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津
回顧歷史性巨變 中國是怎樣走向共和的?
金沖及 龔書鐸 李文海
中國走向共和,對於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來說也許顯得有些遙遠,但這場歷史性巨變對中國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不瞭解它就很難瞭解今天中國的由來,以至人們至今依然時常回顧它,談論它。 談論這個問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一場歷史性巨變的到來,一場席捲全國的革命大浪潮的到來,如果不具備客觀的歷史需要,沒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任何人都無法憑自己的主觀意志把它製造出來。 那麼,將近一個世紀前的這場歷史性巨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為民族生存尋求出路 上個世紀之交,中華民族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喪失了獨立地位,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大大加快了這種沉淪的步伐。亡國滅種的陰影,沉重地壓在幾代中國人的心頭。戊戌維新運動的志士譚嗣同悲憤地寫下這樣的詩句:“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二十世紀初到日本留學的魯迅也寫道:“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當時,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項任務為後一項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如果把二十世紀分為兩半,前半個世紀,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前一個任務;後半個世紀,中國人所努力實現的是後一個任務,直到現在我們仍在為此而繼續奮鬥。 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人經歷過艱難的求索。 十九世紀後半期,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些人,曾經打出“自強”“求富”的旗號,發動“洋務運動”,開始興辦工礦企業,修築鐵路,開辦學堂,派遣留學生。這些活動,對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和資產階級社會觀念在中國的催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人對它也有殷切的期待。但是,洋務派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立場,使他們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他們的一條根本原則是不但不允許這些活動超越封建專制統治秩序的雷池一步,而且要用它來維護和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秩序。封建官場的腐敗更是充斥在這些活動中。這就註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國真正做到“自強”和“求富”。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用事實宣告這個運動的破產。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既肯定洋務派在學習西方問題上所起的“篳路開山”作用,又尖銳地批評他們“根本不淨,百事皆非”。這裏所說的“根本”,就是堅持封建專制統治秩序的根本立場。 維新派懂得發展經濟和文化,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條件。他們首先致力於政治的革新,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了“百日維新”,力圖對封建專制政治進行一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但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如此軟弱,以至在以慈禧為代表的封建頑固勢力的殘酷鎮壓下,頃刻瓦解,一敗塗地。 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能回避對當時掌握著最高統治權力的一些人物的歷史評價。例如,對於作為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應該怎麼看?對於十九世紀後期實際掌握清王朝軍政外交大權的李鴻章又怎麼看?不弄清楚這些人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難對中國走向共和的歷史面貌有確切的瞭解。 我們不能說慈禧沒有做過一點兒好事。可是,作為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代表,慈禧決不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慈禧盡心竭力維護的是“大清王朝”的統治,而這個時候,“大清王朝”已經走到末日,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我們決不能把“朝廷”同“國家”混同起來,以為一心致力於鞏固和維護“大清王朝”就是夢想著實現“國富民強”。“國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區別。對清朝政府來說,有時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顧以至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時人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記載:甲午戰敗,有人在城門上貼出一聯:“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聯:“臺灣省已歸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後,慈禧為了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不僅急於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合約,而且竟在煌煌上諭中寫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那樣不顧臉面的話,聽憑列強予取予求,使當時許多愛國者感到蒙受奇恥大辱。這哪里談得上是追求“國富民強”? 難怪連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也要指出:國家與朝廷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愛國必先自區分國家與朝廷始”。至於革命派的陳天華就說得更加直截了當:“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作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作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嗎?”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緊緊聯結在一起,那麼,民眾自然也就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救亡鬥爭同反對清朝政府緊緊聯結在一起。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結論。 李鴻章從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起家,稍後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角,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過自己的貢獻。而在對待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上,他始終堅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須和戎”的外交方針。李鴻章的貪婪聚斂是有名的,當時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說法。他在“自強”旗號下一手訓練起來的、用洋槍洋炮武裝的淮軍,腐敗不堪,只能用於對內鎮壓,在對付日本侵略時幾乎一觸即潰。當列強將侵略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時候,他一味避戰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後“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並多次簽訂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不平等條約。對此,李鴻章有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中日馬關條約簽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就其中兩項辯駁。伊藤說:“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鴻章隨即在請旨的電報中提出:“其愈逼愈緊,無可再商,應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訂條款定約,免誤大局。”朝廷批准了他的意見。四天后,他便在條約上簽字。因此,把李鴻章說成是明瞭世界大勢的“最傑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寫成“忍辱負重”、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高尚情操的“悲劇英雄”,是完全背離歷史真實的。 至於“弱國無外交”的問題,李鴻章作為一個弱國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動勢必受到極大的制約,我們不能要求李鴻章做他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個弱小的、落後的國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氣,決不是對列強種種侵略要求只能俯首貼耳,逆來順受。否則,汪精衛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劇英雄”了,那還有什麼是非可言,還有什麼民族自尊自信可言?且不說古今中外歷史上,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在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激勵下,團結抗爭,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事例屢見不鮮,就是有些鬥爭雖然失敗了,但抗爭者那種寧死不屈的精神,對後來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這些人不愧為民族的脊樑。就是在同一時期,在對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從而在外交鬥爭中取得局部勝利甚至重大勝利的人。如曾紀澤、楊儒的對俄交涉,特別是左宗棠不顧李鴻章等人的反對,從外來侵略者手中收復新疆的巨大勝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上世紀初出生的鄧小平同志說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他在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討論香港問題時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這些話,是值得我們反復玩味的。 革命是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漫漫長夜,中國的出路在哪里?在十九世紀後半個世紀裏,中國人已經做過多種試驗,但都救不了中國。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中華民族面對的現實更加嚴峻。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處在千鈞一髮的關頭。正如陳天華在《警世鐘》中所說:“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 中國人已實在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這是現實迫使他們作出的選擇。 誰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對革命志士來說必須準備拋頭顱、灑熱血。下這個決心,自然極不容易。如果那時的清王朝真是一心為中國謀出路,甚至只是民眾還對它抱有一點兒希望,大多數人總是寧可採取溫和的態度推動它進行改革,而不會斷然採取革命行動的。 孫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幹分子,一開始也曾試圖通過和平手段來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為他對李鴻章還抱有希望。孫中山的好友陳少白說:“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然而事實卻很無情,孫中山的熱切願望換來的卻是李鴻章冰冷的回答,連見都沒見他,於是孫中山“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才最終堅定了革命的決心。 二十世紀初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奮不顧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們對清王朝進行長期觀察後作出的抉擇。八國聯軍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的腐敗禍國更加暴露無遺。他們標榜實行新政,他們採取的獎勵設廠和廢科舉、興學堂等措施,雖然多少也起過積極作用,但始終拒絕實行任何根本的變革。人們的失望、不滿和憤怒越來越強烈,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這個專制、腐朽的禍國政府,中國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連溫和的曾反對革命的君主立憲派最後都感到絕望了。清王朝宣佈“預備立憲”時,立憲派曾大喜過望。但清政府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批准頒佈者,不能見諸實行”;用人、軍事、外交等大事,議院都不得干預。這個《大綱》無非是把君主專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並加以強化。立憲派發動了頗具規模的請願運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儘快轉入君主立憲的軌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專制權力的任何削弱和喪失,一次又一次拒絕了這種請願要求。到立憲派準備進行第四次請願時,清政府竟嚴令禁止,並變本加厲地加強集權統治,成立“皇族內閣”。這使立憲派大為憤怒,梁啟超在報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禍國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將越來越多的立憲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再看二十世紀初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百業凋敝,民不聊生。一個禦史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寫道:“士為四民之首,近已絕無生路,農、工終歲勤動,難謀一飽,商賈資本缺乏,揭借者多,獲利維艱,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無業遊民居其大半,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土匪蠢動,此滅彼興,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鴻遍野,徐、海饑民數百萬,遮蔽江、淮,困苦流離,生無所賴。萬一揭竿並起,滋蔓難圖……大患豈堪設想。”民眾無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稅、搶米風潮、會黨與農民起義等遍佈全國城鄉,連綿不斷。據不完全統計,1902年到1911年,全國各地彼伏此起的民變多達1300餘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創造了客觀的社會環境和群眾基礎。當時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於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 人心向背決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們對清王朝的這種不滿和憤怒已發展到不加掩飾的地步。這連外國人也看出來了。長沙關稅務司偉克非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中寫道:“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現在已是公開鼓吹革命,並且獲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卻盡在瞎胡鬧。” 這是當年中國歷史畫卷中最鮮明最突出的內容,其他什麼都無法同它相比。不充分地看到這一點,便談不上歷史的真實。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的發生,是客觀形勢使然。當時的清政府,正如孫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走向共和,正是代表廣大民眾的意願,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推翻帝制為中國的進步打開閘門 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這篇文章中說:“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 “共和國”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巨大變化。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建立時就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革命要將“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之治一掃而空”,新的“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頒佈的《臨時約法》,破天荒地明確宣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普通老百姓至少在法理上從“子民”、“蟻民”一下子被承認為國家的主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走向共和,可以說是革命民主主義同君主專制主義的對立和鬥爭。這是一場生死搏鬥。不是說對歷史人物要“以他在中國近代歷史中起到的推動作用來評判”嗎?在慈禧當政下,“大清帝國”江河日下,成為社會前進的障礙。只有推翻他們的統治,民族才有希望,社會才能進步。當然,慈禧也好,袁世凱也好,為了維護和鞏固他們的統治,也做過一點兒在歷史上起積極作用的事情,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在總體上代表中國社會中的腐朽力量、是民族罪人的本質。 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同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想的並不是一回事,探尋的也是不同的出路。不管慈禧是否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慈祥”、“溫馨”、有“高雅情趣”,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總代表,她只能是共和的對立物。不管把袁世凱說得怎樣“開明”、“進步”,他在必要時可以拋棄清朝政府,但他追求的依然是君主專制,而不是民主共和。這裏用得著魯迅在《二心集》裏的一句話:“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象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 在清朝統治者眼裏,孫中山等革命者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亂的“叛賊”、“亂黨”。如果以為追求共和主義的革命者和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封建統治者都在為救中國“找出路”,一道“走向共和”,豈不荒唐?!要是那樣的話,革命豈不是多餘的?包括秋瑾、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等在內的先烈們的流血犧牲豈不毫無價值?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它帶來的直接後果至少有兩個: 第一,它使中國的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他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套。這以後,從北洋軍閥到南京政府,像走馬燈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登場,但始終不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辛亥革命在這裏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殺的,它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開闢了道路。 第二,它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獲得一次大解放。皇帝在過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如今都可以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打破?思想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洶湧澎湃的思想解放潮流就奔騰向前,不可阻擋了。儘管辛亥革命後,政治形勢還十分險惡,但人們已開始大膽地尋求新的救中國的出路,不久便迎來了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袁世凱在清王朝崩潰之局已成的情況下,表示“矢忠”共和,並且當了“民國總統”,但他的目的卻是為了借革命之手取清朝皇帝而代之。一旦他自以為站穩了腳跟,便立刻宣佈取消共和,恢復君主專制制度,自己做起皇帝來。但歷史不會倒轉,袁世凱的稱帝很快在全國人民反對下失敗了。革命所帶來的已經發生了的變化,任誰也無法再把它全部抹殺掉。 當然,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畢竟有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實在根深蒂固,並不是一兩次衝擊就能推倒的。辛亥革命沒有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孫中山期盼的“共和”受到挫折,人民的悲慘境遇依然如故。1921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未竟的事業,又向前邁進,領導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革命鬥爭,終於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響亮地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國。 由此可見,中國走向共和,走的是一條多麼艱難曲折的道路!但同時又是一條多麼值得中國人自豪的道路!
來源:《光明日報》