伟的“事实”，但事实本身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如同盲人摸象，每人都摸的都是事实，但都绝不能说他们摸到的就是“象”这个复杂的事实。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钟伟会如此谦卑，是他到了落难时分而被逼无奈了。但是，笔者有一位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原新四军三师、后东野二纵时期）都曾与钟在一起的亲戚吴书（已牺牲），他的遗属说，即便是在战争年代，钟伟也没有什么“排场意识”，什么环境都能“将就”，到了战友家中，同样也是一个自己卷起袖子下厨房的平民化角色。这恐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落难被逼”所能解释的了吧？

而最怪异的，是他当时混同在老百姓中搞“关系学”这一点，更使我感到，这还真算得上是一个能官能民的将军。联想到眼下我们一些官员，到了快“下”的时候就难受万分，甚至要到人大、政协去“过度”（以至于现在有一种把人大、政协说成是“官瘾戒毒所”的说法），不知他们看到这位“毛病很多”的钟伟老人这种能官能民的作派，又有何感想？

将军本来是布衣。

“‘广西猴子’你跑得过他？”

只有在谈到战争年代事情时，才让我看到了钟老想象中的老军人的模样。不过，有趣的是，这一次我听到的，不是老人说他的“英雄事迹”，而是一次“走麦城”（依笔者的体验，一些老军人们凑到一起时，最爱谈的当然还是打仗，而且，他们还特别爱谈一些败仗、或者说是失利的仗）。比如，在谈话中父亲突然问起一件事：“青树坪战斗，我已不在作战部队了，听说那一仗打得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

钟伟老人似乎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次（也可能是被问得比较多吧），所以说起来也就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部队南下以后，一路打得都很顺利，所以到了青树坪战斗时，确实是有点骄傲了啊。”老人想了想说：“现在总结起来，还是主席（指毛泽东主席，那时老人都习惯这样称呼，下同）说得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一遇到比较难打的桂系部队，麻烦就来了。”

父亲点点头说：“以我在广西大瑶山剿匪的经验，打桂系确实难得多。”

老人一拍腿说：“哎，这话你说对了。那些‘广西猴子’，就是难搞。你可能知道：陈明仁长沙起义时有8万人，他娘卖X的，桂系的白崇禧一鼓动，就有4万人参加叛乱。我们打的青树坪那个仗，就是为了平叛而去的。”

老人坐在简易客房那张床边上，双手撑着床边，耸着肩膀，一会儿望望天花板，一会儿看看地，一边回忆，一边思考，一边谈着。我想，这时要是有个外人进来，断然不会想到，眼前这位像是在外出差的工厂推销员在那里谈市场情况模样的老人，竟然正在谈着后来国共双方许多军事史家都百谈不厌的一场重要战斗。

老人又抬头望了望天花板，想了一下说：“其实，平叛部队出发以前，我就再三告诫过王奎先和沈启贤（当时分别是钟伟的49军所部146师和145师的师长）他们：广西军那些‘猴子’很难搞，一定要稳扎稳打，巩固阵地，不能乱冲乱撞。”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王奎先呢，开始打得确实也不错，到XX那个地方（未听清）后，一家伙就搞掉对方一个营。结果他就有点头脑发昏了，一个劲地猛追过去。我一听他的战场电报，就知道坏了，广西哪里容易让你搞的那么快？肯定有问题。果然，他被敌人一个反扑，赶着往回跑，我们那些北方胯子（四野的战士当时多为东北人，钟在苏北呆得久，所以学着那里的习惯，把北方人叫“胯子”），你跑得过那些广西猴子啊？”说到这里，老人脸上显示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懊恼的表情。

与王也很熟悉的父亲，听了这话有点不解地说：“王奎先当师长时间也不短了，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置吧？”

老人摇摇头说：“真正打难打的仗，王还是不如温（指原145师师长温玉成）。当然，我们当时和王也都差不多，从天津战役开始，一路打得都太顺，有点昏头了，结果吃了个大亏。”

父亲想知道下文：“后来怎么办？”

老人顿了一下，叹了一声：“嗨，还能怎么办？我立即命令他们构筑阵地，坚守到天黑，就有办法。一边向上面汇报。这一仗最后打成对峙，我们两个师伤亡过大，装备损失也多——是有点憋气！”

父亲微微笑道说：“人都有倒霉的时候，我在沈阳麦子山战斗摔电话骂谭友林（145师政委）的事，你还记得吧？”

老人笑了：“哈哈，记得记得。谭这个人，打仗稍微差一点，但人还老实。”说着站起来指指父亲再指指自己说：“我们俩都差不多，都不大听上级的话，哈哈！”

父亲也笑了：“都喜欢‘抗上’

附录：“青树坪战斗”（摘要）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长沙绥靖公署、1兵团部和3个军、3个保安师共约8万人在长沙通电起义，当天晚上，解放军四野46军138师进入长沙。8月7日，起义部队在白崇禧集团的策反下，14军军部和10师、62师及63师1个团共6个团，71军军部和87师、88师共6个团，100军军部和19师及197师1个团共4个团，总数约4万余人叛变南逃。

根据这一情况，林彪于8月8日决定，立即设法稳定巩固陈明仁兵团，掩护其余起义部队东撤休整；以49军、46军、40军和二野5兵团18军全部，乘势争取和追歼叛军。具体部署是：以位于益阳、桃花江(今桃江)、安化一线的49军全力南进，其中146师向宁乡前进，145师向湘乡方向前进，147师向宝庆方向前进；46军除留守长沙、株洲的部队外，其余向衡阳前进；40军除酌留部队维持醴陵秩序外，主力向攸县前进；以位于永新地区的18军先遣师向茶陵前进。并要求上述各部：在发现叛变部队后，须先完成迂回包围，断其退路，然后实行政治争取；如叛变部队继续逃跑则追歼之。这一部署，对叛逃部队的追歼重点方向是49军的方向，叛军中的3个军部和主要部队叛前就驻扎在长沙西南的宁乡、湘乡、湘潭这一叁角地带。46军和18军的方向是长沙东南，这个方向是白部主力7军、48军的正面。

这个部署中，46军和18军的行动主要是掩护未叛变的起义部队东撤，并对白部在衡阳一带的主力也形成迂回之势，而解决叛军的任务，实际上则主要由49军承当。部署本身并没有重大缺陷，以敌我当时的战斗力对比，49军3个师在长沙西南解决叛军应能胜任。以另两个军针对白部主力部署，为下一阶段作战预做准备是可行的。而这一部署在执行过程中则有了偏差，即对白崇禧策应叛军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从上到下都有一定的轻敌情绪。事实上，白崇禧8月5日即令3兵团副司令官王景宋指挥 48军176师和46军236师由衡阳向邵阳极其东北方向疾进，以军事行动积极配合政治策反。叛军南逃后，7军主力向永丰(今双峰)、界岭运动，准备反击我军追击部队。我军追击各部8月8日开始行动，49军145师当晚21时占领宁乡，11日进至湘乡，12日147师占领新化，同日145师、146师继续向永丰、界岭极其以西的宝庆地区追击前进。13日，四野前委获悉白崇禧7军的主力已进至永丰、界岭以南地区，企图反击我追击部队；为避免部队过于突出而遭袭击，即令46军停止追击，令49军切实查明情况，不得盲目前进。但49军146师于14日占领永丰俘获百余敌军之后，乘胜单独向青树坪前进。49军领导获悉后即令145师跟进。同日，46军占领攸县。49军过于轻敌，急躁冒进，对敌情判断缺乏应有的慎重；前委对敌情的处理也嫌草率，对敌军运动和攻击的方向缺少判断，对下级的指示过于原则。给46军的命令是停止前进，而给更可能遭遇敌军的49军则命令不够明确，实则可作攻击搜索的理解。从中可以反映出，轻敌情绪在前委中也存在，当然49军轻敌对青树坪战斗的失利是最主要的，前委指示虽过于原则，但具体的战斗行动毕竟是军一级决定的。15日，18军54师占领茶陵。同日下午4时许，49军146师进抵青树坪单家井，遭到了白崇禧第7军的伏击，双方对峙一日两夜之久。17日晨，7军集中171师、172师以及46军236师，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在炮火和数架飞机支援下，有计划分路向我146师阵地发起猛烈攻击，146师损失800余人，145师也伤亡470余人，被迫于当晚撤出战斗，转向永丰地区集结。四野前委17日22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叛军的行动，就地休整，待机行动。18日，46军占领安仁，40军到达安仁以北渌田，与46军会合，同日18军也与46军会师于安仁以东地区。至此，追击叛军的作战结束。叛逃的部队被白崇禧重新编为1兵团，黄杰任兵团司令，下辖14军、71军、97军。该兵团后来在我军打击下经广西退入越南，被法国驻越殖民政府缴械。



“干儿子”，还是“特殊人才”？



所有写到钟伟的文章，都偏爱于强调他的个性，言其为一“性情中人”，这一点，在电视剧《亮剑》中被发挥到极至（当然钟只是亮剑“共军三剑客”原型之一，其他尚有王近山等）。对此，我也确实听到过许多事，此次看望他时，知道得就更多了。比如说，钟写个检查，非要加上“报告”两个字不可，意思是我这里只是“公事公办”，不得不“履行手续”，其实“我非罪人”。然后，报告中通篇都在骂人。有一次，总政干部部要他写个检查，他又是在那里通篇骂人，总政的有关人员看了很不满，报告到主任罗荣桓那里。罗看后笑笑着说：“这个人啊，检讨能写成这样子，也就很不错了。”

后来，父亲的一位老战友马载尧知道过我们曾经去看过钟伟，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了他的情况——49军老人都很关注他们这位极其“另类”的老军长。马老听我说完后，这样给我介绍钟伟：“钟这个人，他服气的，只有两个人，一是黄克诚，二是罗荣桓。”而另一位49军的老人听了这话后，摇头说道：“其实，钟真正服气的，就是一个黄克诚，罗帅的话，他一般都是不会听的。”

于是就有了一个流行说法：“钟伟简直像是黄克诚的干儿子。”

钟伟确实与黄克诚关系“特殊”，特殊到甚至使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黄克诚是一个讲原则、严律己的人，对钟这种“一身毛病”的干部，怎么会那么容忍？所以他们这种关系，倒是很值得研究的。综合各方面情况，笔者的看法是，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

——于钟伟方面说：一是他对黄感恩知遇。钟从新四军五师“逃跑”到三师，本来是要受重罚的，而黄克诚知人善任，大胆收容了这个“逃兵”。结果，使四野有了一个“没有命令能打胜仗”（这句话有多个版本，笔者听与钟也比较熟悉的江腾蛟老人说，这一句是在当时听说的，可能比较准确）的纵队司令员，钟也有了一个可以管束他的领导。二是钟为人处事有点认“死理”。他自己虽然毛病多，但黄克诚这种看人从大处着眼、知人善任的老领导（钟在三军团时期就是黄的部下），他还是会感到可信，自己心里“服气”，于是也就处处“紧跟”。庐山会议本来与他这个北京军区参谋长关系不大，结果钟也要去打抱不平，据笔者估计，这其中“黄克诚因素”就相当大。

——于黄克诚方面讲：一是他用人有道。钟这样的将领，驾驭好了，是一员可以在关键时刻派大用场的虎将；驾驭不好，也是一个“捣乱分子”，弄得你难以收场，最后就看你怎么用，怎么驾驭了。钟到东北后，从旅长（师长）当到纵队司令员，可谓战功赫赫。虽然找不到黄在用他时起了什么关键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刺头”，林、罗等在用他时，至少是要从黄那里了解些什么的。二是黄的人格魅力。从后来的许多资料都可以看出，黄确实是一个不仅有战略眼光、重政治大局的干才，也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个人品质杰出的人，四野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事工作的重点之一，去东北的军事领导人才济济，钟居然只服一个黄克诚，既说明黄这个人的魅力，也反映出钟并非简单的“粗野军人”，他还是知道“好坏”的。

中共军队，最初是在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兴起和发展、以小规模游击战为主的弱师，没有那么多“现代型优秀人才”可供使用。而到了局面大了的时候，需要的人才又大量增加，就会有“林子大了怪鸟多”现象。这其中，也就少不了会有一些类似钟伟这样的“特殊人才”：优点突出，毛病也很突出，难以驾驭，非常需要更高素质去“将将”。应该说，黄克诚就属于那种人善于驾驭“特殊人才”的人。黄是我军文武并备的“儒将”之一，善于把握重大时机，“抢占东北建议”就是他的得意之笔；他又善于“将将”，他能把以红二十五军为基础的新四军三师带得很好，所以，该部能涌现出刘震、洪学智、张天云、吴信泉、彭明治、吴法宪等一批优秀将领，绝非偶然。特别是像钟这样的“特殊人才”，在犯“逃跑”错误时，如果不为我用，就可能使我少一人才，甚至可能使敌军多一份力量。所以，黄将钟“收编”这一行为，刻板者，可以言其“招降纳叛”；明事者，亦可言其“保护人才”。——这就见仁见智了。

这里还要说到一件颇使我奇怪的事，在整个聊天过程中，钟老多次谈到他的冤案，也就提到了许多人，其中最多讲到的可能是他的老战友杨勇——这是因为涉及到后面要讲到的一件“趣事”——什么邓华、洪学智，等等，连万毅这位与他关系不大直接的人也说到了，但是，我几乎没有听到他说起过一个我最希望他提到的名字——黄克诚。

这又是为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懂，因为我也只能说自己是在“盲人摸象”。


不带偏见地讲，钟伟的十二纵，并非百战百胜之师（当然其它主力部队也各自有其“麦城”之役，如四平失利之战，就有主力部队所为），可以数得出来的，至少有辽沈战役后期的葫芦岛追敌未及，和青树坪失利两个败笔。而且明摆着的是，十二纵是后期所编的野战军，各师原均为野司直接掌握的独立师，相互之间不熟悉，缺乏整体配合经验，要它打纵队一级的整体战，并非易事。所以，无论一些人怎么吹这支部队（最近网上有一篇介绍49军的《后娘养的》一文，不少地方就言过其实），这支部队并未真正承担“第一等主力”的作战任务。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支部队有“杂而又杂”的特点，其来源，既有一、二（如独二师就有刘转连的359旅的成份）、四方面军，又有红二十五军（王奎先的山东部队），既有新四军，又有八路军甚至抗日联军，在四野的各野战军中，可能是底子最“杂”的一支部队。尽管几个师都是较早就编成的“亚主力”独立师，但毕竟不像一、二、三、四纵那种来源相对单一、内部磨合较好的野战军。十二纵的温玉成34师、王奎先35师，都是以原鄂豫皖苏区部队为基础的部队，打过不少硬仗（如打新一军、新六军等），主官有个性，不易驾驭。郑贵卿师（36师），更是以朝鲜战士居多，作风既勇猛又剽悍。所以，选择这支部队主官并非易事。林彪最终为什么会选择了钟伟这样一个很“另类”的将领统帅之，虽不可详尽知之，但是，统率有个性的师长们，派一位有个性的军长，可能会比派那种无个性的军长，更为合宜一点，林彪就有可能是考虑了这一点的。事实证明，钟伟确实比较善于发挥各师的主动作用，辽沈战役后期，十二纵的几个师其实已经是各自为战，而且部队也相当疲劳，但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打掉了国民党在沈阳地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消灭了青年军207师。其后的天津战役，以及广西剿匪的作战经历证明，这支新主力部队堪称劲旅，所以，林彪用个性化的“特殊人才”指挥员钟伟，去指挥这支新纵队，确实是对的，而这，又都离不开黄克诚这位善识钟伟的“第一伯乐”。

《雪白血红》用“文艺腔”把我军一些将领绿林化、草莽化，甚至“野性化”，当然，这种妙笔生花可以吸引眼球，但也可能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一些误判。为此，笔者这里还想给张正隆举一个值他深思的钟伟生活细节。以笔者在军营中长期生活的经历观察，军队干部子弟，包括多数高级将领的子女，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教育程度不高，其一些较好者，亦不得不被按照“贯彻阶级路线”的做法，被录取到军事院校念书。而钟区区一个少将，孩子教育却能有如此绩效：老大是文革前北大物理系的，老二、老三分别是文革前清华工程核物理系和是北航的，据笔者所知，这些都是当时那种自以为成绩优秀而不屑于上军事院校的孩子高考时之所为。连最小的女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考了390分（当时满分是430-450分）。这种“家教业绩”，笔者敢说，全军少将以上军官中，恐怕算得上是凤毛麟角，或许，当时也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家庭才可以达成，而对于一个被“绿林化”、“草莽化”、浑身“军人粗”的“现代刘宗敏”，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固然，此种异常状况或许来自种种影响，包括钟之坎坷经历，甚至他的“优秀遗传基因”，等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钟本人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绿林草莽”。据马载尧老人等49军老人们的说法：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笔也不错，而且更不要忘了：钟是宣传干部出身，还当过团政委——这类职务，是不能简单冠之以“草莽绿林”的。笔者从来都知道钟有他一些突出缺点，断不会去刻意美化他，但如果把他简单地脸谱化为一个粗鄙不堪的“赤色张献忠”，不唯不公正，亦不科学，于历史研究无益。人总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尤其是一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复杂角色的人物。

然而，孩子们确实又受这位性情莽撞的父亲牵连太深。在看望老人过程中，他的大儿子始终陪着他。除了体格稍微健壮一些外，这个儿子长得与父亲很相象：偏矮的个子，方头阔额，明亮的眼睛里透出聪慧。因为父亲的关系，大儿子在北大毕业后被“发配”到了内蒙，现在“彭黄反党集团”问题解决有望，所以他也到安徽急等着因“军事小俱乐部”牵连的父亲能落实政策，自己好快些调回北京。而他那固执的父亲，却还在那里“坚持原则”，非要在“路线问题”上理论个“是非曲直”，致使问题一拖再拖。跟我说到这些，钟老的大儿子情急之下，转过身来冲着老人冒了一句：“你就是只管自己，不想想我们。——自私！”

老人把眼睛一瞪，手指着儿子气势汹汹起来：“你不就是急着要调回北京吗？因此就什么原则是非都不要了！——你才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