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挺进敌后，以劣势装备，与强大的日军作战，居然取得了像平型关战斗那样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这引起了许多外国人的浓厚兴趣，想弄清其中的奥秘。40岁出头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

　　卡尔逊是在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

　　卡尔逊于1937年12月中旬，来到当时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他在会见朱德时提出，要求到五台山地区去参观访问。朱德回答说：五台山区已经完全被日本人包围，他们正在沿着五台山区周围的四条铁路线，以两万多兵力分八路围攻聂荣臻所部，去那里很危险。卡尔逊说：“然而，这恰恰是我要求去的原因，因为我想看看八路军是如何作战的。到五台去必须至少两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就增加了看到作战行动的可能性。”朱德理解一个军人想看到作战行动的要求，表示愿意提供协助。

　　后来经毛泽东同意，1937年12月26日，卡尔逊由著名作家、此行作为他的翻译的周立波陪同，跟随一支40多人的护送部队从山西洪洞县出发了。一路上经过安泽、沁县、武乡、和顺、东冶头等地，从娘子关附近越过正太路，进入晋察冀边区。

　　1938年1月29日傍晚，卡尔逊进入阜平。聂荣臻和军政学校的学员前来迎接。大家都想看看第一个来到的外国人，老乡们也来了不少。卡尔逊说：“打仗以来，还没有外国人进入过这一地区，人民很愿意展示他们的成就。一批穿黑长袍的商人在我们经过时向我们行礼，脸上洋溢着善意。紧挨着他们的是穿着棉裤和胸前开口的黑色短棉衣的农民。他们怀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观看这个有一副红面孔、穿一双粗陋的鞋子的洋鬼子。妇女协会的人举着写有‘欢迎美国朋友’的三角小纸旗。”

　　当天晚上，聂荣臻请卡尔逊吃饭。卡尔逊说：“当晚在晚餐时，我会见了边区政府的官员，有机会审度这些远在日本人背后维护中国主权的人们。聂虽然不承认，但他是这一切的首脑和推动力。他长相不那么引人，但眼睛充满了智慧，嘴上的线条显现坚强的决心。他曾在法国学习过三年，像许多法国官员那样把军帽戴得稍歪一点。”周立波则是这样描写当时的聂荣臻的：

　　在工作这样开展的愉快的环境之下，聂荣臻同志显得比以前年轻，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三十九岁的模样……他斯文稳重，但他款待客人的早餐，却带着军队的简单和粗豪的样式，也有点四川菜肴的口味。他是四川人。

这位长征过来的将领，现在成了边区青年信赖的一个对象。他每次演说的前后和中间，群众常常报以热烈的鼓掌。随着边区的日益扩大与巩固，这位精明能干的南方人，就日益博得北方军民热烈的敬爱，而他也更加谨慎，更加尽力于边区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①

　　在一个朔风呼啸、天寒地冻的夜晚，聂荣臻在他那间挂满作战地图、生着火炉的办公室里，用阜平特产的糖果、梨、枣、花生和他自己特有的微笑，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宾客。聂荣臻亲自提着马灯，站在凳上或炕上，指着墙上的五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用洪亮的声音向卡尔逊讲述晋察冀的敌我态势。图上插着许多红色和白色的三角形小纸旗。从图上可以看出，在每一面小白旗的周围，几乎都被许多小红旗包围着。卡尔逊是位训练有素的军官，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聂荣臻接着讲述他作战的三重任务：防止敌人占领这一地区；骚扰敌人的交通线；逐步把影响和控制扩大到邻近的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政权的地区。聂荣臻继续对卡尔逊说：“敌人在华北的兵力非常空虚，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好一点，把敌人赶出河北去并不是难事。”

　　卡尔逊说：“我正要问你，枪械和弹药怎样补充的呢？”

　　“很困难。我们正在收集国民党撤走时抛弃的枪支。河北农民大抵有枪，那是抗日战争前为抵御盗匪而自卫用的。最近，因为不堪敌人的压迫，农民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组织游击队，但供不应求。我们这个区域有1000多万人口，兵员补充不成问题，困难的就是枪支弹药。”

　　“能够从敌人那里缴获来补充吗？”

　　“缴获了一些，但不十分多。敌人因为不懂中国话，怕做俘虏，不肯缴枪，有时宁可人枪俱毁。现在不同一点了，我们的部队学了几句日语口号，使敌人知道我们不杀俘虏，他们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顽抗了。”

　　“最近高阳有个日军分队长投降过来了。”在座的司令部一位参谋补充说。

　　“是的，最近在高阳有个日军分队长自动投降过来了。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他觉悟了，打中国人民是错误的。”

　　“你们相信他的话吗？”

　　“我们考虑过，如果他是个坏蛋，他到了我们这里是决不能活动的，因为中国人民都痛恨日本侵略军。据这个日本人说，他们那里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征兵11次了，华北的日军都很疲倦，而且都想家。”

　　“日军正在大量组织汉奸部队，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对此，阁下怎么看？”

　　“华北的汉奸也很恐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汉奸组织已经成立很久，但能组织起来的正规伪军很少。华北的‘顺民’实在少。最近日军正在搜罗大烟鬼、地痞流氓充当伪军。又在极力收编土匪。由这些人组织起来的军队，你想我们会害怕吗？”

　　卡尔逊频频点头。他说：“来这里经过贵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时，我曾分析过，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还没有遭受过大的失败。这次可是不同了，它正在遭受从来没有的危机。‘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日军在满洲有30万，在华北是20万，上海只有5万，它是想用阴谋手段，使中国不战而降。

　　但几个月来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在满洲、华北增兵至100万，而且正在动员第二个100万。开始时他们用于中国的是战斗力较弱的部队，但当山西的战事久拖不决，而且攻陷南京，中国仍继续抗战时，他们就不得不动员那些留着以防范更强大的敌人的第一级兵了。”

“日军的兵还分为几级？”聂荣臻问。

　　“是的。据我了解，第一级兵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第二级是35岁左右的，第三级是35岁至45岁的人。”

　　“与中国比，日本虽强但人口少，兵力不足是它侵略中国的最大弱点。”

　　“是这样。请问聂将军，要是日本派10万精兵来攻打你们，你可以支持吗？”

　　“我们可以保持华北。不但是我这样认为，而且我们的每个战士和游击队员都这样认为，都有很高的信心。因为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下，我们每天都有小的胜利。事实告诉人们，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他派10万兵力来进攻我们，我们也有击退他的办法。不但要击退，还要扩大我们的区域。敌人不是几次要想占领紫荆关，以扼住我们向东北方向发展的道路吗！但直到现在，紫荆关仍在我们手里。”聂荣臻接着说：“现在天气太冷，我们衣着单薄的部队难以到察哈尔北部去活动。涞源以北，是恒山山脉的大雪山，气候奇冷，我们在那一边活动的部队，许多人冻坏了脚。等到春天天气转暖，我们在察哈尔的活动会有大的开展。到了青纱帐起的时候，我们要在整个华北燃起激烈的抗日的火焰。”

　　“什么叫青纱帐？”

　　“到了夏天，田野里的庄稼长高了，就可以掩护我们军队的行动。这就叫青纱帐。”周立波不待聂荣臻开口，就直接用英语回答了卡尔逊的提问。聂荣臻点点头。卡尔逊赞许地点头微笑着。

　　话题又转到了后勤供应和军官补充等问题上。聂荣臻说：“我正在考虑军区要办军工厂，自己解决武器弹药问题。生产一些子弹、手榴弹、地雷、步枪、手枪等，技术上并不太复杂。设备、人才、原材料相信都会慢慢解决的。”“至于军官，我们这里叫干部，来源确实是个大问题，部队在不断发展，最难办的是缺干部，到处来向我要，我向哪里要？这次从延安来了些干部，一路上的困难，你们是经历过的。不过，军区最近刚成立了一所军政学校，干部也自己培养，还可以从优秀士兵中选拔。”说到这里，聂荣臻显得非常兴奋。周立波后来写道：

　　在许多新的设施中，他最得意的，是创建军政学校。

　　“想不到在这里还会办学校。”他这样地说。他是个很持重的人，说这句话时，却快活得像个孩子一样，跳跃起来。对于军事家，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快事。他学到的一切，他们在十年艰苦斗争中经过的一切，通过这学校，可以传给华北许多爱国的青年与志士，使他们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尽最大的心力。“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以天下为心的英雄的乐事。

　　“而那时候”，旁边有人插嘴说，“我们觉得一切都没有把握，聂司令的组织能力真不小，不久，一切都有了头绪。”

　　接着聂荣臻又向卡尔逊介绍了边区临时政府、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边区法院、边区邮局、军区办的《抗敌报》、“抗敌剧社”，以及还准备成立的“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等设想。说这些的时候，聂荣臻如数家珍。整个晚上的谈话，聂荣臻的精辟分析，极富感染力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卡尔逊听得津津有味，通过周立波的翻译，不时“OK、OK”地边说边笑边翘大拇指。


卡尔逊后来说：“这些计划如果实现，势必使侵略者头疼。我怀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行。六个月之后我再次访问聂时，亲眼看到这些计划并非纸上谈兵。”

　　夜很深很深了，谈兴正浓的双方都不得不把话题停住。聂荣臻叫警卫员提着马灯送客人回住所休息。

　　第二天，聂荣臻和宋劭文陪同卡尔逊先到军政学校参观，在校长孙毅陪同下检阅了学员队伍，然后上五台山观光，令卡尔逊大开眼界。他们下山抵达活佛住的镇海寺时，天色已晚。聂荣臻回忆说：“他在活佛住的地方住了一晚，吃了一顿饭，招待很好。哎呀，你别看那地方，好多都是洋式的，用的东西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卡尔逊则说：“我们对这里的豪华表示公开的惊讶时，聂和宋（劭文）出声地笑了。在我们到达以前，他们小心地向我们保密，我们的反应使他们像两个孩子似的开心。那夜，我们睡在铺着上等席子的炕上，盖着凫绒毛的被子和整洁的被单。外边，微风吹过松树林沙沙作响。这可能是战争吗？”

　　卡尔逊来到阜平后的第三天，春节到了。他不但会见了聂荣臻，参观了设在寺庙里的军政学校等单位，还过了一个既有中国民间特色又有抗日根据地特点的新年，大有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之感。他恋恋不舍地告别聂荣臻，告别阜平，西行过五台，穿过同蒲路，寻访贺龙的部队去了。

　　在晋察冀，卡尔逊了解到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种种罪行，还看到了自卫队员积极主动地配合八路军作战，儿童团员查路条，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送鸡毛信，通报敌情等许多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最令他感动的是，八路军顽强抗战的精神。他对周立波说：“我到五台来，看到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员的一个特点。无论他们的衣服怎样褴褛，脸色怎样苍白，他们的枪总擦得很亮。这个证明了他们常常使用枪，而且爱惜枪。”卡尔逊在晋察冀的所见所闻，给他上了很生动的一课，他带着心满意足的心情结束了这次不平凡的历程。

　　1938年7月，卡尔逊又来了。这回陪同他来的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刘白羽、汪洋和戏剧家欧阳山尊等人。“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聂荣臻说，“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他看到我们搞了这么长时间，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情况。我又跟他谈到怎么打仗，战斗经过的情况啊，他感兴趣。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过，就守在壕沟里头打枪，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你们这个好，一方面打，一方面考虑问题、分析情况，这样好，这倒有味道。”聂荣臻和彭真、宋劭文一起来到卡尔逊的下榻之处看望他并与其谈话。卡尔逊写道：

　　傍晚，聂来谈。他，也显出了过去五个月的活动的艰辛。他瘦削的脸更瘦了，眼睛蒙上了忧伤。肩负着人民生存的重任，是会使有感情的人有这种改变的。

　　不过，他甚至比我一月份在阜平见到他时更有信心了，这期间有了许多成就。日本人洗劫并烧毁了阜平，但他们几次要进入五台高原的企图被粉碎了。临时政府的控制力量已经延伸到河北省的中部，一支远征军实际上已到了北平的北边和东边地区，在那儿日本人的统治据认为是强有力的。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虽然聂不认为是他的功绩，但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把晋察冀十分贴切地称为“新中国的试管”的卡尔逊还注意到，聂荣臻在阜平就计划筹建的边区银行和一个枪械修理所都已经建起来了。边区银行建立后，在货币斗争中打了个漂亮的胜仗，把各种伪钞统统挤出边区。至于一个枪械修理所制造的手榴弹，卡尔逊说，“是土豆捣碎机型的，似乎在中国军队里是标准的，同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制品同样有效力”。步枪呢，“又重又笨拙”，但是“有效射程是150米，对山区的游击队来说是足够了”，卡尔逊这样说。

　　卡尔逊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位有经验、有正义感的职业军官，他对晋察冀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聂荣臻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反映了游击战争只有在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正义战争中才能成功的伟大真理。

（本文摘自《聂荣臻传》北京军区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32年2月，聂荣臻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林彪也同时接替朱德出任第一军团军团长。从此，聂荣臻开始与这位比自己小8岁的军团长一起领导红一军团转战南北。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部队入城后，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一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聂荣臻上前喝止，战士怯生生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能采取这种手段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为了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出奇兵，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但可以蒙蔽敌人，让敌人对我军捉摸不透，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

林彪对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理解，认为这是在走冤枉路，尽走“弓背”，不知走捷径。他还带头倡议搞了一股小小的风波。一天，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德怀同志，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话音刚落，立即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当时聂荣臻就在旁边。他针对林彪这种严重的反党倾向，警告林彪:“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林彪不仅没有接受聂荣臻的严肃批评和劝告，而且还在几天之后，竟然给周恩来、王稼祥写信，要求毛泽东下台。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彭德怀、聂荣臻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什么弓背路、弓弦路？乱弹琴。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1935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凭借自己人多枪多，无理要挟中央。当年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根本不愿执行这次会议的决定。他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聂荣臻得到信息后，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林彪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林彪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阿江）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56年2月，聂荣臻和女儿聂力的合影

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

聂荣臻

生平简介

1899年—1992年，重庆江津人，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元帅军衔。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7月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同年5月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和军委工作。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分局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平津卫戍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冲击。是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聂力，聂荣臻元帅之女。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入党，1960年参军。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将军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等职。

1，主席的评价是通过细节观察出来的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主席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对于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或明哲保身或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做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2，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愿出声辩白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有些甚至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一顿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谋部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过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非常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3，坚决不同意夫人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

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了，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离休。1952年定行政级时，母亲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胡作非为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的情况，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没要求他给我额外的照顾。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

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解解馋。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的影子，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4，对身边的小战士也要用“请”字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

周继强的父亲是我的姨父，也是个老革命。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他被叛徒出卖，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

上世纪60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就提前归队了。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还说过，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护士、一个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他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

　　毛澤東倡導“實事求是年”    

    1961年1月，毛澤東收到了秘書田家英送來的散失近30年的小冊子——《關于調查工作》。這是一個約5000字的文章印成的單行本，大約寫于1930年5月，是毛澤東在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時，為反對當時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而寫就的，由于戰爭的原因而失散。這是毛澤東的一篇得意之作。多少年來，他對于一直未能找到這篇文章而深感遺憾。1959上半年，新建成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到閩西龍岩地區徵集革命文物，徵集到這本小冊子的石印本。中央政治研究室得知之後，將其借去。這樣，小冊子終于回到了它的主人手中。     

    《關于調查工作》是一篇談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進行調查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在文章中大聲疾呼：“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讀著自己親手寫就的這些文字，毛澤東備感親切。聯想眼前經濟建設的困難局面，又使他深感調查研究的重要。就在他得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正在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隨後又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這兩個會議上，毛澤東重點講了調查研究的問題，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    

    1961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毛澤東的這篇文章。中共中央在信中說：    

    “中央要求從現在起，首先是第一書記，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層(包括農村和城市)，蹲下來，親身進行係統地典型調查，每年一定要有幾次，作為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並且定出制度，造成風氣。”在毛澤東的號召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之下，各地各部門迅速開展了廣泛的調查研究。    

    也正在此時，負責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的聶榮臻元帥通過全面了解和深入調查，在廣泛聽取知識分子意見後，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解決科技戰線一係列問題的重要意見，這就是《科學工作十四條》。    

　　聶榮臻組織大調查    

    1960年冬天，聶榮臻就開始組織對科技戰線較大范圍的調查研究。調查首先從導彈研究院開始。《聶榮臻傳》一書中如是說：“這裏的科技人員，反映了許多在今天看來可笑，而在那個年代確實存在的問題。導彈研究院，就在國賓館附近。于是，很多的迎賓任務就落到了科學家們的身上。這些從事20世紀尖端科學研究的導彈專家們，不得不打著小紅旗，站在北京的街頭，去歡迎外賓。”“在當時，各種運動很多，北京每年要進行機關整頓，一次就要學習幾個星期，這已經成為慣例。科技人員用于專業研究工作的，還不到二分之一。知識分子對這些很有意見。”    

    在結束導彈研究院的調查後，聶榮臻又指示應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調查。在中國科學院調查時，中科院的科學家們也反映出同樣的問題，最突出的是科研時間得不到保證，每周六個工作日，真正用于科學研究的時間僅有三天，有的還不足三天，大量的時間被用于無休無止的政治學習、政治活動，或者從事各種與科研無關的體力勞動。    

    1961年的春天，借毛澤東倡導要大力調查研究的東風，聶榮臻指示有關部門在上海和北京分別召開座談會，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做法，開“神仙會”，請科學家們就知識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現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聶榮臻感到必須給知識分子一個“春天”，給科學研究工作環境以“春天”。而要促使這樣的“春天”來臨，就必須趕快制定這方面的政策。    

    于是，他讓秘書通知有關科研主管部門的一些領導來到王莊，聽他們匯報前一階段關于知識分子政策和各單位研究政策的執行情況，提出需要改進的意見，一連開了十多天的會。經過反復的磋商，聶榮臻主持擬定了《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十四條的意見初稿》。    

    澄清紅與專關係問題    

    在討論研究的過程中，聶榮臻反復強調，十四條中，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務，知識分子紅的標準及紅與專的關係，黨如何領導科研工作這三條，這是十四條中的核心問題。杭州會議剛結束，聶榮臻就讓中國科學院參加會議的韓光和張勁夫，在北京和東北地區召開中科院黨員所長會議，同時，採取多種方式徵求黨內外科學家對十四條的意見，提出修改建議，還在鋼鐵、地質、農業、醫學四個科學研究院討論和試點。中央科學領導小組、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黨組也進行多次討論。    

    5月中旬，聶榮臻又多次找人談話，了解十四條的修改意見和試點情況。他還請陸定一、郭沫若、張際春、周揚、龔子榮等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人幫助修改。經過反復討論、實踐、修改，聶榮臻認為，《科學十四條》已趨于成熟。6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于當前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幹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的後面附上以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中國科學院黨組名義寫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請示報告就有關政策和思想問題，要向黨內幹部把道理說清楚，講透徹。    

    第一個問題是紅與專的關係問題。請示報告認為，當前紅專的關係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從紅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學工作者，忽視和放松從專的方面要求他們。二，紅的方面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實際、不加區別的毛病。三，有些單位簡單化地把自然科學工作者劃分為“紅專”和“白專”，非紅即白，給一些政治上屬于中間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業務上比較鑽研的人戴上“白專”的帽子，打擊了一些應該團結的人，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報告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正確地對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此，聶榮臻在報告中提出了若幹具體的意見：    

    學術問題上，鼓勵各種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見解和對于具體學術工作的不同主張，進行自由探討，自由辯論，自由競賽。對于學術問題的討論，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貼標簽，不用多數壓服少數；允許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與保留自己的意見，讓科學實踐與時間的考驗來逐步明辨是非。    

    正確劃分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之間的界限，對于學術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不要當作思想問題來批判，更不要把思想問題引申為政治問題來鬥爭。    

    此外，報告還對理論聯係實際，培養使用科學人才中如何克服平均主義，科學工作中如何保密，保證科研的時間，研究機構中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提出了看法。    

    報告的這些內容，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麼驚人之處，可是在知識分子政策長時間過“左”的當時，這些意見的提出，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說“這是一個好文件”    

    聶榮臻的報告在交給中共中央半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這個報告。    

    此時，毛澤東正好在外地，沒有參加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都與會了。會上，聶榮臻首先作了匯報，陳述了制訂《科學十四條》的理由和過程，說明了制訂這個條例的必要性。他在匯報結束時強調：有了這個條例，就能正確執行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和貫徹“雙百”方針，調動廣大年老的、年輕的、黨內的、黨外的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隨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簡要補充了《科學十四條》在中科院試點後的情況和反映。    

    鄧小平在發言中表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很有必要。試行後在實踐中加以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的“憲法”。    

    在討論的過程中，康生對聶榮臻請示匯報中的一段話提出異議。這段話原稿是：“自然科學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資產階級自然科學體係’，‘反動的自然科學學派’、‘無產階級自然科學體係’、‘紅色自然科學家’等等，都是不對的，應當廢止。”    

    本來，對于自然科學是否有階級性的問題早已解決。1956年6月，陸定一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雙百”方針。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在自然科學領域，雖然自然科學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自然科學工作者卻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    

    這段話雖然重點是講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其前提則是承認自然科學的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然而，康生卻不這麼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學成為“體係”，就聯係到哲學世界觀，不好說沒有階級性。既然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後來請示報告在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發時，對此作了刪除和修改。除此以外，與會者一致通過了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隨後又報送了毛澤東並得到了批準。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將聶榮臻的請示報告和《科學十四條》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和國家機關各黨組，並加了較長的批語。批語說：……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于講真話，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這樣才能造成一種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他們能夠放心、負責地去做工作。要切實保證他們的工作時間，要求和幫助他們踏踏實實地做出成果。    

    被鄧小平稱之為“科學憲法”的《科學十四條》的制訂和實施，對于廣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尤其是紅與專關係的界定，明確了一個人只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主義服務，就算初步“紅”了，實際上等于摘掉了強加給知識分子的“白專”帽子。

(摘自《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羅平漢著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2008年版)

 聶榮臻與林彪在戰爭年代先後共事3次，時間不到5年，但二人卻多次發生爭執，主要有以下7次：　
    
    第一次：紅軍打下漳州後，在部隊籌款的過程中，林彪縱容部下違反政策？脫離群眾的做法；聶榮臻堅持原則，及時進行了糾正。　
    
    1932年2月，聶榮臻調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林彪也同時出任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從此，聶榮臻與林彪開始了第一次合作。　
    
    1932年4月，紅一軍團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漳州是著名的僑鄉，紅軍紀律的好壞？執行政策怎樣，將產生很大影響。因此，聶榮臻在入城之前就告誡部隊：“這次進城，對我們的紀律？政策？觀念都是一個考驗，大家要特別注意。款要籌，紀律更要執行。”　
    
    部隊入城後，大多都能有條不紊地發動群眾打土豪？擴兵？籌糧？籌款。然而，有的部隊在林彪的縱容下，對政策的執行一度搞得很混亂，甚至將一些不願出錢的“老財”拖到大街上拷打。　
    
    見到這種情況後，聶榮臻立即找到林彪說：“對一些不肯出錢的‘老財’，給他們一定的懲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對把他們弄到大街上去拷打。這種搞法不但不會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是：鋪子關門了，人也逃走了，款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搞得很壞。”　
    
    林彪反問：“那我們究竟要不要錢？政委同志，沒錢就不能打仗！”　
    
    “錢，我們當然要，但我們不光要錢，還要政治。我們是紅軍，如果政治影響搞壞了，籌的錢再多，也是毫無意義的。”聶榮臻嚴肅地說。　
    
    經過爭論，林彪在以後的工作中有所收斂，部隊也杜絕了只顧籌款，不講政策的傾向。　
    
    第二次：紅軍長征後，紅一軍團擔負搶佔九峰山，掩護中央縱隊安全通過的任務，林彪卻擅自改變軍委命令；聶榮臻堅決按照軍委命令行事。　
    
    在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時，中革軍委命令紅一軍團控制制高點——九峰山，防備敵人先期佔領粵漢鐵路上的樂昌後，向我軍發動襲擊和堵截，以掩護中央縱隊安全通過。　
    
    然而，林彪卻不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不佔領九峰山，企圖趕在敵人之前沖過樂昌，以保護自己的部隊，而置掩護中央縱隊安全的指令於不顧。對此，聶榮臻堅決反對，並和林彪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聶榮臻認為：敵人雖然沒有到達樂昌，可是我軍距離樂昌也有一段路程，紅軍的腳怎麼和敵人的車輪比呢？即使紅一軍團跑過了樂昌，還有中央和軍委縱隊怎麼辦？如果不佔領九峰山，敵人就有可能把後面的部隊截斷。　
    
    對於這個原則性的問題，聶榮臻堅決按照軍委命令行事。時任軍團參謀長的左權見兩人越吵越激烈，建議派人前去偵察，發現樂昌大道上已經看到敵人，林彪這才不再堅持。　
    
    情況十分危急，可林彪還是不急於作出決定。他又利用敵軍的電話線，偽裝成國民黨正規軍，與正在向樂昌行進的敵軍民團進行了通話。對方民團團長回答：“鄧龍光(粵軍)3個團已經佔領樂昌，其中一個團正在向九峰山開進。”　
    
    林彪得知粵軍已派兵向九峰山開進，馬上丟下電話，對四團團長耿飆和政委楊成武命令道：“快！你們要不惜一切代價上九峰山，立即出發。”　
    
    當紅軍登上九峰山時，敵軍也正從山的另一面向上爬。得知這一消息後，聶榮臻才松了一口氣。　

 第三次：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寫信要求“三人團”撤換毛澤東；聶榮臻為此嚴肅批評林彪，並警告其反黨行為。　
    
    遵義會議後，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指揮紅軍聲東擊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四渡赤水”成為毛澤東戎馬生涯中的“得意之筆”。然而，當時的林彪卻認為這是不走捷徑，盡走“弓背”，在走冤枉路，牢騷滿腹地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毛澤東)這樣領導指揮還行？”　
    
    一天，林彪突然給彭德懷打電話：“德懷同志，現在的領導不成了，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你出來指揮吧，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當場遭到彭德懷的嚴厲斥責。在旁邊的聶榮臻針對林彪這種嚴重的反黨傾向，當即嚴肅批評：“林彪同志，你是什麼地位？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並警告林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用政委的名義下指令，部隊可以不執行。”　
    
    林彪不僅沒有接受聶榮臻的批評和勸告，而且給“三人團”(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寫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要求毛澤東下臺。聶榮臻拒絕在信上簽字，最後林彪將信單獨簽字送了上去。　
    
    1935年5月12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對林彪的所謂“走弓背”的謬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毛澤東說：“你林彪是個娃娃，懂得什麼？”　
    第四次：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林彪政治鑒別力不強，不主動與張國燾作鬥爭；聶榮臻涇渭分明，堅決糾正林彪的錯誤傾向。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北上，創建川陝甘蘇區，而張國燾不願執行這個正確的決定，率領左路軍西進而不是北上，並且準備調聶榮臻到三十一軍當政委，林彪到另外一個軍當軍長，企圖誘使右路軍也西進，南下川康(四川？西康)。這充分暴露了其要搞分裂，想奪權的野心。　
    
    聶榮臻得到資訊後，告誡林彪：要注意，張國燾想把我們“吃掉”。　
    
    當時林彪已有自己的“立場”，聽到聶榮臻的告誡突然板起臉來，說：“榮臻同志，這是什麼意思？你這是搞宗派主義。”　
    
    聶榮臻說：“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一貫不一致，我們應該時時警惕，這怎麼是宗派主義呢？這是路線問題。”　
    
    一提到“路線”這個問題，林彪突然火冒三丈，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既然是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嗎？那麼，他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呢？我們才幾個人？我們才有2萬多，他有8萬多。”　
    
    聶榮臻緊握的拳頭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個盤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確嗎？蔣介石的人更多哩，難道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嗎？”　
    
    第五次：長征勝利後，毛澤東領導紅軍奠基西北，而林彪卻鬧著要去陝南打遊擊；聶榮臻勸說林彪放棄陝南遊擊戰，服從中央的戰略決策。　
    
    1935年10月，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依託陝北鞏固和發展根據地，而林彪卻三番五次地鬧著“去陝南打遊擊”。　
    
    初到陝北，看到荒涼衰敗的景象，林彪就悲觀起來，不止一次流露出要帶部隊去陝南打遊擊。瓦窯堡會議前，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到陝南打遊擊的意見。　
    
    林彪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到陝南打遊擊比在陝北鞏固和發展根據地更重要，“我對脫離現任職務改作遊擊戰爭已具有不移之心”，“決不因任何故障而改變決心”。這封信理所當然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林彪仍不死心，隨後又多次致電中央，堅持己見。　
    
    聶榮臻勸說他：“紅軍只有一點部隊，你林彪能帶多少去呢？你帶多了，陝北還能維持嗎？根據地還能不能鞏固？你不要看這些破窯洞，它終歸是根據地，是紅軍的落腳點；你去陝南，搞不好，連個窯洞也找不到；你別以為陝南四方面軍曾經在那裏打過遊擊，條件會好，我看不見得一定會強過陝北。”　
    
    然而對聶榮臻的勸說，林彪始終聽不進去，以後態度一直比較消沉。　
    
    鑒於林彪這種軟磨硬施的態度，中央電令他“立即來中央討論你的工作問題，職交左權暫代”。林彪到中央住了半個月，在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的說服教育下，不再鬧著到陝南打遊擊了。　
    
    後來，林彪率紅一軍團東渡黃河，參加了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東征。
     第六次：東征結束後，毛澤東批評紅一軍團有“本位主義”傾向，聶榮臻主動作自我批評；而林彪卻推卸責任，一聲不吭。　
    
    1936年1月，毛澤東親自指揮紅一方面軍，兵分兩路，發起東征。　
    
    東征期間，紅十五軍團在北線作戰傷亡較大，並且在山區活動，籌款擴兵相對困難。毛澤東致電紅一軍團要求撥兵給紅十五軍團。林彪看完電報，把電報一摔，說：“有鳥的幾個兵！”聶榮臻拿過電報，找到下屬瞭解情況，感到困難確實很大，於是就給毛澤東發回電，請求免撥。　
    
    1936年5月，一方面軍在大相寺召開幹部會議，總結東征。會上，毛澤東指出紅一軍團有“本位主義”傾向。聶榮臻作為政治委員主動作了自我批評，而林彪卻一聲不吭，把責任全部推給了聶榮臻一人。　
    
    隨後不久，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聶榮臻仍任政委。分別前，聶榮臻和林彪互相徵求了意見。對毛澤東批評紅一軍團一事，聶榮臻覺得事情已經過去，還是應該多看林彪在紅一軍團工作上的成績，就沒有向他提出來，林彪卻對過去的事情耿耿於懷。　
    
    林彪對聶榮臻說：“我們在一起搞了好幾年，現在要分手了。過去我們之所以發生分歧，是因為你是從組織上來考慮的，我是從政治上來考慮的。”　
    
    聶榮臻回答說：“你這個說法不對。你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立起來，完全不對頭，我們之間爭論的許多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你現在要走了，又扯這些問題，扯幾天也扯不清，還是等以後再慢慢扯吧。今天我們主要是歡送你。”　
    
    二人的爭吵致使聶榮臻與林彪的第二次合作不歡而散。　
    
    第七次：平津戰役中，聶榮臻提出和平解放北平；林彪卻認為和平解決只是幻想，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靠打。　
    
    1949年1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由林彪、羅榮桓和聶榮臻組成平津戰役總前線委員會，統一指揮平津戰役，聶榮臻與林彪開始了第三次合作。　
    
    在我軍殲滅新保安、張家口之敵後，傅作義部隊的西逃之路被完全斬斷，北平已處於我軍包圍之中。同時，北平地下黨提供情報：傅作義在嚴峻的局面下，可能會考慮和平談判。在此情況下，聶榮臻提出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　
    
    聶榮臻先同羅榮桓談了這個想法，羅榮桓表示贊同。隨後，3人在作戰室研究完攻打天津後，聶榮臻說了和平解決北平的想法：“只要我軍打下天津，傅作義的逃跑道路就被完全切斷，這樣就有可能迫使傅作義和平解決北平問題。”　
    
    林彪聽後，臉上毫無表情地說：“你的想法很好，不過很可能是一個很美的幻想，是不可能實現的。”　
    
    聶榮臻繼續解釋：“在平津地區，我軍占絕對優勢。北平工事不強，守敵又如驚弓之鳥，如果在進行大量工作之後，傅作義仍拒絕和平，我們掌握著主動權，隨時可以打嘛，何況勝利後的建都問題，黨中央已初步選定北平。”　
    
    “和平談判根本是幻想，最終還是要靠打來解決問題。”林彪仍固執己見。　
    
    聶榮臻再三解釋，林彪還是搖頭。繼續爭執下去，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聶榮臻只好單獨向毛澤東發電，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議。　
    
    毛澤東回電表示完全同意。林彪見毛澤東已經表態，才沒有再反對這個意見。
    
   

這“厚道”二字，蘊涵豐富，它是謙遜，是誠懇待人，是光明磊落，是敢於承擔責任，是嚴於律己，是為國家為人民多做好事……

　　這“厚道”，在今天看來尤其動人，值得品味和深思。

　　毛澤東兩次評價他是厚道人

　　1958年，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不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那句話。彭老總說：毛主席說“聶榮臻同志是個厚道人”。我再加一條，用我們湖南話說：榮臻同志是個“驢駒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總所說的“驢駒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驢。毛驢吃得少，幹得多，走得遠，能負重，和後來人們常說的“老黃牛”很相近。彭老總的意思是，毛主席給了父親這麼高的評價，父親可以滿足了。

　　據楊成武將軍回憶，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當時在南方巡視，他向毛澤東請示出席“八一”建軍節40周年招待會的人員名單時，毛澤東指示，軍隊幾位元帥都要出席招待會，並對幾位元帥作了評價。談到我父親時，毛澤東又說道：“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這樣評價我的父親。

　　毛澤東對我父親的這個評價，很多瞭解、熟悉父親的人，都認為是很中肯的。在他們眼裏，父親對党無限忠
誠，大局觀、組織紀律觀念很強，作風正派，為人忠厚，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溫良謙恭讓，遇事敢於承擔責任，顧全大局，不爭功，不諉過。尤其他從來都是光明 磊落，胸懷坦蕩，不搞陰謀，更不在背後整人。

　　范濟生、劉長明、甘子玉這些老秘書，跟隨父親多年。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父親從不背後議論人，更不隨便說人家的壞話。對人對事，他都是寬厚的，有仁義心腸。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光明正大者與搞陰謀詭計者的鬥爭，可以說從來沒有停止過。遠的不說，近的也不說，
只說“文革”———林彪一夥，江青一夥，康生、陳伯達之流，便是搞陰謀詭計的代表。他們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後整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人最大的特點，
就是極度的陰險、自私和狠毒。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針見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評價我父親是厚道人，不會是憑空
臆想出來的。他一定是通過很多的細節觀察出來的。在他主政的漫長歲月裏，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爭寵、爭功、告狀、揭發，明哲保身，壓別人抬自己。他一定發現 了，那個叫聶榮臻的人總是很謙遜，總是很含蓄，總是不去說別人的壞話，總是少說多幹，能忍則忍，謹慎為佳。

　　因此，毛澤東作出那樣的評價，也就自然而然了。

功勞是別人的，責任是自己的

　　父親是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遇到事情，別人不敢站出來，父親敢於站出來，功勞是別人的，責任是自己的。

　　1944年，晉察冀開高幹會議，進行整風。會上，有人給父親提了不少意見，這裏面有很多是過頭話，是
不實之詞，甚至有些是人身攻擊。這給在延安參加整風的父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父親的情緒一度低落。抗戰結束，他回到晉察冀，那些說過他壞話的人，誠惶誠 恐，生怕挨整。可是父親一律不計較，該使用就使用，沒聽說哪個人受到打擊排擠。蕭克回憶說：“他對那些同志，始終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
裏有這樣一句看來很平常卻又極難得的評價：聶榮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親代理總參謀長時，有一天，毛澤東把他叫了去，一見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一封比較
重要的電報，沒經他看，總參就以軍委名義批發了。父親當時就知道，毛主席批錯人了，但他卻沒有吭聲。後來，工作人員在翻查前一階段的電報時，發現毛澤東批 評的那封電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以軍委名義下發的。也就是說，父親替人挨了批。有人怪父親，為什麼不和毛主席講清楚，背了黑鍋。父親說，講什麼呀？以後都注
意點，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是了。

　　父親常說，遇到事情，要敢於負責，敢於承擔責任，不能上下推諉。父親的得力助手、擔任過總參辦公室主任的安東生前曾說過：“聶總是厚道人，老實人，受人誤解，甚至代人受過，自己也不去辯白。”

　　1967年初，“大鬧懷仁堂”時，父親對林彪、江青一夥不分青紅皂白，打擊迫害幹部子弟，表示十分憤
慨。他說：“你們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 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卻指責葉劍英，說葉曾經講過，中央文革對高幹子弟“不教而誅”。葉劍英感到奇怪，閒聊中說，他不記得自己講過這句話。父親對他說：“這句話是我說的，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啦？”

　　父親後來專門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澄清這句話是他說的，與葉劍英沒有關係。這讓葉帥很受感動。 “二月逆流”的參與者被林彪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後，父親因心臟病住進醫院，葉帥給我母親打電話，讓她轉告父親，說：“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聶總，我們不是搞
陰謀的人。”父親與葉帥的關係一直很好，他們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靈犀，這也是粉碎“四人幫”前後，國家命運最緊要的關口，他們能夠默契配合的最重要 的原因。

　　一些“文革”期間曾經整過父親的人，父親後來也沒有為難他們。他說，事情過去就算了，當時情況複雜，黑白顛倒，做錯點事，有時難免。

“錢夠用就行了，什麼級不級的。”

　　瞭解一個人需要漫長的過程，就像品一壺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親大概就是個經得起品評的人。

　　父親絕不是那種沒有原則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講原則的，大是大非面
前從不含糊。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他總是認真研究思考，從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也不因某些因素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當年搞“兩彈”，中央上層要下 馬的呼聲很高，父親認為堅決不能下馬，所以他寧可得罪人，也頂著繼續攻關，最終堅持下來了。

　　他尤其注意組織原則，在中央對某一問題有了決定，或有了統一的看法時，他就絕不再講個人的不同意見，也不對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勝利的保障。

　　父親的厚道還表現在，他總想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給予別人。當初籌備五院時，哈軍工的專家教授們最
早來北京報到，當時五院還沒有正式辦公處所，專家們住哪里呢？父親一時犯愁了，給專家們租旅館住，他們堅決不幹，大家都以艱苦奮鬥為榮，怎麼能隨便花錢住 旅館？臨時找點簡陋房子安排他們住下，父親深感過意不去，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住處騰出來給專家們住。母親和我都支持父親這樣做。我們準備臨時去三座門招待
所暫住。雖然後來專家們堅決不同意這樣安排，讓房的事沒有成，但經歷過這件事的人卻一直記在了心裏。

　　父親的厚道還體現在嚴於律己。20世紀60年代初，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葉群當了他的辦公室主
任，中央軍委和總部領導人的辦公室，也陸續安排了首長夫人擔任辦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來到我家，對父親說：“現在首長夫人都 擔任首長辦公室主任了，可是你這裏的主任還是范濟生，範濟生已經到國防科委任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你的辦公室就讓瑞華同志回來當主任吧!”

　　肖向榮還說：“只要瑞華同志同意回來當辦公室主任，一切手續都由我來辦。”

　　父親考慮片刻，口氣堅決地說：“不要回來。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沒有在部隊幹過事，她到軍隊來幹什麼？”又說：“她不懂軍事，回來幹什麼？”

　　就這樣，父親把這件事給頂回去了。母親一直在中組部工作到退休。

　　母親是個老資格，1952年定行政級時，她就是8級幹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級幹部，半
輩子沒調過級。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覺得不合適，想給上級反映，父親批評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你們不要管。錢夠用就行了，什麼級不級的。”父親對家人的 用車有著嚴格的規定，他不准我們(包括母親)隨便用公家的車。我記得，五六十年代，母親總是每天一大早就趕公共汽車到中組部上班，還自己帶飯。有一次乘車
時，太擁擠了，母親被擠下來摔在馬路邊，額頭腫了一個包，可她仍然堅持乘公共汽車。她對我說：“你爸爸的車，不該我們坐。我們坐上了，心裏也不踏實。”

　　關於乘車，我身上也發生過一件事。50年代我在師大女附中讀書時，一個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
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自行車去學校趕早自習，范濟生秘書看見了，決定派父親的吉普車送我。我不同意，說：“爸爸說過多次，不讓我坐他的車。再說，同 學看見影響不好。”范秘書擔心路滑難行，就對警衛員使個眼色，警衛員趁我不備，把自行車鎖上，拿著鑰匙跑開了。司機怕發動汽車引起父親注意，叫范秘書等人
幫著把車推到街上。我無奈只好上車。車到西單皮褲胡同口，離學校還有很遠一段距離，我怕被同學發現自己搞特殊，堅決要求下車，然後挽起褲腳，踏著沒腳的雪 去了學校。

　他對某些高級幹部子女為非作歹十分反感

　　在家裏，父親對我們這些晚輩，一貫要求嚴格，他對某些高級幹部子女為非作歹而家長又百般包庇縱容，十
分反感，曾大力呼籲“今後考核幹部時，也把他對子女的教育情況列為德才表現之一，認真考核。把這一問題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又說：“如果不正
之風代代相傳，那要不了多久，我們民族的精神、党的優良傳統都將蕩然無存，豈不可虞!”

　　父親是有資格說這種話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兒，我安心幹我的工作，從來不給他添亂，我愛人丁衡高也是一
心一意搞事業，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兒聶菲，更是個規規矩矩的孩子，從小就聽外公的話，從小就知道艱苦樸素，褲腿短了，接一塊，繼續穿。家裏人一直記得一件 事：聶菲上初中時，有一天放學回家，在路上想買零食吃，挑來挑去，最後只買了一塊果丹皮回來。她外公看見她回來，就笑了，說：“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 幾分錢，買個果丹皮解解饞。”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聶菲從上小學到大學畢業，學校裏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聶榮臻。從她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權，她樸素得
就像一個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媽聶榮昌的三個兒子李繼津、李繼宣、李繼家，還有我姨媽張琪華的兒子周繼剛、周繼強、女兒周繼
英，都是從小就在我家生活。他們也是從小就受到我父母親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幹事，稍有不慎，就會挨老人的批評。周繼強的父親，也就是我 的姨父周映渠也是個老革命，參加過南昌起義，以後又在新四軍五師任職，1946年6月中原突圍時，他被叛徒出賣，滅絕人性的敵人竟然將姨父的頭顱割下來掛 在城頭示眾。解放初，小繼強來到我家，父親愛憐地撫摸著他的腦袋說：“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後要好好學文化啊!”父親母親生活上關愛繼強，政治上、工作上卻
對他嚴格要求，絕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縱。我記得母親曾對他說：“你是烈士後代，永遠不要做對不起革命先烈的事。”

　　上世紀60年代初，表弟李繼家在北京軍區某部當兵，有一年春節，部隊放假3天，單位領導給了他7天
假，讓他回來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繼家剛踏進家門，父親就盯上了他，問：“繼家，你回來幹什麼？”當父親得知情況後，嚴厲地說：“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 搞特殊，過完節，趕快歸隊。不能當特殊兵！”結果，繼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歸隊了。這件事，繼家一直記在心裏。後來他在部隊工作，作風正派，老實肯幹，多
次受到上級表彰獎勵。

　　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從沒在外面惹過事，更沒給父母丟過臉。

人們懷念他，為他落淚，是因為他具有讓人感動的品格

　　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感受到父親的厚道作風。他和母親經常教育我，還有住在家裏的孩子們，對人要誠懇厚道，講信義。父親曾說，舊社會過年，很多人家貼門聯，其中常貼的就有“忠厚傳家”、“詩書繼世”；中國傳統的道德信條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條，是美德之一。

　　每每談起高級幹部的家風，父親讚揚過陳毅、陳賡兩家，說他們兩家的家教好，孩子們懂禮貌，忠厚傳家。意思是讓我們學習人家。

　　父親厚道慣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響。他對我們和孩子都說過，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別人，誠懇待人。只有待人以誠，人家才能與你以誠相見。
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謙虛謹慎。他還說，要善於與人共事，不要什麼事都以自己的想法為標準而去與別人相爭。真正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是與非要明 白；工作上的意見分歧，有時也可爭辯，但要心平氣和，不可盛氣淩人；至於個人之間一般性的分歧，最好採取“和為貴”的態度，互諒互讓，互相尊重，因為誰是 誰非很難說清，大多是由於個人經歷、性格、愛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當年搞“兩彈一星”時，父親就是這麼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識份子、大科學家才從內心裏尊重他、服從他。

　　父親的厚道表現在諸多方面，他對党，對領袖，對戰友，對下級，對同志，對普通人，都是一樣的厚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哪怕是面對一個普通護士，面對一個普通戰士，說話時也非常注重禮貌，不管讓別人做什麼事，他都要說“請你”什麼的，從不頤指氣使，指責別人。

　　也許正因為他是個厚道人，他去世之後，才有那麼多的人懷念他，念叨他。人們懷念他，為他落淚，並不是因為他當多大的官，也不是因為他是個元帥，而是因為他具有讓人感動的品格。

　　他活了93歲，是最後去世的一位元帥，而且是在睡夢中不知不覺仙逝的，死前頭腦一直清醒，極少犯糊塗。醫生說，他腦子像是六七十歲的人。

　　晚年，他曾經念叨過，自己打了一輩子的仗，沒受過一次傷；搞過地下工作，沒被捕過，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說他是“仁者壽”。也有人說他是“福帥”。

　　著名文學家巴金說：“聶帥是個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從他身上，我還悟出：一個人必須多做事情，為民族為國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會忘記他。

　摘自《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聶力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